许礼平谈书画信札收藏：发潜阐幽 伸张正义

　　郑诗亮

　　编者按：香港翰墨轩总编辑许礼平先生的身份，总是难以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冠在他身上的头衔，有收藏家、金融家、投资家、编辑、作家等，足见他的兴趣之广、才力之大。而他的广交游、好记性也是出了名的，但凡与他见面餐叙，总是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完的掌故——一直以来，他对历史细节都抱有强烈的兴趣，而这种兴趣延伸至收藏领域，便是对历史文献的关注与搜求。他自承“最初收东西很随意，没有系统”，“后来集中火力在历史文献方面”。而他的收藏反过来也丰富了创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招隐士，举逸民”，“发潜阐幽，伸张迟来的正义”。听许先生讲述这一路的收藏故事，一方面艳羡他能够幸运地得到这么多前辈的指点与帮助、遇见这么多难得一见的书画文物，另一方面也不禁感慨，很多时候，一幅画、一张字、一封信，乃至一枚照片、一页档案，里面都隐藏着丰富的细节与历史的真相。

　　您大约是从何时开始接触收藏的？

　　许礼平：我在澳门出生长大，住在巴素打尔古街（海傍街）佛山轮船码头对面。离我家不远有一条关前街（澳门人称之为“烂鬼楼”），相当于北京的琉璃厂、香港的嚤啰街、九龙的鸭寮街，满街都是摆卖古董、旧货的，沿街两边有固定的店铺之外，还有许多每天下午才摆摊的流动摊贩。这条街周一至周六下午三四点至天黑前，人头涌动，非常热闹。我十来岁的时候就喜欢在“烂鬼楼”转来转去，寻检有趣的东西。那个时候没有钱，也不懂，只能捡些旧书，或什么破烂的东西。

　　我最喜欢去的一家店名叫“大石”，老板姓梁，个子魁梧，熟客和街坊都叫他做“大石”，或背后称为“大嚿石”（大块头）。我在这家店买过一册同治光绪间出版的《天路历程》，这是用广东话写的圣经故事，也买过一些旧日童蒙的《幼学训蒙诗》《高等论说精华》，还有赌博的书《断穷根》（此书无法看懂），还有一本“奇书”——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当时全国掀起批“黑修养”浪潮，所以此书相当有名。在大石见到这部名著，拿起问几多钱，答曰“五毫子”（五角），当年五毫可以吃一碗“中用”（云呑面，细用三毫，大用七毫），还买得起，于是捧回家“闭门读禁书”。现在这些儿时捡来的宝贝不知丢到哪里了。

　　我幼时喜欢画画。住宅对面是“平安码头”，再远处是“湾仔”，斜一点的是四号巴士总站，都是我不用出门的写生对象。差不多1966、1967年的时候，我开始跟关万里老师学写画，他说画画要题署钤印，关老师带我去关前街，就是去大石那里，正式介绍我认识大石，买一些酸枝小盒子，供存放图章之用，又买一些石章，后来关老师请林近先生为我刻名章。从这时开始，我与大石更熟络了。而我对书画的兴趣，也就慢慢引发起来了。

　　当时看过哪些名家画作，您还有印象吗？

　　许礼平：澳门地方细，那个时候想看名家画作原迹，十分艰难，要看印刷的名家的画册，也不容易。偶尔在《人民画报》上，看到刊印的齐白石、徐悲鸿、傅抱石的画，就十分开心，看完又看，爱不释手。当时澳门最繁华的新马路，有家新迁入的星光书店。我常到那里“打书钉”。当时星光也看不到有什么名家画集。有一天在星光见到人民日报出版的《黑白版画选》，被书里头众多版画吸引，遂掏钱买回家，时常翻阅欣赏。这本书后来借给一位朱姓朋友，也就像刘备借荆州，去如黄鹤了。五十年后，仍然惦挂此书。

