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犁

　　北京大学的西北隅，原是清代贵族园林“鸣鹤园”旧址，北大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即坐落在这处风景如画的园林之中。2010年8月28日，一场名为“鸣鹤清赏”的展览在这个古朴典雅的博物馆开幕，近百件私人收藏精品首次与观众见面。“鸣鹤雅集”这一名不见经传的收藏团体就此进入公众的视野。2010年12月中旬，本刊记者在展览闭幕前夕采访了“鸣鹤雅集”的两位发起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公众考古与艺术中心主任徐天进和中心副主任、收藏家蔡炜先生。

　　公众考古的一个环节

　　要想了解“鸣鹤雅集”的渊源，首先必须说说北京大学公众考古与艺术中心。

　　北京大学公众考古与艺术中心成立于2006年，隶属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心主任徐天进介绍说，这一机构的成立和社会发展的大背景密切相关。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经济建设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随着物质生活的极大改善，大众对高品位精神生活的追求和文化消费的热情也与日俱增，对古代历史文化的修习和古代艺术品的鉴赏、收藏正成为部分人群的重要文化生活内容。而考古学的发展也面临着如何将专业的学术成果转化为全社会可以共享的文化资源，并服务于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建设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大学率先成立了以服务社会、服务公众为目的的机构——北京大学公众考古与艺术中心，希望通过对考古学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考古学与公众的关系等问题开展系统的研究，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考古学的学科体系；向大众传播科学的考古和文物知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国民素质，促进文化遗产保护和考古事业的发展。

　　北京大学公众考古与艺术中心成立以来，面向不同的社会公众群体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各类活动，比如针对高中生，连续举办了多届“全国高中生考古夏令营”，并帮助部分中学建立了“文物爱好者协会”等；在遗址发掘地点针对当地居民举办现场说明会，普及考古知识；组织城市市民参观考古现场，邀请考古学者走进社区、学校讲授考古学知识。而“鸣鹤雅集”则是针对收藏家及考古、文物爱好者学习、交流的需求而搭建的一个平台，因此，如徐天进所言，它是整个公众考古中的一个环节。

　　以学术指导收藏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艺术品拍卖市场逐渐形成，收藏队伍不断壮大，发展到今天，滚烫的全民收藏热几乎令每个收藏或不收藏的人感同身受。“鸣鹤雅集”的发起人之一、收藏家蔡炜认为，到目前为止，大陆的文物收藏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发展迅猛，但在收藏理念上还不尽如人意。就目前的现状而言，最显著的特点是投资乃至投机的行为多了些，纯粹的藏家少了些。

　　蔡炜认为，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收藏目的，无论是纯粹的收藏，还是投资行为，或者只是一种喜好，都对我国的古代文化遗产起到了宣传、保护的作用，都是一件好事，但他还是希望能出现真正的收藏家，而不仅是收藏爱好者或艺术品投资人。在他的心目中，收藏家不是一个轻易就能担当的起的头衔，四个条件缺一不可：一是拥有一定数量的藏品；二是藏品要有质量，即拥有同类藏品中的顶级藏品；三是藏品在手里有相当长的时间的沉淀；四是要把自己的收藏内容带入学术领域，通过自己的研究，提出具有引导性或者领导性的观念。

　　按这个定义，只要有一定的财力，前三个条件还是容易实现的，难的是要把收藏和学术结合起来。而北京大学开办的艺术品鉴赏高级研修班，无疑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理想场所。收藏家应该从收藏走向学术，而北大这样的学术机构应该把学术带进收藏，以学术回馈社会。

　　其实，不管是投资还是收藏，都需要学术的支持。北大开办艺术品鉴赏高级研修班，也是为了在乱象丛生的全民收藏热中为社会提供一个了解正确的古代知识的渠道。但是一年的研修班课程对于这样一个目标显然过于短暂，如何为真正热爱古代文化的社会人士搭建一个长期学习交流的平台，创建一个纯粹的收藏家俱乐部？这样的想法促成了“鸣鹤雅集”的正式创立。2006年，第一批会员从研修班里选出。后来加入的会员也大都上过这个研修班的课程。

