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刚

　　一对公元1351年(元至正十一年)的花瓶，曾被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社(属今江西省玉山县)的张文进供奉，以“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这对瓷瓶中的一件，在远走海外80余载后首次回到国内，即为此次现身上海博物馆(下称“上博”)的“至正十一年”铭青花云龙纹象耳瓶。

　　上世纪50年代，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原馆长波普正是把“至正瓶”作为衡量许多相同类型瓷器的标杆，才得以找到解决元青花瓷器诸多谜团的路径。张文进当年要求工匠烧制在瓶颈上的铭文，成为元青花日后石破天惊令世人如痴如醉的传奇之路的发端。上博陶瓷研究部主任陆明华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被问及此次展览中他最为看重的展品，他略作思索后表示，从研究的角度，当然是“至正瓶”。

　　上博10年前就有举办元青花瓷器大展的意愿，经过几年筹备，终于集得元青花瓷器收藏之大成。90余件(套)元青花器物和一批瓷片标本，包括了对元青花研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至正十一年”铭青花云龙纹象耳瓶、2005年拍出2.3亿人民币天价的“鬼谷子下山图罐”，以及来自土耳其托普卡比宫博物馆、伊朗国家博物馆、大英博物馆、日本出光美术馆及上博等国内外30余家收藏机构的元青花瑰宝。来自国外的展品，基本上都是首次来到中国，有的国内展品也是首次公开露面。

　　景德镇生产的元青花已经有超过650年的历史，而系统地认识和研究这些器物的历史不过60年。目前学界认可的存世元青花不足400件，而绘有人物故事的器物更是仅有不足10件，极为珍贵。此次鬼谷子下山图罐、昭君出塞图盖罐、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和三顾茅庐图带盖梅瓶等集中展出，可谓盛况空前。展览将持续至明年1月20日。

　　在陆明华看来，元青花的外在特征为“大气、雄浑、精美”，他说，元青花不是很细腻的那种，“看上去比较粗犷，给人非常大气的感觉，也很漂亮。这三个特点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元青花出现在多民族融合的元代，特定的历史环境使其在承袭中国文化的同时吸收了更多元的文化要素。“元青花发源于中国，无疑主要承袭中国传统文化，但是它的出现有特定的历史原因，又处于元代这个多民族交融的历史环境之中，因此元青花包容了众多的文化要素，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上博副馆长陈克伦论述道。随着近年来考古不断发现元青花器物，加上国际交流活跃，泛着幽蓝光芒的元青花背后的更多谜底将被世人揭晓。

　　从至正十一年出发

　　首次回到中国的“至正十一年铭瓶”被置于独立的展台上，接受络绎不绝慕名而来的观众的瞻仰与赞叹。“至正十一年铭瓶”高63.8厘米，颈部有象首环耳一对，纹饰繁而不乱，绘制精美，自颈至底共有九层，依次为缠枝菊花、蕉叶、云凤、缠枝莲花、云龙纹、海涛纹两层、缠枝牡丹纹及杂宝莲瓣，工艺之美亦令人赞叹。瓶颈部的铭文学术意义尤其重大，记录了定烧人的信息，以及烧造年代和功用，“至正型”由此而来。

　　上世纪20年代，这对青花瓷瓶曾出现在北京贡院(一说智化寺)，后来据说经华人吴来熙之手卖给了大维德爵士(Percival David)。对于将这对珍贵的瓷瓶卖至国外的吴来熙，陆明华说：“评价吴来熙已经没有什么必要，他就是一个商人。真正需要评价的是发现这个资料然后研究的人。最早的是霍森，大英博物馆东方部的主任，到50年代，美国专家波普进行了深入研究，这时对元青花的研究才真正地深入下去，他们是开启历史的人。”

　　波普根据这对纪年瓶，结合土耳其托普卡比宫博物馆和伊朗阿德比尔寺藏品，从传世器物中辨识出一批“至正型”器物，由此奠定了元青花研究的基础。

　　“青花的烧造高峰，目前的资料显示只能是在至正前或至正十一年前。”陆明华表示，但这一高峰何时开始，又是何时结束的，目前仍是学界探讨的问题。“比如说这次很多文物过来了，研讨会上专家也提到这些问题，相关的研究仍在继续深入，但到底能延伸到什么程度，还很难说。”

　　“至正瓶在学术上解决了断代问题，而国外考古发现的新的青花瓷器，也已经用来与此前认定的元青花瓷器比较，比如在红海发现的元青花。”陆明华说，“这次上博在展览开幕期间举办的研讨会，除了对元青花的烧造年代、性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还探讨了一些新的问题。国内外的学者通过交流发现，许多新材料、新发现，特别是考古发现，过去没有掌握。”

　　融合之美

　　因天价成交而使元青花名声大噪的鬼谷子下山图罐，无疑也是此次展览的亮点。罐上图画如今真真切切地呈现在观众面前：鬼谷子乘双虎车，前有两名侍卫，苏代则着宋代官服，策马疾驰，后有一名武将，图画间以树木、花石。画面笔触流畅，釉色青白辉映。

