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吴树(微博)《谁在收藏中国》 第五章

　　宁志超捐献元青花的事件并不孤立，在全国范围内，类似情况几乎每年都有发生。只要一涉及到元青花，“(故)宫里(故)宫外”、“有派”“无派”，便会各执一词、争论不休。当然，这种争论不会面对面，一般只会通过发表文章或接受媒体采访时带上几句相关话语。

　　如果说前些年两大阵营之间还只是偶尔发生“个体斗殴”，那么自2004年后，已经发展为两大阵营的群体对抗了。近年来举办的“景德镇国际元青花研讨会”和“中国民间元青花研讨会”，便是“有派”和“无派”的抗衡转向集团化的突出体现。

　　首届“中国民间元青花研讨会”于2005年岁末在山东青岛举行，出席会议的专家有国家古陶瓷学会副会长、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鉴定委员李知宴、原国家鉴定委员会专家成员孙学海、雷从云、赵青云、马文宽等人。(图67)

　　此次会议在发言过程中突发一件震撼人心的戏剧性场面：一位民间收藏家在谈及专家不承认民间存在元青花时，义愤填膺地举起自己收藏的一只元青花大罐，用力砸在水泥地上，说是要砸出瓷片，好让在场专家现场分析胎釉是否符合元代青花瓷的基本特征。据说当时身在现场的故宫(微博)古陶瓷研究员李知宴等专家，对破碎的瓷片进行胎土辨认后惊呼：“砸掉了几千万呵！”

　　会议还未结束，国内外诸多媒体不约而同地使用了“一砸千金为正名！”这种颇具煽动力的标题，对这一悲壮的场景进行了激情报道。这一砸，更深深刺激了与会专家和收藏者本已积怨很深的神经，在接下来的会议发言中，大家众口一词地强烈批评了“全世界只有300件元青花瓷器”的观点，呼吁正视中国民间大量存在元青花的现实。为了让这一观点得到证实，专家们还对来自全国各地的元青花藏品当场鉴定，并对其中若干件得到专家一致认定的物件当场拍板、联合签名，颁发鉴定证书。

　　此次元青花研讨会对于民间文物爱好者来说，无异于是一次扬眉吐气、振奋人心的誓师大会。尽管会后许多专家对此不屑一顾，视之为“一场闹剧”，并对会上颁发证书的元青花瓷器全盘否定，但与会者自恃也有国家级专家与土耳其等外国专家的支持，对来自“宫里”的冷风嗤之以鼻，仍然像取得征战胜利后班师回朝的战士一般奔走相告：“元青花的春天就要到了！”

　　结果并没有象民间收藏家们所预料的那样，他们所期盼的“元青花的春天”非但没到，而且就在此次会议以后的2006年下半年，由于元青花仿品充斥、信誉度下降，加上国内股市的异常活跃，抢走了大部分个人投资者的资金，致使元青花在国内外拍卖市场步入低谷，坐上了冷板凳，即便有一些高价成交的拍卖“业绩”亮相，大多也是虚张声势，空买空卖的假动作。

　　2006年年底，“中国民间元青花研讨会”又在上海举行第二次会议，会议除开邀请了史树青、李知宴、孙学海等国内知名专家外，还继续邀请了土耳其等国的元青花研究专家携带几件在国际行界公认的元青花“标准器”与会，与到会藏品进行比较性研究。这一次会议在研究实物这一环节中，除开继续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对来自民间的元青花藏品用“眼学”鉴定外，还借用了公安部有关仪器设备对鉴定对象进行“科学”测试。结果，与会民间人士收藏的几十件元青花藏品通过了双向测试，除开颁发证书外，这些贵比国宝的荣品，还被交由出版社正式结集出版，向社会公开推介。

　　会前，记者也曾接受会议组织者的邀请，由于身体原因未能成行。会后，据几位与会的藏家朋友讲，尽管此次会议得到上海市政府在经费上的支持，但自己仍然费时费钱又费力，最终一无所获。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局内人自己认为此举是保护祖国珍贵遗产的壮举，可在外人看来，这次会议只不过又是一次民间元青花收藏者自我表现、自我宣传、推销自家赝品的叫卖活动而已。对会议精神无人认账，对会议推出来的元青花精品，更无人买单。