　　以学术指导收藏不只是一句漂亮的口号。北京大学自身的品牌力量、考古文博学院雄厚的师资、博物馆、文物保护和科技考古实验室、田野考古教学实习基地等构成的丰富资源为“鸣鹤雅集”俱乐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俱乐部会员可选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相关课程，阅览图书，观摩博物馆及标本室藏品，参与讲座及各种古遗址探访活动。

　　成立四年来，从学术的立场出发，结合会员的实际需要，“鸣鹤雅集”先后组织实施了一系列活动：

　　世界博物馆之旅，先后实地访问、考察了法国、英国、荷兰、日本、美国和台湾地区的数十家公、私博物馆，使会员了解了国外主要博物馆的藏品，并与博物馆的研究人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学术交流；

　　中国古代陶瓷之旅，实地探访了江西景德镇、福建建阳、德化、浙江龙泉、越窑、南宋官窑、河北定窑、河南钧窑、汝窑、陕西耀州窑等古窑址，帮助会员了解中国古代陶瓷的产地、制作工艺及历史背景。每次考察都有相关的专家同行，结合考察内容给予专门的辅导讲解，并带领会员参观了所在地的博物馆或考古研究所；

　　中国佛教艺术之旅，以整体了解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佛教艺术的特征为目标，计划用3－5年的时间完成。目前已经走访了山东青州地区，观摩、考察了北朝佛教石刻艺术及寺院遗址；

　　中国古代玉器之旅，以考古学文化的谱系结构为经纬，实地考察相关的主要遗址并观摩出土的玉器。目前已经实地考察了良渚文化区和红山文化区；

　　此外，每个月举办一次不同主题、形式多样的学术沙龙。

　　从这一系列的活动不难看出，高度的学术性、系列性和高规格的特点是其他收藏团体很难企及的。这正是北大独有的优势。这些活动令“鸣鹤雅集”的会员受益良多，从古董店、拍卖行的狭窄空间一跃上升到世界的范围和考古学的视角，学术视野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对古代艺术品的鉴赏和收藏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升，对学术研究与鉴赏、收藏的关系更是有了真切的体会。

　　展览就像一次阶段性的考试

　　“鸣鹤雅集”俱乐部的各项活动，有助于会员在一个比较广阔的视野中确定自己的收藏方向，并为他们的收藏活动提供一个良好的学术背景。但另一方面，徐天进还希望会员的藏品能够转化为学术资源，让学者参与藏品的研究，反过来指导收藏。2010年8月－12月举办的“鸣鹤清赏——鸣鹤雅集会员藏品展”和同名图册的刊行，可以说是对这一宗旨的初步实践。

　　此次展览展出的藏品包括青铜器、金铜佛像、瓷枕、龙泉青瓷、厂官釉(茶叶末釉)瓷器、青花笔筒、炉均釉瓷炉、德化白瓷、宜兴紫砂壶和文房用具等多个门类的近百件精品。蔡炜介绍说，这些藏品全部来自“鸣鹤雅集”的会员，其中有多半是因为有了这个俱乐部才开始收藏的，在此之前，有些人对收藏的认识是零。幸运的是，他们在初涉收藏之时，就得到了正确的指导。

　　专项收藏是“鸣鹤雅集”最显著的特点。这也是蔡炜所倡导的理念。他觉得，专项收藏的好处，一是容易形成规模和体系，二是可以集中资金和精力学习、研究、购买、收藏。他自己就是这一理念的身体力行者，从1987年起开始专门收藏笔筒，如今已是此中的佼佼者。而且，多年来专注于研究笔筒的历史、文化内涵，积累了丰富的档案资料和学术资料，颇有心得。作为“鸣鹤雅集”的核心人物之一，他的这一理念也影响了一批新藏家。比如，此次展览中亮相的茶叶末釉瓷器系列，就是他在研究市场的基础上，按照自己对这种带有仿铜意味的特殊釉色的理解，为俱乐部会员量身打造的收藏方向。四年来，这位会员购藏了几十件茶叶末釉瓷器，已自成一家。

