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昨天，记者在市档案馆采访时得知，该馆保存的一封65年前宋庆龄写给当时南京市市长马超俊的信件，透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凭借这封信，追回了22件失落的孙中山珍贵文物。这也是市档案馆首次向社会公开这份珍藏的档案。

　　抗战胜利后，宋庆龄写信请南京市长帮助追查孙中山文物

　　这份档案封面由毛笔字书写，由当时的南京市秘书处立卷，时间是1946年2月。虽然时间过去了60多年，档案纸质已泛黄，但档案上书写的“宋庆龄等请求追查被劫孙中山所遗文物及调查室之报告”的档案题目仍十分清晰。

　　翻开卷宗，宋庆龄写给马超俊的这封信的信封和信件正文保存完好，字迹非常清楚(如图，本报记者吕宁丰摄)。这是一封航空挂号快件，信封用中文书写，寄信地址是上海莫利爱路29号，收信人地址是南京市政厅马市长亲启，落款是“孙缄”。而信件正文是一张纸，正反共两页，由英文打字机打印，落款宋庆龄也是英文，落款日期是1946年1月14日。市档案馆档案管理处副处长胡刚介绍，宋庆龄早年在国外留学，因此她在国内写信件形成了一定的格式，信封用中文书写，信件正文则用英文。

　　这封信翻译成中文约400多字，主要内容是讲过去宋庆龄一直将孙中山文稿等遗物珍藏在莫利爱路寓所里，1937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宋庆龄被迫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寓所遭日本宪兵搜查，孙中山先生文稿及其他物件全部被劫掠。1945年抗战胜利后，这批文物仍不见踪迹，所以请求南京市市长马超俊帮助调查。

　　上海失陷，孙中山遗物被日本宪兵劫掠

　　市档案馆一位长期研究民国史的专家向记者介绍了孙中山珍贵文物遗失的来龙去脉。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于1937年8月13日进攻上海，11月12日，上海失陷。中共中央十分关注宋庆龄的安全，特发电给宋庆龄，建议她由上海撤到香港。接着，宋庆龄开始做去香港的准备工作，并将其在上海法租界莫利爱路29号(今香山路7号)的寓所交给两个外国友人照看。此时上海已被日军占领，孙中山遗物带不走，宋庆龄就将这些文件交与几位友人代为保管。12月23日，宋庆龄在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帮助下，由中共地下党员李云陪同，登上法国邮船秘密离开上海前往香港。

　　1942年9月，日本宪兵沪南分遣队连续三次搜查宋庆龄寓所，孙中山先生文稿及其他物件全部被劫掠。后来，日本政府为了表示与中国“亲善”，将劫掠的部分孙中山遗物还给汪精卫伪政府。汪伪政府交由文物保管委员会保存，为了表示对国父孙中山的“敬仰”，由汪伪“中日文化协会”组织在南京举办过一次展览，以掩盖其卖国罪行。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当年11月，宋庆龄从重庆回到离别8年之久的上海。一到上海，宋庆龄就多方查询当年被日军劫掠的孙中山遗物下落。于是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南京查找到孙中山22件珍贵文物

　　收到宋庆龄的来信，马超俊当即令南京市社会局会同首都警察厅严密追查，并呈请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转令日本联络部严查。市社会局派人赴各地调查毫无线索。此时日本联络部方面有消息说，以前重要文物都存于南京鸡鸣寺汪伪中央文物保管委员会内，孙中山遗物可能存放在那里。

　　市社会局立即派人赶到鸡鸣寺调查，得知汪伪文物保管委员会原系中央研究院旧址(今为中国科学院南京分院)，文物贮藏室于1945年9月17日被陆军总司令部派人查封。同月26日又由教育部京沪区特派员办事处会同故宫博物院派人复封。因汪伪文物保管委员会负责人早已逃跑，故不能确定孙中山遗物是否藏在里面。1946年1月，南京市政府迅速与陆军总司令部、首都警察厅、中央研究院及故宫博物院等单位联系，派代表共同揭开文物贮藏室的封条进去检查，查获孙中山原著《建国大纲》文稿等22件遗物。

　　这22年文物件件都弥足珍贵。记者从一份当年档案清单上看到，这些文物有阵太刀1把，指挥刀1把，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证书1枚，政务总裁证书1枚，民国建国大纲1卷(立轴)，照相簿2册，纪念册3册(孙文书信2册、所寄书信1册)，照片一袋，兵工计划书2卷(每卷6部)，医生病况报告一束(孙文病况书)，中国之革命1册(孙文著，亲笔书)，会议通则自序1册，会议通则卷一至卷五(5册)，会议通则卷一至卷五3册(印本)，民族主义孙文题著1册，民权主义孙文题著1册，广州市证券物品交易所发行证券，孙文使用折扇1柄等共22件。

　　1946年2月，马超俊派南京市财政局秘书马日明乘专车赴上海，将查获的22件孙中山遗物送还宋庆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