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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毅

　　由于政体的变革和欧美文化的强力东渐，民国时期的物质生活领域出现了诸多新的因素，但这一时期过于短暂，其间又战乱频仍，很多方面都没有来得及形成鲜明的特色。与明清两朝相比，民国瓷器的时代特征不甚鲜明，而且许多窑场的黄金时代都集中于抗战爆发以前。

　　民国时期制瓷业的变化

　　从清朝末年开始，中国瓷器手工业的生产制度开始出现转型，到民国二十年代，逐渐实现了由制瓷作坊向瓷业公司转变。中国最早的瓷业公司成立于清朝光绪末年，如福建宝华制瓷有限公司、江西萍乡瓷业公司、湖南瓷业公司等；辛亥革命前夜的宣统二年(1910年)，江西瓷业公司宣告成立；此外，重庆、成都等地也创办了瓷业公司。这些瓷业公司尽管规模不大，还不能完全等同于现代制瓷工业，但毫无疑问应该是中国制瓷业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步骤。

　　生产方式的变革

　　民国肇建，推进了中国现代化企业的发展。1914年，河北唐山启新洋灰公司附办的制磁部成立为“启新瓷厂”，唐山白瓷正式进入了近代工业化生产的轨道。此后十余年间，唐山的制瓷业有了飞速的发展，德盛、新明等瓷厂相继成立，奠定了它成为北方瓷都的基础。作为南方青瓷的重要产地，浙江省也创办了“龙泉省立瓷业工厂”，除生产仿宋元青瓷外，更多地生产白瓷和青花瓷。抗战开始前的十余年间，由各级政府主导，许多瓷场改进工艺技术、改良生产方式、推进管理模式的企业化，数十家有一定规模的瓷业公司在全国范围内相继成立，我国制瓷业初步完成了由手工作坊向现代工业企业化生产方式的转型。

　　与此相关，民国时期瓷器制造逐渐完成了由传统的手工生产到现代机械化生产的转变，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时期机制瓷器普遍出现，使得器物造型更加统一并且规范化，但同时也显得呆板，这在一般商品化日用粗瓷器上表现得更为突出。由于炼泥方法的不同，瓷胎有明显的现代瓷质感，白度和硬度都相对较高；由于使用化学彩料，大多数产品色彩浮艳，以“洋蓝”绘画的青花更是普遍有飘浮的感觉。为省工力，日用粗瓷的绘画也常见偷工减料，更多采用了简笔画法。

　　除机械炼泥、制坯、成型外，民国制瓷工艺最大的变化是贴花纸的使用。贴花纸装饰方法是把图案印制在纸或薄膜上，把它们贴于待装饰的瓷器部位，釉下釉上均可，再烘烧而成。贴花纸的开始使用大约不晚于1920年代晚期。早期贴花纸是舶来品，上海的益丰搪瓷有限公司、华商铸丰通记搪瓷公司分别于1927年和1929年开始生产贴瓷用印花纸(周觉民《略谈我国陶瓷贴花纸的兴起》，《景德镇陶瓷》1982年第3期)。贴花纸装饰工艺便捷省工，但也把瓷器的装饰工艺简化到了极点。以其简便利用，很快成为当代瓷器的最主要装饰手段。

　　黄炎培先生在《景德陶调查书》中言简意赅地记述了清末到民国初年制瓷工艺的机械化转变：“制胚[坯，下同]，则有压胚、铸胚之新法。压胚者，用半机械辘轳与石膏型压成盘、碗等物；铸胚，用石膏模倾注泥浆，因石膏之吸水性而使沿边成型。上釉则有以机器代人力吹釉之新法，其余浸釉、浇釉、刷釉、荡釉诸法，壹仍旧贯。惟施彩除仿古及粉器用绘画旧法外，则有刷画、印画之新法。刷画以双钩成花鸟形之纸贴胚上，而刻之使空，于其空处将各种彩色用刷糁上，烧则纸化去，而花鸟宛然。印画有铜版、石版之分。铜版印画，以镌有花鸟形之铜板糁上颜料，渡于蜡纸，再由蜡纸以印于胚，各种青花纹多用之；石板印画略同，而五彩花卉皆宜。”可见，当时景德镇瓷器制作工艺的变革是多方面的，几乎涉及到了瓷器除烧造外的所有工艺环节。

