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奇人陈继儒收藏董其昌作品不计其数|董其昌|收藏|书法_新浪收藏

　　陈继儒，字仲醇，号眉工。少年既有才名，不到三十，即取儒生衣冠焚弃而自命隐士，绝意仕途。陈继儒并非浪得虚名之辈，他通儒、释、道。书、画、诗、文俱佳，又精书画，古玩鉴赏，可以说，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他无一不通，几乎就是一个博学多才的通人。

陈继儒（（1558~1639年）

　　出世入世，来去自如

　　陈继儒乃是明朝一大奇人，他一生隐居，标榜清流，20年不踏入城市，却又与世俗社会交往颇多，上自名官巨卿、文人学士，下至商贾贩夫、三教九流，乃至黄冠老衲、名妓才媛都和他有往来。

陈继儒《珍珠船四卷》

　　“隐”，一直是中国士人的一种不媚俗、独善其身的精神。隐居乡间的陈继儒专心读书著作，莳竹养花，品酒饮茶，焚香抚琴。假如互联网早发明五百年，一个明代人要发帖，在寻现成的心灵鸡汤、处世道理、警句格言时，十有八九会用陈继儒的。因为这位居住在上海松江佘山脚下的名士，写的文章很受人追捧。其代表作《小窗幽记》被誉为小品中的小品，清雅的文字、玲珑的语言、冷峻的格调和独到的见解，让当时人在混杂的世道和复杂的人事环境中，享受到一种清新淡定的生活气息与和谐氛围。

　　他的作品，甚至是朋友间往来书信、记载历代掌故的笔记，一经流出，人们便相互传抄，一读为幸。他也通过出版，有了丰富可靠的经济来源。著书有《太平清话》、《安得长者言》、《模世语》、《狂夫之言》、《妮古录》、《珍珠船》、《墨畦》等。

陈继儒著《小窗幽记》节选

　　但他并非仅仅是一个隐士，还是一个体恤民情的士人。在万历年间的中后期，苏州、松江一带常常发生水灾，他因此为之写有《救荒煮粥事宜》、《修桥梁道路条》、《上王相公救荒书》、《上徐中丞救荒书》、《复陶太守救荒书》等文章，呼吁明君体恤民情，赈灾救荒，并提出具体的办法。

　　和那些汲汲于功名利禄的所谓的“隐士”不同，陈继儒自焚衣弃儒后，就再也没有当官。据《明史》及一些史料笔记记载，他曾被朝中官员多次举荐，举荐他的人达十人之多，皇帝也曾下诏征用，他都逊谢不赴。董其昌在陈继儒妻子六十寿辰时写过一篇文章，很好地描绘了他的状态：

　　“余友陈徵君仲醇避俗逃虚，志在五岳，晚而买山东佘之麓，貯书万卷，游泳其中。经其门若无人，入其室，其人斯在，几与世相忘矣。非只忘世，迨亦忘家。…而自其山居后，乡城相距八十里，一岁不过再三归。儒人时以春秋上冢为留，憩山庄者数日，此外罕睹其面，与城市之人罕观仲醇者等。”（董其昌《寿陈徵君元配卫儒人六十叙》）。

　　陈继儒闭门谢客，连夫人也要借上坟的名义才能见面住上几日，可见“隐”得很呢！

　　至于陈继儒的为人，鲁迅在《隐士》一文中曾说：“隐士，历来算是一个美名，但有时也当做一个笑柄。最显著的，则有陈眉公的‘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的诗，至今也还有人提及。”鲁迅并没有明确表达观点，但语气里似有不屑。当然，陈继儒并非道貌岸然之辈。他标榜清流，好名，除了喜欢结交于达官贵人，并无什么恶名。何况他20年不踏入城市，至少在自律上，够得上是一个真隐士。而人们对他讥讽，说穿了，是有几分嫉妒的。

　　学识渊博，书画俱佳

　　陈继儒学识广博，诗文、书法、绘画均所擅长，并喜爱戏曲、小说。其书法学苏轼、米芾，对苏、米墨迹，最为喜爱，虽残碑断简，也必搜采，手自摹刻，成《晚香堂帖》及《来仪堂帖》。