　　当时在澳门要看原作，只懂得上木桥街关老师的家，才可以欣赏到。他家楼底很高，几乎可以作两层楼那么高，墙壁上挂满了画，记得有黄宾虹、高剑父之类的名家画作。我到关老师家中学画时，经常浏览墙壁上这些名画，到现在还有印象。

　　后来我到了香港，能够看到的东西就多了。香港的书画展览很多，澳门就没这个机会。记得初到香港时，去般咸道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看“画坛怪杰苏仁山”的展览，至今还记得有一件苏仁山水墨梅花，以浓墨没骨写花瓣，与平日所见双勾的大不一样，吸引着我的眼球。香港有个大会堂，好几层是图书馆，顶楼就是香港艺术馆（后来迁九龙尖沙咀），大概1970年，那里展出过一批齐白石书画，许多展品是当时日本驻港总领事须磨的藏品，这个展览在当时就引起轰动，我去看了好几次。

　　六七十年代香港大道中雪厂街交界有一古老大楼“中和行”，二楼有家集古斋，专门销售中国书画、古砚、古籍等，集古斋楼底很高，也是挂两层画，我时常去那里看书赏画。当时没有钱，画只能看，没想过去买。书也很贵，但偶尔还可帮衬，咬牙切齿买一两本。其实当时的画，说贵并不很贵。至今记得看过一张吴作人画的六尺整纸大熊猫，定价六百块，当年不知道可以打折。那时吴作人算是新派画家，没人当回事，受推崇的是任伯年、吴昌硕这些海派画家。因为香港的收藏家多为上海人。还记得吴昌硕一小片梅花立轴，定价三千元，是吴作人熊猫大轴定价五倍，当时这幅红梅已插有某医生订购的红签。我更加用神细看，因为买家一提货，就再也看不到了。

　　当时的书很贵，贵到什么程度呢？我记得七十年代初在中华书局海外办事处打工，月薪不足二百元。但买一册薄薄只有几页纸的珂罗版陈老莲《归去来辞》，就花了两百大元，是一个月的工资。解放后出版的更贵，一册《傅抱石关山月东北写生画册》，要五百大元。我没有那么多钱，是帮关万里老师买的。

　　七十年代，香港中环大道中35号，是商务印书馆门市部，入门口落楼下，设有古籍部，这里也有书画销售，而古籍系统的书画比较便宜，可能是因为卖剩下的都是冷门的书画，买家不多，有时候我也会到这里检一两件。例如来楚生的篆书对联、王献唐的梅花轴，都是几十元就能买到，在当时是比书籍便宜。再后来在中文大学打工，收入稍稍宽裕，在集古斋不再纯是欣赏，也开始买书画，我的收藏，也就慢慢开始了。

　　香港收藏界有什么对您影响比较大的前辈、专家吗？

　　许礼平：首先是汪孝博先生，我差不多1975、1976年认识他。他的专业是历史文献，也弄书画，常听他讲历史掌故。他的父亲汪兆镛本身收藏就很多。我从汪先生处得到一整批陈援庵先生写给他的论学手札，和一迭叶恭绰写给澳门杨敬安先生的手札（内容是讨论编印梁鼎芬遗著《节庵先生集》），还有《广东城残砖录》原拓本，异常珍贵。汪老晚年常说，打算据书画上的材料考证历史。后来他写了许多这方面的文章。

　　黄荫普先生对我影响也大。他是大藏书家，是香港商务印书馆顾问，我认识他时已不上班了，住在九龙尖沙咀漆咸道，他的“忆江南馆”收了不少书画、名人信札。他字“雨亭”，遇到古人书画有雨亭上款的他都收集。黄先生晚年转让了一些书画，他的整批藏札曾托集古斋觅买家，但许久无人问津。等我听到消息时，已为台湾藏家购去。听汪老（宗衍）说黄先生的藏画传给儿子，书法有些托汪老释出。我从汪老处只得到一两件黄先生旧藏，好像是沈曾植草书楹联。黄先生晚岁编印《广东文献书目知见录》，我在日本京都弄的《货币书目知见录》，就是参考黄先生《广东文献书目知见录》的体例。

