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大收藏家
张伯英（1871-1949），字勺圃、一字少溥，谱名启让、别署云龙山民、榆庄老农，晚号东涯老人、老勺、勺叟。室名远山楼，小来禽馆。徐州铜山县人，中国近代著名书法家、收藏家、碑帖鉴定大家、诗人、学者。
张伯英天命在学不在政
张家是徐州望族，祖籍浙江绍兴。明嘉靖年间，张伯英十二世祖张棋过江渡淮，以徐州铜山县风水上好，遂家焉，自后子孙繁衍，遂成望族。张氏诗书继世，斯文一脉相承。张伯英的父亲张仁广（字溥原），纳赀为通判，居河南达30年，善词章，尤喜书法，手不释管。
清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二十四日，张伯英出生于江苏徐州铜山县三堡镇榆庄村，兄弟四人，分别是张伯英、张仲警、张叔庚、张季遵。因祖、父亲宦游在外，由母亲陈夫人持家，其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自奉俭约，法肃辞严，以全力支持诸子入学，日日督促，耳提面命。
张伯英与其叔张从仁（字云生）年龄相若，幼年时一同就读于萧县李辅中家之私塾，受业于徐忠清先生，与其子徐树铮（字又铮，民国大将，1919年以两个团的兵力收复外蒙古）为同窗好友，并得塾师张永传教导。
张伯英生有异禀，幼承庭训，读书成瘾，写字有癖，十岁时，临写颜鲁公《勤礼碑》已初具气象，深得长辈嘉许，弱冠时诗文、书法便已崭露头角。张伯英还曾受教于精擅书画的外叔祖陈逊齐，因而于丹青金石领域打下坚实基础。
光绪十三年（1887年），丙戌科探花、翰林院编修、金坛人冯煦应徐州知府桂履真（字中行）之聘，出任徐州云龙书院山长。伯英时年17岁，遂为冯煦入室弟子，颇得激赏，被誉为后起之秀。
1902年清廷补行“庚子辛丑恩科”考试，张伯英与张云生赴金陵应试，叔侄同科中举，传为佳话。是年，张氏叔侄为维持家计，开馆授徒，桂中行知府召伯英来彭城，假馆舍（徐州府学），常于槐下读书。张伯英后亦曾再学于江南水师学堂。
1911年，张伯英设馆于南京下关铁路局，与徐树铮同寓。张伯英曾南游广州，后复返南京，设馆数年。
张伯英书法1914年，段祺瑞任陆军部长，徐树铮为陆军部次长，遂聘张伯英为秘书。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段祺瑞为北洋政府临时执政，张伯英又受徐树铮推荐就任段祺瑞执政府秘书厅副秘书长。1925年，徐树铮遇刺身亡。徐世昌、张謇等人都为徐树铮送过挽联，主题大都是为国惜才，唯张伯英送的挽联直陈徐的巨大弱点，“孔文举（孔融）早慧非祥”。
公务之余，张伯英兼任徐树铮所办北平正志学校教习，教授国学及书法。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张伯英目睹官场的腐败黑暗，毅然引退，从此再不涉足政坛，开始了鬻字治印的书画金石生涯。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平津陷落，敌伪要人王克敏屡邀张伯英就任伪职，先生皆坚拒之。日本人又曾打算以2万银元（一说为10万银元）购买先生所收藏的王羲之《十七帖》，张伯英视若粪土，坚决拒绝。张伯英还屡次致书当时任徐州伪市长的叔父张云生，劝他莫做伪事。
1949年，张伯英在贫病中逝于北京，葬于北京香山。
清末民初书法四大家之一
张伯英一生酷爱书法，早年从颜体入手，再学魏碑，卓然成家，世称彭城书体。
