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4月16日夜，也是珍宝馆的养性殿，也是武庆辉盗窃的同一展室，又钻进去了一个盗宝贼，叫孙国范，他是建国后故宫盗贼中年龄最大的，36岁。

　　那一夜，孙国范先是藏在珍宝馆大门外厕所后边的阴暗夹道里，天黑无人后，他蹬着珍宝馆墙下的脚手架，翻进了珍宝馆院子，钻进养性殿，打碎展柜的玻璃，拿出了金碟金碗，接着，又撬开一个展柜，把里边的两颗大金印也装进了背包，背在身上，原路返回。

　　翻墙的时候，背包很重，使得他的身手不那么灵便了。但是，这个负案在身的家伙不嫌重，那么贵重的宝贝能不重吗？有了这些宝贝，自己从此不用再像老鼠躲猫一样疲于奔命四处流窜了。

　　孙国范用尽全身力气往墙上爬去。他做梦也没想到，此刻，故宫已经被封锁了，200多名民警和武警正等着他从高墙上爬出来呢。

　　孙国范自以为自己干的人不知鬼不觉，其实，他一进入养性殿，警报器就把消息报告给了故宫保卫处值班室，保卫处一面派人跟踪搜索，一面向派出所、公安局及警卫部队报了警。

　　武庆辉盗宝大案被披露以后，举国上下极为震惊，故宫博物院有旧日皇宫的护城河，墙高院深，又配置有相当强的保卫力量，却让一个刚刚涉世的小混蛋携宝成功脱逃。保卫部门羞愧难当，公安机关也压力重大，建国初期博物馆保护藏品的重要手段是人防加物防，存在时空监控上的不足。公安部门有关领导在讨论这个专题的时候说：这个案子教训太深刻了！这是人民警察的耻辱，必须亡羊补牢！那么大一个皇宫，光靠人工防守不行，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应该立即着手研究报警仪器，补充人防和物防的不足。

　　于是，公安科技部门夜以继日地开始研制中国自己的报警设备。很快，中国第一台声控报警器在童光耀工程师的主持下研制成功，于1960年1月巧妙地安装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珍宝馆内，珍宝馆里的宝物有了不吃不喝、全天候的守护者。孙国范成为声控报警器这个“电子警察”的第一个猎物。

　　孙国范骑上了墙头，急切地寻找合适的地方下去，猛然觉得墙外边和刚才进来的时候不一样了，好多人影晃来晃去的。他有点儿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仔细看，就是人影！他的冷汗一下子冒了出来，莫不是天降神兵？他立即像乌龟一样缩回头，身子像壁虎一样贴在墙头上往前爬。

　　爬着爬着，他觉出身上的背包沉了，心想，还是保命要紧，赶紧把背包里两个最沉的大金疙瘩挑出扔下高墙。又爬了一会儿，他抽冷子跳到厕所房顶。

　　孙国范虽然逃离了珍宝馆，但是围墙下边到处是人影，他不敢下去，一直在光滑的琉璃瓦上爬行。尽管走南闯北见的世面多了，但此时孙国范的胆快吓破了，自己就像是被困在空中阁楼上一般，楼阁下边满是人，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强光手电，往墙头上照着，跳下去就意味着死，可不跳下去也得死。

　　尽管把两个最沉的金疙瘩扔了，但他还觉得背包沉，有心把背包扔了，又心疼里边的好东西，万一能跑出去呢？怎么也得给自己留两件吧。于是，他又掏出两件东西丢在房顶。

　　孙国范躲闪着手电光，哆哆嗦嗦地爬着，爬到珍宝馆南的绘画馆西南角的围墙上时，一束强光晃得他睁不开眼，接着，墙下有人大喊：

　　“不许动！动就开枪了！”

　　孙国范不敢动了。墙下一阵脚步声，无数束强光手电把骑在墙头上的孙国范照得清清楚楚。

　　“举起手来！”