　　等我到了香港中文大学工作，薪酬比中华书局丰厚些，经济上宽裕不少，从这时开始，陆续购藏书画文献。而这个时候，就有机会接触到有关专家学者了。

　　能请您谈谈都接触过哪些学者吗？之前读您《旧日风云》（一、二集），就对这方面的话题最感兴趣。

　　许礼平：我在中文大学工作的部门是中国文化研究所，里面有家文物馆，长年展览书画文物。从我办公室过去，十多步就到了，所以时常到文物馆参观。二楼是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郑德坤办公室。郑公是考古学家，又是收藏家，我时常到楼上与他见面，他待我如子侄。有一段时候，郑公几乎每天约我一起午饭、晚饭，而且都是他请。大陆很多学者来香港，都由中国文化研究所邀请、接待。比如启功先生、周祖谟先生、冯先铭先生、王世襄先生??来访客人一般比郑公年轻一些。许多时候，是我陪这些来访学者登楼探望郑公。

　　记得七十年代初文化研究所曾举办过一些书画研讨会，也出版专书。后来有些老辈学者来访时翻阅到这些书，很认真地指出，某件书画不灵光，某件如何如何，从中我学习了些鉴定知识。

　　八十年代初，启老来中大访问三个月，住在校内雅礼宾馆，星期五、六、日，则在我寓所住，方便照顾。在寒舍时间充裕一些，有时我搬出一些画册向老人家讨教。当时台湾故宫出版有明清扇面画册《惠风和畅》，上海博物馆也出版了上博藏的明清扇面画集。启老翻开画册，有时会评论真伪，教我鉴定知识。记得他指着画册里的一幅仇英说，这是“仇人”，不是仇英。我请教他，如何看出不是仇英画的呢？启老说，仇英用笔看似工细实则随意，很流畅潇洒的，这一幅太过雕琢，刻意求工，反显板滞。启老说，不是印出来的画集、收在博物馆里的东西，就都是对的，不能盲从迷信，凡事都要打个问号。当时我遇到书画，搞不明真伪，先拍张照片寄给启老，老人家怕信件太慢误事，就会打封电报给我，指示寄来的书画照片是假的，或是真的。等启老来香港，或我去北京见面时，就会细说为何是假的。

　　最早认识启老，是在1977、1978年左右，在广州参加第二届古文字会议。其实在这之前启老已经送了一张行书诗直幅给我。启老喜欢聊天，总有说不完的故事。我记得八十年代初某期《艺苑掇英》杂志封三，刊登一个说书人陶俑，一看那神态很像启老。那个时候启老住在北京小乘巷一个小房间，他自称“小乘客”。后来才搬入北师大红六楼。启老本来画画很有名，“反右”之后不画了。到晚年才再画。他访港住寒舍时，偶尔也画几笔。启老画竹较多，我请他画梅花，可把他难住了。第一张不成功，第二张画好，只是有点生涩，启老很客气地题款说“初习写梅”。不过回北京后，他画的梅花比谁都好，令我五体投地。启老在香港时，见到我出示七十年代初画的神仙鱼，尚未完成，不嫌我的笔墨稚嫩，竟然大笔一挥，补上水草，死鱼变活了，还题上八大用印语“可得神仙”。让我高兴。

　　启功《红梅》，1982年，101x52cm

　　“可得神仙”

　　八十年代初香港中文大学请他老人家来讲学三个月，我们每天都见面，刚才说到星期五晚就住在我家，周一送他回学校。当时二玄社印了不少台湾故宫藏的书画名迹，原大印的，乍看还以为是原作。我买了一张郭熙的《早春图》悬挂在家里，启老看啊看的，然后对我说：从前进故宫，每次都见到这幅画，心里嘀咕怎么还不换，没想到后来再也见不到了，都去了台湾。当时运输大件书画入大陆比较麻烦，有一回知道商务印书馆的陈万雄先生去北京，我就托他将这张画带给启老，送他老人家了。那时候买这样一张复制品，要我一个月的薪水——两千多块。

