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黄辉
95岁高龄的画家黄永玉深居简出,甚少参加社会活动,溽暑之日,他不辞辛劳,携家人亲临“往事丹青——陈岩和陈岩的朋友们”艺术文献展。年届76的陈岩远远相迎,高兴、感动至极,两位耄耋老人相谈甚欢,半个多世纪的往事、交情、人世沧桑历历在目。
在当代艺术聚集的798艺术区,对于到此的年轻人而言,在看到这个展览名字之后,第一疑问就是,陈岩是谁?他做了什么?陈岩和他的朋友们有什么故事?
陈岩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进入文物商店的学徒,从1962年开始学习书画鉴定和收购,半个多世纪的琉璃厂生活,他亲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文革”时期及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文物艺术界的几个重要发展时期。
1988年,陈岩被北京文物局借调,协助黄胄组建炎黄艺术馆。1988年12月,北京市鉴定委员会成立,他被聘为鉴定委员会书画组委员。1999年,全国政协成立50周年,陈岩主持了《近代国画名家》大型画册编撰工作。
“像陈岩老先生这样的人物,就是今天幸存的‘活文物’。”展览举办机构大千当代艺术中心负责人高小棋如是说,举办此展的意义就是让我们今天重新认识、评价这一代人对文物艺术品保护、推动近现代及当代书画市场发展的历史价值和所作的贡献,“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价值和意义将越来越凸显。”
陈岩第一次亲见黄永玉,还是1974年在影响巨大的中国美术馆“黑画事件”。陈岩曾如此描绘第一次见到50多岁的黄永玉的印象:个子不很高,脑袋圆圆的,眼睛圆圆的,长了一副猴像,此相既有才,也有财。日渐相熟,陈岩开始钦佩黄永玉身上那股子“洋气”:穿着打扮讲究,尤其是那分秒不离的烟斗。
黄永玉则称陈岩是一位“活到当今的六朝人”。在他眼中,陈岩“一不求名,二不求利”,是一个对自己事业懒散,对朋友积极,浑身本领的人。陈岩一辈子忙忙碌碌,黄永玉比喻他就像握着自家锄头,在别人的地里猛锄猛挖。读过的书,独特的眼光,难得的文物经历,使陈岩成为一位既有趣又有价值的人物。
在当年陈岩“倒大霉”,被人诬陷账目不清,被隔离调查之时,调查工作人员找到黄永玉,黄永玉毫不客气地直言,“陈岩这号儿人像不像个贪污犯,你们还不明白?”说到激愤时,甚至不忘警告,“哪一个搞歪门邪道,迟早不得好死!你们也别惹我,再上我的门,我揍扁你……”
1“一问一答,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
陈岩原籍河北清苑县,自幼随父母来到北京,家住西琉璃厂北柳巷。陈岩中学时的美术老师是齐白石的学生,他那时就喜欢画,每天上下学都要路过西琉璃厂的荣宝斋,时不时的进去看看画。
陈岩曾见一幅《踏雪寻梅》,让他印象深刻,在白雪皑皑的背景下,身披大红斗篷的少女,站立在盛开的梅花和积雪的翠竹间,分外夺目。
解放前的琉璃厂,就是一个文物集散地。日本的商人、英法联军的军人、国内外各种势力的买办都集中在这里,都是为了我国的宝贵文物而来。王公贵胄家里的珍宝、敦煌石窟盗窃的文物、西太后陵被盗宝贝,都在琉璃厂销售,非常活跃。
在《鲁迅日记》中,就记载了鲁迅居住北京的14年,前往琉璃厂480多次,采买图书、碑帖3800多册。每年岁首一年一度的厂甸庙会,更是让他在这里的书摊画肆流连忘返。