张伯英书法张伯英以行楷最有成就，亦擅篆隶。他的书法不泥于古、不媚于今，富于创新精神。其楷书结构紧敛而不拘谨，字体规整端庄、方圆兼备，既宽博雄放又紧凑严密，内多劲力。行楷朴实秀逸，古拙自然。张伯英极擅书写碑志，数百字大楷不用划线，从头到尾一气呵成，而分行布白、范围大小莫不恰到好处。
关于其书法造诣，启功先生曾有中的之评曰：“点画沉着，使转雄强，楹联大字，如在便笺之上，殊不见有意用力处。始警勺翁于书艺之功，如熔铜铸鼎，只在指腕之间，而莫知其力如何运化至于斯境矣。”
当年张伯英每日临写龙门造像之精品，书写若干则札为一束，放置床下。家人建议出售，伯英坚称不可。后来北邙魏志出土愈多，精美又过于龙门，伯英又终日摹写。因其书碑之名远播，求写墓志者络绎不绝，市场上多有伯英所书墓志拓本。启功于厂肆得见，初以为乃新出土之物，见得款字，方知乃伯英所书，大为钦服， 不禁赞之曰：“可见北朝书家的八法之妙，已融于先生指间矣。”并拜其门下，得其真传，亦成一代大家。
张伯英所题匾额清末民初之际，张伯英与赵声伯并称南北二家，又与书法大家王书衡、傅增湘、华世奎、郑孝胥齐名。萧一山所著《清代通史》就是孙中山、蔡元培和张伯英题署书名的。至今，琉璃厂西大街“观复斋”、东大街“墨缘阁”的牌匾，皆为张伯英所书，依然高悬门前。天津巨商常子萱将张伯英所书《永宝斋》大匾携往台湾，至今仍存。
老夫于古缘犹未为浅也
因为书法，所以碑帖。张伯英是民国期间举足轻重的碑帖收藏家，其收藏来源广，经手数量多、珍品多，且善于将所经手碑帖予以著录。他一生以“老夫于古缘犹未为浅也”自况，对碑帖的宝爱和收藏从幼年开始至老未变。
张伯英之所以自小就对碑帖产生兴趣，与其家风有关。张伯英父辈即喜欢碑帖，并时常收购有珍贵的版本。张伯英在《帖平·平远山房法帖》记述：“予十二岁（当为一八八二年），先君归自汴（河南开封），行笈中册页一开是潘曾莹、张之万题松雪（赵孟頫）汲黯传者，不知何以散出。张跋有“吾乡李氏平远山房石刻”云云。”
《萧憺碑·萧秀碑阴》是张伯英十八岁时的收藏，乃是以五银饼购于碑铺当中：“光绪己丑（一八八九），先府君携予同族兄维周、族侄慈阴应江宁省试。试竣，偕兄、侄游状元境，于碑铺中见此，爱不忍释，需银五饼，与兄、侄各假其一乃收之。先府君笑曰：“汝嗜此无用物，乃累及同游乎？”往事如在目前，予今已六十（己丑年十九，是冬娶妇）。”
在担任公职期间，张伯英留意搜集大量碑帖善本，为以后的碑帖考证和研究积累了实物基础。此时，为了挽救善本不至流失，他不惜重金，竭尽全力搜罗大量珍贵碑刻拓本。如后来捐献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保存的《牛耕图》和《纺织图》，是现存极为稀少的能够反映汉代男耕女织农业社会的实物图像资料。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纺织画像石”（资料图）
牛耕图拓片（资料图）慧眼能识书圣二帖
清末民初，世值动乱，国之宝物流于民间、厂肆甚多，张伯英则极力购藏保护之。最为世人所称道的是张伯英先生当年购藏王羲之的《此事帖》和《十七帖》。
王羲之 此事帖 （资料图）释文：昨□有此事。以与卿共事，每念不以法。然欲不可长。
摹本，纸本。3行，20字。王羲之，草书。铜山张伯英藏。
《此事帖》三行二十字，曾刻入《郁冈斋帖》和《经训堂帖》等，钤有金章宗“明昌御览”等数印及黄庭坚、黄伯思诸家的观款，明吴宽题跋：“右军此帖所存仅二十字，亦盖尝入金源御府，章宗数印犹灿然楮墨间，签题亦其手笔，信可宝也。”明陈绎也说：“右军《此事帖》三行，笔如游龙，所谓笔书也。”