　　孙国范举起了手。

　　有人攀着梯子上来，把孙国范揪了下去。

　　故宫工作人员清点孙国范身上背包里的赃物，见有1个金酒杯，4个金碗。侦查人员随后又在房顶上找到2个金手炉盖，在珍宝馆的墙下找到两枚金印。一枚为“皇后之宝”巨印，重37斤，另一枚为“广运之宝”大印，重7斤5两。后来，故宫工作人员把孙国范盗窃的珍宝放在秤上秤，竟然有48斤重！

　　抓孙国范的时候容易，可是审他的时候可就难了个家伙没实话。预审员问他姓甚名谁。

　　孙国范回答：“俺叫张振昌，三十岁，是山东济南人，会修自行车，不想在工厂当临时工了，就从山东跑出来了，头两年在兰州、郑州和济南倒腾旧衣服卖。”

　　预审员问：“是吗？兰州的百货商场大门往哪开呀？你在工厂做工的时候谁是证明人呀？一个月挣多少钱呀？”

　　孙国范翻着眼睛答不上来：“谁还记得那些！怎么着吧？皇宫里的大印我都偷出来了，问那些干啥？枪毙了俺得了！”孙国范上来了土匪劲儿。

　　预审员说：“皇上的大印都敢偷，姓甚名谁还怕别人知道？我看你是怕被枪毙！”

　　孙国范说：“得了，俺说了吧！俺是山东桓台县锁镇公社徐家村人，叫徐学达，家里有老婆和三个孩子，今年4月背70斤地瓜干到天津，想卖了换点棉花，人家说俺私自卖东西违法，把地瓜干给没收了，俺就上了北京偷皇宫来了。”

　　侦查员立即挂长途电话给山东桓台县公安局，请求帮助调查。桓台县公安局回电话说，徐家村有个叫徐学达的，一米八的个子，三十多岁，今年4月离家出去了，不知道去了哪里。

　　不过，指纹的鉴定结果又否定了孙国范的口供。孙国范的指纹与公安部通报的两起大盗案现场遗留的指纹是一致的。那两起大盗案一是1957年7月甘肃省兰州市被盗的价值万元的56只手表案；一起是1959年9月河南省郑州市被盗的6770元现金案。

　　看来，孙国范和武庆辉不一样，武庆辉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初犯，而这个孙国范可是一个江洋大盗了。

　　有了指纹作证，孙国范还耍花招，说：“我不叫徐学达，叫徐学蓉，老家是山东桓台县锁镇公社徐家村的，可是生父徐文易是西安的，我是生父徐文易和济南一个女人的私生子。我生下后，生父就跑了，生母临死的时候，把我送给济南一个叫张静斋的人……”

　　没等孙国范说完，侦查员打断了他的话：“别编了！别编了！你根本不是徐文易的儿子，也不是张静斋养子，这可是第十六次审讯了，瞎话你还打算编到什么时候？你真的打算带这个假名字去挨枪子？!”

　　孙国范低头不语了。过了好一会儿，他向侦查员要了一根烟抽，抽完了，把烟蒂往地上一摔：“我算是服了你们几位了！以前我走南闯北的偷东西，给抓着七回了，从没说过一句实话，最后都给放了，这回，我看也过不去了，干脆晾底儿吧！我真名叫孙国范，河南省舞阳县……”

　　孙国范，外号孙黑子，河南省舞阳县孙庄村人，是一个流窜惯犯。1949年，他带着枪从国民党军队开了小差，抢劫一家典当行的时候，本来不想杀老板，一看老板是熟人，怕以后告发他，于是开枪打死了老板，被当地公安局逮捕，关进了大狱。大狱看管不严，他逃跑了，从此改名换姓，流窜于漯河、开封、武汉、济南、徐州等地，以盗为生。越偷胃口越大，最后偷到了故宫，也偷到了尽头。

　　1962年12月，孙国范被判处死刑，很快被执行，成为解放后故宫盗宝案中第一个被枪决的罪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