民国时期,北京的文人把“听戏、吃小馆、逛琉璃厂”当作生活的三大乐趣。由元明清三代烧制琉璃瓦的窑厂发展而来的古玩集散市场,流水环绕,厂前多空地,景色宜人。出现古玩铺之后,一家一户,前店后院,谁大谁小,自由发展。
解放后,文物倒卖被禁,文物市场一派萧条,琉璃厂各家古玩铺大都改行,卖菜、卖肉、卖茶叶,各种小店都有。
1962年高中毕业后,尚显懵懂的陈岩被北京市文化局录取。一位面试人员问,“你喜欢什么?”“我喜欢画。”这简单的一问一答,陈岩就被分配到北京市文物商店,开启了文物经营的学徒生涯,也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
进入文物商店,陈岩开始学习书画鉴定和收购。在文物商店近20年的经历,与各层人物建立的关系,都使陈岩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抓住了机遇。从普通学徒一直做到文物商店宝古斋经理,他的人生与琉璃厂一起上演着传奇,转眼50余载。
旧时的琉璃厂,被誉为文物鉴定界的“黄埔军校”,这里人才济济:碑帖专家张彦生、陶瓷鉴定家黄静涵、青铜鉴定家程长新,后来进入故宫的书画专家王一平、鉴定家刘九庵,以及健在的“国宝级”陶瓷鉴定家耿宝昌……
陈岩初做学徒的地方叫悦雅堂,当时店里有四位师傅:明清书画及宋元明清陶瓷鉴定专家徐震伯、书画碑帖鉴定专家谢子陶、瓷器杂项鉴定专家曹文铎和明清官窑鉴定专家赵嘉章。
学徒时期,第一件让他深受激励的事是收购杨彭年制《河洛图盘》。那时的陈岩,刚刚在门市上班没几天,一位卖家拿着一个紫砂茶盘到店里,曹师傅看了东西后,若无其事地对卖家说什么盘子口已染了墨圈,还提醒说这种东西卒瓦就卒瓦了,分文不值。卖家动心,十几元钱就卖了。
转身,曹文铎师傅让陈岩将紫砂盘送进故宫,最终确定是清代制壶大家杨彭年之作,他对后世紫砂制作影响颇大。那件《河洛图盘》的拓片图片,陈岩保持至今。“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旁观古董买卖全过程,印象深刻,且暗自决定要好好干。”
陈岩补充,必须解释一下,成立文物商店后,为了不使到手的重要文物重新流失,价格按照当时交易情况而定,如果须要补价,那事后一定按出让者的户口上门补价。
还有一件事也让作为学徒的陈岩印象深刻:时任南京航空航天学院的校长邓永清热衷书画收藏,常到文物商店门市看画,一呆就是半天。
有一次,他左看右看,相中了一幅“清四王”之一王鉴的巨幅山水画,标价40元,这当然是仿制品价格。邓永清让陈岩给他拿出来,单独留一留,他再考虑考虑,要的话,就明天送钱来取。
邓永清一走,陈岩生疑:他看这么久,又懂画,这幅王鉴的山水是不是标错了,应该是真的?于是他向负责人说了,负责人让他第二天送到故宫请徐邦达先生过目。就这样,陈岩第一次见到徐先生,印象中,那时的徐先生整个人单薄得就像一个皮影似的。
陈岩说明来由,当时已70多岁的徐邦达接过画,打开头,看到落款,立刻讲:“真的!”,再往下看,徐先生欣喜异常,称此作,“不但真,还是代表作。”随之表达故宫有收购意愿,出价800元,超过标价20倍。
在当时,国家开始重视文物,对琉璃厂进行整顿。“我们的任务很明确,就是针对民间流散文物,用商业手段‘抢救’文物。”文物商店并非普通的商店,是事业单位,做的也不是买卖,是“抢救”。甚至“北京市文物商店”几个字也是郭沫若题写的。
陈岩提到,当时规定,从民间收到的重要文物,首先供应给故宫博物院,再给七大部博物馆和外地博物馆,其次是各个研究单位,另一部分则是提供给书画爱好者。
