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中，总有形形色色的收藏者，有人收藏古玩名画，有人收藏邮票，有人收藏奇石，也有人收藏火花、烟标甚至瓶盖、打火机等等，千奇百怪，不一而足。坦率地说，这些收藏者不外乎有两类动机，一类是出于功利目的，希图通过收藏，增值赚钱；另一类是出于个人兴趣，觉得好玩，能为生活增添乐趣。

　　而藏书，在笔者看来，则其本质意义要高于普通的收藏行为，小有修身养性之功，大有“经世济国”之用。真正的藏书，是需要付出毅力、心血与时间的，当然，也包括不菲的费用。

　　因此，笔者对这些藏书人总是充满敬意。毕竟，他们基本上是在生活清寒的状态下，从事着一项颇具精神气质与人文“关怀”的工作。

　　自有书籍以来，人类社会的绝大部分文明成果，特别是精神价值成果，总要通过书籍薪火相传，从而构建起文明的“金字塔”，为后人镌刻曾经的来路，启示未来的方向。书籍充溢繁盛的时代，也是人类社会文化勃兴、文明进步的时代。历史上，有几次著名的藏书事件，还承担了“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文化使命。比如，秦朝博士伏生(伏胜)通过壁藏《尚书》，躲过“焚书坑儒”大劫，对中国儒家经学文化影响至为深远。东罗马帝国灭亡时，一批学者带着大量哲学、艺术、科学等藏书逃到西欧，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文艺复兴”运动。

　　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历史是一部大书，文化从来不是僵硬的化石，也不是荒烟落照、断碣残碑，而是有体温、有呼吸的精神气场。藏书，就是为了贴近文化的“体温”，感受历史的每一缕脉跳，观照我们现实存在的意义。

　　我注意到，重庆这些“老书虫”对待藏书的态度，似已超越了一般藏家层面，而是在主动为我们这座城市发掘历史、收存记忆，丰富“人文重庆”的内涵，这是一种可贵的文化自觉。如新闻稿中提到的何小龙先生，费尽心力、多方收集梁漱溟、晏阳初等乡村建设派编印的中小学生教材，这件事如果圆满完成，将对研究重庆“抗战”时学校教育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

　　在近现代史上，重庆其实是一座很有文化底蕴的城市。但许多时候，我们忘记了贴近这座城市的根部，感受它的文化“体温”。我们陶醉于阔步向前、擘划未来，却把一些有历史价值、有文化印记的东西丢在脚下，这是值得警醒的。

　　要知道，一座城市的人文形象，不能光靠地标的高度、桥孔的宽度和霓虹灯的亮度来决定，更要靠这座城市的精神氛围、文化气质和历史记忆来提升。某种程度上，一座城市的旧书市场是否繁荣，藏书人是否众多，也能够折射出这座城市的文化品位。

　　当然，建设“书香重庆”，我们正在努力。十大读书人、十大藏书人评选活动早已拉开帷幕，全民阅读的气氛也越来越浓烈。有理由相信，随着“唱读讲传”的深入开展，重庆的藏书人会越来越多，他们的故事，将成为“书香重庆”的一个生动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