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唐长沙窑遗址出土青釉褐彩诗文注子。 唐长沙窑青釉褐、绿彩鹭鸶纹注子 唐长沙窑青釉模印贴花双鱼纹注子

　　北京  吕成龙

　　长沙窑是我国唐代的著名瓷窑，因窑址位于湖南省长沙市而得名。其遗址分布于长沙市西北约25公里处的湘江东岸铜官镇附近的石渚瓦渣坪一带。该窑的主要区域在石渚，瓦渣坪只是石渚的一小块地方，石渚在唐代归长沙管辖，现归望城县管辖，所以长沙窑又有“望城窑”“铜官窑”“瓦渣坪窑”“石渚窑”等称谓。

　　长沙窑与岳州窑都位于湘江上游沿岸，唐人陆羽在所撰《茶经》中提到岳州窑，并从饮茶的角度把它评为唐代六大青瓷窑的第四位。长沙窑历来被认为不见于唐代文献记载，20世纪90年代，周世荣先生在《全唐诗》中查到一首唐代李群玉所作《石潴》诗，诗文描写了长沙窑的烧瓷情况。诗曰：“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迥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

　　长沙窑遗址发现于1956年。1957年北京故宫博物院冯先铭、李辉柄先生对其进行过复查。1964年冬至1965年春，湖南省博物馆派人前往调查试掘。1978年1月和11月，长沙市文化局对长沙窑遗址再次进行了调查与试掘。1983年3月至12月，湖南省博物馆与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包括长沙市博物馆)组成长沙窑联合发掘小组，对长沙窑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揭露面积400平方米，出土陶瓷器7211件。1999年11月5日至12月25日，对窑区内的蓝岸嘴一带再次进行了考古发掘，揭露面积300平方米，出土陶瓷器1691件。考古工作者根据器物类型学、地层迭压关系、墓葬分期、器物上所书文字、文献记载和外销情况等进行综合分析，认为长沙窑烧瓷兴起于“安史之乱” (755～763年)之际，盛于晚唐(836～907年)，衰于五代(907～961年)末期。

　　综合国内外出土的长沙窑瓷器看，唐代长沙窑瓷器的品种很丰富，大体可分为单色釉瓷、青釉色斑瓷、模印贴花瓷、釉下彩绘瓷、釉下题写文字瓷五大类。其单色釉器以青釉瓷为主，另有酱釉、绿釉、红釉瓷等。青釉色斑瓷器有青釉酱褐色斑、青釉绿斑等。唐代长沙窑瓷器中最具特色的是青釉釉下彩绘瓷，包括青釉褐彩、青釉绿彩、青釉褐绿(红)彩等。而唐代长沙窑瓷匠用褐彩在瓷胎上题写诗文，然后罩以青釉，则开创了诗文与日用器皿有机结合的先河，给人以和谐的美感。

　　由于长沙窑属于民窑，其产品涉猎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因而造型繁多，目前已发现数十种器型，较为常见的有壶、碗、罐、洗、盒、瓶、盘、碟、水注、灯、烛台、盂、杯、枕，以及各式儿童玩具等。总的来说，长沙窑瓷器的胎质较粗，根据科学检测，其胎中氧化铁(Fe2O3)含量大于1.5%，致使胎体白度不高。长沙窑瓷匠为了提高瓷器的外观质量，多在胎上施一层白色粘土，俗称“化妆土”，这可从瓷器露胎处明显看出。

　　1997年8月18日，笔者曾借赴湖南省湘阴县考察新发现隋代龙窑遗址之机，前往长沙窑遗址进行考察。2009年3月，笔者随故宫博物院代表团访问新加坡时，曾前往新加坡圣淘沙虎豹别墅区华颂馆观摩了1998年至1999年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黑石号”沉船上打捞出的部分长沙窑瓷器。下面在已取得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本人所见所闻，谈谈唐代长沙窑瓷器的主要品种和艺术特色。