够不到国有机构收藏级别的文物,就放在“内柜”,形成特殊的内柜制度:十三级以上的官员,允许进入内柜,随便看、随便挑、随便拿,登记就行。拿走可以先不付钱,要购买就付钱,不要再送回来。当时能进入内柜的,无非一些领导身边的“高干”,其中让陈岩印象深刻的是毛主席身边的几大秘书:田家英、陈伯达、康生等人。
田家英爱好收集书法名家的作品,特别是清代文人学者的墨迹,为其《清代通史》收集一手材料,从解放初到他被迫害致死的1966年,陆续收集了1500多件。“陈伯达也是才子,他不太张口买,最抠门的就是他,借人家的看”。
陈岩表示,在当时,他们有几大收藏条件:第一,他们懂;第二,他们有经济实力。比如田家英,一月工资加稿费,收入200多元,在当时算是高收入人群,郑板桥的巨幅中堂在当时的价格才100多元。
陈岩认为,“所谓收藏,就有研究、有偏重、成系列地收入,心理坦然,就是喜欢,可遇不可求,和钱多少没关系。”
2、“孰是孰非,很难搞清楚”
1963年底,国家对文物事业更为重视。自1962年北京市文化局招收了陈岩等5位学员后,第二年又招了20名新学员,史无前例地成立了全国文物鉴定训练班,陈岩等5位成为训练班的第一批学员。
训练班师资雄厚,聚集业界精英:启功、徐邦达、张安治、郭味蕖、刘凌沧、孙会元、傅大卣、常静函、黄静涵、徐震伯……他们不是著名书画家,就是鉴定行业的权威。鉴定课程中几乎涵盖了文物的各个品类:书画、陶瓷、碑帖、铜器、玉器等。
1981年,全国文物商店从各地文物商店选调出十余名书画鉴定人员,再次组织全国书画鉴定提高班。提高班当时的授课老师也是阵容强大,包括启功、谢稚柳、徐邦达、张慈生、刘光启、刘九庵……
两次培训班的老师亲授学生、事必躬亲,理论加实践,让陈岩从更广泛、更深入的层面学习鉴定,受益匪浅。“这么多重量级专家、学者培养我们,使我在这个行业度过这几十年,回忆起来都很光彩,很充实。”
陈岩印象中的启功,总是笑眯眯的,见到谁都规规矩矩轻轻弯腰鞠躬,和蔼极了。在文物鉴定训练班的第一堂课就是启功先生讲,他打扮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一大早就坐人力车到了。陈岩回忆,在上课时,启先生总爱时不时地用双手往上拽裤子。“这个印象太深了。”
而那时的徐邦达,身子单薄,经常提着个兜,走起路来前后一晃一晃的,真让人担心一阵风吹来会把他给刮跑了。尽管如此,他一讲课就是半天。
徐邦达先生深入地研究“清初四王”,将其所学倾囊相授。比如,徐先生讲,代笔的问题,董其昌最多代笔人,后经过实物检测,都得到证实。
徐邦达和启功的授课,让陈岩铭记了鉴定的几个重要方面:一,了解各类文物发展史;二,了解断代;三,明辨个体特征和时代特征;四,辨别造假手段。
在课堂上,老师们不仅深入讲解理论,还以诸多实际经验入手,进行分析。
张大千以仿造石涛、石溪这些大名家作品出名,跟随其的裱画师傅刘少侯也是其造假的得力助手。凡是张大千仿制的宋元、石涛的假画,旧裱工都出自他之手。
溥心畲在西山碧云寺牡丹园养了一帮画家,出了一条“流水线”,专画他自己的画,有的勾轮廓,有的设色,有的添墨,最后落上溥心畲自己的款,盖章。
徐邦达、刘九庵都认为,“扬州八怪”中的金农根本不会画画,流传于世的金农作品都是他的学生、也是“扬州八怪”的罗聘代笔。对此说法的证据至今还保存在故宫博物院,在金农写给罗聘的书札中,这样写道:“师借门生画得钱,门生画亦借师传。两相互换成知己,被尔相瞒有十年。”
陈岩清楚记得徐邦达和启功先生就一件董其昌作品的真伪各执一词。这是一幅董其昌的山水画,上有画家本人的大段题跋,大意是说这张仿黄公望的山水画,没有画完就搁起来了,过了三十年,有了空闲,才将作品画完。对于这张前后经历几十年的画作,徐邦达认为,此作“不但是真的,而且很有研究价值”。