　　耐人寻味的是：这次由上海市政府鼎力相助的民间元青花研讨会刚刚落幕，在位居江之头、“共饮一江水”的瓷都景德镇，由江西省文化厅与景德镇陶瓷研究所牵头，也举行了一次主题完全雷同的研讨会，名曰： “首届中国元青花国际研讨会”。(图68)此次会议邀请了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李辉炳、叶佩兰等国内知名陶瓷专家、学者做学术报告，并对元代窑址的遗物和部分仿制品进行了实体分析与研究。会上，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南京博物馆研究员张浦生作了中心发言，他再次重申了“中国元青花瓷器存世只有300件”的观点，并一而再、再而三的苦口婆心劝诫民间收藏爱好者要冷静对待，不要冲动，以免购买赝品、浪费钱财。

　　毫无疑问，张浦生的观点得到大部分与会专家的认可。

　　象人们预料的那样，这次“官方”意味浓烈的元青花研讨会，除开给“无派”的专家学者提供了一次集合反击“有派”观点的机会以外，也并未收到什么实质性的功效。界外公众大多对此反应冷淡，民间收藏界人士则公开在网上发表言论，斥之为：“闭着眼睛说瞎话！”还有的人甚至言词激烈地称故宫专家是“一帮不出宫门、抱残守缺的老朽”，并公开指责部分专家关于元青花“只有300件”的理论是“对中国本土文化的亵渎”、“造成元青花外流的犯罪理论”。

　　对于民间“有派”人士的攻击，宫里的专家们一般不在公开场合进行个体还击，多半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表现出“大家风范”。

　　据记者调查，大部分真正以兴趣为前提的普通收藏者，对于两大阵关于元青花有无之争并不怎么感兴趣，因为他们心里早有答案：“元青花不止宫里专家说的那样少，也没有社会上流传的那么多”。但由于牵涉到自身利益，自然站在“有派”一边的藏家人数更多，最为难的要算夹在两派专家之间的拍卖公司，为什么？你想想，面对高额利润的元青花交易，若是一味支持“宫里”的“无派”，你上哪儿弄货去？若是赞同宫外的“有派”，势必造成“满城尽是元青花”的无序场面，元青花泛滥成灾，那价格还能上得去吗？所以，他们的做法一般都相同：一面警告藏家，真东西没有那么多，你送拍的对象我往紧里看。另一方面千方百计寻找证据，说服“宫里”的专家承认国内有元青花存在，好让投资者踏踏实实的去拍卖公司竞买。

　　我有一位朋友，在北京某拍卖公司当老总。不久前，他给我讲述了一件不可告人的秘事。

　　“去年秋天，我亲自约请了宫里宫外两位国家级文物鉴定老专家，出京去给一个有关元明瓷器的传说作鉴证。离开北京时，在火车上，那位宫里的专家与另一位‘有派’专家打赌，一个说：‘要是见着了元青花，我砍下脑袋给你们当凳子坐！’另一个则开玩笑道：‘还是留着脑袋吃饭用吧！’

　　“第二天，我们来到江西与福建两省交界处的一个小村庄。那里正在修公路，推土机掘开了几公里的山丘，听一些民工说，经常会在施工时出土一些陶瓷器。当天晚上，我的内线——当地一个搞建筑的包工头，领着我和两位专家来到一个土堆前，让他手下的工人扒开面上的浮土，又向下挖了大概两米多深，露出一个青砖砌的古窖，从里面取出一对云龙纹兽耳罐，一只是青花釉里红，另一只是釉里红。两位专家在开挖前对现场进行了近距离观察，后来又打着电筒对窖内情景进行了辨识。回到旅馆，他们一致确认那一对兽耳龙纹罐是元代景德镇的窑口所烧制。

　　“第二天夜里，那个包工头又领着我们翻过一座山，在另外一处山凹里扒了一座老坟，亲眼目睹了一只有‘大明宣德年制’款的青花梅瓶出土。你猜怎么着？在回北京的路上，那位宫里的专家还坚持说：‘不要以为我认输了，这只是一个圈套，事先埋下去的东西！’我问他：‘先甭管是不是圈套，您看这几件东西是真是假？’他回答说东西都是真的。我又问他：‘既然东西是真的，按照你们的理论，元代瓷器只有300件，而且精品全部都在国外，那这些事先埋下去的东西又从何而来的呢？’另一位‘有派’专家揶揄道：‘那还不简单，从故宫偷出来埋在这里的呗！’接下去，大家都不吱声了。”

　　“后来，你猜怎么着？”朋友神秘地告诉我：“那位故宫的朋友回京后就开始撰写论文，承认民间存在元青花精品。他的一些同事听说后，纷纷给他打电话，说他亲眼见到的是一场阴谋，一场针对元青花之争的全国性大阴谋。最终，那位专家的文章官方刊物不给刊登。可是不管怎样讲，这也算是故宫后院起火了，有‘宫内人’敢公开出面证实民间确有元青花存在……”