　　当时中国文化研究所请了不少学者过来，大陆来的学者很多是我的旧识，或是仰慕已久者。有时请他们挥毫，留下墨宝。如北京来的吕叔湘先生、黄药眠先生，等等。也有新加坡来的郑子瑜，日本京都来的小川环树先生等等。他们留下的墨宝，当时已觉得珍贵，今天再翻阅欣赏，更觉自己太幸运了。

　　吕叔湘行书录王国维《人间词话》

　　黄药眠行书普希金诗句

　　周祖谟书法

　　八十年代中，京沪来了好些名画家，在中文大学参加什么研讨会展览会，又在文物馆即席挥毫。记得吴冠中在文物馆地上写张大画，画得差不多时，急步跑上二楼往下审视，然后又冲下楼继续画。各位名家如黄胄、谢稚柳写画时的神态，各尽其妙，到今天还有印象。

　　这些收藏家里面，您和谁交往最多？

　　许礼平：最主要的是虚白斋主人刘作筹刘先生。他收藏的明清书画精品很多，我经常去文咸西街四海通银行里面的虚白斋，看他藏的书画。刘公又是美食家，经常请我吃地道的潮州菜。有时去三角码头附近那家“天发”，有时是德辅道中“环球”，都是当年潮州菜的名店。有时看画夜深了，他就唤四海通银行的伙记去“巷仔”（潮州美食小巷）买粿条（河粉）回银行吃，都是难忘的美食。八十年代我住在铜锣湾北角交界的兴发街。吃完晚饭刘公往往到我家坐、讲书画经。他的司机在我寓所楼下等，或到他走时再唤来接。每次都是我送他老人家上车。许多年之后，有一次他女儿告诉我，人家说她父亲有一个私生子。因为他的司机常常在他下班以后把他带到某大厦，很晚才出来，每次都是那个“后生仔”送他出来坐车。原来说的就是我。

　　八十年代中，上海博物馆沈之瑜馆长来香港，办青铜器展，我也把沈馆长带到刘先生虚白斋看书画，沈馆长惊讶刘先生藏有这许多明清书画精品，后来促成虚白斋藏品运到上海博物馆展览，哄动一时。

　　还有一位周锦荣先生。1969年就认识他了，他好像不用工作，整天泡在集古斋，我一去集古斋就能看见他在那里，此后我们常有接触。他喜欢谈天，会时不时打电话给我，收藏圈、书画圈中很多消息都是他告诉我的。他好几次和我谈到争夺简又文藏品的事。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有一大批简又文旧藏书画，主要是广东名家的作品，二苏（苏仁山、苏六朋）、二居（居巢、居廉）、三高（高剑父、高奇峰、高剑僧）为主。原本周先生很想要简又文这批书画，但没谈成。简先生转让整批收藏，是有他的想法的。后来是文物馆馆长屈志仁先生，找北山堂利荣森利公开了支票，才接收过来。这批简又文旧藏广东名家书画，为中大文物馆打下坚实的基础。利公的北山堂收藏名迹也不少，后来全部捐给中大文物馆。

　　简又文先生很有意思，他和我叔叔的岳父刘体智医生时有往来。我后来有缘认识他的儿子简幼文医生。去年简医生来香港，我跟他说，你父亲的藏品很好，但是收藏印太坏，那么大一方印，打在小小的扇面上。汪孝博先生为《名家翰墨》写过文章，批评藏家钤收藏印不讲究，就拿简又文藏品作坏典型举例。去年保利拍卖一批信札，我一看上面乱钤劣质藏印，佛头着粪，不买了。来上海开会，听上海博物馆的刘一闻先生说，谢稚柳谢老请他在自己作品上钤印，见他钤得不错，就让他帮忙在书作上钤印，过了好几年，才让他帮忙在画作上钤。可见谢老对钤印的重视。钤印是有很大学问的。