然而,启功先生看了这幅董其昌山水作品后,认为是假的,有两个地方露了马脚:一是不应该在画的上方正中央题词,只有皇帝才有资格在那里题跋盖印;另一个地方是董其昌题跋中的“至癸亥岁”中的“岁”字错了,大书法家把这个字写错,是不能原谅的。
然而,没过多久,刘九庵先生带来故宫馆藏书札上课,一件件给大家展开看,当翻看到董其昌写给亲家王鉴的书札时,一位同学突然发现,年款中的“岁”字和之前山水画中的“岁”字一样,也写错了。
陈岩感叹,“即便在权威中,对待同一件书画,也有不同的看法,孰是孰非,很难搞清楚。”
3、“琉璃厂赋予我一身本事和受用一辈子的人生经历”
1977年,陈岩提出尽早恢复“新画”征集业务,倡议文物商店举办了“文革”后第一次近现代国画展。在那个年代,这是开风气之先,也是“顶着雷”做事,即便文物商店的老员工,在画展正式开幕之前,也是胆战心惊。陈岩笑言:“那会儿初出茅庐,初生牛犊不怕虎。”
陈岩与徒弟高洪地敢想敢干,筹备画展,一家家征集画稿,黄胄、李苦禅、吴作人、蒋兆和、黄永玉、萧淑芳、胡爽庵、白雪石、程十发、叶浅予、王雪涛等在世画家倾其所有,把好画拿了出来。他们把库里的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黄宾虹、吴昌硕等近现代大家的作品也整理出来。
在“近现代国画展”中,让陈岩印象深刻的是李可染1977年作《爱晚亭》,一个原因是,这件作品是李可染在画展开幕之后重新换上来展出的精品之作,后来陈岩将其用作1979年《宝古斋》画刊的封底。
另一原因就是这件作品的市场价格,1997年在北京翰海拍卖时,《爱晚亭》成交价为7万多元,2004年再次上拍,价格就飞涨至385万元。
除了举办“文革”后的第一次近现代国画展外,陈岩还根据实际情况,推出“以纸换画”,筹办刊物《宝古斋》,组织画家为宾馆作画,这些举措不仅活跃了当时的书画市场,还奠定了书画行业延续至今的一些做法。陈岩也成为近二十年书画行业和书画市场的见证人,按照他的话说,“在浪头上一环扣一环”。
陈岩留着一份1978年3月至10月名家作品统计表,当时收画的一流至三流画家共有63人,其中,一流画家23人,最高价也就每平方15元。收购、征集473件,稿费19141元,平均每件40元左右。比如,启功41件,稿费318元;李可染3件,稿费650元;黄永玉4件,稿费900元;黄胄82件,稿费3890元……
“价格多少,收多少张,收谁不收谁,那时都是我说了算。”在当时为数极少的年轻画家中,陈岩最为看重的是傅抱石之子傅小石和范曾。
范曾当时非常年轻,也还不知名,陈岩看重他的画,也给他近5元1平尺的价格,在1978年的收购价中,范曾44件人物、鸡等,稿费共1275元,约合29元1件。崔如琢最早卖画时,5元1张。
陈岩记得,在文革前,傅抱石寄作品到店里卖,信中注明:如果全部收下,9元1张;如果挑着要,就12元1张。当时李可染作品价格最贵,每平尺15元,陈岩当时曾收购4件李可染作品,每件按照40多元收进,共计176元,没几天,这几件作品卖出的价格就高达7000元,震惊一时。
在陈岩相识的画家中,关系最好的两位是黄胄和黄永玉。
初识黄胄,陈岩的印象是:身体有些胖,小眼睛,眼睛上边的眉毛显得特别浓。在以后的人生中,他与黄胄的关系日渐亲密,陈岩心中的黄胄也更鲜活:身上一直保留着河北老农的味道,有才气但很憨,一直憨到底。
1980年,黄胄被委任筹建中国画研究院(即今中国国家画院)。筹建过程中,黄胄尽心竭力,但在研究院即将建成之时,黄胄收到的却是一纸状书,身心俱疲的黄胄只好离开。“离开国画研究院,直至他去世,再也没去过,留下的好像是一场离奇的梦!”
