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
蒲松龄
司马迁
《史记》和《聊斋志异》，除了都是用文言文写作之外，其他似乎连八竿子都打不着。《史记》讲的是正儿八经的历史，《聊斋志异》讲的是不入经史的神怪，前者多是帝王圣贤，或者史上有名有姓的非凡人物，基本上有事实依据，至少不会刻意虚构；而后者讲的是名不见经传的落魄书生，花仙鬼狐，荒诞不可信。
然而，凡是文化，不能光看表面现象，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文学，表面上似乎互不相干，其实内里却有一条线索贯穿，《史记》和《聊斋志异》就是这么有着内里联系的两部书，甚至可以说前者是后者的源头。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刘黎平
神似：都是两本吐槽的书
中国古人著书写文，或是为了记载历史，以传后世；或者惩恶扬善，劝诫世人；或者吟咏性情，歌颂美好……凡是文字，总有一个动机，而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动机就是“孤愤”。有着非凡抱负的文化人，对于时代的发展，总是有着前瞻精神的，一时不合流，就不免产生孤独感、愤怒感，形诸文字，流传后世。例如屈原，愤而作《离骚》，《离骚》本身就有牢骚之意，吐槽之意；再如《水浒》，被评为一部“怒书”，当中充满正义之怒，善良之怒；而《红楼梦》也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其实就是一种“孤愤”。
《史记》就是一部“孤愤”之书，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此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在司马迁的眼里，从《周易》到《诗经》，都是发愤之作，后来到了唐朝的韩愈手里，就成了“不平则鸣”。秉着这个宗旨，司马迁写了《太史公书》，也就是《史记》，他说“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就是想把自己的发愤记录下来，保存起来，流传下去。
时代和个人认知的落差，形成了司马迁的“孤愤”。因此，《史记》是一本充满了情绪的奇书。
而《聊斋志异》，则是继承了自古以来圣贤著书的“孤愤”精神。蒲松龄的一生，表面上看起来是很平静的，他早年贫困，虽然才华横溢，但屡次参加科举考试总是不上榜，不过，因为他夫妻两个勤于生计，省吃俭用，加上有毕家扶持，蒲松龄晚年的时候家有些许良田和房屋，子孙满堂，其实还算幸福。当然，这并不妨碍蒲松龄对时代的深刻观察和独特领悟，他也有他的“孤愤”，加上常年功名不得，“随风荡堕，竟成藩溷之花”，自己好比落花随风飘荡，不幸坠在篱笆厕所卑微之地，有才不得其位，因此借狐仙花妖寄托自己诉说不得的情怀，因此写就《聊斋志异》这本孤愤之书，“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而且从“孤愤”来看，和《报任安书》“圣贤发愤之作”是完全有传承关系的，蒲松龄有意继承太史公的意图，极其明显。更明显的证据是，《史记》的点评主体是“太史公曰”，而《聊斋志异》的点评主体则是“异史氏曰”，以史家自许的动机跃然纸上。
当然，司马迁的发愤也好，蒲松龄的孤愤也好，并非一种对什么不满、处处埋怨的精神状态，它是一种充满建设性、拓展性的精神，其中包含了对美好事物和人性的赞美，对历史正能量的肯定，以及对时代的期许，而且这种赞美、肯定和期许是占主要位置的，否则的话，《史记》和《聊斋志异》也不会流传这么广，流传这么久，因为它契合了人们对于美好前景、美好心灵的预期和向往。
形似：将项羽的气魄用到一个落第书生身上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以记人为主要方式，一切材料、一切手法都围绕人物展开和布局。加上有司马迁的感情动机在里面，也就是有作者主观意思，这样就决定了《史记》也是一部文学作品，甚至是一部戏剧作品，类似于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哈姆雷特》等作品。
《史记》刻画人，用的是白描手法，扣住人物所处的特定环境及人物的个性、经历、言行的突出之点，用简洁的语言进行描写，没什么枝蔓，主要集中在言行和神情上。事实胜于雄辩，我们还是来看例子吧。诸如《万石君传》，写到汉朝的历史人物石奋，他是刘邦的好友，也是刘邦的臣子，为人极其谨慎，一旦行为上有什么小小的差错，就吓得诚惶诚恐，影响到一家人都如此，“书奏事，事下，建读之，曰：误书！‘马’者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有一回，石奋的长子石建上书奏事，结果发现马字的尾巴少了一根，如果皇帝谴责下来，就死定了。那种战战兢兢、小心惶恐的神态通过几句话就形象地表现了出来。
我们且拿《聊斋志异》里的一段来对照，《促织》里有这么一段，成名的儿子对父亲捉来的蟋蟀很好奇，忍不住打开玩耍，结果把用来上贡的蟋蟀弄死了，成名的妻子骂儿子耽误父亲的大事，灾祸临头了，“母闻之，面色灰死，大惊曰：业根，死期至矣！而翁归，自与汝复算耳！儿涕而去。”成名妻子和儿子因为弄死蟋蟀的惶恐惊惧，栩栩如生地呈现在眼前，尤其是那句“死期至矣”，和石建的“死矣”，其口气完全一样的，虽然人物身份不同，虚实不同，但是心情是一样的，性格是一样，气氛也是一样的。
再如《史记》里的《项羽本纪》，和《聊斋志异》里的《叶生》，就能看出两者的传承关系。项羽兵败垓下，带着残余人马突围而出，他想到自己半生功业，不由得悲愤地说：“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我项羽今天失败，不是因为不会打仗。寥寥一语，英雄末路的悲愤就很立体地突显出来。而蒲松龄直接将这句话用到《聊斋》人物的身上，在《叶生》里，主人公叶生聪明而好学，但总是屡试不第，在经历了诸多挫折之后，叶生悲愤地说：“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这完全就是项羽那句话的翻版，叶生虽然是一介书生而已，其悲愤却和项羽的英雄末路完全是一回事，这其实是蒲松龄借《史记》抒发自己的“孤愤”，借司马迁的笔写叶生，写自己。
再如《商三官》，写民女为父亲报仇，其铿锵凛然之风，完全是《刺客列传》的翻版。
可见，《聊斋志异》是以写史书的方法写神话，抒发的情怀跟司马迁是一致的。说司马迁是蒲松龄的写作指导老师，也不为过。
读《史记》和《聊斋志异》的正确姿势
任何民族的文化文学经典都是一脉相承的，前人的艺术手法、文学成就就保存在作品里，把作品读熟悉了，研究透了，古代圣贤的能量也就传播给我们了。虽然我们今天不写《史记》，也不是每个人都写《史记》，也不写《聊斋志异》，但是这两部书的写作精华，是可以运用到我们的写作实践当中去的。看上去似乎不搭边，内里却有很多可以吸收的营养。司马迁写项羽的笔法，蒲松龄写叶生的技巧，我们也可以用来写周边的人物，变成我们的写作本领。
读《史记》，读《聊斋志异》当如此，司马迁和蒲松龄都可以是我们的写作指导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