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廖素冰

　　在故宫建成后的585年中，经历了多次变故和灾难，散落在外的国宝难以计数。特别是在清王朝覆灭后，不少珍宝流失海外。

　　9月15日，一件流失在外百余年的清宫巨幅龙锦从丹麦飞回北京，这幅龙锦是由天津国际拍卖公司从丹麦哥本哈根征集来的，原用于皇帝宝座的靠背上。在首都国际机场短暂亮相后，11月20日，它将在天津参与天津国际拍卖公司秋季拍卖。

　　近几个月来，故宫流失文物“回乡”的报道频频见诸报端。作为明清两代帝王的禁宫，紫禁城内的这些文物是如何流失，故宫又是如何追索这些珍宝的。在故宫博物院迎来建院80周年之际，关于这些文物百年来的恩恩怨怨更加引人关注。

　　逊帝监守自盗

　　1912年2月12日，在与南京临时政府达成“清室优待条件”后，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宣布退位。但仍住在紫禁城，尊号不变。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单国强在接受《新世纪》周刊采访时表示，这是中国封建王朝退位帝王未有之优待，同时也埋下了故宫文物辗转迁徙的后患。

　　溥仪虽为逊帝，但花销派头不减当年，400万两岁贡白银很快花光，开始入不敷出。于是，他将故宫珍宝向中外银行，如汇丰银行、盐业银行等抵押贷款，结果多是因难以赎回而流落海内外。

　　同时，还有大量盗运出宫变卖的珍宝文物。经清室善后委员会查核，经此途径出宫的文物有1000多件，自此后，宫内文物打开了流散各地的缺口。

　　“中国历代王朝均有收藏文物的传统。一个王朝灭亡后，新的王朝则取其收藏为本朝所有，清之于明亦循其例。自溥仪退位后，所有清宫中历代宫廷传世之宝，均应视为国家所有。”这是故宫老专家单士元在《故宫史话》中的明确界定。

　　然而，溥仪在英籍教师庄士敦影响下，起了出洋留学念头。为了准备充足的资金，他有计划地利用溥杰、溥佳每天下学出宫的机会，将宫中珍宝以“赏赐”名义让他们带出宫。其中最严重的是1922年，溥仪等人秘密地把宫内收藏的古书和名人字画分六批盗运出宫。

　　其中有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墨迹《曹娥碑》、《二谢帖》；钟繇、僧怀素、欧阳询、宋高宗、米芾、赵孟、董其昌等人的真迹；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原稿；王维的人物；宋马远和夏圭以及马麒等人画的《长江万里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还有阎立本、宋徽宗的作品等等。

　　太监、大臣、宫女等也纷纷效仿，偷偷盗取，拿不走的就藏起来。当偷盗之事快要曝光时，一场大火将诸事化为灰烬。

　　溥仪将这些珍宝(据称有七八十大木箱)运至天津英租界早已购置的房内，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赶出宫，溥仪在天津张园和静园度过的六年，正是靠变卖这批珍宝的小部分来维持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溥仪带了1200多件优中选优的珍品从天津来到东北，存放在长春伪满皇宫。紫禁城里剩余的文物，在经过1924年成立的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后，公布了《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报告》，总计117万余件。

　　文物迁徙之路

　　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宣告成立。然而时值军阀混战，政权更迭频繁。“九一八”事变后，华北也开始告急。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定把院藏精品南迁，提议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批准。

　　紫禁城出版社副社长章宏伟介绍了当时政府发表的对南迁一事的态度：故宫文物是国家数千年的文化结晶，毁一件就少一件。人民留在北平可以协助政府抵御日寇，文物留在北平只有被掠夺和毁灭的可能。国亡还有复国之日，文化一亡，将永无补救！