书圣王羲之的书法， 自唐之后，片纸只字无存，我们也只有从唐人的摹刻勾填中去领略他书法的风采了，这件《此事帖》是唐代的摹本，舒展大方，行笔流便，雍容酣畅，欹侧萧散，真瑰宝也。
《十七帖》更是宝中之宝。王羲之书法的代表作，历来推《兰亭序》《集字圣教序》和《十七帖》。《十七帖》集王羲之尺牍二十九种，多为致蜀地益州刺史周抚者，源远且正，为王书中最为可信者，其书法精绝，历来奉为草书圭臬，是各代习写草书的范本。唐代的张彦远、宋代的黄伯思都把《十七帖》称之为“逸少书中之龙”。
王羲之 十七帖局部 （资料图）释文：十七日先书郗司马未去 即日得足下书为慰先书以 具示复数字 吾前东粗足作佳观吾 为逸民之怀久矣足下何以 等（方）复及此似梦中语耶
《十七帖》历来刻本甚多，不下百种，张伯英所得原藏内府，民国六年（1917年）流出，张伯英慧眼识宝，购之于北京隆福寺书肆。此帖末载跋语“付直弘文馆，臣解无畏勒充馆本，臣褚遂良校无失”二十字，跋语上方大书一个“敕”字，此乃唐太宗从王书尺牍选取优者，宸笔助学，颁布天下而写的，由此更可知《十七帖》之珍。
启功先生感慨地说：“如此枣本初拓，不遇勺翁真鉴，山阴面目，遂归湮没，如此胜缘宁不当大书特书哉。”张伯英的父亲张仁广也颇具鉴赏力，他到北京见到此帖后，大为赏爱，日夕展玩，遂作赞语，亦深有见地。
张伯英在得到《十七帖》后的七年，又收到清代名家包世臣《十七帖疏证》的手稿，遂于1927年将逸少二帖附倦翁手稿结集，于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书名《右军书范》，将两件国宝呈于世人。
张伯英《右军书范》（资料图）
张伯英《右军书范》跋文1926年5月27日，张伯英先生一家搬进了什刹海畔的“东涯老屋”，因其位置在银锭桥之西，又有“桥西草堂”的别名，即烟袋斜街北官坊口十三号（新门牌29号），书斋号为“小来禽馆。”明代著名书法家邢侗，精于识帖，辑有《来禽馆帖》10卷。伯英曾得王羲之《十七帖》，帖中有“来禽”等语，又追慕邢侗，故称小来禽馆。后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刊行《宋拓王羲之十七帖》，即为张伯英所珍藏者，卷首有“铜山张氏小来禽馆”印钤。
黄宾虹《东涯老屋图》张伯英能于民间得识书圣二帖，偶然的原因不无存在，但决定的因素是其学识和鉴赏能力。启功先生在《张伯英书法集》的序言中就说：“物聚所好，前贤早有明言，法书名拓，每聚于勺翁门下，实由识力所及，因缘又其次也。”
予收石墨必欲无上之品
张伯英收藏碑帖的主要目是为了学习和研究，而不是据为己有。他一贯看重碑帖的文献价值和书法价值，对于或独有书法价值、或独有文献价值的碑帖往往予以收藏，这也体现了他独特的收藏态度。
张伯英收藏碑帖的标准比较高，他在 《庚午消夏录·曹景完碑》里说：“予收石墨必欲无上之品，于普通者不复措意。故其价直亦大悬殊，几不可以道里计也。”这表示了他对于收藏的一贯态度。然而，面对自己心仪并且不易多得的苏东坡时却又会另当别论。《庚午消夏录·东坡诗刻》云：“坡公墨迹不复可得，予每见石刻必收之，不问其佳劣，冀有善本可遇耳。”
张伯英主要收藏历代名家碑帖，除了苏东坡外，他最喜欢的还有明之董其昌、清之刘墉，对这类藏品也是倍加珍爱。