　　单色釉瓷

　　在施单一色釉的唐代长沙窑瓷器中，以青釉瓷最为多见，另有少量酱釉、蓝釉、绿釉、红釉瓷等。青釉瓷器釉层较薄，釉色青中偏黄，釉面多开细碎片纹，有的胎、釉结合不好，产生剥釉现象。酱釉瓷釉层略厚，釉面亦多开细碎片纹，釉面滋润，呈酱褐色。绿釉瓷釉层亦略厚，釉色绿中略泛蓝，釉面光泽柔和悦目。笔者曾在窑址采集到一块浅碗形的绿釉瓷片，其内壁满施绿釉，外壁施半截绿釉，露胎处刻划符号“×”，系烧窑前在未干的胎体上刻划，瓷片一侧残留半圆形孔，显然这是一块绿釉试片，圆形孔的用途是在烧成过程中用铁钩将试片从窑内钩出以查验其色，这说明唐代长沙窑很重视绿釉瓷的生产。

　　蓝釉、红釉瓷标本极少见，说明这两个品种是因窑内温度、气氛变化而偶然出现的，不是刻意烧造。科学检测结果表明，青釉和酱釉的主要着色元素是铁，绿釉和红釉的主要着色元素是铜，蓝釉的主要着色元素是钴。

　　青釉或灰白釉色斑瓷

　　长沙窑的青釉或灰白釉色斑瓷主要有两种，即青釉酱褐色斑和青釉或灰白釉绿斑。其做法是在器物上先施青釉或灰白釉，然后用毛笔蘸酱褐色釉或绿釉在器物上随意挥洒或点染，烧成后形成彩色斑纹。斑纹有的似山峦起伏，有的似行云流水，有的似彩球悬空，有的似匹练飞舞。图案多带有写意性，观之使人回味无穷。

　　个别以绿釉挥洒条形纹的器物，纹饰边缘或局部因窑内温度、气氛的微妙变化，绿釉中的二价铜离子被还原为一价铜离子而成红色，遂使整个斑纹红、绿二色相互映衬，清新明丽，妙趣横生。还有个别挥洒绿斑的器物，因绿釉中混入其他着色金属元素，烧成后绿色夹杂蓝、紫、月白等色，绚丽异常，产生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模印贴花瓷

　　以往长沙窑遗址出土的这类标本很丰富，笔者在窑址采集的标本中，带模印贴花的亦很多，说明唐代长沙窑瓷器上很盛行模印贴花装饰。其题材以椰枣、椰枣配小鸟最为多见，也有椰枣配蜜蜂者。椰枣枝叶繁茂，果实累累。另有胡人乐舞、婴戏莲、飞鱼、立狮、游龙、双鱼、武士骑马等纹饰，多见于壶嘴和壶系之下。模印贴花的做法是：先将揉好的坯泥压入阴刻有图案的扁平形陶范中印出纹饰，然后用泥浆将印有纹饰的片状坯泥粘贴在坯体上，整个器物施以青釉或酱色釉，然后入窑烧成。有的还在模印贴花部位的青釉上涂洒褐色釉，使纹饰更加突出醒目。

　　由于椰枣又名“海枣”，产于西亚和北非，胡人乐舞亦是典型的西亚风格，由此可知，这类瓷器主要用于外销，在国内港口扬州、明州(宁波)以及西亚的伊朗、伊拉克等国均出土此类长沙窑瓷器标本，即是证明。

　　釉下彩绘瓷

　　从陶瓷发展史来看，长沙窑虽不是釉下彩绘技法的首创者，但却是将这一技法大规模发展的首个瓷窑，长沙窑瓷器也因此在唐代诸瓷窑中独树一帜。它从早期单一的釉下褐彩，逐渐发展成后来的釉下褐、绿彩，釉下褐、蓝彩，使图案的表现力进一步增强。褐彩的着色剂主要为氧化铁(Fe2O3)，由于氧化铁在高温下呈色较稳定，不流不散，所以长沙窑工匠往往用单一的褐彩绘画，所绘图案线条清晰流畅。绿彩、蓝彩的着色剂主要为氧化铜(CuO)，由于氧化铜在高温下易流散，因此，当褐、绿或褐、蓝彩并用时，就用褐彩勾线，用绿、蓝彩填涂或渲染。长沙窑釉下彩绘中还有一种釉下褐、红彩者，但数量极少，说明当时不是作为一个品种来生产的，而是在烧造釉下褐、绿或褐、蓝彩瓷器时，因窑内温度、气氛偶然变化，将绿彩或蓝彩中的二价铜离子还原成低价亚铜离子所致。

