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树

　　即便在江南，这也是一个很小的村庄，几十户人家百来口人。我来这里采访不是因为这个村有什么经济腾飞、科技创新的骄人业绩，或是出了什么领导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农民企业家，而是因为偶然从小报上看到一则报道：一位当了几十年村党支部书记的基层干部，因盗墓和走私文物双罪被判刑。

　　进村时赶上一个雾天的黄昏，苍白的太阳挂在西边树梢上，灰蒙蒙的田野悄无声息，四周安静得连雾气在枝叶间飘动的声音都能听得见。那个当年在村里说一不二的“大人物”，一个人伫立在村头的樟树林边，仰面朝西，像是在看太阳。

　　“他现在什么都看不见……”随行的乡文书小朱轻声告诉我。

　　他身后有七八棵樟树兜，这些树兜的直径足有一米，看上去被砍伐的时间有好些年头了，横截面呈紫褐色，四周长了一圈儿灰白色的蘑菇。最近的一棵树兜上面放了一壶酒、一小碟花生米，还有两块荷包蛋。他茫然地端着酒杯与天对视，活脱脱似一尊灰泥塑像。

　　“他在干什么？”我问。

　　“祭日头。”

　　“一个盲人祭日头？你们这儿有这习俗？”

　　“哪儿也没这习俗，心里有愧哩！干多了坏事，良心不安呗！”

　　小朱接着说：“他在这个村里当了30多年党支部书记。57年大跃进他领头砍倒这些风水树、砸大家伙儿的锅罐炼钢铁、虚报田地里的产量饿死人，从小队长升官当了大队长。再往后文化大革命又领头把本村成份不好的人斗死了好几个！反正一搞运动他就要伤人，而且伤的又都是乡里乡亲，是人都恨他，无论大人小孩，哪一家过去没吃过他的亏？”

　　“可那个年代的事也不该全怨他呀，再说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他也是受害者。”我说。

　　“就算您说得对，可这一回呢？盗墓！总赖不上别人吧？要不是他那双眼睛瞎得是时候，这会儿还在吃牢饭呢！”小朱忿忿地说。他就是这个村子里的后生，听话音与这位老支书积怨很深。

　　“最初听到这件事的时候我很难相信，像这种经历的人，怎么会去盗墓？会不会是中了谁的圈套，或者干脆就是误判？”我说。

　　“别说是您，事发之前就算是我们本村的人，恨他归恨他，但出这种事谁也不相信。可最后调查结果他就是个盗墓贼，还不止一次，其中属于国家一级文物的青铜器两件，二级文物两件，三级文物十几件……”

　　小朱告诉我，这一带在战国时期地属楚国，曾是历史重镇，解放以来多次出土过那个时期的重要文物。据文物部门勘探，这个村子家家户户房屋地下都可能埋着文物。前些年文物市场放开后，村子里很多人都动起了歪脑筋，挖坟掘墓、走私贩卖文物，被外界称作“盗墓村”。所以，国家把这一带划为文物管制地段，老百姓不管什么原因需要动土，必须先报经政府同意。

　　“说实在话，前些年村里人热火朝天搞古董的时候，尽管他家境很差，两个儿子一个在矿山挖煤给活埋了，另一个游泳淹死了，老伴由于过度悲伤也相继病死了，只留下一个智障女儿不能干活，靠他抚养。但是他的个性还是没改，成天骂改革开放是背离社会主义道路，自己白天守着二亩三分地种庄稼，晚上还兼职乡里的文物巡视员，到处帮着乡里的文保小组抓那些掘坟盗墓搞文物的人。

　　“两年前，我们乡里接到广东海关的电话，说他们抓获了一个文物走私犯，那人供述所有赃物都是从我们村买到的。后来经过那位犯罪嫌疑人的指认：他的合作者正是平日里装得道貌岸然的老支书！开始我们都不相信，可是一进派出所他自己什么都供了。听法院里的人说，他卖的都是国宝重器，本来够判无期徒刑，因为认罪态度好，而且砸锅卖铁，及时将一百多万赃款如数退赔给政府，所以只判了20年徒刑。本来就他这岁数，20年刑也就差不多坐穿牢底了，可是刚坐满一年牢，他双眼突然失明，就只能保外就医了。

