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于右任:睡觉则长须打结

2019年08月19日 07:06 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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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澎湃新闻记者 黄松 实习生 胡怡嘉

  8月15日,“于右任文史与书法座谈会”在上海政协举行,今年适逢中国近现代知名政治家、教育家、一代草圣于右任先生诞辰140周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了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于右任草书千字文》。于右任之子于中令、谢稚柳之子谢定伟、《于右任草书千字文》的原藏者刘雅农之子刘冰均参与座谈会回忆父辈的交往。于右任之子于中令回忆了父亲生活的点滴,勾勒出一个胡子打结睡觉的、生动的于右任。

  澎湃新闻获悉,“为万世开太平” 是于右任座右铭,一生写了约上万件,他一心希望两岸统一,天下太平。“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也是于右任留下的对联。

  于右任(1879-1964)

  于右任书法《为万世开太平》

  1964年11月10日,于右任在中国台北辞世。他1906年结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积极投身辛亥革命,追随孙中山“联共、联俄、扶助农工”的思想,支持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1949后,他旅居中国台湾,却渴望叶落归根,但终未能如愿,葬于台北阳明山。他写下的诗句“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表达故土之思、黍离之悲,影响深远。

  除了政治身份外,于右任还有一重身份是、教育家、书法家和诗人,他曾参与创办复旦大学、上海大学等,他著有《右任诗书》《右任文存》《故山别母》等,并有大量书法作品存世,尤在推广标准草书方面贡献巨大。1929年于右任发起成立草书研究社,创办《草书月刊》,编写《标准草书》《于右任标准草书千字文》等。

  《于右任草书千字文》内页

  他先学楷书后入魏碑,倡导《标准草书》以文字的规范来提振国民的文化精神,并提出标准草书“易识、易写、准确、美丽”四大原则,对书法界和社会书写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他的草书容易辨识,成为标准草书的楷模。

  据于右任之子于中令在现场回忆,他的父亲每年大约写6000余幅书法,而在父亲过世后通过他的日记得知,其实每年的数量为7000余幅。他还笑称:“我‘八十而知十一非’,11岁开始,我每天在父亲的书桌上练一小时书法,如果每天不占用书桌一小时,每年书写的书法数量应该会更多。”

  “于右任文史与书法座谈会”展示的《于右任草书千字文》复制品

  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徐逸波回忆了于右任先生在政治、教育、书法三个方面的历程与贡献,并表示于右老与上海关系密切,上海将加强对于右任先生史料、书法的发掘与研究。会上同时展示了长卷《于右任书草书千字文》,据悉,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于右任书草书千字文》由上海市文史资料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祝君波作序。

  刘雅农之子刘冰:于右任《千字文》收藏始末

  于右任与《千字文》也颇具渊源,据悉他曾收集各种版本的《千字文》三百余种,反复阅读、临摹、借鉴和创作。恰逢于右任先生诞辰140周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于右任草书千字文》一书,该卷写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落墨千言,笔势纵横。

  刘雅农题跋

  书后有刘雅农题跋所记,“开先吴公为右老入室弟子,此文承右老所赐者,余追随开公有年,以道义交。公知余酷好书法,临别承公割爱转赠,敬谨拜领乃付装池并跋数语致感忱,雅农年八十又三书于来青簃。”

  该卷后传于刘雅农之子刘冰,刘冰于2010年将该卷《千字文》捐给陕西历史博物馆。现居洛杉矶的刘冰出席了“于右任文史与书法座谈会”,并介绍了该卷于父亲的渊源:卷后题跋中吴开先是民国时上海名人,曾任社会局局长。迁台以后,曾任世界书局董事长,父亲刘雅农先生于1948年赴台创办台北世界书局并任要职。退休时吴开先赠此卷《千字文》以答谢。父亲辞世后,该卷传到刘冰之手。

  刘雅农之子刘冰在座谈会现场

  当时于右任故乡陕西三原筹建“陕西于右任纪念馆”,本想将此卷《千字文》捐赠给纪念馆,但考虑到陕西历史博物馆有更好的研究和储存条件,故最终于2010年将该卷捐赠给陕历博,并另捐赠一对家藏于右任楹联作品给于右任纪念馆。

  “现在市场上于右任书法的拍卖价格不低,很多人觉得我‘亏了’”,刘冰半开玩笑得说,“我现在生活在美国,我的儿孙辈不识中国书法,未来他们未必当宝,我还是觉得捐给国家、由国家保管是它们最好的归宿。”

  于右任之子于中令:父亲是个很和气的人

  在“于右任文史与书法座谈会”上,最重量级的嘉宾便是于中令,他1939年生于重庆,是于右任的第三子。1949年随于右任去中国台湾,1963年,赴美留学,后供职于科学界。

