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大洋网-广州日报 文： 杨逸男
王津在修复室
王津在修复钟表在古钟表界，王津是耳聪目明的“福尔摩斯”，一副放大镜架上眼睛，就能从钟表里上千个繁复勾连的零件中找出关键的疑难所在，对症医治；他也是一位手艺魔术师，尘封了上百年的古老钟表，在他日复一日地打磨和调试中，重新演绎出令现代人震惊的视听戏法。他还有个更普通的称谓——钟表修复师，进“宫”一待就是四十年。《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片播出后，在网络的迅速传播下，王津也成了众人眼中温文尔雅的“故宫男神”。
但王津的心态没有变化，“喜欢就能干一辈子”。让他感叹的是网络的力量，“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关注传统手艺和文化”。近日，王津来到深圳故宫分院做讲座，广州日报记者采访了五十七岁的王津，听他讲述数十年如一日的“钟表人生”。
王津站在讲坛上侃侃而谈，从远处看仍能看到他眼角的道道皱纹，这正是钟表岁月在他脸上刻出的时间线。他的声音柔和平静，将四十年的钟表修复故事娓娓道来，只有展示视频中古钟表滴答的运转声提醒着时代的更迭。观众们也都被这肃穆的钟表声感染，除了啧啧赞叹，听不到多余的说话声。
“老平房”一待四十年
坐在陌生的镜头前，王津尚有些不自在，时不时地看着助理说话。但提起故宫，王津就来劲。“故宫的开放区域我基本都走遍了。”他稍稍扬起头，仿佛在比划，“从午门往西走，快到角楼那段城墙，已经开放了，但我还没有走过。”这段熟悉的道路，他已经走了四十一年。按他手中修复的时钟来算，已经转了近3万圈。
每让一只故宫古钟表转动，王津都要花费几个月甚至一年的工夫。每天8时左右，王津会推着那辆1985年产的凤凰牌老自行车来到钟表室，直到下午5时才下班。钟表室位于故宫“西三所”的文保科技部中。这里原是失宠嫔妃的冷宫，王津称为“老平房”。
60平方米的工作室里，师傅、学徒各占一角，“听不到说话声，基本没什么交流”。工作台上是精细拆卸的钟表零件，还有数件待修复的未拆钟表。王津手头的功夫就在滴滴答答声中打磨出来的。
从当学徒拿非文物练手，到能完整修复比较复杂的古钟表件，这一学习过程需要十年。现在，跟着王津的大徒弟亓浩楠，已待了14年。作为第三代修复师，王津已经修复了两三百多件古钟表。
王津笑着谈起一则趣事。“钟表馆前有一位志愿者在此工作了13年，我却是前些日子才第一次见到”。在常人难以想象般枯燥的工作室修复日常中，王津却品出了乐趣和新鲜。
花一年修“魔术人钟”
故宫所藏多为明末清初西洋进贡给皇宫的大型精美钟表，进贡钟表功能十分复杂，外形精美。宫内甚至成立了专门的“做钟处”，“有的从设计到最后成型甚至要花十几年时间”，王津介绍说。
而完整地修复一座故宫收藏的古钟表，各项工序加起来有时多达上百道。在为待修复钟表除尘清洗后，需要充分分析钟表结构、传动系统，再确定修补方案，一步步调试，最后组装成型。每一步都需拍照记录，就像“医院记录病人的伤情”。看见很破的钟表，王津就想赶紧修好。“就像治病一样，先抢救病危的。”
但他也有拿不准的时候，“不知道破损到什么程度，不拆开看不见”。四十年来，王津每年平均只能修复三四座大型钟表。而修复时间最长的是“魔术人钟”，一度让他这个“魔术师”也犯难，花了将近一年时间才“搞定”，“里面几乎都坏了”。
“魔术人钟”一共有七套传动装置，总共一千多个零件，包括走时、音乐、鸟叫、开门等。最复杂的是联动变魔术装置。“每一套都有独立的运转模式，并通过一个连接在时间上联动起来。门打开，魔术人开碗，出来什么球，什么情况下，碗打开，小鸟飞出来，都有顺序，错一个都不行。”
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王津一步步拆开零件，修复破损部件。最复杂的是调试，“看准了才敢下手”。有时候卡在某个步骤上，王津只好“在周边走走，急也急不出来”。
钟表室还有放置了十年的老钟表，“天天摆着看，不知道怎么下手”。修复了“魔术人钟”后，王津觉得日后再修，底气就足了。而在师父手上修过的“写字人钟”如今又面临新一轮修复，再过两年退休的王津觉得有些遗憾没能修复“写字人钟”，“每座都不一样，都有新鲜感，这个还没有修过”。
几代人的闹钟
王津的爷爷曾是故宫图书馆馆长，少年时期，王津就每个月往故宫里跑。1977年初中毕业后，王津也正式进入故宫工作。讲座上，有观众问起传统钟表的收藏价值，王津觉得有些“说不好”，他简单地比较了现代钟表和传统钟表在制作工艺、功能化、精准性上的区别。
王津讲到这儿又突然想到家里那个70岁的旧闹钟，他一下子兴致来了。“这个闹钟还是我爸上学时用的，就一个普通的小闹钟，只能看时间。70年前的一个闹钟，被我修好了继续在家里用。”王津意味深长地说，“可能没有什么市场价值，却有传承价值。”
虽然平日接触的是故宫最珍贵的钟表，王津在钟表选用上却没什么讲究。“有时候我出去给家人买块手表，觉得结实耐用就可以了。”他手腕上戴的手表掩在衬衫袖口中，不仔细看察觉不出来。一问，并不是什么大品牌，“还是七八年前第一次去瑞士，买的纪念品”。
