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艺市纵横 作者：刘礼福
2018年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国策40周年。在这一时间节点，回顾中国艺术品市场走过的40年历程具有特殊的意义。
艺术品市场行情是经济发展状况的晴雨表，虽然其体量、规模较小，但“窥斑见豹”，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文化艺术软实力和宏观经济基本面。1978年以来，伴随中国社会的逐步开放和锐意改革，艺术品市场逐渐复苏，由小到大，从弱到强，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艺术品市场。正如中国经济腾飞的奇迹一样，短短40年间，中国艺术品市场也取得了惊艳世人的非凡成就。
本专题分为回顾篇和见证篇，在深入梳理、解读历史文献的基础上，采访了艺术品市场的资深人士，重要事件的亲历者、见证者、参与者，讲述历史，还原细节，力求从独家视角较为全面地呈现中国艺术品市场走过的40年历程。
回首往昔，瞻望未来，“四十不惑”，中国艺术品市场依然在不断前行的路上……
1992年，改革开放的春风槌响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的首场交易——1992北京国际拍卖会。之后的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便展开了自己的精彩画卷，26年来既有万紫千红的春天，也有寒风萧瑟的冬天。
谢稚柳敲响第一槌
大家印象中的拍卖在国外已有近300年的历史，而在中国却是改革开放的结果。实则不然，拍卖的交易模式早在1874年便出现在上海，只不过文物艺术品拍卖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模式。1986年，广州率先成立了新中国第一家拍卖行。1989年3月，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1989年经济体制改革要点》中明确要求：“在若干中心城市试办拍卖市场，开展各类公物的拍卖业务。”1992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公物处理实行公开拍卖的通知》，决定改革现行的公物处理办法，逐步建立和完善公物处理的公开拍卖制度⋯⋯随着诸多政策法规的陆续出台，国内的拍卖活动由沿海向内地、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延伸，而拍卖的服务领域、范围也在逐步拓宽。
开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先河的北京国际拍卖会也在1992年10月11日举槌。尽管按照当时施行的1982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除指定单位收购外，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经营文物收购业务。但经多方联系和努力，上至商周青铜器、下讫近现代书画以及明清官窑瓷器、玉器推上了此次拍卖会。
据原中国画研究院副院长、拍卖史专家赵榆回忆，此场拍卖地点是在21世纪饭店剧场举行，“北京市文物局找我特邀香港著名收藏家张宗宪莅临指导，并从香港邀请胡文棨来主持拍卖。那个时候并没有幻灯片播放，而是卖哪一件东西就把哪一件东西举出来，最终实现成交额300万元。”
其实，就在这场拍卖会之前的当年8月，地处上海的朵云轩率先注册成立了国内第一家艺术品拍卖公司——上海朵云轩拍卖有限公司。其于次年6月20日在上海举办首次艺术品拍卖会，由艺术大师谢稚柳亲自敲下了中国文物艺术品真正意义上的拍卖第一槌。
“由于没有经验，而当时的朵云轩掌门人祝君波又力主培养自己的拍卖师，所以他们不惜投资，到香港观摩苏富比、佳士得的拍卖现场，学习拍卖技巧，回来模拟排练。”赵榆说，“首场拍卖会印制了5000册图录，3天时间被索要一空。拍卖预展在上海美术馆进行，门票20元；拍卖会在希尔顿酒店举行，入场券80元。就这样，仍然是一票难求。当时，海内外著名收藏家、同行，如张宗宪、罗仲荣、蔡泰和、王仲方、秦公、王雁南、甘学军、米景扬等五六百人挤满了拍卖大厅。最终该场拍卖会成交额达835万元，成交率为74.5%。此前，朵云轩一年的利润也只有100万元左右，此场拍卖会的佣金即近200万元，再加上有些拍品是朵云轩提供的，都卖出了大价钱。参加拍卖会的同行坐不住了，秦公、王雁南、米景扬纷纷赶回北京，抓紧筹备成立他们自己的北京翰海、中国嘉德、北京荣宝拍卖公司。”
2007年至2017年全国文物艺术品拍卖企业数量及全年成交总额变化表著名书画收藏家、经纪人、策展人蒋再鸣当年也参加了朵云轩的第一拍，他清晰地记得：“张宗宪先生举一号竞买牌，最终一号和最后一件拍品都由他竞得。第一号拍品是丰子恺的《一轮红日东方涌》，起拍价2万元，因是首次拍卖，内地买家加价都是几百元几千元，但张先生一口就上万元地加，最后以11.5万元竞得此画，此价也创当时丰子恺作品的最高价。那时我们才明白，原来市场上身价一两万元已经觉得很高的画作，在拍卖场上能卖到这么高。所以既坚定我的收藏选择，而且以后的购藏之路也锁定在拍卖场。”
