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蔷

　　随着古籍善本在拍卖场上的日益火爆，朱批奏折正在成为文物收藏投资的一个热点。日前台北故宫推出了一种纸胶带，上印康熙的朱批：“朕知道了”，引起两岸热销。因其独具的历史文献价值，越来越多的清代奏折从民间的故纸堆走出，现身艺术品拍卖市场。

　　奏折折射皇帝专制玄机

　　清代官吏向皇帝奏事的文书，因用折本缮写，故名“奏摺”，也称“摺子”。奏折按其内容可分为奏事折、奏安折、谢恩折及贺折四类，其公文程式各有不同。在康熙及雍正初年，奏折并无一定规则与程式，也未列入国家的正式官文书之内。京内外官员，不论官职大小，只要得到皇帝的宠信和特许，即使是微末之员，甚至寺庙的住持和尚，也可以上折奏事和谢恩。

　　奏折用纸多用榜纸、本纸和毛边纸，统称素纸，均为竹纸。当时宣纸名贵，臣僚平常呈奏用不起宣纸。奏折长约22厘米，宽约10厘米，每折12行，半页6行，每行20字。折面居中书一“奏”字。乾隆以后，奏折格式有严格要求，并规定中央各部院堂官、科道等言官及地方两司以上大员，方有权具折奏事。具折人须派专差或通过驿递，直接送达宫门呈进，由皇帝亲自拆阅并用朱笔批示。

　　古籍善本专家拓晓堂介绍，清代奏折从明代朝廷上奏文件发展而来。

　　明朝的最高上行文件包括奏本、题本及揭贴三类，奏本无官印；题本及揭贴是上报给皇帝的普通公文和紧急公文，都必须有官印。通常有固定格式，如每幅十二行，每行二十字，平行十八字，其中两个字的位置专门留给皇上批字用。这三大类明代文件现存世仅约3000件，民间尚未有发现。

　　清朝入关之初，沿袭前明旧制，官员有事报告皇帝，公事用题本，私事用奏本。题本盖印，奏本不盖印。题奏本都由通政使司进呈，在皇帝阅批之前，内阁大学士已经“票拟”过。这两种文书都是公开的，不利于下情上达；而且题本办文程序繁琐，还容易泄密。雍正年间，张廷玉把奏折制度化，稍微重要一点的事务，地方官员都先撰拟奏折，经过皇帝朱批，认可了，才写题本作正式报告。但奏折中的朱批内容，不得写入题本。题本由此成为官样文章，奏折代替了原来题本的作用，成为主要官方文书。这一制度坚持到清末。

　　奏折刚产生时，有资格使用奏折的官员不太多。雍正践祚之后，内苦于宗室诸王的讪谤排挤，外困于满汉大臣的朋党倾轧，急于求言，故放宽了臣民专折具奏的范围和权限。到后来，有权上奏折者多达千人以上。

　　为保证奏折内容不泄漏，“劳模”皇帝雍正制定了一整套保密制度：撰写人须亲自书写，一般不许他人代笔，写成后不得外传，否则治罪；由宫中制作皮匣，配备锁钥，发给具奏官员，专门用作储藏和传递奏折；督抚以上大员的折子，派专人送到大内乾清门，交内奏事处，直达御前，而不像题本交通政使司转呈；一般官员的折子，亦差专人送到雍正指定的亲信大臣处，由他们代呈，代交人当然无权知道折子的内容。雍正帝阅毕，作了朱批，折子由原渠道发回；朱批奏折定期收回由专门机构保存。

　　雍正经常利用奏折商讨政务。雍正朝的许多重大政事，如摊丁入亩政策等，就是雍正与有关大臣通过奏折反复筹商后定下来的。

　　8000麻袋奏折

　　4000大洋卖出

　　由于清朝的严密完备的文书档案制度和清以后的重视与保护，大批清代奏折得以保存下来。据不完全统计，现存的清以后奏折总数有143万多件，其中汉、满文朱批奏折有71万余件；录副奏折72万余件。在朱批奏折中，主要为汉文奏折，有63万多件。满文朱批奏折有8万多件。分别藏于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文献馆。现存的清代奏折中，最早的折子为康熙十二年(1673年)，最晚的为宣统三年(1911年)，时间跨度为238年。

　　奏折档案是最直接的原始史料，存档后难以面世。北京故宫午门东侧文华殿南的内阁大库内档是它的藏身之所，包括皇帝诏令、臣僚奏折、朱批谕旨、实录、圣训、会典、起居注、以及殿试考卷等，内也夹杂宋元刻本残书等，汗牛充栋。近代流失严重，如清末内阁大库失修后遭水淹，光绪25年一次清查霉烂就销毁4500捆库存文件，另一部分则被人为盗卖后移出宫外，成为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收藏的主要来源，其中经由1916年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挑选出较完整的存于故宫午门之上的62箱，1502袋，后来历经北京大学整理，直至1930年由故宫博物院接收。

　　1922年北洋曹琨贿选，政府财政吃紧，教育部、历史博物馆筹备处连职员工资都发不出， 经当时的教育部同意，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以废纸名义出卖存放于故宫午门外朝房内的明永乐至万历年间的档案，约十几万斤，售价3000大洋，这批珍贵的明代档案至此无影无踪。同年，再次出售历史博物馆存放于端门及朝房里的档案，包括清顺治到宣统年间的档案15万余斤，装了8000麻袋，售价4050元大洋，这批档案少部分流散民间。

　　奏折的内容是决定收藏价格的最重要因素。现在有朱批的普通奏安折，价格价格已达2万元，内容比较特殊的，卖价就更高。

　　嘉德公司1996年4月春季邮品拍卖会上，拍了两件奏折，一件是乾隆三十八年(1774年)二月十八日为护理陕西巡抚毕沅给乾隆皇帝的奏折，主要报告陕西军事驿站分布情况。另一件是清光绪八年(1883年)三月十三日，宗室谦禧、永德上光绪皇帝奏折，主要请示蒙古和新疆等地驿站马匹津贴脚费情况，光绪皇帝圈点和朱批64字，成为研究新疆和蒙古驿站的重要史料。

　　在2006年的中国嘉德春拍中，有一件乾隆年“勘夷使进藏”奏折，由大学士鄂尔泰等上奏，内容为已勘查一条鲜为人知的由新疆经甘肃、青海进入西藏的驿站邮路，奏折后有乾隆皇帝御笔朱批“依议速行”，成交价达到9.02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