　　那志良是南迁时参加押送的人员之一，在《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一书中，他描绘了当时情景：1933年2月5日晚间，北平全城戒严。13491箱文物从神武门广场出发，由几十辆板车轮流运往火车站，军队全程护送，沿途军警林立。这批南迁文物在上海存放了近四年，接着再运往南京朝天宫。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南京也不再安全。故宫博物院接到行政院令，文物继续分三路西迁，因为没有工具，最后剩3000多箱滞留南京。故宫博物院对当年的描述是相当自豪的：这次西迁历时8年，行程万余里，运送文物的车辆、人员艰难行走于四川蜀道。沿路敌机轰炸，遭遇匪类，不断临时更改行走路线和临时存放地点。最后以微小的损失完成了这场历时长久、数量巨大的文物迁徙之路，被国内外人士称为奇迹。

　　抗战胜利后，从1946年5月至1947年3月，分散在四川境内三地的文物被集中到了重庆。从1947年5月到12月，分水陆两路运回南京。

　　在解放战争即将胜利的1948年，国民党政府意识到大势已去，下令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将故宫文物运往南京，再和南京分院的文物一起运往台湾。经过马衡的多方周旋和拖延，此计划搁浅，北平文物得以保留。

　　故宫现院长郑欣淼在近期的媒体访谈中公布了一个数字，从南京运往台湾的文物共2972箱，占南迁文物总数的2 2%，大部分为精品。从此故宫文物两地分家。

　　1965年11月12日，国民党当局凭此2972箱文物成立了台北故宫博物院。

　　长春之乱

　　1945年，日本投降，在满洲当了多年傀儡皇帝的溥仪计划潜逃。他随身携带精心挑选出的57箱珍贵书画、珍宝逃往通化大栗子沟，被东北民主联军和苏联红军俘获。其中文物个别散失，其余都被东北民主联军接收，《清明上河图》就在其中，但也有相当一部分被苏军抢走。

　　因溥仪来不及拿走而藏在小白楼内的国宝，被一个名叫金香慧的伪满洲国执勤卫兵发现，引起哄抢。不少书画作品在哄抢中被撕成了碎片，北宋大画家李公麟的《三马图》被扯为三截。

　　单国强认为，1945年是故宫文物流散的关键时刻，“大量的文物曾在长春街头以麻袋论价，因里面珍品多而价格便宜，被古玩界称为‘东北货’。当时一些投机商人大量将之低价买入，然后卖给北京琉璃厂，成为暴发户。”

　　关于东北货，曾经留传着一个动人的故事。1963年4月，一个东北小伙来到北京荣宝斋，用粗布包裹送来一堆破烂。经专家拼接后，竟然有大书法家赵孟等人的国宝真迹37件，有些残片与故宫所藏残品正好吻合。一年后，又是这位青年，再次送来一堆破烂。经过整理，拼凑书画残卷20余幅。这位年轻人没有留下姓名和地址，当荣宝斋赴东北欲酬谢时，未能找到此人。

　　经长春之乱后，不少珍贵书画流失到了海外。而在多年后，其中一部分才以各种方式回到故宫。但仍有一部分精品被国外博物馆收藏，也许永远无回归之日。

　　三次捐赠高潮

　　章宏伟认为，看待故宫文物历史应从建国前后两段看。建国后，故宫文物基本保存完好，很少再有外流。同时，许多流出去的清宫旧藏陆续回到了故宫。这其中有三种途径。一是无偿捐献；二是私家以善价主动让与故宫收藏，故宫对献文物者给予少量物质奖励，一般按一定比例给予现金奖励；三是直接从拍卖市场上购入珍贵文物。

　　无偿捐献者多为爱国忧民、具有大眼光大胸襟的收藏家、文人学士，这其中最有名的，章宏伟认为是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此外，还有“宣德大王”孙瀛洲、学者郑振铎、故宫原院长马衡等，所捐献文物不仅珍贵，而且数量庞大。毛泽东也曾将张伯驹送给他的李白《上阳台帖》赠给故宫。

