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稿。 门证。 张园外景。

　　绍英(1861—1925)，字越千，满洲镶黄旗人，马佳氏。辛亥革命后，为溥仪宫中的内务府大臣，是伴随清廷走完最后一段路程的“遗老”之一。本月初，静园接收了马延玉先生捐赠的绍英的一批珍贵文物，包括：绍英出入张园门证(原件)、溥仪因绍英去世颁布上谕一份(原件)、绍英名片一张(原件)、绍英日记中有关张园部分(复印件)、绍英照片(影印本)。这些文物揭示了溥仪到达天津前后的历史细节，为研究末代皇帝提供了宝贵资料。

　　绍英日记：末代皇帝住张园需交租金

　　马先生(绍英之孙)介绍，在民国乱世，家中曾被仆人盗窃，为掩盖痕迹，盗贼放火欲将旧宅焚毁，这些文献是从火场中抢救出来的，传到马先生父亲手中，原本四十册日记仅留三十三册。在“文革”期间，马先生将日记残本藏入单位工具箱内，躲过被查抄一劫。十年前，马延玉退休之后，花大量精力将这些残本整理修复，并仔细研读，发现其中记录了很多珍贵史料。在马先生的指引下，记者找到日记最后一册中关于溥仪进驻天津张园前后的记录。

　　1925年2月23日，清宣统帝爱新觉罗·溥仪离开北京。在日本人的保护下，溥仪乘车逃往天津，由日本人驾车迎往日租界。在乙丑年二月初二，即1925年2月24日，绍英日记中有这样一段描述：“……于昨晚十点辞，上(溥仪)已同日本警察赴天津日租界，暂住大合旅馆(溥仪《我的前半生》中记载为大和旅馆)甲间。”

　　在以往有关张园的描述中，有这样的记载：清朝的忠臣遗老张彪，得知溥仪到了天津，将溥仪全家连同宫女、太监、遗老遗少，接进“张园”。然而在内务府大臣的日记中，却是另一番面貌。1925年2月25日，绍英这样记录：“……闻赴津之举惟罗振玉一人知之，所租张园系朱汝珍代为租定，盖已付款也。”可见，虽身为皇帝，溥仪住宿张园也是需要缴纳租金的。只不过这租金是由朱汝珍出的，这对于掌管小朝廷财政的绍英来说无疑是个喜讯。

　　对这样一场突发事件，绍英在震惊之余，首先想到的则是向段祺瑞报告，以稳定事态，寻求执政者对“小朝廷”安全和资金上的支持。而段的答复则只提供了安全上的支持，资金上则打起了官腔。日记中提到，当绍英向段祺瑞说明溥仪已经赴津，并表示因为报纸上有“引渡溥某以正典型”的报道而惊恐时，段祺瑞说：“青年之人好行自由，只得听之，但是有我在不能任新党少年之人胡闹，可以放心……”此后，当绍英提到钱的问题时，段则说：“财政紧迫，容缓。” 　

　　绍英进张园门证：内务府大臣为钱忧

　　在绍英乙丑年二月十二日的张园进门证上，记者看到发黄的纸面上印着“门证”二字，手书“绍越千”和日期等字，并盖有“出入大吉”的红色印章，看上去粗糙、简陋，可见当时“小朝廷”的风光早已不在。

　　乙丑年二月十一日、十二日，绍英第一次到津向溥仪面陈京中情形，其中提到借款即将到期一事——“借款可否？上(溥仪)云，到期再议。”在日记中，绍英几乎每次与溥仪对话，或多或少都会涉及钱的问题，如借款、催拨款、典当等，而溥仪也经常抱怨“日子太素”。

　　在不断为钱奔忙的日子中，溥仪到天津后的一个决定，让绍英很高兴。本来溥仪打算到津后要很快出洋，由于政治形态发生转变，而且天津的生活也暂时安定了，末代皇帝取消了这个计划，决定暂住天津，使得绍英在日记中大呼“此乃好消息也”。因为皇帝出洋不仅需要更多的钱，而且“小朝廷”的轴心走了，优待条件都无从谈起，那么维持“小朝廷”的资金就断了。可想而知，掌管财政的绍英有多发愁。

　　溥仪因绍英去世颁布上谕：

　　“胆小怕事”还是“练达老成”

　　在马先生捐献的另一件文物中，记者看到，乙丑年闰四月十一日，听闻绍英去世，溥仪颁布上谕，命赏陀罗经被和五百元用于治丧，并称赞绍英为“持躬恪慎练达老成”。而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把绍英称为“恭顺”、“出名的胆小怕事的人”。那么绍英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在绍英的日记中，记者看到，由于所处身份地位，绍英与清末民初政坛、商界的很多“大腕”都有来往，人脉很广，很多小朝廷难以解决的事务，都需要绍英亲自拜会各界人士，上下打点、予以调停，由此可见，为何溥仪一度为整顿内务府，令郑孝胥代替绍英出任内务府大臣，却以失败告终。

　　如溥仪所形容的那样，绍英为人处世非常小心谨慎，对皇上极为“恭顺”，这样的臣子管理账务的确令人放心。比如，内务府大臣一职的任免，绍英可谓完全服从领导指挥。绍英在私人日记中也会有相关财政收支记录，溥仪交代变卖的宫中物品，一一记录在案，然而一些涉密事件只字未提，如“张勋复辟”前后，张勋曾经拜访绍英，但所谈何事，日记中戛然而止。

　　马延玉先生曾听父亲讲述祖父的故事，当时由于经常需要将宫中物品拿到盐业银行抵押变卖，银行方面也曾拿出回扣，被绍英当场拒绝。银行专员已经将回扣款取出，问钱“如何处置”，绍英的话翻译成现代文就是“爱怎么办怎么办”。

　　绍英的性格中也的确有“胆小”的一面，溥仪移居天津前后，报纸曾有报道，称绍英私卖圆明园石柱，令老先生非常生气和担忧，觉得“不可理论”，几次在皇帝、亲王和段祺瑞面前提及此事，希望得到帮助，并在日记中表示，若事态严重“只得赴津大姑奶奶家暂避”。采访中记者得知，日记中的大姑奶奶即为绍英长女，天津大收藏家张叔诚之妻，由于张家当时在英租界，所以相对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