　　“鸣鹤雅集”的另一个特色是注重藏品的保存和包装。蔡炜说，十年前他在做自己的库房和工作室的时候，就已经达到接近恒温恒湿。他希望会员在收藏中形成自己的包装风格，统一包装盒面料的颜色、装帧的形式等，让人一看到包装就知道是谁的藏品。对这些细枝末节的重视，体现了这个新兴收藏团体的严谨风格。

　　这种风格也体现在藏品的遴选中。所有参展的藏品都经过由两岸故宫的研究员、北大的老师等组成的专家委员会的层层筛选，不仅保证是真品，而且都是精品。徐天进说，俱乐部一直以来特别强调，收藏必须遵守的一个前提，即藏品的来源都要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不能收藏盗掘出土文物，所以绝大部分藏品是来自国内外的拍卖会。

　　展览出版的同名图册，用了一年多时间制作，堪称精美。每个专题各有权威专家撰写的概述文章，可说是具有针对性的学术解读。

　　这次展览是“鸣鹤雅集”成立四年来的初次亮相，也是这个新兴收藏家团体四年来收藏成果的一个小结，俱乐部成员称之为“一次阶段性的考试”。让他们欣慰的是，各方面对这次考试都打出了不低的分数。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在展览图册序言中认为，这次展览不仅是考古学界走出象牙塔，服务国家、服务社会的一次有益尝试，是学术界与收藏界之间的一次认真交流，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公众主动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和共享的自觉行动。故宫博物院陶瓷专家吕成龙则称之为“中国大陆收藏界的一件盛事”。

　　磨合与发展

　　从创建之初，“鸣鹤雅集”就规定了严格的入会制度，每加入一个新会员，都需得到管理委员会的集体同意。前三年每年大约增加十个新会员。到目前为止，共有会员31人。此外，俱乐部还有一个硬性规定：不接纳任何专门从事文物买卖的商人。他们希望这是一个纯粹的收藏团体。俱乐部是会员学习和切磋的天地，与盈利无关。目前，这个独具个性的俱乐部已经受到拍卖行的关注。在投资客、投机客横行的时代，有真正的收藏家来参与拍卖活动，正规的收藏，也是拍卖行所希望的。

　　2010年，经过了四年的发展，内外环境所存在的问题逐渐凸显，“鸣鹤雅集”俱乐部走到了一个关键的时期。

　　外部的问题，是人们的误解和非议。俱乐部有北大作为依托，好处不言而喻，但另一方面，在这座中国最著名的象牙塔里办这样一个以各行各业的企业家为主体的收藏家俱乐部，还没有过先例，有的人不理解，甚至传出了很多风言风语。对此，徐天进的态度是，学者当以学术研究为第一要务，但与此同时，服务社会也不能忘。学术不能离开社会，离开现代的人。尤其像北大这样一所百年学府，肩负有更多的社会责任，在保持学术独立的前提下，应该尽可能的为社会做一些事情。他笑言，我们不去占领阵地，敌人就去占领阵地了！况且，北京大学向来以“敢为天下先”、“兼容并包”和“教育面向大众”的传统精神著称。北京大学公众考古与艺术中心现在所做的一切，不仅满足了社会的需求，更重要的是把学术变成了当代社会文化重新构建的一个部分，实现了学术的价值。徐天进表示，尽管困难很多，但我们的出发点是正确的，方向应该也是正确的，具体的实施方法需要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调整、完善，但现在要做的就是身体力行的坚持走下去。