　　“现在他也够惨的了！退赔赃款带罚款，连房屋也卖了，他跟那个智障女儿无家可归。要不是堂弟看他可怜，将后院一间猪圈弄弄干净借给他住，父女俩真不知道上哪儿去安身！

　　“普通老百姓盗墓也好、坐牢也好，都没什么，放回来村里的人也没哪个另眼相待，该喊叔的喊叔，该喊大哥的喊大哥。因为村里大部分家庭都多多少少、明里暗里从地底下扒拉过一些古董，没觉得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可他不一样啊，当了大半辈子村官，要强了一辈子！好在他现在眼睛瞎了，要不然哪还有脸出来见人？不如死在牢里头自在！”

　　晚饭后我想找老支书聊聊，可父女俩早早地就睡了。第二天上午也没见着他，堂弟媳妇儿告诉我，白天他们父女俩还得下地干活。她还告诉我，他堂哥每天下午都会去林子里喝酒。

　　黄昏时分，我一人来到村头。没等几分钟，老支书果然到了。跟别的盲人不一样，他不用拄拐杖，手上挽着一只小提篮，里面放着几样祭品，毫不费劲地穿过树林，径直走到树兜旁，然后放下祭品摆好，仰面朝西，呆呆地用他那失明的眼睛盯住落日。

　　“老人家，您好呵！”我走近它，打招呼时故意没叫他“老支书”。

　　“你是谁？”老人微微一怔。他显然听出来我不是本地人。

　　“一个过路人。”我说。“您在这儿干吗呢？”

　　“看太阳。”他又别过脸去，看来没兴趣理我。

　　这时候，大雾已经散去，西山的太阳又大又亮，明晃晃地把田野、村庄、树林染成桔红色。周围依旧那般宁静，河流无声、鸦雀无声，仿佛地面上的一切都被这个周而复始的冰季封冻。

　　真美呀！我刚从心底发出一声感叹，可面对眼前这位有着特殊遭遇的老人，心绪很快从自然王国一落千丈。

　　“老人家，您看见了什么？”我很用心地问。

　　“我什么也看不见，只看得到日头。”他平静地回答。

　　“能告诉我您看到的日头是什么样儿的吗？”

　　“跟你看到的没两样……”大概是由于平日村里头没什么人愿意搭理他的缘故吧，看来老人并不拒绝与陌生人说话。

　　“您现在看到的太阳和早些年看到的有没有什么变化？”我没有马上切入访谈正题，想从侧面迂回，把采访对象绕进去，让他自己主动坦露真言。

　　他说：“世上什么都会变，只有日头不会变，你生下来看到它是咋样，临死看它还是那样儿！”说到这儿，他又回过头去面对着落日，定位之准确令人吃惊。

　　我给老人递上一支烟，打着火机。

　　“别！”老人非常敏捷地从我手里夺过打火机，迅速关上：“这里是树林，别打火！”

　　我愕然地收回打火机，沉默了会儿，问道：“您……为什么要那样？”

　　“……碰到鬼！是的，一定是撞到鬼了……”他的面部不住地抽搐着，两只干涸的眼睛在天空中茫然地搜索。我相信，他之所以不拒绝回答我的问题，是因为他也曾无数次向自己的内心发出过这样的质询。

　　“是因为太贫穷吗？”我追问。他摇摇头，没回答。

　　约摸过了半分钟左右，老人终于打破了沉默：“您知道我为什么拥护毛主席吗？”

　　“是因为信仰吗？”话刚出口，我自己都觉察到这种回答有些唐突和矫情。好在他看不见我在脸红。

　　“那时候要穷一块儿穷，要富一块儿富，大家都没什么作孽的念头！”

　　“您说的作孽指的什么？”

　　他摇摇头，像是忽然想起什么：“你是哪个单位的？”

　　“原来在电视台工作，现在退休了，来这里玩玩。碰上你。”我说。

　　“哦……你听说了我的事？”

　　“啊，听说了一点，这个村庄搞墓卖古董的也不止您一个人……”