张伯英还看重碑帖的刻工如何，《说帖·经训堂法帖十二卷·镇洋毕氏本》云：“刻帖之要，一在选取之精，一在摹勒之善，刻手不良则神采顿失。”《说帖·快雪堂法书五卷·涿州冯氏本》云：“重摹古刻不详其所自出，致观者无由取证，明刻书帖大率如是，不能专责快雪也。”可见，刻工如何也是他常常关心的一个方面。为此，张氏在鉴定、收藏碑帖时每每留心刻工生平，这与以往鉴藏家视刻工为工匠而忽略的态度有所不同。张伯英将刻工技艺看做是墨迹到碑帖转换过程中最难、最关键的地方，因此，他才会时时留心刻工技艺，将其放在仅次于书法创作的地位看待。
张伯英书法张伯英也常常将自己喜欢的已经收藏的碑帖卖出，自称“易米”（换钱买粮食）。
关于“易米”的记述，《碑帖题跋·洛神赋（残本）》中云：“玉版入清内府，浙中多翻刻，其精者可乱真。余蓄张笠城、毛意香两本，各有题识，于百年前已称稀有，今悉以易米。壬戌中秋云龙山民伯英。”《庚午消夏录·郑固残碑》云：“予斋汉碑精本如《史晨》《孔宙》《礼器》皆绝无仅有，先后易米，时劳梦想。今佳本不复见，见亦无力收，惟残破不直钱者遇之购取一二，用慰老眼，是书生结习也。此《郑固碑》尚是稍旧本，为鼠所啮，更是藏碑家所不愿。”
此类记述多处可见，皆可证明张伯英所经手碑帖藏品很多，也常常将其卖掉以供生活之需。1933年，张伯英先生在一份卖字的润格上写道：“鬻字为生无伸纸余地。衰贫交至，经营补屋吁其艰矣。”可怜的是直到1949年他去世，这盖一间仅容伸纸的小书房的愿望也没能实现。
张伯英碑帖收藏是以一传统文人的雅好和研习为目的，不管是购买、交换，还是接受祖辈留存、与朋友交换，都有强烈的情感在其间。
张伯英《碑帖论稿》碑帖之冠，辨书帖真伪无所失
张伯英博学好古，尤其于书法、金石、字帖的赏鉴造诣极深，在鉴赏和收藏界享有极高声望，名贯京师，时称“碑帖之冠”。他辨析真赝百不爽一，素为学者所推崇。自谓“平生无他技，惟承家训，辨书帖真伪无所失。”
翁方纲、张廷济是赫赫有名的大收藏家和鉴赏家，在碑帖鉴定上卓有成就，为世人所公认。张伯英在跋《黄庭十三行合装本》时却说：“……鉴帖不能专凭纸墨，仿宋精拓可以乱真者众矣。先辈翁苏斋、张叔未均称具眼，其误以近刻为宋拓，翻本为原石者不一而足。吾于鉴帖必旁征博考，不以名流题跋为重。徐森玉谓予藏物无一伪，盖不以耳代目也。”
张伯英在《说帖》中提出了《三希堂法帖》的诸多伪迹之后说：“今非有意指摘先民，考古当实事求是，不容稍牵就，故为一一指出以祛观者之惑。”这是一个真正学者的严谨态度。
张伯英在审定《清芬阁米帖》中米芾作品时说了一个故事：“予审定此帖，某君曰：“子岂亲见米老秉笔，而悬断其真伪，自谓无失，于何证之？”予曰：“今有一人着我之冠服，学我举止言笑，持我名剌诣君，君便以为我耶？”闻者大笑。书不同，如其面，形貌虽可摹仿，其性情骨格各禀天资，丝毫莫可假借。予于古书真伪未必尽识，若苏、黄、米三家不论墨迹石刻，一见可以断定，正如日与其人相处，冒名顶替，无所施其技，欲掩饰不得也。”
1935年元月，张伯英应邀参加《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法帖提要》的编著，时年65岁。此为继清末魏源到章太炎时代的第二次大规模的续修，直到1938年5月完稿，耗时三年余。 《法帖提要》，其书共七卷，洋洋百数十万言，仿四库提要之例，列举自宋至清帖刻512种，穷源别流，析论优劣，为我国当代书法碑帖学界权威名著。
张伯英是继宋金石学家赵明诚和清大学士翁方纲之后的又一“金石”巨匠，在延续着清乾嘉学派遗风的同时，也使他成就了纵观古今的书学评论大家的地位，他晚年所著《法帖提要》和《阅帖杂咏》对后世影响深远，启功先生在碑帖上的考证与鉴定文献依据也主要遵从于此两部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