　　而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青花昭君出塞图盖罐，也是仅存的绘有人物故事的元青花器物之一。画中的昭君骑着白马，怀抱琵琶，面容忧郁。另一件青花三顾茅庐图带盖梅瓶，呈现的是更加脍炙人口的诸葛亮三顾茅庐故事。图中诸葛亮手持书本，自是怡然自得，而刘备、关羽、张飞三兄弟动作神情各异，鲜明地呈现出人物的不同个性。

　　人物故事出现在元青花瓷器上，这受到当时盛行的杂剧的影响，其内容大多可在元曲唱本及其插图版画中找到原型。“元代版画中有些故事，与元青花瓷器的主题有很多相似性。一模一样的我们倒没有找到，但相似的内容很多，这就说明元青花瓷器上的这种人物故事，与时代还是息息相关的，当时的流行在元青花上能够很直接地体现出来。”陆明华如此解读。

　　展品的动植物题材纹饰亦精美绝伦。诸如龙、凤、麒麟、鸳鸯、鹤动物纹饰是最为常见的中国传统装饰元素，而元青花上更常见的植物纹饰，例如牡丹、莲花、栀子、菊花、松、梅等，也基本上都可以在唐宋以来的传统图案中找到渊源。展品纹饰多见莲花和莲瓣纹，这与元代皇家信仰藏传佛教密切相关。

　　元青花的大部分器物造型由中国传统造型演变而来，展览上的梅瓶、玉壶春瓶、盖罐、葫芦瓶等都呈现出明显的中国风格。与此同时，又有一些器物以迥然不同的造型和纹饰，提醒观者留意元青花所蕴含的跨文化要素。展出的多件大盘与中国传统瓷器造型不同，“与中亚、西亚的陶制、金属制大盘相似，这与伊斯兰地区围坐共食的饮食习惯相符；扁壶是随身携带的盛器，对于善于经商而经常外出的穆斯林是非常适宜的”。在颜色和纹饰方面，一些展品也体现出伊斯兰文化的特征。蓝色是穆斯林文化崇敬和钟爱的颜色，而纹饰层次丰富、布局严谨、图案密布的风格与伊斯兰文化的特征也颇为相近。

　　元代皇家偏爱白色，同时也偏爱蓝色，而古代波斯帝国也有同样的偏好。蓝色装饰器皿与建筑也是伊斯兰文化的传统，正是由于元青花瓷器与以上偏好的契合，使得它得以跨越文化广受欢迎。

　　交流之光

　　元青花的中外交流，“从现在的分布情况看，同样是通过丝绸之路、海上陶瓷之路的航线。”陆明华表示，“现在在不同地点发现的元青花，国内和国外的，包括土耳其、伊朗、日本琉球和东南亚等，实际上有一个轮廓线。以前了解不是很多，特别在国内，最近几年才得以深入全面了解，因为考古发现的原因，几条线路比以前要清晰，大致上可以理出当时贸易的情况。”

　　“它为什么受欢迎，原因比较明确。青花历来受到喜爱，中国人喜欢，外国人也很喜欢；雅俗共赏，文人阶层喜欢，平民也很喜欢，日常生活都在使用。伊斯兰地区特别喜欢，这与他们的审美观有关。在元青花之前，他们自己会烧很多白地蓝花的陶器，看到比他们白地蓝花的陶器更精美的青花瓷器，审美上很契合他们的要求。”

　　元青花与西亚的渊源，不限于文化和贸易，它的诞生与来自西亚的青料亦密不可分。烧造元青花使用的青料，经科学检测后确认为来自西亚的苏麻离青，“明代一些文献中提到苏麻离青，晚明的人讲明代早期永乐、宣德是用苏麻离青，对于更早时期的情况没有发现记载。后世用了科学方法测定后，认为元青花使用的也是苏麻离青。与永乐、宣德青花瓷器一样，元青花的钴料很有可能来自西亚，但目前还不能完全确定是否来自伊朗。”

　　对于学界而言，苏麻离青与元青花一样神秘，“青料的产地不完全明确，后来这种青料有还是没有，大家都不知道了。到明代中期就不用这种料来烧了，可能由于比较复杂的原因，比如进口的问题等等，仍不清楚。比较主流的说法是苏麻离青来自伊朗，是‘波斯料’。它非常特别，对元青花有重要的影响，对制造工艺有很大影响，如果用很差的钴料，绝对烧不出像宝石一样的这种蓝色。青料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没有这种好的青料，难以烧出好的青花瓷。”

　　来自西亚的青料，在景德镇的窑中幻化为璀璨夺目的青花，原料的交融、文化的契合、贸易的繁盛使得具有独特美感的元青花诞生并流传于那个短促但伟大的时代。元青花是后来明清景德镇青花的先导，“如果没有元青花，明朝永乐、宣德时不可能一下子出现那么多精美的青花瓷器，这其中有传承关系。景德镇的工艺是一脉相承的，元青花的发展给后来打下很好的基础。”陆明华如此评述元青花在陶瓷发展史上的地位。关于元青花的诸多问题尚需厘清，但它汇聚了中华与诸多文化的智慧，这对于元青花而言应当算是一个公允的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