之后，蒋再鸣明显感觉到中国的文物艺术品拍卖进入了第一个快速发展期，直至因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而受到冲击。
迎来第一个高峰期
据不完全统计，1994年全国共举办10多场文物艺术品拍卖会，共实现成交额1.8亿元；而至1995年，这一数字迅速攀升到4.5亿元，并诞生首件千万元拍品——张先的《十咏图》。1996年，北京翰海、中国嘉德、北京荣宝、上海朵云轩，共计成交8000件文物艺术品，成交额达5亿元；其中，中国嘉德推出的傅抱石《丽人行》以1078万元成交，成为中国近现代书画第一件突破千万元大关的拍品。1997年，前述四大公司增量成交拍品至1.0615万件，成交总额4.56亿元。1998年，它们实现成交拍品6554件，成交总额4.3亿元。1999年，四大公司成交拍品8000件，成交总额为3.6亿元。
1994年和1995年是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史上重要的两年。因为时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的马自树带领时任流散文物处处长李季进行市场调研后，经过努力于1994年7月由国家文物局下发《关于文物拍卖试点问题的通知》和《文物境内拍卖试点暂行管理办法》，中国嘉德、北京翰海、北京荣宝、中贸圣佳、上海朵云轩、四川翰雅6家公司——业界俗称“老六家”，作为国家第一批拍卖文物试点单位获得批准。而在今后的岁月中，除四川翰雅仅举办数场拍卖后因经营不善而出局外，其他5家机构都成为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的中流砥柱，至今仍活跃度最高。
“于1994年9月18日举办首场拍卖会的北京翰海因总成交额高达3300万元，震惊业界。苏富比、佳士得两大国际拍卖公司对于翰海拍卖会的成功发来了贺电。”赵榆告诉记者，“而张宗宪手持一号竞买牌，独自竞得总额为1600万元的拍品，占到全场拍卖总额的一半，轰动一时。”
次年6月，中国拍卖行业协会成立，这直接推动了《拍卖法》的诞生。由该协会起草的《拍卖法》于1996年7月5日通过，1997年1月1日实施。由此确立了拍卖行业的法律地位，也明确了文物拍卖企业设立的条件，直接推动了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进程的高速前行。
1994年中国嘉德举办首场拍卖会1996年，国家文物局还下发了《关于一九九六年文物拍卖实行直管专营试点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文物拍卖标的鉴定管理的通知》。前者保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流失到海外的重要文物回流到祖国内地的渠道畅通无阻，也扩大了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货源，促进了中国文物艺术品的国际交流；后者规定的“定向专拍”，又经过几年的实践和不断完善，成为今天的国家“优先购买法”，既保证了重要文物由国有博物馆收藏，避免其流失，又照顾到文物持有人的经济利益，多方共赢。
正因有法律的保障以及初生的蓬勃生机，即便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冲击面很广，但中国内地的文物艺术品拍卖还是平稳度过，并迅速迎来了发展高潮，直至2002年。有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北京翰海、中国嘉德、上海朵云轩、北京荣宝四大公司实现成交拍品6383件，成交总额为3.5亿元。2001年，这四大公司成交拍品7800件，成交总额为5.87亿元，全国的文物艺术品拍卖实现11.39亿元总成交额。2002年，北京翰海、中国嘉德、中贸圣佳、上海敬华四大公司成交拍品8796件，成交总额7.35亿元；其中，成交价超过千万元的有3件：中贸圣佳推出的米芾《研山铭》卷以3298.9万元成交，中国嘉德推出的宋徽宗《写生珍禽图》卷以2530万元成交，中贸圣佳推出的清乾隆粉彩山水琵琶尊以1122万元成交⋯⋯
“2000年，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界发生两件大事：一是易苏昊代表北京保利集团从香港佳士得、苏富比拍卖会上购回圆明园流失的重要文物——兽首，北京市文物公司总经理秦公从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购回圆明园流失的清乾隆酱釉描金描银粉彩青花镂空六角套瓶，影响巨大，保利集团由此名声大振。”赵榆说，“另一件是秦公不幸英年早逝。秦公是北京翰海总经理兼北京市文物公司总经理，文博研究员。因为他对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和他崇高的人格魅力，在全国乃至全球的同行心目中都有着深刻影响。他病逝在工作岗位上的消息传遍业内，两三千人赶到八宝山为秦公送行，场面十分悲壮。”