1989年,黄胄萌生了筹建炎黄艺术馆的想法,陈岩“借坡下驴”,被借调去一起筹办。为了修建炎黄艺术馆,黄胄耗尽心血,还遭遇“有钱盖大楼,没钱还债”的局面,整个工程需要筹资2480万,黄胄个人筹集的资金近千万。
在陈岩看来,黄胄坚持修建炎黄艺术馆,多少有些赌气的成分,是赌国画研究院那股气。
1991年8月,艺术馆落成。陈岩也从炎黄艺术馆回到琉璃厂管委会工作,工作重心就是将琉璃厂文化街的独特文化和历史变迁整理出来,从而促进琉璃厂文物商店的恢复经营。陈岩希望借此机会,梳理琉璃厂近几十年的历史,编写《琉璃厂文化街史志》,同时筹办“古往今来琉璃厂”。
为了整理资料,陈岩挨个采访那些琉璃厂还在世的师傅们。他记得在采访官窑瓷器鉴定家赵嘉章时,78岁的赵师傅第一句话是:“你们可得快点,再慢点就等不及了。”琉璃厂出生的专家们——程长新、傅大卣、胡介眉、张彦生、曹书田等,都被陈岩记录下来。
“古往今来琉璃厂”成为陈岩在炎黄艺术馆之后的又一个大手笔,大半生都是和琉璃厂打交道的陈岩,如此说道:“琉璃厂为我这一辈子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虽然是被这个时代推着走,但也赋予我一身的本事和受用一辈子的人生经历。”
4、李可染《漓江山水》,从600元到242万元
在陈岩立足琉璃厂的几十年,交往过的艺术家都是当之无愧的大家:李可染、傅抱石、李苦禅、启功、黄胄、蒋兆和、程十发、白雪石、徐邦达、黄永玉、王世襄、黄苗子等等。他也见证了几十年来中国书画的发展变迁,40年时间不到,这些名家作品价格不断飞涨。
1994年,陈岩目睹了近现代书画的一次飞涨。
那一年,中国嘉德首拍举行,陈岩帮一位做金融的朋友“掌眼”,对方准备了1000万元,准备在拍卖会上选几件“可买”的书画。陈岩从三四百件书画中,发现这次拍卖会的主要拍品李可染的《水村桃花烟雨中》、张大千的《石梁飞瀑》、傅抱石的《观瀑图》和齐白石巨幅《松鹰》。
张大千的《石梁飞瀑》不但真,还是少有的巨幅精品,底价才30万。齐白石的《松鹰》长3米,高70多公分,“是一件绝真的作品,不但画幅巨大,横幅在其画作中极少,极为罕见。”陈岩称之为“无价宝”。
陈岩最终将目标锁定在这两件,张大千的作品预估价120万,齐白石作品最高价定在300万,在当时,这样的价钱用来购买近现代书画,闻所未闻,是当时市价的一二十倍。
在拍场上,陈岩和他的朋友稳扎稳打,最终以176万元和209万元的价格,将这两件重要作品收入囊中,这位来自金融界的买家,一直将此两作留存至今。
拍卖之后,陈岩总结,之所以能竞买到两件重品,原因在于:到场的各国买家没有想通,中国人会花一二百万元这样的大价钱买一张画。齐白石的《松鹰图》是近百年来中国书画单价过百万的第一幅,创下有史以来的记录。
陈岩预感,近现代书画的价值和历史地位将有很大的提升和改观。“齐白石的170多万,大家一看利润这么高,备受刺激,从那时开始,近现代书画价格不断攀升。”
陈岩举例,李可染20多平尺的《漓江山水》,他1978年收购时的价格为600元,到1996年在北京翰海拍卖时,成交价242万元,涨幅4000多倍。“这些事都很典型的,也是我看到书画市场转折的时候。”