陈继儒《七律诗》轴

　　所画山水，空远清逸，松江博物馆藏有《潇湘烟雨图》1幅。所画梅竹，点染精妙，名重当时。用水墨画梅，乃其首创，曾编《陈眉公梅花诗画册》，为后世所法。传世作品有《梅花》、《梅竹双清图》等（现藏故宫博物院）。

[明] 陈继儒《梅花册》西泠印社2013春拍成交价2898万元

　　另有《梅花图》8页（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书法传世作品有《行书半研斋诗》、《行书李白诗》等（现藏故宫博物院）。曾评批《西厢记》、《琵琶记》、《绣襦记》等。并善鼓琴，订正琴谱，名重一时。

《陈眉公书画册》陈继儒自书诗画

　　藏品丰富，种类颇多

　　陈继儒所藏碑石、法帖、古画、印章甚丰。在东佘山居内，树立的碑刻，有苏东坡《风雨竹碑》、米芾《甘露一品石碑》、黄山谷《此君轩碑》、朱熹《耕云钓月碑》等。得唐代颜真卿《朱巨川告身》真迹卷，遂将住处命名《宝颜堂》。他曾经这样描述藏家对藏品的感情：“嗜古者见古人书画，如见家谱，岂容更落他人手？见古人墟墓碑版，如见生垄间物，岂容更落樵采，不思呵护？”

　　2017年，西泠印社春拍中有一部宋拓《宝晋斋法帖》，为陈继儒旧藏。

《宝晋斋法帖》中陈继儒的题跋

《宝晋斋法帖》王泓绪题跋

　　由跋文而知，此帖旧为明嘉靖间礼部尚书华亭陆树声（1509~1605）家藏，后归陈继儒（征君），崇祯三年（1630）六月廿五日董其昌得观此帖并跋。此后数十载，此帖一直由陈氏族人保藏，清康熙乙丑（1685）秋，其弟携至京师索高价，王鸿绪（俨斋）见之于施维翰（清惠公）案头，因其乃“吾乡先达收藏墨宝”，遂购得并重装成册，“展玩数过，恍入晋人之室矣”。帖中又有“王兴谟”藏印，乃王图炯子，鸿绪孙，知此帖自明中叶流传近两百年来，未出松江华亭（今属上海）之域。

　　陈继儒收藏书画有倪云林《鸿雁柏舟图》、王蒙《阜斋图》、梅道人《竹筿图》、赵孟頫《高逸图》，以及同时代的文徵明、沈周、董其昌等人字画。印章收藏有苏东坡雪堂印、陈季常印等。他还摹刻《晚香堂苏帖》、《来仪堂米帖》，刻《宝颜堂秘笈》6集。

王藻《雪溪牧牛图》陈继儒旧藏

　　陈继儒的收藏中还包括一部分砚台，他曾在《妮古录》中提出：“文人之有砚，犹美人之有镜也，一生之中最相亲傍，故镜须秦汉，砚必唐宋”。此精辟论点一直为古砚鉴赏家所推崇。

董其昌赠陈继儒砚砚拓

[明]宝颜堂款绞泥紫砂砚台陈继儒旧藏

　　同时，陈继儒藏书颇富，广搜博采奇书逸册，或手自抄校。他曾说：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见已读书，如逢故人。对经、史、诸子、术伎、稗官与释、道等书，无不研习，博闻强识。又有“玩仙庐”、“来仪堂”等精于校雠之学，自称：凡得古书，校过即付抄，抄后复校，校后复刻，刻后复校，校后即印，印后再复校。

　　万历中，陈继儒曾延请一些穷老书生，寻章摘句，按部分类；而后摘取其中琐言僻事，所刻《宝颜堂秘籍》6集457卷，收书226种（又记为229种），多地方掌故、轶闻琐言、书画艺术、谱录等，其中多罕见秘籍，保存了明及明以前的小说杂记。

　　交好董其昌，所藏不计其数

　　但是，陈继儒收藏最多的，还是董其昌的作品。

陈继儒（左）与董其昌（右）像

　　提陈继儒，就不能不提他的好基友，董其昌。虽然陈继儒是隐士，却和董其昌齐名，也是同乡。一个在野，一个在朝，名动朝野，士人趋之若鹜。他们共同创立了绘画上的“南北宗”之说，流传至今，对后世的影响极大。

