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顾村言
原标题：美国学者班宗华：宋画改变了我的人生，但伪宋画仍被广泛收藏
八十多岁的班宗华（Richard Barnhart）先生是美国有代表性的中国画史研究学者，先后执教于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并为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知名艺术机构作顾问指导。
让人感动的是，这样一位美国学者始终对“宋代画家那不可比拟的成就抱有最高的兴趣”。前不久由文汇出版社出版的《三柳书屋谭往》刊载了一篇与班宗华先生的对话，班宗华说：“从20多岁第一次看到范宽《溪山行旅图》等宋代山水画起，就整个改变了我的人生——从那时起，我最喜欢的就是宋代绘画。”
班宗华且着重提及清末民初的宋画伪造之盛，“从1890到1920年大约三十年里，是西方收藏中国艺术的黄金期，并与阿部房次郎等日本收藏家形成竞争。所有人都在找同一样东西：宋代绘画，但是大部分所谓的‘宋代绘画’其实都是由明、清两代的宫廷画师和职业画师伪造的。这些赝品在今日看起来有些贻笑大方，但它们被世界各大博物馆广泛收藏的事实，证明了它们在当时的成功。”
《三柳书屋谭往》中的所记，除班宗华对话之外，更有作者对启功、汪曾祺、黄裳、贺友直、章汝奭、青山杉雨等文化老人或直接或间接的印象，或是见出性情与观点的书画评论。
班宗华（Richard Barnhart）速写 顾村言 图作为美国杰出的中国艺术史学者，年已八旬的耶鲁大学艺术史系荣休教授班宗华（Richard Barnhart）先生是曾多次到中国古代绘画的学术会议。无论是聆听讲座抑或自己的发言，大多情况下，头发纯白的班宗华先生都保持着一种与中国文化相通的儒雅与淡泊，在接受对话时，却处处可以感受到他对宋代文化艺术的热爱。谈起半个多世纪从事宋画研究的缘起，他像个孩子般地笑着，说：“从1960年代初美国旧金山的‘中国珍宝大展’上，第一次看到范宽的《溪山行旅图》，还有其他宋代山水画，就整个改变了我的人生——从那个时候起，我最喜欢的就是宋代的山水画。而在25岁以前，我学的还是油画。”
班宗华先后执教于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并且为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艺术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做顾问指导。他还曾担任如亚洲艺术文献编委会等多个亚洲文化组织的成员及主席。班宗华曾获得美国全国人文学科基金会、耶鲁大学国际地区研究董事会、克雷斯基金会等研究资助。其著作《大明的画家》（1994）曾获得由美国学院艺术协会向博物馆学者颁发的阿尔弗雷德·巴尔奖。以下为对话部分。
顾村言：您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北宋李公麟，就人物画而言，李公麟是顾恺之很好的继承者，我想我们先从这里谈起？为什么当时你的博士论文要选李公麟？
班宗华：刚开始是因为方闻教授要我研究李公麟的《孝经图》（传），这幅画与他们家族的收藏有关。后来也不是他一定要求我对此继续研究，以后其实是我自己决定深入研究李公麟。当然，还有很多别的原因。李公麟的绘画在中国传统上非常重要，承前启后，代代都有传人。我看到你临摹的乔仲常《后赤壁赋图》也是李公麟白画山水风格的。
李公麟的朋友圈也是很有意思的话题。
《孝经图》局部是的，当时北宋的文人圈，李公麟和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交往都很密切，苏轼称“其神与万物交，智与百工通”。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讲，对李公麟的研究为你打开了宋画研究的门？
班宗华：其实我研究宋画的门在研究李公麟以前就打开了，比如李成、郭熙等。因为第一次看到宋画是1962年，美国旧金山的“中国珍宝大展”上，第一次看到范宽的《溪山行旅图》，还有其他宋代山水画，就改变了我整个的人生，从那个时候起，我最喜欢的就是宋代的山水画。而李公麟《孝经图》给我打开了中国人物画与文人画的门。我接受的顺序先是宋代山水，然后才是人物画。
《溪山行旅图》是不是你天性中有与中国文化相契的因素？之前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教授石慢介绍说先生要隐居于海岛作画？
班宗华：我的确很喜欢中国文化，我性格与生活中或许是有一点隐士气。
南朝宗炳对中国山水画提出“卧游”的观点，中国传统山水画一直有着一种隐者之风，研究宋画几十年，这对你性格心态有没有影响？