陈岩在1978年的收购价为600元然而,在书画市场价格飙升的同时,也孕育了疯狂的造假售假产业链。
一幅署名李可染的山水画,2013年曾在北京拍出5000多万元的天价,然而,2018年年初,警方发现此作是一幅假画,而在其背后,制假拍假已形成一条龙。在各大拍卖平台,李可染等近现代书画大师的作品,已成为假画泛滥区。
对此种现象,陈岩哀叹不已。假画虽然自古有之,只要有真的,就有假的,不必避讳,但也未有当下如此泛滥。“黄胄生前就已有他的作品造假,造假者没有基本的良知,连‘病手练习’的作品也不放过,其他画家也遇到类似的情况,但相比之下也远没有现在这么猖獗。”
陈岩认为,书画造假之所以如此泛滥,原因无非几点:首先,有了拍卖以后,大资本参与进来,包括金融机构,投入几千万,甚至几个亿,隔几个月就翻一番,有利可图。
其次,近现代距离今天相对较近,墨、纸等材料好找,造假非常容易。造出来的假画也有销售渠道,有的拍卖行内外勾结,有的造假甚至有家属参与,更麻烦了,造假不仅容易,关键是还没人管。
再者,造假泛滥的根本原因是行贿受贿。在陈岩看来,它的黑暗不亚于军队的或者是行政单位的腐败。书画是特殊商品,真假、价格都不好定。因为行贿的不懂真假,受贿的也不知真伪,只要有名就能卖大钱,和好坏没关系。
当代书画甚至有了套路,先送拍,翻个几倍,再拿去送礼,有拍卖,有根据。所以行贿必须知道画家的名,画家必须有名。“行贿时,不管是买的还是卖的,知道画家名,知道价格,不管真假,和我们原有认知完全背道而驰,这种做法能长吗?不禁止这些行贿受贿,国家就完了。
再者,这样的结果直接让那些不会画、不会写的投机分子钻了大空子。只要用各种手段出了名,就能赚大钱。
在当下,一方面,老先生们相继去世,没有人能辨别真伪,甚至画家本身都不能鉴定自己作品的真伪。另一方面,收藏这个群体的知识水平越来越下降,所以在购买作品时,才会参考出版、展览,这都是被逼的。
陈岩看来,疯狂的资本和泛滥的伪作,影响了市场的正常运作,把这个行业拉到高空,又狠狠摔下来。书画市场伪作泛滥,真假不分,黑白难辨,涉及其中者,不乏为此翻脸、打官司,他干脆避开这摊浑水,“有所为有所不为,不介入这滩浑水,躲开了。”
另一方面,陈岩也深刻地感觉到,当代书画作伪会利用科技手段,电脑、激光、扫描这些手段都用上了,放大200多倍,还没有网点,其它更隐蔽的作假手法就更不知道,作假手段多样。
“我有鉴定经验,但新科技我搞不懂,造假的手段太厉害了,不能蒙。要捉贼,得知道贼道,现在贼不光多,贼道还精密了,我不具备这些知识,不等于瞎子摸象嘛,太危险了!”正因为如此,陈岩从没有因为帮人看画收过人钱,且看画只是帮朋友的忙,他只提供一个参考意见,和商业无关。
5、“不做事情没是非”
陈岩一生遇到不少遗憾之事。1970年被下放到“五七干校”锻炼时,他被北京工艺品公司借调去整理、鉴定从上海、无锡等地买来的查抄书画,共20万件,库房在三间房。
有一天,下班例行打扫卫生,在被清扫出的垃圾里,他发现一张很大的皮纸,打开一看,竟然是一张傅抱石的六尺整纸大小的人物画,画的是竹林七贤,不但真,而且精。傅抱石的画作进入垃圾堆,不仅让他百思不得其解,也深为感叹那段时期对文物艺术品的毁灭性破坏。