　　可否请您谈谈您本人的收藏，都有哪些您关注的方面？读过近两年来您关于书札收藏的演讲录，似乎您的兴趣集中在近现代名人手札墨迹上面？

　　许礼平：我最初收东西很随意，没有系统。后来集中火力在历史文献方面。前一阵子比较关注辛亥革命那一段，有缘收到许多同盟会人物的墨迹、照片、书籍，孙中山、黄兴、朱执信、宋教人、林文……等革命志士的墨迹要收，他们的对家——革命对象——宣统皇帝溥仪和其他亲贵、名臣的手迹也收。前几年，是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我和广东省博物馆合办了个 “气吞河岳——辛亥风云人物墨迹展”。参观的人很多，近代史专业的学者称许这个展览很充实。省博还编印展览图录。同一时期澳门博物馆（在大三巴那家）也搞了个孙中山与澳门的展览，我也借给他们若干孙中山相关的墨迹、照片、图书参加展览。在那两个展览之前，我办公室墙壁上悬挂的是孙中山的炭相，孙中山墨迹“博爱”（相马上款）匾额等，有来访客人看到这场面，还以为这里是国民党香港市党部呢。

　　这些孙中山文物摘下来借去展览之后，没有再挂出来，换了同盟会其他志士。现在悬挂的是一块陈其美写的匾“成仁取义”，上款是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宋教仁老友北一辉。这件文物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时，在此地苏富比(微博)拍卖会夺回来的。同一场还投得廖仲恺行书四条屏。当然都要付出高昂代价。这四条屏不敢长期悬挂，平日偶尔拿出来欣赏。

　　保皇党康梁一伙，我也一视同仁，也收藏他们的书画。当中比较特别的是去年收到的保皇党杀手梁铁君致康有为手札四通卷。梁铁君和康有为是同学，又是他的支持者。梁铁君奉派潜入北京，易名“吴道明”，在北京设置机关，开照相馆、开东洋车公司，又派人去日本学制炸弹，拟布置刺杀慈禧太后。但事败被杀。这几封信透露了他当时在京活动情况，是不可多得的文献。

　　梁铁君有个儿子梁藴侯（梁元），他的老婆就是章士钊太太的妹妹。1961年，章士钊据梁藴侯提供的材料，包括这手札卷，再走访当年经办此案的朱启钤，写了篇《吴道明案始末》，刊登在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八辑。前两年，北京匡时拍卖公司搞了个“孤桐遗珍专题”拍卖，这个手札长卷整卷陈列出来。我看了许久，当场拍了许多照片，回家仔细研究，觉得此卷文献价值极高，决定争夺，幸好有缘投到。

　　同盟会、保皇党之外，近一点的共产党志士、烈士的手迹，也是我搜集的对象。但这个范畴的文物很难遇到，所以一旦遇到，就尽力去收。这么多年，只收藏到一点点。其中有李大钊的手札，上款胡适之，内容是讨论《新青年》去广东办的问题。又有邓中夏的手札，邓是省港大罢工的领袖，是工人运动专家，存世手迹极稀，这通手札讲的是省港大罢工时期的人事安排。有一件邵飘萍为香港某杂志题辞“愿天下有情人终成了眷属”，和一封给杂志主编的信，信的署名是邵振青。

　　墨迹之外，照片也不可忽视。我的藏品中，有中共早期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的照片，也有被中共中央特科红队处死的叛徒顾顺章的照片，是上海清党前任工人纠察队时的照片，十分罕见。

　　我收藏的对象当中，有一个很奇怪的人物：廉泉（南湖）。他的夫人叫吴芝瑛，夫妇二人与朝廷重臣和革命党的关系都很好。秋瑾遇害之后，尸体就是他们收葬的，但是辛亥革命爆发后，力主镇压的亲贵良弼被革命党炸死，也是他们收葬的。

