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市民王先生爱好收藏各种古书，唐诗三百首、作弊小书、四书五经……其中最让王先生引以为傲的是他多年来收藏的600多本清末和民国的教科书。“首都师范大学一位专门研究教科书的教授曾经联系我，他手上这一时段的教科书也没有我多。”王先生自信在近现代教科书的个人藏有量和种类上，国内他算是排在前面的了，“而且有几本书很可能已经是孤本了。”

　　近现代教科书市场竞争相当激烈

　　王先生目前藏有1897年—1937年的教科书共620多本，其中清代的有500多本，民国的有120多本，并以语文教科书为主。为何只收藏这段时间的教科书，王先生解释：“1897年开始，我国才真正有教科书，以前的学生都是直接读四书五经的。选择到1937年则是因为1937年之后中国发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收集之后的教科书比较困难。”

　　那时用什么样的教科书都由学校自己选择，所以大大小小的出版社之间的竞争相当激烈，各校之间使用的教科书大多是不一样的。根据2010年最新发行的《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记载，从1897年到1949年，我国共有教科书9149种，这个数量还不能囊括全部，因为王先生手上仅清代的语文书，就有10多种没有出现在这本教科书总目上。

　　“那时的教科书质量相当高，因为市场竞争激烈，编写者必须清楚地知道学生要什么，该给学生教什么，有些学校甚至自己印课本。”王先生拿出一本宁波省立第四中学自己出的语文教科书《国语讲义》，他推测该书很可能是著名作家朱自清先生在该校任职期间亲手编写然后印刷的，“而且我对比过他的手迹，非常相似。”王先生说，民国时期教科书的主要编纂者蔡元培、张元济、叶圣陶、丰子恺等，无一不是赫赫有名的大师级人物。

　　中国和日本曾用过一样的教科书

　　王先生的收藏中有一本很特别的书，叫《东亚普通读本》，书的内容主要是根据《孝经》编写的，翻开封面，扉页上竖排写着“孝顺父母”，并在上方注明“圣谕”二字，初看就是一本清代用来教育学生如何孝顺父母的书，但仔细观察它的编纂和发行后，会发现上面写着“日本与大清同时发行”，该书的编纂者和校补者一个是中国人一个是日本人，两人都在中国和日本同时享有官职，连发行日期都同时标注了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和明治三十八年。翻开书本，内容由一则则小故事拼成，讲述陶侃、范仲淹等中国古代名人孝顺长辈的故事，没有日本人的事例。王先生说：“这是我收藏的唯一一本在中国和日本同时发行的教科书，说明那时候的日本是很崇尚中华文化的，但是双方究竟如何达成协议用同一本书，而且内容都是中国人的故事，我就不知道了。”

　　收藏是为了对教科书进行研究

　　大学时读中文专业，毕业后又当了一段时间的语文老师，王先生对语文教育怀有特别深厚的感情。为了能将教科书收藏得更完整，他甚至打算卖掉手上珍贵的唐诗三百首、作弊书等，腾出空间和资金专门收藏教科书。

　　“收藏只是第一步。”王先生说，首先要尽可能地将这些书籍保护起来，“原先这些书在商务印书馆所办的东方图书馆都有，但是1932年东方图书馆在一·二八事变中被炸毁之后，就没有这样系统的藏品了，一直到现在都没能找全。”第二步要做的事是对教科书进行系统的研究，王先生已经开始着手写一些近现代语文教育的文章，“那时的教科书质量相当高，有些内容一直沿用到了100年后的今天，对现在编写教科书很有借鉴意义。”

　　王先生拿出一本民国时期一年级第一学期的语文书，文章第一课就讲一个字“人”，人怎么写、怎么读、人是什么、怎么做人……接下来几课讲身体、父母，全本书都没有讲到拼音。王先生认为：“我们中国用的是象形文字，现在进小学一年级就开始教拼音，其实是过度西化的，而且生字也比较多。以前的一年级课本不教拼音，直到第七课才教了7个生字，照样培养出了很多大师。”王先生给自己读幼儿园的孩子编了一本识字书，全书没有拼音，只在字旁配上图画，孩子读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沈顾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