王津的妻子也在故宫工作，如今王津的儿子也继承父业，成了颐和园的钟表修复师。两代人还在为中国的古钟表修复事业上紧发条继续工作。
其实我也爱热闹
《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纪录片播出后，王津因温文尔雅的形象一度被称为“故宫男神”。无论是讲座还是采访，他的站姿、坐姿都十分笔直，儒雅中透着几分匠人的韧劲、耐劲。相比过去四十年的默默无闻，被称“男神”之后王津的心态和生活方式上都没有变化，“唯一的变化是有人认识我了”。每场讲座后，不少年轻人都等着和他签名合影。而其实早在2011年，电视台就曾播出故宫钟表的纪录片，但这次的传播和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想。王津感叹，“网络还真是挺厉害”。
他还说起一件“挺厉害”的偶遇。“有次和家人去瑞士游览，碰到一个美国的小孩说，‘我见过你，你是演员’。”把王津逗得乐了。
滑冰和游泳是王津在故宫的两大“业余兴趣”。过去他跟着五六十岁的老师傅，师傅慈眉善目，却不爱说话，王津下班后就和文保科技部的其他年轻人四处转悠，夏天游泳，冬天滑冰，到周末王津都会去父母家一块吃饭。
几年前，他还和朋友一起去自驾游历了西藏。雪山前的王津，在宁静之外，似乎也有一颗“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心。他最喜欢的热闹是和年轻人待在一起。成为“网红”后，向他请求学艺的年轻人不少。钟表室在去年一下子加入了三位小年轻，小平房里的钟表修复事业正在“热闹”起来。
我们的新家
再过两年就要退休的王津，这几年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变化。今年6月，故宫的“文物医院”就要对公众开放了，“都是现代化设备，有专门的检测团队”。钟表组也搬进了100多平方米的工作室，“恒温恒湿，防尘、密封好，亮度大”。王津一口气说了几个“非常好”。
三个新来的徒弟，最小的不到三十岁，其中一位还是海外留学放弃拿绿卡回来的博士，王津对这些徒弟赞不绝口，“理论水平很高，能介绍国外钟表和博物馆的情况”。他希望明年还能再招一个。
跟这些年轻人交流，王津觉得“很开心”，但在功夫上，新进人员还是从钟表修复的基础功开始重新学，“三五年基本能达到中级水平”。
他对这个逐渐壮大的家庭十分照顾。在科室干部选拔中，王津推荐大徒弟亓浩楠为文保科技部副组长。他很清楚“未来需要这种高学历有能力的年轻人，这样钟表修复技艺才会有更好的发展”。
而王津在闲暇之余，也会了解国外的最新方法和技术，“对传统修复会有帮助的”。
从去年起，王津和亓浩楠还计划每年出一本钟表图册，“过去没有人做，去年我们出了英国钟表修复册，今年争取写出瑞士钟表”。临退休时，故宫还有三百多座钟表没有修完。退休后，王津将参加故宫返聘，择一事，爱一行，做一生。
对话
年轻人关注 我很高兴
广州日报：修复好的古钟表能够实现天天走时的功能吗？
王津：天天走时代价太大了。天天走时的话钟表肯定会有磨损，有些钟表两百多年了，发条老化，而且零件坏了不可修复，只能换新的，修来修去就几乎变成新的了。我们现在会做些小视频、照片等资料，不然下一代人可能就看不到了。
有些人提出仿制、复制演示品展示。但是复制十个、百个钟表的成本太高，有的大型钟表有一千几百个零件，调试、设计、制作都太难了。
广州日报：西方的钟表修复技艺和故宫有什么不同？我国在这方面的人才储备如何？
王津：其实技术都差不多，目前的修复还是得靠人力。英国有几千件钟表藏品，但八九成是怀表。故宫是大型钟表比较多，都收放在地上和地下库。好多人没见过，以为我们只有几百件藏品。
国际上收藏钟表的博物馆不多。有修复师的更少，像俄罗斯的修复组，有六七个人，最小的修复师年纪跟我差不多。大英博物馆，只有一个人负责维修钟表。每周上四天半班。他们更多的是做日常保养、清洗。我们现在有五个人，人才储备还是很不错的。
广州日报：四十年做一件事，会不会觉得枯燥？
王津：看到钟表活起来是很高兴的。有些钟表是孤品，有些钟表是一对，每一对都不一样，修起来挺有新鲜感的，谈不上枯燥。
广州日报：在工作室待了几十年，一下子受到很多关注，会不会有些不适应？
王津：一开始有点。纪录片拍摄以来，我陆陆续续适应了三年。讲座基本上在周末，没有影响正常工作。重要的是年轻人感兴趣。这些年轻人开始关注传统文化，去参观博物馆，有些人会带着孩子来参观，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
广州日报：你觉得现代社会的工匠精神应该是怎样的？
王津：还是要静心做，喜欢做这一行。现在的年轻人都有压力，但人的追求不一样。追求住别墅的，在这一行做也待不住。现在的人才流动大，心不在这的话我们也不会强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