班宗华：当然有，这应当有影响的。我以前是油画家——在25岁之前，接触宋画后，40年都没画画，退休以后我马上拿起画笔。
就像石慢讲你要做一个隐士画家？
班宗华：我的email名字就是李公麟的拼音。其实宋代以后的元明清绘画，我也都有研究。刚开始李成郭熙，后来是李公麟，元代、吴门四家，我都喜欢的。
简淡天真，与文人画气息相契。宋画研究对你最大的意义是什么？怎么影响你的生活？
班宗华：一定有很大影响，宋画完全改变了我的生活，如果没有宋画，我的生活是无法想象的。一看见宋代的画，接触宋代的文化、历史，我别的都不想管，连绘画都忘了。
宋画与现在的画，与明代、清代完全不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宋画让你的心情很安静。
班宗华：是的，宋画的世界和现在的世界一点都不一样。
我们谈谈美国人对宋画的认识吧。美国学界在清末以后对宋画有没有一个认识的改变过程？
班宗华：清末西方没有什么宋画收藏。那个时候还是起步，其实宋画是慢慢进入美国。
美国人真正认识到宋画是不是与1949年以后王季迁等人移居美国有关？
班宗华：当然，有很多人，他们对美国人对宋画的理解影响很大。
这方面你能介绍一下？比如王季迁等收藏家对你的影响？
班宗华：当然影响很大，我们可以看到的画多半是他们手里收藏的，还有很多人……也包括一些外国的宋画收藏者，有的从张大千手中买过不少——比如郭熙的作品。他们有的很喜欢学生看他收藏的画。有学生要看，他就摊放在桌子上说：“你看你看！”现在显然已经不可能了。
关于宋画研究，你之前也谈到与高居翰先生的争议，高居翰先生辞世后，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争议？
班宗华：有的时候是争议，他是很好的朋友。我们常常有不同意见，但我还是敬重他，他看到很多中国画，你想谈什么题目，他有自己的方法，你不一定要同意。我老是想与他辩论，他也喜欢辩论——我们是“友谊辩论”。关于中国绘画及其学问的争论，在我们50年的通信中都有体现。
对别的方面的影响呢？
班宗华：不会影响关系，但当然会影响我的思想与方法，包括方闻等对我都有很大影响，当然还有很多老师。辩论可以让人进步，你不一定同意，直到去世的时候，高先生还认为《溪岸图》是假的。他后来给我的信件反映了他作为中国艺术史家的学问，那只是他对我的帮助的一方面。和他一起欣赏中国绘画是另一种独特的经历。我们都喜欢欣赏各种类型的中国绘画。
《溪岸图》局部《溪岸图》在上海展出时，我去现场看过多次，古代气息扑面而来，我想怎么也不可能是张大千所造的赝品。
班宗华：但高居翰一直坚持他的观点，直到辞世前依然认为是张大千伪作。
这好像也是没办法的。另外，在美国研究宋画的学者后继有人吗？
班宗华：还是有很多人在继续的，比如哥伦比亚大学就有研究李公麟的学者Robert Harrist，还有纽约大学等都有不少研究宋画很好的学者。我可以肯定地讲，在全世界，热爱宋画的人会一直不断，因为一接触到宋画就知道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当下的世界——会让很多观者发自内心地说：“我想进去！”
班宗华就像浙大的宋画研讨会，主办方当初也没想到有这么多人过来听这样的研讨会。在美国，如果是中国古代绘画的学术会议，会这么受到追捧吗？
班宗华：也有可能的，有一次美国一所学校的中国古代绘画活动，也来了有近千人参加。
这倒让人想不到。班老师您退休以后对中国绘画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哪些方面？
班宗华：还是宋代的绘画，但包括宋代的传统——比如元代、明代受到宋代影响的画家，除了宋画以外，我还在研究西方人所购所收藏的所谓宋代绘画。有的画不一定是真的宋画，但很有意思，我也喜欢倪瓒、董其昌等风格的。
我看你之前说你准备研究中国绘画东西方交流的案例？
班宗华：艺术上东西方交流很有意思，汉代唐代宋代都很有意思。还没详细展开。
对当下中国绘画有关注吗？
班宗华：当然有些兴趣，但我没有时间研究，我还是喜欢中国古代艺术。
中国1950年代以后艺术教育受苏联教育影响很大，现在看有不少问题需要反思与调整。
班宗华：现在很多油画家是受苏联影响，我很奇怪的是，在中国，很多油画家都很有钱，但在美国不是这样的。
特别有钱的可能与资本炒作有关，但价格高未必等于好画。
班宗华：其实说老实话，西方的当代艺术我个人也不太喜欢。
可以想象。你在浙大的宋画研讨会上的发言讲到清末美国人对宋画的发现，当时伪造宋画之风很盛，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班宗华：从1890到1920年大约三十年里，日本、欧洲和美国的公共博物馆及私人藏家展开了针对中国绘画收藏的激烈的国际竞争。很多人都希望能够得到恩斯特·费诺罗萨（1853-1908）、劳伦斯·比尼昂（1869-1943）及福开森（1866-1945）所提到的那类绘画。其中被认为代表东方黄金时代（唐宋时期）的理想化艺术作品最受欢迎，而宋代山水画则成为重中之重。