回首自1992年至2002年间，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迎来第一个高峰期，不管是文物行政部门还是市场主体，还是需要配合的商务、工商、海关等部门，都经过了“实验”“成长”的历练；而由小到大、从没有经验到初步规范化，并取得辉煌业绩，也充分说明改革开放的春风给文物艺术品拍卖带来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张宗宪手执一号竞投牌竞得首件拍品危机中两次攀至尖峰
正当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界展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不料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使其跌入低谷。2003年，中国嘉德、北京翰海、中贸圣佳、上海敬华、北京华辰五大公司共成交拍品10532件，实现总成交额9.65亿元；其中，成交价超过千万元的5件：中国嘉德推出的隋人书索靖《出师颂》以2200万元成交；中贸圣佳推出的傅抱石《毛主席诗意册》以1980万元成交；中贸圣佳推出的齐白石《诗意山水册》以1661万元成交，齐白石《山水册十二开》以1452万元成交；北京翰海推出的元管道昇《织绣十八尊册》以1980万元成交。
“好在非典过后，很快又迎来了一个持续时间相对较长的发展新高潮。”蒋再鸣说，“此后的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更实现了直梯式的增长。2004年，中国嘉德、中贸圣佳、北京翰海、上海朵云轩、北京荣宝、北京华辰、上海敬华七大公司成交拍品25852件，总成交额为34.61亿元，单件成交价超过百万元的420件，其中超过千万元的18件。到2005年，中国的文物艺术品拍卖迎来第一个高峰，斩获总成交额162亿元。”
就在2005年迎来的第一个尖峰时刻，北京保利于当年7月成立。至今，该公司每年以拍卖成交总额稳居全国同行第一，并且创造了很多惊人纪录。同年10月，北京匡时以股份制公司的形式成立，更为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之后的发展增添了诸多活力。
自2005年秋季拍卖会以后，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又进入一个平稳发展期。2006年，北京保利、中国嘉德、中贸圣佳、北京华辰四大公司成交拍品11789件，成交额为24.97亿元，单件成交价超过百万元的有434件，超千万元的有13件。2007年，全国艺术品拍卖市场的成交额超过200亿元；其中北京保利、中国嘉德、中贸圣佳、北京翰海、北京匡时、杭州西泠、北京荣宝、北京华辰八大公司成交拍品23998件，总成交额为66.09亿元，单件成交超百万元的1160件，超过千万元的有51件。
1999年8月，中国拍卖行业协会文化艺术品拍卖专业委员会筹备会在苏州召开虽然自2007年至2009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并未给当时正在蓬勃发展的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造成巨大打击；但经过缓冲后，严重影响了2008年的业绩。有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全国文物艺术品拍卖成交总额仅为91.37亿元；其中，北京保利、中国嘉德、北京翰海、中贸圣佳、北京匡时、杭州西泠、北京荣宝、北京华辰8家公司共成交文物艺术品20698件，成交额为54.5亿元，超百万元的拍品有839件，超千万元的有32件；一系列数据相较2007年明显减少40%以上。
2009年，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中的单件亿元拍品诞生。据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统计，当年全国共有文物艺术品拍卖企业240家，实现总成交额203.66亿元的佳绩，完全有别于国际市场的一片萧条。其中，北京保利、中国嘉德、北京翰海、北京匡时、中贸圣佳、杭州西泠、北京华辰、北京荣宝8家公司共成交文物艺术品26928件，成交额为86.67亿元，超百万元的拍品有1245件，超千万元的有89件，超亿元成交的有4件。
此中，新生力量——机构收藏尤其是企业收藏成为中国文物艺术品“亿元”拍品不断诞生的重要动力。由此，中国的文物艺术品市场发展也逐渐从原来的行家主导，进入由企业家引领的新时代，战绩愈加辉煌，世界瞩目。
2010年，253家公司涉足文物艺术品拍卖，共实现354.43亿元；前述八大文物艺术品拍卖公司成交额达242.5亿元，超千万元的拍品有345件，超亿元的有11件。2011年第二次攀至尖峰，全国309家拍卖公司共实现总成交额553.53亿元。有关统计数据表明，2011年的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所占份额超过了全球的1/3，成为世界最大的拍卖体量。
