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阳冮官屯农民挖出来的辽瓷近日，辽宁省博物馆举办辽代瓷器特展，展出了200余件契丹人烧制使用的瓷器。通过这些工艺精湛、造型别具一格的瓷器，我们得以一窥契丹在中国北方大地上曾经创造的辉煌。
展品中，一件当年金毓黻（fǔ）发现并公布的辽代青釉黑花瓶，让人想起辽瓷神秘面纱被揭开的过程，引出金毓黻、李文信等一大批辽瓷研究专家。他们考证出辽国把各地的窑工掳掠到北方，烧制出辽瓷。
人们对辽瓷的认知从一个黑釉瓷瓶开始
说起辽瓷被发现的过程，已退休的考古专家冯永谦告诉记者：“辽代陶瓷被发现和认定，是从1930年开始的。”
据冯永谦介绍，很早以前，在北京的古玩市场就有一种工艺粗糙、纹饰质朴，与中原和南方风格迥异的瓷器很受收藏者喜欢。那时人们不知道这种瓷器出自何处，只知道是从东北地区流出来的，于是就称其为“北路货”。后来由于金毓黻的偶然发现，人们才知道它是辽瓷。
故事要从1930年讲起，那年的4月22日，在沈阳大东边门外的一个工地在掘土时发现了一座墓，墓中有一石棺和一青釉黑花瓶。时任教育厅厅长的金毓黻得知消息后，立即前往察看，见石棺前上角刻有“承奉郎、守贵德州观察判官、试大理司直，赐绯鱼袋孙允中，开泰七年，岁次戊午”31字铭文。冯永谦说，开泰为辽圣宗耶律隆绪的年号，开泰七年为1018年，贵德州为今辽宁铁岭，由此可证，该墓石棺中出土的青釉黑花瓶属辽中期。
这只青釉黑花瓶高25.2厘米，肩部和瓶腹部绘有野菊，器面三个六角形中，绘有高士、立鹤、伏兔。伏兔于草丛间四处惊顾，十分生动传神。金毓黻断定，这件青釉黑花瓶为辽代的瓷器。金毓黻把当天的发现记入了《静晤室日记》，并在《东北丛镌》中发表了《辽金旧墓记》一文，阐述了沈阳发现的这座辽墓。
冯永谦说，从器型上看，这件黑釉瓷瓶为壶形，庄重古朴。这是辽瓷中第一件出土地点最清楚、年代最明确、最早向学术界发表的辽瓷。
辽国的烧制陶瓷技术是怎么来的？
辽瓷自1930年在沈阳发现并确定之后，经过金毓黻、李文信、佟柱臣、冯永谦等一批辽宁地方学者和专家的研究，从实物考证到历史研究，已形成初步的体系，使辽瓷艺术在经历了近千年的尘封之后，重现其内容的丰富与形式的精美。这些“本土烧造的瓷器”的丰富与精美，不仅从沈阳等地的辽瓷窑址中得到证明，更能从辽代遗址和墓葬中出土的大量瓷器中展示出来。
冯永谦介绍，辽瓷工艺是在继承唐朝传统技术，吸收五代和北宋中原地区新工艺的基础上，发展创新出来的一种独具特色的陶瓷艺术。其突出的地方色彩和浓郁的游牧民族特点如白山黑水般鲜明，似草原大漠般疏朗，既反映了古代契丹族勇猛、刚烈、剽悍的民族气质，又凝聚了中国北方汉族与少数民族相互融合的文化内涵，成为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缩影。
辽代是从何时开始烧造瓷器的呢？
“史料并没有明确记载，但从出土实物看，应当是与辽国的形成同步的。”冯永谦说道，考古工作者曾在阿鲁科尔沁旗罕苏木苏木朝史图山发现了葬于辽会同五年（942年）的耶律羽之的墓葬，耶律羽之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堂兄，《辽史》 有传。在他的墓中曾出土大量瓷器，其中有两件是皮囊壶。一件扁圆腹、半环形提梁、直口，腹的两侧中下部有半圆形皮褶纹；另一件是同样形状的褐釉皮囊壶，腹部两侧也有半圆形皮褶纹。这两件瓷器的形状原型明显是来自契丹人的皮囊，虽然还不能称其为鸡冠壶，但可以肯定地说这种皮囊壶应是鸡冠壶的祖型。
冯永谦告诉记者：“它也证明契丹早期是先使用皮囊壶做容器的，然后发展为瓷质皮囊壶，再以此种瓷质皮囊壶为祖型，进而发展为鸡冠壶，即宋吕大临《考古图》中所称的携瓶。这些都足以说明，契丹人的瓷器烧造有着自己悠久的历史，随着势力范围的扩大，才将中原的制瓷技术逐渐同本土烧造技术结合起来，并最终形成多元而独特的风格。”
冯永谦介绍说，经过考证，辽瓷所用的瓷土大多是就地取材。如法库窑附近有大量的瓷土资源，辽阳冮官屯窑附近也有瓷土矿，其他如上京窑、缸瓦窑、龙泉务窑等也都是如此，这是本土建窑的必要条件。但辽瓷的生产工艺和其他手工业一样，多是由掳掠来的汉族工匠完成的。
来源： 辽宁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