　　令人不解的是：专家与专家的意见相左，本来也属于正常的学术现象，可以公开讨论、争议，哪来的“阴谋”之说？更没有必要背靠背、通过徒弟们大打口水战。再说，既然目前还没有人能拿出一份数据充分、切合实际的元青花鉴定标准，双方为什么不能坐到一起，心平气和地取长补短呢？

　　记者曾就全世界“元青花只有300件”这一结论的出处进行过调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此说法源于英国牛津大学考古系博士蒋奇栖。1993——1996年，蒋女士在考察土耳其、伊朗、日本等地博物馆后，得出结论：“中国的元代青花瓷现在所知的存世只有300件。好的、重要的瓷器都没有在中国，而是在国外。”

　　尽管蒋女士的这一段话只是一次个人考察意见，但多年以来，却一直被国内舆论广为引用。而且，其中“现在所知的只有300件”一语，被误传为：“全世界只有300件”。

　　记者以为，古往今来，什么文字案、文字狱，似乎从来就与我们这个民族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尤其是一些玩文好事的没落士人，更凸显有这方面的嗜好和恶癖。可是岔开来讲，中国文博界有些文字游戏也太有标新立异之意味，特别是某些专家们，对某些数字似乎情有独钟。就说这“300”吧——元青花，“只有300件”；宋代汝瓷，“只有300件”；红山玉器，“只有300件”……如此种种，要说是巧合，重合数太多。要说是刻意，在我国各民族的迷信字典里头，似乎也找不出“300”是吉利数字的依据。那又为什么凡是有价值的文物只有300件呢？真是令人百思难得其解！

　　跳出圈子，冷眼旁观国内元青花专家们的“有派”与“无派”之争，说得嬉皮一点很小儿科，因为少有历史常识与逻辑知识的人都明白：对于任何事物的一次性个体调查，绝无可能成为对该种事物的最终属性认定。平心而论，无论从时间与空间上考量，蒋博士的调查结论都不能作为对元青花存在形式的“盖棺定论”。道理很简单，历史的事理存在于文字记忆中，而历史的物理却只能产生于对历史遗物的不断发掘过程之后。

　　事实如此，就在蒋女士作出上述结论后不久，在江西省的高安县、九江县、河北保定、北京元大都等地，都出土了不少非常精美的元青花瓷器。显而易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发现还会继续。所以记者认为，无论从数量或质量上看，元青花的“国都”永远都在CHINA,而不会是在别的什么国家。

　　记者曾多次接触过两派专家的领军人物，看着那些白发苍苍的老专家或年富力强的中年学者，放弃许多亟待解决的学术问题不去研究，长期围绕着一个幼稚的命题，乐此不疲地进行“攻城”与“守城”之战，不禁心存疑惑：难道紫禁城内的专家们就真的认为“全世界的元青花只有300件”？而紫禁城外的专家们就真的认为“满城尽是元青花”？

　　不客气地说，倘若往深里追究，对于“有无”两派专家这一场口水战，其中包含着很大的个人因素：“有派”身后的利益群体、“无派”身前的既得名誉，都是显摆在桌面上的事。

　　不可否认，在文物鉴定的问题上，故宫的专家们承受着来自方方面面的巨大压力。这些压力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点：

　　一是来自自身职责的压力。作为紫禁城的“守门人”，往大里说，他们是中国文物的守护者，他们必须高度保持国家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可读性，既要尽最大可能的收藏并解读不断出现的文物精品，不让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以各种方式流失，又不能让假的、似是而非的赝品混入国家文物宝库，以保持历史文化的纯洁性；

　　二是来自社会的压力。随着收藏热的升温，通过盗墓、海捞、民间收购、国外买进的文物大量涌现。同时，在高额利润的诱惑下，一些高科技含量的赝品也成批量充斥市场。泥沙俱下、鱼目混珠，为了尽量减少经济损失，广大收藏爱好者希望借助文物鉴定专家的“法眼”帮他们“长眼”、把关。像元青花这一类的天价藏品，无论站在经济利益还是收藏成就感的角度上，大家更是希望得到最高权威的认定。这样一来，不管紫禁城里的专家们愿意不愿意，他们都无以替代地成为文物收藏和文物市场的一个重要瓶颈。说得直白一点，许多人都把利益与荣誉之“宝”，全押在他们身上。因此，从他们嘴里说出来的“yes or no”，都会强烈地刺激这些人的神经中枢。