　　“我跟他们不一样！”老支书打断了我的话，脖子涨红了，似乎非常愤怒。其实我这样说的目的只是想安慰他，没想竟让他强烈的不快。

　　“第一，我不是盗墓，我是在自己的家里挖出了古董；第二，我不是故意去挖的，而是在盖房子挖地基的时候偶然得到；第三，我跟那些老百姓不一样，我是共产党的有功之臣，全心全意为党工作了几十年，当了几十年村支书，没拿一分钱工资，没要一分钱福利。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大概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老支书喝了口酒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换成平静的口吻继续说：“我也不说我没罪。一开始的确是为了给我那傻子女儿盖两间房，打算为她寻摸个合适的女婿入赘，她出嫁没人要。挖地基的时候碰上个古墓，出了几件青铜器，当时我还觉得晦气，因为那上面是要给我女儿盖新房的呀！谁愿意将房屋盖在坟墓上面？

　　“隔壁我堂弟家老二在场给我帮工，见到那些玩意儿就说：‘叔啊，咱要发财了！’我说那孩子没正行，碰上这样的倒霉事还拿叔开涮！那孩子说：‘叔，真的呢，这几件青铜器起码能卖十几万块钱！’我骂他想钱想疯了，我当大队支书的时候，老百姓挖地挖出很多这样的东西，当时送交大队部，我也就给他们发两块钱、一张奖状，表扬表扬也就行了。待那些破铜烂铁聚攒多了，当废铁卖给收购站回炉炼铜。

　　“没想到第二天晚上，我那堂侄就带了一个广东人来，真的拎了一大包钱，说是要收购那几件青铜器。我起初不答应，可经不住我老婆和小儿子的哭闹——他们当时都还活着——她说，‘你一辈子只顾自己的名誉，不管我们娘儿的死活。要是有钱，老大还能去刘老大的煤窑里挖煤给活埋了？这家家户户都在倒腾古董，就你一个人像个傻子啥都不知道！咱们这又不是去掘坟盗墓，是在自家的房基里挖出来的东西，那是祖宗积德，我们应有的福分！’

　　“被那个老太婆骂了一宿，小儿子偷偷地将青铜器交给那个广东人，换回16万块钱。开始我还想将钱交到乡里去，家里面闹成一锅粥。堂侄告诉我：‘叔啊，您老现在是落后了，什么时世都不懂！去过北京没？没有吧？我经常去，那里有个旧货市场潘家园，有我们村子几个大，里面全是古董，别说这些个破青铜器，什么官窑瓷器、皇家玉器，哪样国宝不能卖？那些个中国人、外国人、当官的、当兵的、当教授的、当大老板的都在里面淘宝、捡漏。您知道那里面的东西都是从哪里来的？除开假货就是全国各地出土的东西，我在没找到广东的路子之前也经常去那里做买卖！还不止是潘家园，周围好几家大古玩城，里面的东西哪里来的？全都一样！天子脚下，这些事谁不知道？官家还不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您还在这里假正经干嘛？家里穷得卵子甩流星，媳妇讨不起、女儿嫁不出去，这日子怎么过？’

　　“他还说，‘叔啊，您已经不是老支书了，现在谁都不稀罕您这样的死脑筋！您想想啊，改革开放是要干什么？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什么是好日子？吃得起山珍海味，住得起小洋房，上麻将桌输得起十几二十万！这些，您行吗？别怪我做晚辈的说话难听，混到现在，我弟讨不起老婆，我妹没人要，做您的老婆和子女那是上辈子没修好，倒了大霉！’

　　“说实在的，那小子尽管混账，可是他那一番骂人的话真算是点醒梦中人！那阵子我就像掉进冰窖里，莫名其妙地发了几天高烧。烧退了以后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我是落伍了，跟不上形势！过去几十年我一直跟上了党的步伐，所以路走得顺当，走哪儿都受人尊重。这些年没搞懂党的基本路线是要富民、要让老百姓发财，所以我日子过得窝囊，不受人待见！

　　“还是那句老话说得好，‘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病好了以后，我跟堂侄去了一趟北京，逛了潘家园、古玩城，那里的情况跟那小子说的一模一样，没走形！我算是开了眼界，只恨自己缩在深山沟里没早点出来见世面！北京人都敢卖出土的东西，我还怕什么？他们离党中央更近，还能不比我们更懂得党的政策？