　　长沙窑的釉下彩绘纹饰很丰富，有花草、花鸟、人物、动物、建筑等，其中以花草类最为多见，其次是花鸟类。鸟类以雀鸟最为多见，其次是雁、长尾鸟、凤凰、鹭鸶、仙鹤等。鸟的姿态各异，有的展翅飞翔，有的跳跃于草丛间，有的独立栖息，但均羽翼丰满，神态生动，显示出长沙窑工匠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娴熟的绘画技巧。

　　题写字、词、单句、诗文瓷

　　据研究长沙窑瓷器的专家们统计，历年长沙窑遗址出土的带题诗的器物共190多件，不重复的诗文共60多首。每首诗一般只在一件器物上出现，部分诗文在两件、三件多至十几件器物上出现。题诗多为五言绝句，极少数为六言或七言绝句。其位置绝大多数在壶嘴下方的腹部，个别题写在枕面或碟内。在格式上，多为竖写一句一行，也有少数一行未尽而另起一行者。诗文大多内容完整，文字容易辨认，少数因器物残损致使内容不完整，有些诗文中的个别文字因笔画不规范而较难辨认，也有些多次出现的诗文在字词或语句上略有出入。有的诗中还出现错别字，这些错别字一般都是音同字错，如“苦辛”的“辛”写成“新”，“前程”的“程”写成“逞”等。

　　绝大多数题诗的器物上不再有其他纹饰，个别的则将诗文与绘画相结合。目前已发现有10首诗歌在《全唐诗》中能找到相同或基本相同的语句，作者有韦承庆、张氲、高适、刘长卿、贾岛、白居易等，可以认为是当时文人的创作。其他均出自民间。其内容有的抒发离愁别绪，有的感叹世态炎凉，有的表现男女爱情，有的反映商贾活动，有的宣传伦理道德，有的表现饮酒作乐或规劝戒酒，有的描写边塞征战。另有应酬诗、写景诗、文字游戏诗等，反映了当时生活的方方面面。

　　笔者曾在长沙窑遗址采集到两件题诗壶残器，诗文已不完整，经与1983年长沙窑遗址出土完整器核对后可知，一件题写的五言诗应为：“孤竹生南岭，安根本自危。每蒙东日照，常被北风吹。”其内容是感慨世态炎凉。题此诗的完整壶只见于1983年窑址出土的一件。另一件壶上题写的五言诗应为：“男儿大丈夫，何用本乡居。明月家家有，黄金何处无？”题此诗的完整壶见于1983年窑址出土的3件。

　　由上述可知，唐代长沙窑是一个产瓷品种很丰富的瓷窑。在唐代瓷窑当中，若论烧造品种之丰富，除了长沙窑，就是位于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的耀州窑。但唐代长沙窑有很多独具特色的方面，如大量烧造釉下彩绘瓷、大量用诗歌装饰、大量使用模印贴花装饰等。

　　唐代长沙窑瓷器除了内销以外，还大量外销，在朝鲜、日本、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巴基斯坦、阿曼、伊朗、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埃及、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国均曾出土过唐代长沙窑瓷器。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彭加山岛附近的一个名曰“勿里洞岛”的周围海域，发现一艘保存完好的沉船，被命名为“黑石号”，经考证这是一艘唐代的商船来自中东，因触礁而沉没。后来打捞时在船上发现大量长沙窑、越窑、邢窑瓷器，在打捞出水的6万多件瓷器中，长沙窑瓷器占了5万多件。由此可见，唐代长沙窑瓷器销往西亚阿拉伯地区的规模超过同时代其他任何瓷窑。近些年，唐代长沙窑瓷器愈来愈受到人们重视，因为它对于研究唐代市井文学、唐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