  在会议前一天,于中令先生接受了澎湃新闻的专访,谈他印象里的父亲。

  而在座谈会上,几乎所有人都希望通过他了解到一个更具体的、作为父亲的于右任,想一探书本上的于右任与儿子眼中的父亲是否一样。于中令几乎有问必达,遇到不清楚的问题,也直言自己不知道。

  于右任之子于中令在座谈会上发言

  于中令讲了几个故事,让大家看到了生活中的于右任:

  众所周知,于右任有一把标志性的胡子,所以又称“髯翁”:“他的胡子是辛亥革命的那一年开始留的,睡觉的时候就打一个结。”

  于右任临《郑文公碑》

  “父亲写字写得很慢,临《郑文公碑》《景太和馆皇象急就章》,我小时候也临,父亲会在我写过的纸头背后继续写。” 于中令回忆说,“父亲写字用砚石舔笔,由家里副官研墨,墨未用尽就搁着成了宿墨,我有一次把父亲的砚台洗干净了,父亲扰我不懂宿墨之好。”

  于右任在于中令练字的纸头背后临《急就章》

  “父亲写书法写招牌从不收费,在中国台北的生活也不富裕,有次家里餐钱拮据,父亲向老副官借钱过渡,这件事情不知怎么被记者知道并登在报上,父亲很不高兴。”于中令还提到,冬天用的炭火有很多款,有烟的相对便宜。有一回蒋介石在台北的冬天来家里,看到于右任用的是有烟的炭火,于是蒋介石送了一个电炉,并关照“如果觉得电费贵,由‘总统府’来承担。”

  于右任临王羲之《十七帖》

  因为都喜欢诗词和书法,于右任与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都熟悉且有交往。

  此外,“父亲是个很和气的人,家里大门几乎不关,希望随时可以帮到需要帮助的人”,而 对于子女的教育,于右任并不过多干涉,于中令后来的专业也和文史关系不大,学了理工科。

  于中令同时还提到了于右任的书法对日本的影响,通过年过80的儿子对父亲点滴的回忆,也勾勒出一个胡子打着结睡觉的、生动的于右任。

  案前书写的于右任

  谢稚柳之子谢定伟:敦煌研究所的创办与“于右老”直接相关

  自1940年至1946年,谢稚柳是于右任的秘书,1940年谢稚柳31岁,于右任62岁。当时的秘书长是程沧波,章士钊、潘伯鹰、沈尹默、乔大壮都聚集在于右任的“监察院”中。这样的环境对日后谢稚柳的艺术和为人影响很大。1942年,于右老长子于望德结婚,谢稚柳画了巨幅荷花道喜。

  谢稚柳1942年作《藕塘图》(2012年,在香港苏富比(微博)以1634万港元拍出)

  谢定伟尤其提到了谢稚柳、张大千与敦煌:

  1941年,张大千去了敦煌,到了敦煌后他写信邀谢稚柳也赴敦煌,且一去预计一年,对此于右任十分支持,不仅准假,还写信给西北方面,希望保护和照顾两位年轻人。“张大千和谢稚柳在敦煌的时候有几名当兵的保护,有次晚上在村里遇到土匪,有经验的当地兵丁提醒关灯、不要发声音,他们躲在漆黑的屋子里才躲过一劫。” 谢定伟说,“1941年,于右老也到过敦煌,并建议设立‘敦煌研究所’,1944年 ,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常书鸿任首任院长),这就是现在的‘敦煌研究院’,所以从某种角度说,敦煌研究所的建立和于右老有直接的关系。”

  于右任(左)与张大千

  而在于右任、谢稚柳、张大千的交往中,还有一个时常出席的人物——张目寒。他长期追随于右任,同时也是张大千的义弟。张大千给张目寒的信件都会在问候于右任,于右任生日,张大千通过张目寒赠祝寿图。谢稚柳和张大千关系密切,在他们的来往信件中也经常提及张目寒。“近年来,市场上出现了一通1950年代,大千给张目寒的信,其中就提及自己在乱世结识了谢稚柳,并称‘谢稚柳虽恃才傲物,但于髯公却对他优待又加’。” 谢定伟说。

  谢稚柳之子谢定伟在座谈会上发言

  在书法上,于右任艺术和内容并重,在抗战时期鼓舞人心,“为万世开太平” 于右任写了上万件,他一心希望两岸统一,天下太平。“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也是于右任留下的对联。

  “于右任文史与书法座谈会”现场

  除书画艺术外,复旦大学研究院傅德华也从历史的角度讲述了于右任的一生:他追随孙中山参与革命活动,办学办报;最早提出国共两党 “和则两利,分则两损”;以诗言志,表达要抗战到底;他鼓励国人买中国货、鼓励青年学生自立,并对自己生活过的上海作出了很多贡献,并寄予很大希望。他的晚年诗作《望大陆》: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道出了希望两岸统一,渴望回归大陆,道不尽对祖国和民族直白而深沉的爱。

  “于右任文史与书法座谈会”由上海市政协文史委员会、民革上海市委员会、上海市书法家协会联合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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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于右任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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