　　在俱乐部内部，也面临着调整。首先是体制和管理上还不够完善。蔡炜说，展览举办以后，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反响，吸引了一些高端藏家。但他担心的是，以俱乐部现有的内部条件，不一定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对于这些已经很成熟的藏家，需要重新开辟一个和原来不一样的平台，需要更完善的体制。目前，俱乐部还处于初始发展阶段，未来的发展方向正在调整之中，管理必将更加制度化。

　　而徐天进更关心的是俱乐部的学术方向。现在，不管是在学校和俱乐部之间，还是在俱乐部和会员之间，都处在磨合的过程中。学校有学校的坚持，俱乐部所要寻找的切入点是学术和社会需求的对接。徐天进坦言，过去从来没有这样近距离接触过社会藏家，对社会缺乏足够的了解，学术的理想和收藏家或爱好者之间的需求，并不完全一致。初办研修班的时候，名称是“文物中国——审美与诠释”，但后来发现社会上需求最多的是真伪的鉴定。他说这也不无道理，东西都不认识，真假都不知道，谈何审美与诠释？对收藏爱好者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引导过程，在收藏的过程中不断灌输学术的理念。比如这次展览让藏家自己动手撰写器物的说明，在撰写的过程中去查阅资料，丰富知识，和学者交流。这种引导所产生的令人欣喜的作用，现在已经慢慢显现出来。徐天进说，发展过程就是双方求同存异的过程，其中的调整是必须的，最终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互动，让大家真正了解考古学科，了解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和目标；同时，也希望在了解的基础上，用他们的力量来支持一些公益性、学术性的活动。现在，这种互动已经初见成效，但还需要一个比较长的阶段来逐渐完善。

　　“鸣鹤雅集”俱乐部走过的四年，正好是中国艺术品市场高速发展的四年。蔡炜希望这个俱乐部在收藏大潮中有所作为，让收藏家、艺术品投资人、艺术品投资机构树立起对艺术品的正确认识，不再盲目。但实际情况并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好。徐天进和他一样着急，花去大半的精力，到底有多大的成效？我们的社会环境和西方完全不同，坚持下去有难度。但两人都确信的一点是，这条路没有错。

　　在大陆同类性质的俱乐部中，“鸣鹤雅集”是第一家。这个身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香港和台湾的三个同样以收藏和研究中国文物、弘扬中国文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收藏团体：成立于1960年的香港“敏求精舍”，成立于1979年的香港“求知雅集”和成立于1992年的台湾“清玩雅集”。问及“鸣鹤雅集”创立当初及其后的运作模式是否参照了这三位前辈，答案是否定的。但徐天进和蔡炜都表示，相比这三个收藏团体，“鸣鹤雅集”才刚刚起步，无论从藏家的水准、藏品的质量、俱乐部管理的体制和方法上，都值得向这些前辈学习。尤其是现在“鸣鹤雅集”走到了一个关键时期，更希望能有和他们正面交流的机会，借鉴经验，取其所长。对此，蔡炜充满信心：“通过向他们学习，我们会做的更好，因为文化的根在我们这里！”

　　培养学者型的收藏家

　　今后，“鸣鹤雅集”将根据自身的条件有计划的举办专题性的展览，并对这些专题进行比较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在实现学术指导收藏的同时，把藏品转化成学术资源。这是徐天进对于收藏和学术两者关系的着眼点。他认为，考古学研究的对象绝不能仅限于发掘品。回顾中国早期的考古学研究，从宋代金石学开始，直到民国时期考古学传入之前，除了文人学者之外，还有大量的收藏家所做的铺垫工作，为我们积累了大量的学术资源。当代的收藏家应该继承我们好的收藏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因此，在引导大陆文物艺术品收藏潮流，并促使其健康发展的同时，他希望在长期的培养、积累的过程中，“鸣鹤雅集”俱乐部乃至整个中国当代的收藏家队伍里，能够出现一些学者型的收藏家，他们能够在自己的收藏领域或更大的范围有比较精深的研究，能够参与学术的研讨，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虽然，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