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素地彩钵
■唐代耀州窑素地彩碗
■唐代耀州窑素地彩盘
■唐代长沙窑素地彩莲花纹碟
■唐代长沙窑素地彩“榇子”铭盘
■唐代长沙窑素地彩“鸟飞平无近远”诗文碟素地彩，是唐代中晚期独具特色的一个瓷器装饰品种，顾名思义，即是在瓷器素胎上直接施以彩绘纹案。
素地彩盛烧于北方的耀州窑与南方的长沙窑，但两窑的素地彩，无论装饰效果与艺术风格，皆因地域文化差异及烧造技法不同而迥然有别，可谓花开二枝，各具特色。
耀州窑素地彩
“素胎黑花”呈现浅浮雕立体效果
耀州窑的唐代中心窑场，位于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故也称黄堡窑。它创烧于唐代早期，盛唐之前以烧制黑釉、茶叶末釉瓷器为主，中晚唐时期新创素地彩。
耀州窑的素地彩，也称“素胎黑花”，产品数量大，艺术水平高。其工艺方法是先在器胎上施白色化妆土，然后入窑素烧；出窑后用黑釉绘制装饰纹案，再二次入窑进行烧造。黑色纹案凸起于胎体表面，呈现出浅浮雕般的立体效果。
耀州窑素地彩装饰纹案的题材十分丰富，但以花卉内容最为常见。主要装饰在碗、盘类器物的内底。其典型构图形式为：在黑色连弧环绕的白地中心，绘一朵或数朵花卉，写意或具象，风格多样。
写意纹案以这件素地彩碗为代表——
唐代耀州窑素地彩碗
碗口径11.2厘米，足径4.9厘米，高4.3厘米，1973年耀州窑遗址出土，现藏于耀州窑博物馆。器内满饰化妆土，器外饰化妆土至胫部，器外胫部以上施黑釉过口沿，内壁及底用黑釉彩绘花叶纹，釉色黑中泛酱红，极富装饰趣味性。
具象纹案以这件素地彩盘为代表——
唐代耀州窑素地彩盘
盘口径15.2厘米，底径10厘米，高3厘米，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移交，现藏于耀州窑博物馆。盘内外施白色化妆土，器壁施黑釉，呈五连弧状环绕一周，中心留白露胎。露胎处绘三组折枝花卉纹，花纹动态十足，极具写实艺术性。
耀州窑的素地彩瓷器，除了常见的碗、盘类器物外，还见有钵、盖盒等。其中钵施彩于外壁，盖盒则施彩于盖面上。
有专家研究，耀州窑的这种素地彩，无论纹样与风格应是受到了西亚波斯彩绘陶器与伊斯兰早期琉璃器等装饰艺术的影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盛况。
长沙窑素地彩
绘制纹案以掩饰内底露胎的粗糙
长沙窑的唐代中心窑场，位于湖南省长沙市铜官镇至石渚湖一带的湘江东岸，故也称铜官窑，是晚唐时期著名的彩瓷窑，也是外销瓷产地之一。
长沙窑原为唐岳州窑外围窑区，故是在岳州窑制瓷技艺基础上融汇北方瓷艺与三彩艺术发展起来的，它鼎盛于唐代中后期，衰落于五代，尤以青瓷釉下褐绿彩诗文、绘画等装饰为代表，产品声名远播，畅销海外。素地彩虽说不上是该窑的主流产品，但随着近些年来窑址考古新成果的不断涌现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与关注。
长沙窑的素地彩也主要施用于碗、盘类器物的内底，其工艺方法为：先在器物的胎体上施一层化妆土，器壁周边覆盖青色透明釉或不透明的褐色釉，中心不施釉，留出圆形、方形或多边形的露胎，并于露胎处绘制纹案。如果纹案上再施一层透明青釉的话，烧成后即为长沙窑最具代表的青釉釉下褐彩瓷了。
由于器物内底露胎，使器物在叠烧时相互不粘连，故降低了成本，增加了装烧量，达到了提高产量的目的。然而，器物内底露胎毕竟会让器物显得粗糙，影响美观，其上绘制纹案就是一种十分巧妙的补救措施，不仅掩饰了露胎的地方，还反拙为美，呈现出独特的装饰效果。
长沙窑的素地彩瓷器不仅产量大，装饰题材与内容也极为丰富。常见有花卉、动物、文字与诗词等。
其中，花卉纹案以这件素地彩莲花纹碟为代表——
唐代长沙窑素地彩莲花纹碟
碟高4厘米，口径15厘米，底径5.8厘米，长沙窑灰坪遗址出土，现藏于长沙市博物馆。器物敞口，四出花瓣形，曲腹，圈足，足部经修削，口沿处饰四组等距褐彩条纹。盘心作八边形露胎，其上用褐彩绘双层荷花纹，花瓣盛开，富有生气。
文字纹案以这件素地彩“榇子”铭盘为代表——
唐代长沙窑素地彩“榇子”铭盘
盘口径15厘米，底径5.2厘米，1978年长沙窑廖家坡遗址出土，现藏于长沙市博物馆。器物圆唇外卷，折腹，圈足，足部略经修削，盘心作圆形露胎，褐彩书“榇子”二字，四周用褐绿两色勾绘花草纹。口沿处饰三组褐色点、条彩。
诗词纹案以这件素地彩“鸟飞平无近远”诗文碟为代表——
唐代长沙窑素地彩
“鸟飞平无近远”诗文碟
碟高4.2厘米，口径14.7厘米，底径5厘米，1978年长沙窑廖家坡遗址出土，现收藏于长沙市博物馆。器物圆唇，敞口，折腹，圈足。碟心无釉， 以褐彩在碟心书写：“鸟飞平无近远，人随流水东西。白云千里万里，明月前溪后溪。”这是唐代诗人刘长卿题为《苕溪梁耿别后见寄》诗中八句的其中四句，全诗通过描写飞鸟、流水、白云、明月等景物，以“远近”“东西”“千万”“前后”等对仗表露出作者远离乡土、怀才不遇的惆怅之情。
长沙窑的素地彩装饰，技法娴熟，颇具文化内涵与艺术欣赏性，对研究唐代的文化与书画艺术具有重要价值。
显然，耀州窑素地彩与长沙窑素地彩存在着很大区别。前者源自外来艺术与工艺因素的影响，后者则主要因“叠烧”烧造工艺发展而来。但无论怎样，这种颇具时代创新精神的瓷器装饰新品种，在满足当时社会对瓷器产量与质量双重需求的同时，也客观反映了唐代瓷业开放、交流、包容与务实精神，并为宋代衡山窑粉上彩绘瓷工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堪称是中国古代陶瓷装饰史上的一朵奇葩。
（本文原文载于《收藏》杂志2017年2期，作者杨俊艳）
来源：新快报（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