　　历史再往上推，甲午战争时期名人的手迹，如丁汝昌、邓世昌、左宝贵等人，也收了一些。丁汝昌的墨迹有几件，最有意思是黄海战争之后的电讯稿。日本人打到刘公岛大本营，这些东西成了他们的战利品，他们倒是很重视这些文献，都保留了下来，后来在北京嘉德拍卖，给我投得。甲午交战是清日双方，我们不能只收清朝名将而忽略敌人一方，所以日方的名人也收了不少，如日本联合舰队的司令官伊东佑亨，还有他的老师胜海舟，胜海舟是反对日本与中国为敌的。

　　金玉均行书条幅，128x28cm

　　李完用

　　还有朝鲜的历史名人，引发甲午战争的金玉均，他的手迹我也有幸收藏一件。还有一个投靠了日本、被朝鲜当作“国贼”的李完用——毛主席在延安时就说过，我们不要学李完用。他的手迹我也收了。这些很冷门的东西，只要有机会遇到，我就尽力去收。

　　我还喜欢收藏人物画像。过去未有照相机，人们的面容靠画家描绘而传世，既然关注近世史事，也就留心历史人物画像了。例如广东岭南画派的始祖居巢、居廉，居廉还有照片，再往上的，李秉绶、宋光宝、孟觐乙都没有照片，而人们也未见过他们的画像。我有件华冠画的雅集图卷，几十个人物画像，其中就有李秉绶等几位画家。人物画像、照片，我都很留心收集。

　　另外，我还有一个兴趣：收藏不以画名的历史名人的画作。晚清人物如李慈铭、曾纪泽，民国人物如熊希龄、汪大燮、杨度、陈立夫，中共人物如邓拓、康生等等，都收。例如陈立夫，他太太孙禄卿画画，有时见到某些作品是孙禄卿画、陈立夫题字。其实陈立夫偶然也画画的，但极罕见。从前见陈的儿子陈泽宠在台北信义路办公室挂有一件。前几年遇到一张陈立夫送给美国某外交官太太的画《鸡冠花》，一看是他本人的手笔，二话不说，立即就收了。

　　康生的作品流传得很少，而且他惯于反复修改，同一画作有好几个版本，例如他画荷花，稿本送了给谷牧收藏，后来又画了一张较满意的，加题首诗送给他老婆曹轶欧收藏。廿多年前北京翰海拍卖，遇到康生墨荷曹轶欧藏本，奋力争夺，终于收归我有。

　　此前您写到的不少人物，都利用到了您手头所藏文献，能否请您谈谈，您的收藏与写作之间存在着一种怎样的关系？尤其是，您说自己专好打捞不为人知或遭人遗忘的人与事，能否请您举例谈谈？

　　许礼平：从前我常听汪孝博先生说，他正忙着以书画里面的材料，写考证历史的文章。我也曾经问过叶嘉莹先生，说研究诗词的学者大都只关注刊印成书的诗词集，或是不同的刻本，你有没有关注那些没有收入集中、散落在外的诗人墨迹。她答没有。我自己对这方面是比较留意的，二十多年前，我代启老在拍卖场竞投的王闿运七律墨迹册，许多首没有入集子。此册争的人多，超过启老预算几倍，最终变成我的藏品了。这诗册对我们研究王闿运是很有帮助的。

　　三十多年前我收藏了唐绍仪赠田中的墨迹，廿年前又收到唐绍仪被杀的案发现场照片、当时报纸报导等资料，前几年又收了唐几件墨迹，一直关注他。近几年，看到一些公开发表的秘档，这些档案材料显示，当时孔祥熙的情报系统也好，日本人的情报系统也罢，都在关注唐绍仪的动向。唐没有离开上海，日本人一直拉拢他，老蒋很不放心，军统急委员长之所急，所以唐不得不死。近些年许多历史档案公开，如老蒋日记也公开了，这些史料虽然不一定准确，但有许多历史谜团，因而稍稍清晰。如果再遇到合适材料，准备写有关文字。

　　从前我说过我是冷摊残客，是专捡古旧破烂的玩家，不是什么藏家。我关注的是旧时事物，有时在拍卖场与人争夺心头好，付出高昂的“血拼”代价，但更多时候，只是以廉值捡拾人弃我取之“烂纸”。日积月累，也塞满寒斋。有时检出翻阅，碰到有趣的东西，便有要整理整理，写些什么的念头。拙文往往就是这样生产出来的。