　　技术传授方式的变化

　　与生产方式的变革相表里，制瓷技术的传授方式在清末民初也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以往作坊经营师傅带徒弟，是一种自发性的技术传授，瓷业公司的成立引进了近代工厂的管理和课徒范式；相关技术学校的建立，更为制瓷业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

　　光绪三十年(1904年)，湖南凤凰籍进士熊希龄(后曾任民国总理兼财政总长)受湖南巡抚赵尔巽委派赴日本考察实业和教育。次年，熊希龄等到醴陵实地考察制瓷业，提出“立学堂、设公司、择地、均利”四项主张，经湖广总督端方批准拨银12万两，成立官立湖南瓷业学堂，熊希龄任校长，醴陵举人文俊铎为监督。课程涉及数理化和历史、语文、绘画等多方面，还特别从国外聘任绘画和工艺技师授课。其中“永久科”四年制，以有文化基础的窑户子弟为主要招生对象，用来培养专门的骨干技术人才；另有“速成科”，选招熟练工人培训进修。为配合教学，学堂进口国外先进的设备，设置陈列室，后来开办的湖南瓷业公司顺理成章地成为实习基地。清末民初醴陵窑瓷器上有“宣统二年湖南瓷业学堂学生罗正五制”、“湖南瓷业学堂学生黄正秋绘”等款识，应该是当时学生实习作品的珍贵遗存。醴陵窑之所以能够后来居上，先于景德镇而创烧出高温釉下五彩等新产品，与注重职业学校的专门人才培养密切相关。该学堂于宣统时改名为“湖南瓷业艺徒学堂”，民国初又改为湖南省乙等窑业学校，1917年再改名为“湖南窑业试验场”，亦名“湖南模范窑业工厂”。

　　从清末到民国前的一二十年间，与制瓷业有关的各地方兴办瓷业学校蔚然成风，这些学校往往和瓷业公司相伴共生。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创建的“江西改良瓷业公司”，“集官商资本二十余万，本厂设于景镇，用旧法制造以维营业，而设分厂于鄱阳县高门地方，实验改良新法，并附设学校，俾学生入厂实习”(黄炎培《景德陶调查书》)。其他和景德镇窑有关的瓷业学校还有浮梁陶瓷职业学校、江西省立陶业学校、江西瓷业公司夜校等。

　　1920年代后期开始，以周仁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致力于通过现代科技手段振兴中华产业。1927年，周仁在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时，开设陶瓷、冶炼、玻璃三个实验厂，以培养专门的高级技术人才。1928年，由他积极推动设置并自任所长的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成立。该所最初以钢铁和陶瓷研究为主，对古陶瓷进行结构分析，通过物理测试、化学实验等自然科学手段，分析古陶瓷胎、釉化学组成以及烧造过程等工艺情况，科学地总结我国古代的制瓷工艺，为一些古代名瓷品种的复烧奠定了基础。他还主持创办陶瓷试验场，以科技手段促进瓷器制造工艺的不断改良进步，加速了我国制瓷业的现代化进程。

　　民国时期的重要窑场

　　民国时期的窑场分布在全国许多省份。景德镇仍是行业龙头，但官窑制度终结，使之失去了昔日的独尊地位；其他地方窑场的竞争力明显提高，醴陵窑、德化窑、石湾窑、彭城窑等各有所长，特色突出的产品颇受世人青睐。

　　景德镇窑

　　民国初年，许多曾经以各种形式效力于官窑的匠师，以其无可比拟的优越工作经历仿制清官窑瓷器。没有了官窑制度的限制，仿官器品式全无顾忌，工艺上又得心应手，仿明清官窑产品大量出现，多见粉彩、青花，也有五彩、斗彩、珐琅彩等其他品种，还有仿明代以前的品种。民国时期是景德镇仿古瓷生产的一个高潮，有以作伪为目的而仿古者，也有不少是一般意义上的仿制，仅仿其模式、仿其工艺而已。风潮所趋，民国三四十年间还出现了不少仿“仿官窑”的低劣之作，而仿民国初年的“洪宪官窑”曾经泛滥成灾。高质量的民国瓷器差不多都有一定的仿古色彩，这是当时景德镇瓷器生产的一个突出特点。