　　而私家以善价出让之名家当推国画大师张大千。他将以500两黄金购得的《韩熙载夜宴图》，以极低价格——2万美金直接卖给国家。

　　据故宫文物处介绍，故宫接受文物捐赠出现了三次高潮，分别是：从解放后到“文革”前，捐赠者出于对政府的感激，主动捐献，其中文物专家所占的比例较大；在“文革”时期，捐献者出于保护文物的目的，其中学者较多；“文革”结束落实政策后到目前，一是部分被查抄的文物重新回到了原主人手中，原主人又将文物捐赠给了故宫；二是不断出现经发掘出土的文物，捐献者中以农民为主。

　　根据最新一期故宫院刊《紫禁城》杂志记载：从1925年建院始到2005年2月，80年来共有682人次先后将数万件个人文物藏品捐献给故宫。在故宫下属的紫禁城出版社出版的《50年入藏文物精品集》(1949-1999)里，详细记录了573人次的捐献者名单。

　　据章宏伟介绍，故宫在景仁宫特设了景仁榜，历年来向故宫无偿捐献文物的人皆榜上有名。截至目前，捐献者向故宫捐献的文物已超过24万件。

　　追索路远

　　尽管有大量捐赠者，但当市场上出现了清宫流失精品时，故宫不得已只能高价购回。章宏伟介绍了征集秉持的一个方针，“征集原清宫遗散在外的文物和各艺术门类中的精品，通过拍卖市场让国宝回归。”

　　当年的“二希”回归之路正是漫长而代价不菲。曾被乾隆皇帝视为珍藏的“二希”——王献之《中秋帖》、王《伯远帖》，被溥仪携带出宫后流落民间。建国后“二希”出现在香港，被私有者抵押给了一家英国银行，1951年底到期。当时的文物局长郑振铎立刻向周总理打报告，周总理作了购回批示，在国力维艰的情况下购回“二希”。

　　从近几年的拍卖市场看，故宫出手不多，但每次都是大手笔：1995年以1800万收购张先《十咏图》；199 6年400多万收购石涛《高呼与可图》；1997年600多万收购沈周《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最近的在2003年8 月，以2200万元从嘉德拍卖公司买下隋人书《出师颂》。

　　然而，此途径也有未遂之时，近年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因2300万的高价，故宫未敢买下。结果被国外买家买走，进了美国的博物馆，恐难有回归之日，此事让单国强至今耿耿于怀。

　　近年有故宫文物标志的拍品出现在拍卖市场，引起舆论哗然。有媒体认为，这又是一次监守自盗。但章宏伟否认了这种说法，“这些应该是调拨出去的物品，以往故宫调拨文物时，没有去掉故宫收藏标记的要求。对于曾经调拨过的文物，故宫都有详尽的档案，但调拨出去的东西已经不属于故宫。”

　　至于故宫文物带有何种标记，单国强说：“1925年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点时以故字号为记，1949年建国后新入藏的以新字号为记。此外还可以依据故宫收藏目录、清内府收藏印和部分书画上的印章辨别。”

　　据他介绍，目前清宫留下来的文物有60多万件，新入藏的30多万件，加上南京博物院暂存的文物，不包括图书文献，加起来总共有100多万件。

　　同时，故宫作为博物院不仅需要找回流散的国宝，也需要不断增加清宫之外的珍品和当代流传有序的著名作品，如李可染、李苦禅、卢光照等当代已故大师作品。

　　从整体看，故宫文物经历多重劫难而最后得以微小代价妥善保管，并在此后不断有来自民间的各种捐赠。散失的东北货大部分回到了故宫，“建院、建国后基本没有流失，唯一最大的一次，就是从溥仪退位到1924年出宫这段时间。浩大的南迁和战火也影响不大，这真是古物有灵。”章宏伟感叹到。

　　从1912年紫禁城珍宝失去最后一位私人拥有者溥仪算起，到2005年，历代帝王将相积攒下来的国之瑰宝经历迁徙和流转之路，部分遗失海外，已将近百年。故宫让大部分古物的魂灵得以安生，同时又向魂飘海外的“游子”遥遥招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