　　您曾经说过，您的兴趣在于“再次整理原来的那些老东西”，关注的是“一些被历史遗忘的大师”，“招隐士，举逸民”，这方面的工作现在进行到什么程度了，能请您介绍一下吗？

　　许礼平：最近北京清华大学美术博物馆准备搞王国维文物展，跟我商借王氏文献参展，共襄盛举，以纪念这位令人敬仰的国学大师逝世九十周年。上个星期，找出拙藏王国维的文献若干，交与清华大学杜教授。重新检视这几件文献，引起要写篇有关王氏文字的念头。

　　先交待一下，我藏的王国维文物是哪里来的呢？最早的是七十年代末，在香港中环南华大厦集古斋觅得一把王氏小楷成扇，当时即视为宝贝，因为王氏墨迹极稀。八十年代重游日本京都访朋友书店时，书店老板土江澄男先生惠赐铃木豹轩（虎雄）保存的王国维文献给我，让我高兴得不得了。土江所赠几件文献，最珍贵的是王国维讣闻，还有挽诗谢启和帛金谢启各一，王氏遗嘱（石印本）连封套、王氏遗照、王氏手书邮柬等。

　　1927年6月2日（丁卯五月初三）王国维自沉颐和园昆明湖，了结其短暂的人生。八九十年来，王国维之死仍然为不同年代的学人谈论和关注。当年参加过王氏丧礼的人，恐已无存者。而王氏的讣闻，未见有人提及。国人习惯，这种不吉利的东西，大都毁弃不留，所以存世稀有。王氏讣闻八十年代曾呈饶宗颐翁细读一过，饶翁啧啧称奇，说可以写文章。但一搁又是三十年。去年参加上海图书馆“生前死后”展览和研讨会，展览有王国维墓志铭、纪念专号等，但没有这讣闻，会议中遇王氏曾孙王亮博士（王仲闻孙），谓也未曾见过，那么拙藏这讣闻，恐是人间孤本了。今年正巧是王国维逝世九十周年，近日拟据手边这些文献撰写王氏讣闻相关文字。

　　王国维死的时候，是清华学校研究院导师。清华有不少人物，是我所关注的。其中有位袁永熙，今天似乎不在人们视线中。袁是解放后清华大学第一任党委书记，陈布雷的女婿。陈布雷是老蒋文胆，但女儿和女婿却都是中共党员。袁永熙夫妻曾双双被捕。被捕除非牺牲，纵是坚贞不屈，活着出来也是“手尾长”（粤语，指麻烦缠身，难以了结干净）的。拙藏烂纸堆中，有一小叠有关袁氏的“交待材料”，材料显示，袁并未叛党，然而此后厄运总是缠绕着他。今年是他诞辰一百周年，恐怕无人理会。我总想据拙藏文献，写些什么，发潜阐幽，伸张迟来的正义。

　　忽然想到，拙藏一册清华校长梅贻琦的友朋到访册，其中一页，有叶公超、袁永熹夫妇到访后留名，时间是民国廿五年七月十一日。袁永熹是袁永熙的姐姐，叶公超是袁永熙的姐夫。袁被捕后，是叶保释出来的，他真的不知道袁是中共党员吗？叶公超赴台湾前，在广州爱群大厦与黄苗子碰面，向苗子表示自己想返回北平清华教书算了。当时解放军已经入城，返回清华岂不是“投共”？叶与小舅子袁永熙谈过这个敏感话题吗？抑或是袁永熙动员姐夫北上？叶向黄苗子透露北返念头，是请苗子搭线吗？这许多谜团，都像旧时月色般蒙蒙胧胧。或许将来遇到有关材料，才能清晰，才敢动笔。

　　我的观点，是让材料说话。所以平日颇为留心史料实物。当然，有许多事情是无法追查的，也不必执著，人生苦短，精力有限，能做多少算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