　　正因为如此，紫禁城里一些德高望重的资深专家，平日里多半呆在宫内四门不出，在学生们的协助下著书立说，谢绝一切来自民间的鉴宝邀请，你给多少钱都不会去惹是非，即便是拍卖公司发出邀请，他们同样不买账。记者曾试着突然袭击，拎了藏品直接找到一位在国内最负盛名的老专家，请他给看看。老人家不着言语，慈颜相向，就如同当年佛祖在灵山面对弟子“拈花一笑”，大有让“你自个儿参禅去”之深刻意味。

　　记者前面说过，对于实事求是，知之则知之、不知则不知的专家学者，作为个体，我非常敬重。但话又得说回来，如同人民法院不能回避疑难案件一样，作为我们国家文物鉴定方面最高权威机构的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对于一些有争议的典型案例，如果一概采取回避态度，势必会造成业界游戏规则的混乱。试想一下，倘若司法部门都去回避疑难案件，我们的法律原则岂不就会松懈、崩溃？诚然，由于文物鉴定在诸多方面的特殊性，如法律法规不完善，而且可操作性不严谨、技术手段单一落后，它与法院断案不具备全方位的可比性，但是它们的人文精神和科学态度却是共通的。就算是对一些文物的认定或否定会引起一些争论，那也无妨，真理越辩越明，真正的学术权威不是靠沉默和不作为来维系的，正常的学术争论总会比概念化的数字口水战，比因为追名逐利而门派林立、相互拆台，要强过百倍。

　　尽管紫禁城内有着一些成文和不成文的规矩，用以约束专家们的行为，以保持国家顶级文物机构及“国宝”级文物专家的权威性，但是，一声不吭坐了几十年冷板凳的专家们，在这样一个热热闹闹的世界里，还能够继续墨守成规、耐得住寂寞的圣贤能有几个？每年都会有一些专家溜出宫门，到民间去参加各种各样的鉴宝或讲座等活动，正所谓“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可是，就如同要做真正的神仙，就不能轻易下凡，出了宫门的专家一到民间，麻烦事儿就立即缠身：高科技造假、全息仿真，再配上一个个离奇的故事、一处处诱人的陷阱，不由得你不走眼、不走神、不钻“盘丝洞”。一旦你灵魂出窍，厄运便随之而来——上电视鉴宝，你认定一样东西，给定一个价，底下立马能有成千上万的观众骂你老眼昏花“打眼”了。这还是轻描淡写，更有甚者，编派出持宝者是你七大姑、八大爷什么的，让你老脸没地方搁；你上学习班讲课，下了课就会有人说质(质地)、型(器型)、工(工艺)就那书上的几条，小学生读上几遍也能背出来？骗钱！你若要再上什么鉴宝大会，那就死得更加难看：古董玩器林林总总、新新老老、真真假假、千奇百怪，长着一双凡人的眼睛，谁也不是神仙，能不出错？就算是上帝多给了你几双“慧眼”去雾里看花，你照样死得很难看。每样东西交几十块钱，照你面前一搁，你说假，他个个儿告诉你都是祖传下来的，能有错？我不服！走眼了吧？你说真，他再加上两千块钱让你给出具一张鉴定证书，然后提了东西上拍卖行一家家转悠去，收下了没话讲，若要是拍卖行不收，他能立马找到你骂娘：“什么专家，简直是骗钱！”然后要你退钱，外带赔偿精神损失费，你不赔是不是？好，找家媒体给你曝曝光，让你丢人现眼，几十载英名毁于一旦。近年来，文物市场中由各路神仙惹发的各种纠纷与官司就不算太少。

　　有人说，中国文物市场的现状就象一场杂乱无章的闹剧，主角儿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文物收藏者和保护者，而是商家和专家。一般收藏者乃至大收藏家，只不过是其中跑龙套的配角而已。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商家是指以文物为商品、以牟取暴利为目的市场参与者，不在乎他们是用何种旗帜与外衣包裹自己。这里所说的收藏者，乃是指那些真正出于对文物的酷爱，以收藏为主要目的的投资者，而不包括那些倒买倒卖的投机者，但包括一部分“以文养文”的收藏家。

　　虽然现时没多少人还会从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里摘抄语录，并运用那些缺乏时尚的经典词句去机械地验证某些时代特性，但是，这并不代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规律，会在一夜之间像恐龙一样从我们这个星球上彻底消失。商业资本对文物的恶性介入，不可避免地污染了文物市场，一些光怪陆离的财富泡沫，发酵了一幕幕荒诞不经的“国宝大戏”，期间不乏高潮迭起、搞怪连连的华彩乐章，让人看罢忍俊不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