　　醴陵窑

　　湖南瓷业公司引进制瓷机械和相关的技术，以细质瓷器为主要产品，改进旧工艺，创烧出釉下五彩这一新品种。醴陵釉下五彩工艺独特，具有无铅、花纹耐磨而不褪色等优点，当时景德镇尚无此工艺。清宣统元年(1909年)，醴陵釉下五彩获得了武汉劝业会一等金质奖，此后又相继获得南洋劝业会一等奖、意大利都灵博览会最优奖等奖项；1915年，在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醴陵釉下五彩获得了金奖殊荣。醴陵窑的制瓷名家有彭筱琴、张晓耕、吴寿祺等。

　　石湾窑

　　广东石湾窑以生产“广钧”见长，在清代中晚期生产规模很大，仿钧釉美术瓷器的生产达到鼎盛。民国时期特别是抗战以前，继续生产各类彩釉瓷塑，人物栩栩如生、动物惟妙惟肖，也有不少精致的日用瓷器和建筑用陶。潘麟(玉书)、黄炳、陈渭岩(养云居士)、刘佐朝、刘传等人都是清末到民国初的著名陶艺大师。

　　德化窑

　　德化窑在明清时期以白瓷特别是白瓷雕塑见长。民国肇造至抗战以前，德化窑改良造型、装饰，改进工艺，仍以雕像、花瓶等为产品大宗，许友义(云麟)等匠师学习模仿明末何朝宗的艺术风格，颇得海内外赞誉。除白瓷外，清末民初德化窑还生产彩瓷，采用电光水涂抹白瓷表面，再入炉烤出红、蓝、紫等釉上变色。民国初年，彩画艺人郑少陶等提倡恢复古彩，输入日本产洋彩料和金水，运用传统技法绘画，为彩瓷创新之作。1920年代末成立县模范瓷业公司，产品颇受国内欢迎。1935年，由福建省建设厅、教育厅会同德化县共同创办省立陶瓷职业学校和德化陶瓷改良厂，设置实验室和实习工场，改进生产技艺，开始使用石膏模型灌注的办法(即“注浆法”)代替拉坯等手工成型。

　　彭城窑

　　河北磁县彭城镇是明清时期磁州窑的烧造中心，清末开始转产青花瓷，也有黄、绿、黑、白等不同釉色品种。该窑民国时期继续大量生产民间日用陶瓷器，产品以碗、盘、罐、茶壶、瓶、炉等居多；以制瓷原料分则有细瓷、缸胎粗瓷、砂锅三类。曾有天津瓷器商人以进口釉料供给窑店，改进了彭城瓷的质量。1930年代初统计，彭城窑瓷器产量约占河北全省出品的60%(唐山窑占40%)；“河北省立工艺试验厂之职工，有自天津回彭城者，创设小规模之瓷窑自行营业。此种瓷窑，仿行各种新法，应用各种模型，并承揽种种定活”(《调查河北省之陶业》，《工商半月刊》1931年6月15日)。

　　唐山窑

　　相传明朝永乐年间唐山开始有缸类粗瓷生产，清末民初，随着铁路通车，这里的制瓷业开始大有起色。由田鹤群创办的田家窑，在仿古的基础上生产包括白瓷在内的各类细瓷。此后又有新明、德盛、德顺隆等瓷厂开业。1920年代中期唐山已经能生产出质量高的白瓷；1930年初，窑店达到40家，产品以碗类居多，制瓷工艺逐渐走向高峰。清末启新洋灰公司附办的制磁部于1914年正式成立启新瓷厂，由德国人经理，用新式电力机器生产，“所用原料，有一部采自国外，与本地原料搅和，以制造较细之瓷器。产品种类新颖，凡洋式厨房饭桌各项用具及卫生用品、电业用品悉在制造之列”(《调查河北省之陶业》，《工商半月刊》第3卷第2期，1931年6月15日)，成为唐山制瓷业的执牛耳者。