　　“回村后，我用卖青铜器的16万块钱又给小儿子盖一栋连三间，老天有眼，地下又出了几件青铜器，还是卖给了那个广东人，又赚了几十万。紧接着我又把自己和老伴住的房子拆掉重盖，又从地下挖出一个大墓，一下出土几十件青铜器、玉器。又卖了，给儿子说了门亲事。一直到犯案，在法庭上宣判时我才知道那是一个王墓，出土的东西很多都是国宝级文物……

　　“就这样，不到两年工夫，我卖古董挣了100多万块钱。出事之前我还一直在想，真像堂侄教训我的那样，头些年我没领会党的富民政策，没跟上时代的步伐，穷也活该！现在路线对了头，就住上了小洋楼！”说到这里，老支书平静地笑笑，自嘲地摇摇头。

　　“没想到啊，又是一场梦。回想起来，从大跃进开始，我一生做了很多很多的梦……唉，怪来怪去还是怪自己没有时时刻刻紧跟党的步子，可是像我们这种工农干部，没什么文化，真要一步不落跟党走，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想想啊，党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深一脚浅一脚地难免会有湿身的时候，何况是我们农村基层党员？党湿了身子没关系，烘干了再走，责任不是哪一个人的。而我们这些做党员的该怎么办？像我这样可就是一湿身成千古恨哪！”接着，老支书还说了很多很多的感悟，由于涉及各式各样的隐私，记者只能“此处省略若干字”了。

　　天色渐暗，我向老支书告别，但没有马上离开，站在原地心情复杂地继续观察眼前这位有着特殊身份的盗墓者。

　　与昨天我见到的一样，老人以为我离开了，孤独漠然地盯着落日，听凭太阳的余晖彻底从那古旧消瘦的脸庞上消逝。就在那一瞬间，我惊愕地发现有几滴浑浊的泪珠从他的面颊滚落。他缓缓转过身，拎起树兜上的酒壶，默默地斟了两杯酒，仰面自饮了一杯，然后一挥手，将另一杯酒朝太阳下山的方向洒泼出去，然后收拾起家什离开樟树林。

　　我当时很纳闷，一位心灵与视觉全都坠入黑暗的人，怎么还能够如此准确地分辩出白昼与黑夜？假如说如今太阳是他一无所有时的仅有，那么，在他生命中也曾有过的辉煌时刻，他是否觉察过这生命之源的存在、并且如同眼前这样由衷地敬畏过它呢？

　　后记：从一言九鼎的老支书到万人不齿的盗墓贼和阶下囚，从表面看，似乎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促发的个体人性异化，如若我们将目光撒开，就会非常不幸地发现：那个可怜的老农身上聚集了数亿中国农民的精神悲剧——被“诱良为娼”！他所经历的一切煎熬，其实也时时刻刻在惩罚着我们许多人内心深处那一尊未经洗礼的灵魂。试想：假若那些“偶然的机会”悄悄降临在我们跟前，又有多少人能够凭借自己的双手高高擎起良知的火炬，去点亮灭黑的光明呢？(摘自博主新书《谁在忽悠中国》)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理由先生点评此文：

　　那个因从自家宅基中挖出几件青铜器出售获利而被判刑的老支书，双目失明后出狱，每天犹如雕像般伫立在樟树林下，用盲眼追逐着日出日落，一面忏悔自己的罪恶，一面倾述他对上个世纪生活情调的怀恋。当采访者递去一支香烟，掏出打火机，老人立即制止：“这里是树林，别打火！”一个场景，几个细节，这是多么悲凉的意境，又有多少象外之意，境尽而意伸……至于那些巧设骗局的主谋，几片瓷片起家的暴富，官商勾结的政治明星，呼风唤雨的CEO，似乎有着他们理不直却气壮的时代宣言：“我离得开高尚，离不开钱！”伴随着人物逐一登场，使得那些真实故事的一波三折，悬念疑生，大起大落，峰回路转。几乎每个事件都有着欧·亨利式的结尾，都可能发展为更大篇幅的独立篇章，但作者似乎更加珍爱他的白描式现场对话，以保存浓缩的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