陈岩曾在三间房工艺品仓库整理20万件书画作品。一方面,他感叹有生之年能够浸淫在这20万件书画的海洋中,对以后的学习、工作受益良多;另一方面,他也深深感叹,如果当时将这批书画在整理后好好珍藏,就会形成众多实力不菲的美术馆,比如黄宾虹绘画馆、岭南画派美术馆、海派美术馆、吴昌硕美术馆……
“如果善以利用,中国近现代主要画派的美术馆,几个专题博物馆,就会出现在世人面前。”然而,事与愿违,“这个心愿随着整理绘画工作的结束也烟消云散,随便就卖了,说没就没了,像梦一样过去了。”
1993年,陈岩再次倡议建造一座近现代书画艺术馆,整理、收藏近百年来重要的书画艺术。关于修建艺术馆的具体构想出来了,甚至已经得到李瑞环的亲子督导,马万祺、何鸿燊等人的资金支持。
时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靳尚谊起草了筹建艺术馆的报告,递交到中央有关部门,中央下达了文件。吴冠中看到这一文件之后,激动地说:“我老头子的画这回可有地方搁了!”
然而,近现代国画艺术馆的立项报告出台没多久,就被束之高阁,修建艺术馆的想法,永久地停留在立项报告这一状态了。
1978年,陈岩曾以600元收购李可染的《漓江山水》,因为这一破天荒的“高价”,陈岩被举报,被调查,挨批抄家,内心备受煎熬。
待到他调到琉璃厂编写《琉璃厂文化街史志》时,殚精竭虑,想要呈现出琉璃厂对国家文物事业的贡献,重现这里走出来的鉴定人才。“结果真是难以想象得坏,都快成书了,把原始资料全都拿走了,书也不出,就给毁了,原始材料都没了。唉!有时候世事真是不可思议!”
“有时候我越干越伤心。有想法、有能力、有这种可能,就尽量做大,做的有意义。可是哪回都有问题。一点点积攒的,全都成了泡影。这就是多管闲事落埋怨,不做事情没是非。”
陈岩感叹,一个人不做事则罢,只要挑头想做点事,尤其是在成功在望之际,提意见的、打横炮的、拍板砖的、打闷棍的,都出来了。“等到什么事都办不成了,大家又都回归风平浪静,相安无事。”
晚年的陈岩,更是无端被卷入“范曾假画案”。
1976年,展开“以纸换画”的“新画”业务后,陈岩第一次与范曾打交道,“三十多岁的小伙子,身体看上去相当结实,但脸色苍白,脸上显出相当谦和的样子。”陈岩当时按交换的规定,给了他最高的待遇。给他每平尺5元的收购价,“李苦禅是范曾的老师,与师傅平价了。”这样的合作让范曾的生活和艺术创作大为改观。
然而,到了1988年,陈岩却被无辜卷入当时震惊海峡两岸的“范曾假画案”中,前后时间长达3、4年。真相大白后,当年案子最终以骗子胡登峰入狱告终,范曾哑口无言,出走法国。
同样被牵连到案件中的台湾名人画廊老板胡云鹏在假画案澄清的记者、律师招待会上,第一句就说:“此次范曾假画案最大受害者就是陈岩先生……”
“从当年胡云鹏在记者律师招待会的发言,到后来《往事丹青》一书中的胡云鹏、史国良、李延生三封证明信件,都证明范曾是在血口喷人。”陈岩表示,自2007年《往事丹青》出版到现在,“范曾仍装聋作哑,装睡的人是叫不醒的,悲乎哀哉!”
人生总总,让已迈入古稀之年的陈岩谈及时,还是难以抑制内心深深的遗憾和心痛。说到动情处,老人禁不住哽咽,扼腕叹息。
启功对陈岩的鉴定业务评定书
(文章首发于 “新美学1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