“我们国家花了20年的时间就在文物艺术品拍卖上超过了英国，在世界排了第二，这就是中国的速度。”赵榆不无感慨地说，“中国的文物艺术品拍卖已占到全球这一市场的30%以上，从资金量来说应该是首屈一指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是中国增强文化自信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文物艺术品拍卖越来越活跃，对文物内在价值的普及与传播是有益的，它会让社会各个层面的人都关心文物和保护文物，不只是一个收藏者的一己之私。”
2007年秋拍期间，中国嘉德推出的明仇英《赤壁图》以7952万元成交，使中国绘画类作品的拍卖价格首次超过千万美元
看到希望的同时，业界要注意到：在中国文物艺术品迎来它尖峰时刻的同时，也暴露除了诸多问题。“有些是属于市场起步阶段不可避免的问题，比如法律和行业规范的不够成熟，只要大家注意，慢慢发现并改善便能解决，但很多问题是经历野蛮生长后，市场暴露出的严重制约未来市场发展的顽疾，比如广为诟病的假拍、拍假，比如拍卖人员专业素养越来越低、人才和资源愈加紧张等等，都不是一时半会儿或者某一两家组织能够解决的。”蒋再鸣表示。
调整就是改革，时间会很长
有荣必有枯，市场发展更是如此。所以，当中国的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在2011年迎来第二个尖峰时刻后，于2012年秋季拍卖会开始，便面临着至今不止、似乎越来越严厉的市场调整。
近几年，由于经济环境的变化，拍卖市场基本维持在300亿元左右，尽管如此，这也是25年前的1万倍并且2017年还出现了历史以来亿元拍品最多的一年，达16件（套）。
由于市场快速发展的惯性使然，2012年的中国文物艺术品的市场表现差强人意——全国共计355家拍卖机构全年共实现288.62亿元的总成交额。以至于2013年到2017年间，全国涉足文物艺术品拍卖的企业每年还在增长，2013年381家，2014年396家，2015年438家，2016年451家，2017年488家。
然而，自2012年后，全年文物艺术品拍品的总成交额在呈现波动式下滑趋势。为此，有业内人士说，2013年、2014年的市场在回暖，但也有人说市场在继续深度调整，甚至产生崩盘说。蒋再鸣认为，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当下的市场表现是其自身发展必然经历的调整、萎缩阶段的正常表现，也是藏家成熟、理性后要么选择高精尖的藏品，要么选择价廉物美的东西后，市场健康发展的表现，而这样的表现必将引起市场深刻的变革，由此引起的阵痛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更猛烈、持续时间更长。
甘学军等业内人士也颇有同感：现在面临的瓶颈比25年前市场初创时遇到的困难还要严重。
从最初的藏家到2007年进入荣宝拍卖，2013年又收购江苏爱涛拍卖的杨帆，也感觉现状严峻的同时，更认为未来的深度调整是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绕不过去的坎儿，只能面对，无法逃避。用杨帆的话说：“这跟一个人的成长一样，你必须要经历童年、少年等时期的，中国的艺术品市场无法实现弯道超车的，都要走以前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只不过他的速度满，时间长一些，你看见他走过，有了经验，学乖了，可以走得更稳、更快。”
齐白石《山水十二条屏》成交价9.315亿元为截至目前成交价最高的中国文物艺术品 北京保利十二周年秋季拍卖会
对于拍卖公司而言，杨帆觉得市场必然会是两极分化，也同国际市场的发展历程一样。他说：“高大上的东西，只是占5%乃至更少的人在玩儿，他们实力很强；另外一端就是更加平民化的艺术消费，不是你的家具有多贵，装修有多豪华，而是装饰什么样的艺术品来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这是艺术品市场最后的归宿。10年前，拍卖公司的日子很好过，但今后就完全不一样了，也是两个极端，保利、嘉德等一线机构坚持高大上的路线，中小型拍卖将走向专业化路线，有人很盲目，想着经济好了，还会回到10年前，但永远回不到以前了。”
而在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道路上，业界普遍认为，大力推动中国文物拍卖的国际化进程，势在必行。如按照国家有关自贸区发展的总体部署，制定相关政策措施，扩大自贸区文物市场开放；树立国际视野，认真研究国际文物拍卖的发展趋势，既要从世界一流企业数百年发展的经营理念、管理制度和行为规范中吸取营养，又在“互联网+时代”积极创新，为文物拍卖这一古老行业的未来贡献中国智慧；加强国际合作，中国文物拍卖让文物活起来，欢迎中外企业通过拍卖这一价值发现和资源配置的独特优势，为国内公众提供更多国外优秀文物艺术品收藏鉴赏服务，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建，开创合作共赢的中国道路。对此，杨帆坚定地认为：“只有这样发展的艺术品市场还是会繁荣的，只不过繁荣的形式将大不一样。”
| 本文刊于《艺术市场》2018年8月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