我在论文中说到，这段时间是西方收藏中国艺术的黄金期。在这期间，波士顿、华盛顿、伦敦、柏林和纽约的大型收藏开始成形，并与阿部房次郎（1868-1937）和内藤湖南（1866-1934）等日本收藏家形成竞争。所有人都在找同一样东西：宋代绘画。正如查尔斯·朗·弗利尔对一位中国代理人信中所说：“我只购买宋朝及更早时期的绘画。”弗利尔确实得到了一些断为宋代的作品，但是大部分所谓的“宋代绘画”其实都是由明、清两代的宫廷画师和职业画师伪造的。这一时期涌现了许多将明清时期绘画改造成宋画以满足国际市场需求的精彩实例。这些赝品在今日看起来有些贻笑大方，但它们被世界各大博物馆广泛收藏的事实，证明了它们在当时的成功。拥有诸多富甲一方、学识渊博的收藏家和古董商（如庞元济）的上海似乎是当时此种产业的中心。
民国时期的谭敬（右）曾以团体形式伪造出一批古画当时对宋画造假的水平确实让人惊异，而且这是非常分工严密的合作，有的据说就针对当时当时有钱的收藏家——比如一些日本收藏家与中国年轻的张葱玉。
班宗华：尽管对于宋画的需求和购买的资金最初来自于海外的买家，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买家和他们的西方同行一样受到了仿造的宋画的诱惑。我们在当今每个拥有中国绘画藏品的博物馆都能找到很好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并且，我们至今仍在试图改变这段时期的活动为中国艺术史所带来的灾难性影响。
这种现象目前已经得到深入研究，而且其基本情况已众所周知。我将从另一角度展开对这一时期宋画国际市场的探索，主要对一位不为人所熟悉的收藏家和书法家张荫椿所鉴别的几幅“宋”画进行分析。此人曾活跃在沪杭地区，并为许多上海知名古董商工作过。目前，他作为宋画鉴识家的活动还没有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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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三柳书屋谭往》自序
《三柳书屋谭往》（文汇出版社）因为喜爱倪云林的《容膝斋图》等画作，二十多岁刚工作那阵儿曾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容膝斋——那其实只是宿舍床头的一片小小天地，仅容一桌一椅一小书柜而已。
后来有了真正的书房，似乎依然以“容膝斋”呼之，直到十年前迁入云间水边的这所房子，书房在二楼，推窗可见河畔几株柳树，想起五柳先生的“审容膝之易安”，遂以“三柳书屋”名之了。
《三柳书屋谭往》中的所记，大多是往事，与文脉相关，与书画相关，也与有意无意地“泡老”相关——很喜欢与那些老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聊，就像自己在回忆章汝奭先生所记的那样：“小狗在脚下绕来绕去，阳光在他的书桌上慢慢游移，映着秀逸的书法，那样的时光如定格一般。每次去，章先生都是兴致高的，以至于不知不觉就几个小时过去了——我们当然想一直听下去，他当然也想一直说下去，然而忽然记起得吃药了，我们这才想起，得告辞了。这样的对话被我称作‘得几许清气’，事实上也是如此，每次与章先生的晤谈，都极有受益，或者说是一面镜子，中国本来的文化人应该是怎样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是怎样的，这就是一个活的标本——可以省身，可以警己，甚至感觉更近乎道了。想来还是幸运的，中国文化经历了那么多的曲折与灾难，在沪西这一朴素之宅，仍可问道问学问书，直接体会中国文化与文脉的鲜活与流转。”
然而，很多先生终于还是走了，章汝奭先生是去年走的，而汪曾祺一九九七就走了，黄裳也走了多年了——犹记得与黄裳先生家人、陈子善、陆灏诸君赴青浦参加黄裳先生入土仪式时，容洁抛红豆，悲恸移人，忆第一次与老人见面时，老人言及专程再到虞山谒柳河东的情怀所寄及交往点滴。自己后来诌有歪句记录心情：“不见裳翁又一春，小楼夜雨燕来巡。锦帆东去吴淞水，翠墨犹遗青浦尘。榆下银鱼文字趣，妆台灯影性情真。泣抛红豆悲不尽，再谒河东骨自峋。 ”那些往事，其实是文脉流转的一个鲜活见证。
感谢文汇出版社鲍广丽女史与《开卷》董宁文兄，不是他们的催促，按我懒散的性格，这些文字也不知何时才会结集了。
想念那些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