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犯溥仪（伪满洲国皇帝）在战犯管理机关中写悔罪书。

　　50年前，作为前清帝国的君主和新政权的囚徒，溥仪的忏悔录被印刷成册，供17级以上政法干部阅读。之后，这本书被大幅度改写、加工，公开出版，引起海内外极大关注；后又被官司缠身多年。而很少有人知道，后来公开出版的这本书与原版相比，已经面目全非。

　　直到现在，溥仪在监狱中亲手写定的原始版本终于公开出版。

　　自传原貌首度正式公开

　　“除了改动一些特别明显的错别字和标点符号，其他的我们都保持原貌。”责编孟向荣指着面前的《我的前半生》说。这本书共449页，灰色封皮，小16开，书名右下角写着“灰皮本”。

　　“灰皮本”是沿用了历史称谓。1960年代初，溥仪的自述《我的前半生》印刷400本，由公安部下属的群众出版社出版，供17级以上政法干部阅读。这个灰色封皮的内部资料，被口口相传为“灰皮本”。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那之后的50年中，灰皮本只是个传说。

　　“我们想能给历史一个本来面目，知道这些事的老人们一个一个都没了，把这个版本出版了，也算抢救一段历史。”群众出版社副社长刘灿说。

　　“灰皮本”《我的前半生》分为六篇十三章。溥仪以第一人称的方式从出生开始叙述，讲述了登基、退位、与日本人合谋成为“伪满洲国执政”直到最终被关押进战犯管理所的全过程。书中的语言和内容充满着奇异的对抗。一方面，溥仪不自觉地保留了老派且有些雍容的语言习惯；另一面，又自觉向新政权的无产阶级话语靠拢。这个曾经的君王不停地将自己称为“恶事做尽无可宽宥的人”，他认为“在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毛主席的马列主义阳光下……为自己反动罪恶思想消了毒”。

　　在孟向荣看来，这就是一本悔罪书，“是一种反复唾骂自己的典型的狱中风格”。人们从书中可以看到时代变迁和政权更替，还有一个帝王在巨变之中的不知所措和极度恐惧。也正因为如此，在50年前的特定政治气氛下，注定它无法公开出版。

　　“溥仪在这本忏悔录中对他以及他那一伙‘封建余孽’在几十年来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残害人民的严重罪行做了一些自我揭露。他在本书中所涉及的历史事实还都没有进行查对……以供内部参考。”这是群众出版社1959年12月在刊印“忏悔录”时的出版说明。

　　在公安部抚顺战犯管理所，由二弟溥杰帮助执笔，一群同样被关押的“伪满”大臣提供资料，溥仪写出了《我的前半生》。几名狱友自刻蜡纸印刷了油印本。管理所领导将几十本油印本送往公安部十三局。时任局长苏宇涵、副局长姚伦发现这个帝王的回忆录相对系统，于是，委托同属公安部的群众出版社重新印发。这才成为最初的“灰皮本”。

　　随后，中央高层注意到了这本特殊的回忆录，希望能够公开出版并翻译为外文向国外介绍这个被共产党改造的末代皇帝。

　　被重新改写的“自传”

　　但无论是史实的准确程度、写作结构还是政治标准，这个粗糙的版本都无法满足其作为改造成果介绍的出版要求。它必须被改写。这个任务落到了群众出版社的身上。

　　1959年12月4日，溥仪受到特赦。政府组织这批被特赦的犯人在“新中国”参观半个月。之后，溥仪回到北京。群众出版社时任总编辑姚艮将溥仪约到编辑部，向他说起修改出版回忆录的计划。谈论此事时，出版社里一位名叫李文达的编辑就在一旁，这是他与溥仪第一次见面。从那之后，他成为这本书的修改人。

　　1960年4月，溥仪在香山植物园劳动。李文达也在香山饭店开了房间。每天下午，两人见面，由李文达提问，溥仪口述，共同研究修改方案，一直持续一个月。“我发现他认罪悔罪的描述有些过头。而悔从何来，思想是怎么发生变化的，看不出来龙去脉。”李文达在他生前的回忆文章中写道。

　　一个月后，李文达递交了修改初稿，但同时希望出版社允许自己到东北实地考察。得到同意后，李文达带着助手去往东北。近两个月的考察之后，他决定彻底推翻原稿“另起炉灶”，以写清溥仪到底如何“从人变龙、再从龙变人的全过程”。这其中有李文达自己的设计，他希望能更多地袒露溥仪内心转变的路径，这客观上就是共产党改造战犯成功的模板；另一面也有来自相关部门的要求，他们不希望外国读者从书中看到新中国的监狱对溥仪有过大的压力。

　　“作为助手，我们几个人就分头查资料。到故宫博物院、到档案馆。没有别的办法，所有资料就靠手抄。”王兰升回忆，“也不确定要什么资料，凡是和溥仪有关的全都得抄来。”

　　那时，出版社腾出了一间八九平方米的屋子，把搜集的资料堆在那里。溥仪也成了出版社的常客。那时，正值粮食短缺的困难时期。李文达全面脱产、专心写作。出版社对他的唯一特殊待遇是隔三差五能吃到一顿夜宵。

　　平静的写作过程持续了三年多。1962年2月和6月，分别排印了三卷本和两卷本，两次送相关部门审查。与此同时，出版社邀请了超过20位专家学者对初稿进行审读。综合溥仪个人要求、当时政治环境和专家的学术观点，最终从原稿中删除了十几万字。内容包括溥仪的离婚、将婉容的私生子扔进锅炉等细节以及对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的描述等等。删节的标准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因为溥仪刚刚结婚，涉及之前婚姻和私生活的细节给予删除；二是“一些与主旨无关的历史背景”。

　　这个删节后的版本被称为“定本”，由李文达的助手王兰升作为责任编辑在1964年3月正式公开出版。与溥仪在狱中最初的手稿相比，这本超过40万字的书已经彻底变成了一部全新作品。封面上的作者名只留下了爱新觉罗·溥仪，李文达甘居幕后。

　　从此，这本有着典型报告文学模式的书稿被当做溥仪的亲笔自传流传海内外。

　　至今仍是“悬案”

　　从1960年代至今，这部定本《我的前半生》印数超过180万册。一直到了2004年，群众出版社的一些老编辑开始提出是否能将溥仪在战犯管理所写就的“灰皮本”和后来李文达改写的全本同时出版，以便能让读者看到历史的全貌。

　　“我们开会研究，最后定下来还是先出全本。”群众出版社副社长刘灿回忆。

　　2007年1月《我的前半生》全本正式发行，在原先定本的基础上恢复了曾被删除的十几万字。市场热捧的同时，麻烦接踵而至。溥仪胞弟溥任的代理人黎园声称书中恢复的内容暴露了溥仪大量个人隐私，严重伤害了溥任的感情。

　　从此这本书陷入了连绵不断的官司纠纷。这其中包含着特殊历史时期特殊的出版背景、特殊人物的家族感情和更实际的经济利益。李文达及其家人、溥仪的在世亲属以及几家出版社全部陷入纠纷中。直到现在，《我的前半生》一书的版权归属仍是悬案。

　　在全本引发官司三年之后，真正由溥仪撰写的“灰皮本”终于得以公之于世。

　　在“灰皮本”的结尾，这个曾对数亿中国人有生杀大权的帝王写道：“我现在的心情和决心是：我不能离开太阳，同样，我不能离开共产党。这就是我今后的唯一方向！”(据《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