　　民国瓷器的品种

　　民国时期窑场分布范围虽广，但品种却远不及宋元明清时期丰富。因为时段短，国内相对安定的时间更短，瓷器装饰品种的创制甚少，产品以彩瓷为主，特别是高档瓷器基本都是彩瓷，也有一些青花瓷器和颜色釉瓷器，绝大多数都是对于清朝瓷器装饰工艺的直接继承。海外市场的不振，对于瓷器装饰的发展创新也缺乏有利的刺激。除社会因素外，机械化或半机械化生产，也使产品装饰更加趋向单调、统一。如《景德陶调查书》所说：“改良瓷器以省工速效为主旨，趋于便捷一途云尔。以印花镀金为长技，以玻璃代釉为简当，故其瓷光泽，质甚莹洁，殊少沉著浑厚之气。以之日用则过于珍，以之收藏则伤于冶，只供俗好，无关雅赏。”以景德镇窑为代表的浅绛彩和“新粉彩”、以醴陵窑为代表的釉下五彩，以其鲜明的装饰特色，可以看作是民国、特别是民国早期(抗战开始以前)瓷器装饰的代表。

　　在器型方面，除大量的盘、碗、茶壶、茶碗等饮食器外，烟灰缸、肥皂盒、花盆等各类日常生活用品一应俱全，还多见各式用于陈设或婚嫁的花瓶、捧盒，另外，还有大量的仅具装饰意义的瓷板画。

　　浅绛彩、“新粉彩”和釉下五彩

　　“浅绛彩”是因色彩而不是因原料或工艺而得名。以浅绛彩装饰瓷器大约始于清朝嘉庆、道光时期，其特点是模仿元代黄公望以来传统的浅绛山水画传统，色调淡雅清新，因其纹样主要以水墨及淡赭等色来描绘，故名。民国浅绛彩的祖本出自清晚期的咸丰、同治之际，但总体上文人气息更浓重，传世品大多是民国早期作品。

　　“新粉彩”从彩料归属上说仍然是粉彩，但其所用颜料不再是天然矿料，而是人工合成料，对于烧成温度的要求比清代的粉彩要宽松，其料以油调和者称“油料”，以水调和者则称“水料”。“新粉彩”还改变了绘画技法，不再用勾线、填涂的方法，而是用笔蘸料直接绘画于瓷器上，用笔、设色类同于中国传统的没骨画法。“新粉彩”原料成本较低，绘制工艺亦不复杂，因而很快就得到了推广。

　　传统的五彩瓷器有些是单纯的釉上彩，也有一些是釉上和釉下(主要是青花)混合彩，都是两次烧成，先高温烧成白釉瓷器，或是白瓷连同以青花表现的蓝色部分，经釉上彩绘后再低温烧成。釉下五彩是分三次烧成，是先以低温(大约800℃)烧瓷胎，然后绘彩，以同样的温度第二次烧造，使彩料中的有机物挥发，最后施高温透明釉第三次烧成。釉下蓝彩、墨彩等单色彩瓷生产工艺相同。

　　从彩绘到瓷画艺术

　　民国瓷器以彩绘为主要装饰手法，彩绘内容丰富多彩，人物、山水、花卉、鸟兽、博古、吉祥图案等一应俱全，但画风和图案特点等均尚未脱清人之窠臼。尽管如此，在图案内容方面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时代特色。民国瓷器的特点主要是通过绘画而表现出来的。这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图案的题材的变化，流行于清代的吉祥寓意纹样依然很多见，但也出现了一些宣传时事和政治主张的内容，在一些瓷器绘画图案中突出了宣传意义，这个倾向后来更进一步发展为以政治符号作为民族性的表现。