　　董其昌活了八十二岁，比陈继儒大三岁，万历十七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名气很大。而陈继儒只是一个普通的诸生，似乎被他的光环所遮蔽，其实陈继儒的人生和成就远比董其昌精彩，在晚明独树一帜，几无人及。

　　万历十三年（1585年），陈继儒与董其昌一同参加了应天府举行的科举考试，然而双双落败。第三次科举考试还没有考中举人，陈继儒大为愤怒。再加上时至晚明，十分动荡不安，社会中各种新思潮也在不断孕育激荡。年轻的陈继儒明白再走科考一途已无多大意义，在这样一个局势中自己即使有才能也难以施展。因此，他毅然下定决心“谢去青襟”，隐居山林，从此过着自己喜欢的生活，以保持自己的独立与平静。

　　万历十五年（1587年），陈继儒隐居小昆山，后移居东佘山，过着快意自适的归隐生活。在清静的环境，读天下书，写天下文，隐而不脱俗，为身隐心不隐，仍然针砭时弊，甚至一度成为“畅销书”作者，名声日隆，求见者不绝，所谓 “来见先生者，河下泊船数里”。在隐居的几十年中，或品评书画、或吟诗作赋、交朋结友，过着一种自得其乐的生活。

[明] 董其昌《东佘山居图卷》嘉德2008春拍成交价313.6万元

　　董其昌为其作《东佘山居图》，并题：“郗超每闻高士有隐居之兴，便为捐百万赀办买山具，予于仲醇以此赠之。”而与好友陈继儒放弃举业隐居的选择不同，董其昌屡败屡战，终于在万历十六年（1588年）中举，完成了从生员到举人的身份变化，打通了其鱼跃龙门通向进士登科的关键。

　　万历二十年（1592年）夏，董其昌在持节封楚藩的归途中触暑重病，陈继儒前来看望他，二人在夹室中相对赏画。当日，一同赏画的还有吴门画家孙枝，在他的建议下，董其昌把雅集情况诉诸笔端，清晰写道：“仲醇挟所藏王右军《月半帖》真迹、吴道子《观音变相图》、宋板《华严经》《古尊宿语录》示余夹室中。惟置一床相对而坐，了不蓄笔砚。”

　　为了方便二人相聚，董其昌在宅中更为陈继儒建造了“来仲楼”，他们时常登楼阅览书画终日不下。董其昌于书画裁鉴通明，凡有批驳真伪皆可悬笔立就，陈继儒往往与之相互切磋激扬。后来董氏所鉴由其门人张圣清掌录成编，亦名为《来仲楼随笔》。董其昌的随笔中，比较少提到与朋友一起鉴赏书画，但是陈继儒却勤于记录那些活动，尤其是与董其昌共赏的时光。在陈继儒的笔下，经常可以找到与董其昌相似的艺术观点，特别是品鉴书画的语言多有重合之处，这刚好可以为董其昌《容台集》做出补充和诠释。

董其昌致陈继儒信札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董其昌离京回老家赋闲，为了排遣郁闷心情，七月，他与陈继儒泛游春申之浦，“惟吾仲醇，壶殇对引，手著翰墨，固以胸吞具区，目瞠云汉矣。”两人一起游览之状，董其昌多次游后作画，一是记录两人游历的美景，另一个应是为了见证他们的友情。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董其昌持节赴长沙封吉藩朱翊銮。当时官船正在池州江中航行，董其昌突然挂念起陈继儒来，心想他最近的读书生涯不知如何了，于是，他给陈继儒绘了《小昆山舟中读书图》，湘楚风景令董其昌赏心悦目，他又另画了一幅画寄给陈继儒，画上题诗云：“随雁过衡岳，冲鸥下洞庭。何如不出户，手把离骚经。” 董其昌在诗中以雁、鸥与衡岳、洞庭的关系，描述了自己前往楚地的行程，但是想起正在书斋中手把《离骚》、吟咏赋诗的高士陈继儒，自己的奔波劳顿要远逊于他的性静情逸。第二年秋，董其昌回到松江已经十月，他又立即前往小昆山访问陈继儒，下榻在新筑的读书台，为其绘制了《婉娈草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