　　另一方面，民国彩瓷，尤其是新粉彩工艺与内容的革新，还表现在原本作为瓷器装饰而存在的彩绘，开始有一部分发展为专门的瓷画艺术。这个趋向从清朝同治、光绪时期开始形成，到民国二十年代已成风尚，彩绘工匠中的佼佼者们完成了由瓷画艺匠到“画家”的转变。除传统画法外，与彩料的变化相适应，还引入了西洋画法。顺应这一潮流，民国元年，浮梁县长徐仲亭创办瓷业美术研究社，瓷板画得到了进一步的鼓励发展。瓷板画显然已经超出了日用瓷和陈设瓷的范畴，它们究竟是属于瓷器装饰，还是属于绘画之一种，固然可以继续争论下去，但瓷板画超越清代及其以前而大量出现，事实上已经成为绘画艺术的载体之一。瓷画从一般绘画艺术学习发展而来，这是不争的事实。有不少瓷画艺术家早年就曾经拜画家为师，如“珠山八友”中的程意亭早年师从沪上浙派画家程璋，毕伯涛曾经学画于鄱阳画家张云山等。

　　民国时期最著名的瓷绘艺术家当首推景德镇的“珠山八友”。1928年中秋节，王琦、邓碧珊、徐仲南、王大凡、汪野亭、程意亭、田鹤仙、刘雨岑等人在景德镇文明酒楼组织“珠山八友月圆会”，约定以后每月十五日集会，论画品茗。这些名家各怀绝技，饮誉瓷画艺术界。由于瓷画艺术的发达，瓷器装饰匠师的艺术家化，使得短暂的三四十年间留下姓名的制瓷名家的人数超过了以往各朝代。

　　民国瓷器的特点

　　民国瓷器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技术经历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但器物造型和装饰则带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别是旧时代的特点依然昭著。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1.仿古色彩较重，时代特点未完全形成。民国瓷器生产前后持续不足40年，其间还有大约1/3的时间是处在全国性的战乱之中，其产品特色尚未充分形成即因政权更迭而告结束。与清朝相比，民国瓷器的时代特征不明显，有些研究者甚至称之为“晦暗期”。其产品无论是造型还是装饰，都有明显的清官窑印记，特别是粉彩仿雍乾、五彩仿康熙，几乎带有普遍性。从大的时空范围来看，民国瓷器生产实际上是处在一个至今都尚未完全完成的转型期之中。

　　2.虽然官窑烧造随着王朝制度的覆亡而彻底完结，但景德镇仍然继续出现了一些不是官窑的“官窑”(或可称为“拟官窑”)，和官窑一样不乏精品。袁世凯图谋恢复帝制，派庶务司丞郭葆昌(世五，觯斋主人)为陶务监督使，到景德镇特制了一批准备“御用”和充当“登基大典”礼品的瓷器，成为这类产品的始作俑者。后来继任的北洋总统等政要中，也有人专门向景德镇定烧瓷器，用于典礼或纪念，其产品多见瓶类陈设瓷，沿用清朝官窑堂斋款的格式标铭，如属于徐世昌的篆书“静远堂制”、属于曹锟的篆书“延庆楼制”，还有“怀仁堂制”等，有青花或矾红等不同品式。抗战胜利后，民国政府曾经委托景德镇烧造一批纪念瓷器用作外交礼品，也是相同的性质。这类东西的质量远远高于当时民间堂名款瓷器，介于清官窑与民窑的“官古器”之间，产品质量更接近官窑。

　　3.现代机械化生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降低了成本，瓷器制作和烧造的方式也相应地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但一般日用瓷器的造型、装饰益加单一化，甚至更多粗制滥造。所以，其利弊得失恐怕不能简单化评判。

　　4.瓷器不再以改进胎、釉、彩等原料为目标，甚至也不再以工艺、技术改进为目标，而专以绘画水准竞高下，形成了夸耀瓷绘技艺而不是制瓷工艺的趋势。这个特点尤其影响到对民国瓷器分期标准的认识。

　　5.瓷器实用与单纯欣赏的脱节，甚至成为专门的艺术品，这个倾向不晚于清朝已有，但民国时期更成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