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超山文化开创发展期

　　(五代后晋时期至北宋时期，大约公元937年-1126年)

　　从现存较为可信的资料分析，超山最早在五代十国后晋天福二年(公元937年)前，已有高僧在此开山结庐，遍地植梅。南宋咸淳年间何熹之的《重修福臻寺并增建钟鼓二楼记》记载(《唐栖志》卷七)。

　　超山在五代后晋时期就建有寺庙道观，昔日是宗教传布和活动的场所，当时游人已盛。在超山大明堂内观音殿内，原供唐代大画家吴道子画观音大士像刻石。

　　超山风光宜人，洞壑幽奇。早期的景点主要集中在超山南坡的“龙洞——黑龙潭”区块，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海云洞”，北宋赵阅道题“海云洞”三字；北宋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杭州太守赵抃(公元1008-1084年)到超山游览，写下著名的《游海云洞》诗：“缥缈齐云阁，遥闻摸石池。物华春已盛，人意乐无涯。罗绮一山遍，旌旗十里随。花棚夹归道，绕骑看星驰”。这首诗将900多年前游客满山、花棚夹道的超山盛况第一次推向主流社会，引起世人关注，在超山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

　　二、超山文化持续繁荣期

　　(南宋时期至明中晚期，大约公元1127年-1628年)

　　南宋定都杭州后，超山兴修大量宗教建筑物，声名也越来越大。宋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超山改建报慈圆满院。宋嘉定八年(公元1215年)，干旱，祷雨海云洞，感应，赐额“通灵之祠”。宋淳祐六年(公元1241年)，超山建化城庵；元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建聚秀庵；元至正年间(公元1341-1369年)，建化城庵，重建惠济庵；明洪武初年(1368年)，重建大圆庵；明洪武六年(公元1374年)，重建聚秀庵。

　　到了明代中期，塘栖一带的达官显贵在功成名就后，选择风光迷人的超山作为退休归隐之地，陆续修建一些祠堂或宗教建筑物。

　　这一时期的重要景点主要集中在超山主峰的“中圣殿——上圣殿”一线，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真武庵”和“天门山”。超山的宗教由道教占主导。

　　明弘治年间(公元1488-1506年)，塘栖丁氏家族购下了海云洞地块，明嘉靖年间(1522-1567年)，曾官至云南布政司的丁养浩在69岁那年辞官归里，爱超山之秀，在海云洞侧筑室“青霞洞天”，并在超山龙洞外建祠祭祀；后来，其子丁之乔把他父亲也一起供奉在祠堂里，称为“三先生祠”，镌刻了海云洞摩崖石刻群，并建造了垂云阁、松坡小筑、保寿堂、齐云阁等建筑。

　　明隆庆年间(公元1567-1573年)，塘栖名宦卓明卿在超山募建真武庵建筑群，即上圣殿，又名纯一院。卓明卿在《登超山绝顶》诗中写道：“秋空鸟道极高寒，两腋天风化羽翰。飞步直凌双柱上，银河咫尺侧身看。”

　　超山独特的山水风光也吸引了明代重量级人物、内阁首辅(宰相)朱国桢最后安葬在超山南鲍山。官至太仆寺卿的塘栖水北人邵锐也将归葬之地选在超山，他在《汲泉煮茶》中描摹了自己年迈时向往重上超山坐禅、采茶的心愿：“栖溪老人鬓欲华，杖藜方外谒袈裟。云端度岭青天近，松下乘风白帻斜。峭壁坐禅飞锡杖，空堂演法雨天花。明年此兴迟迟日，重到南山看采茶。”

　　三、超山文化走向顶峰期

　　(清初至民国时期，大约公元1616年-1949年)

　　清代以来，许多塘栖籍的学者、诗人为超山推向全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常常邀请一些当时很有影响的鸿儒大师来栖水超峰，咏怀唱和。像清代著名词人张应昌、谭献都是到塘栖访友时，顺便游览超山，将有关超山的诗词作品写入集子，进入世人的视野。近代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林琴南也是到塘栖访好友夏同声(名臣夏同善的堂弟)，在夏同声陪同下游览了超山，写下有名的《超山梅花记》。

　　随着超山文化进一步影响到全国各地，至1923年，以兴建宋梅亭为标志性事件，将超山文化推向高峰。

　　这一时期的重要景点主要集中在超山北坡的“梅花坞——报慈寺”区块，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香海楼”和“宋梅亭”，时人将各处景点归纳为“超山十二景”。

　　修筑山道石磴

　　在超山文化中，兴建宗教建筑物是一条主线。清顺治初年(1644年)，何思川与僧无染一起，募缘修建化城庵；顺治十二年(1655)，圆成、圆兴重建上圣殿、中圣殿，卓麟异撰募疏；乾隆年间，僧豁然募建大圆庵；咸丰六年(1856)，拓建真武殿。

　　值得关注的是，清道光年间(公元1821-1850年)，超山的僧侣大规模修筑山道石磴，由洗心亭至达山巅。这为超山进香朝拜、旅游观光打下了重要基础。

　　在这个历史时期，超山一些宗教建筑物曾遭到严重破坏。清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四月初九夜，太平军焚上圣殿；清咸丰十一年冬(公元1861年)，太平军焚毁化城庵、六观庵。到咸丰末年，塘栖镇周围及超山、丁山湖一带的宗教建筑物基本被毁。

　　同治初年太平天国战乱结束后，社会渐趋安定，超山的寺庙、景点陆续重建，超山的宗教文化也由道教占主导地位开始向佛教转移。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僧明德重建中圣殿，俞曲园书额“妙喜寺”；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僧惺赏重建上圣殿；清同治六年，塘栖人重修化城庵；清光绪年间，沈澄出家为道，绘画募资，在六观庵址修筑老君殿，改称福清宫；清光绪十四年，塘栖人汪道生、夏同声、沈金简在观音庵修筑弥勒殿三间。

　　民国时期，以劳少麟、汪坚清等为代表的塘栖士绅，对大明堂一带超山景观有着持续的建设，推动了超山文化发展光大。

　　构筑宋梅亭

　　超山文化的另一条主线是梅文化及其金石文化。进入上世纪二十年代，超山文化因中国金石书画大师吴昌硕而达到顶峰。

　　民国十二年(1923年)仲春，吴兴人、书画家周庆云应亭趾人、著名画家姚虞琴邀请，与杭县文人王绶珊等人共游超山，他们见报慈寺香海楼前环植老梅数十株，苍苔鱼鳞，虬曲如龙，心甚奇之，就与友人约定，在宋梅旁构筑小亭。他们又寄书吴昌硕，请他画一幅宋梅图。3月，吴昌硕来超山观梅，为宋梅亭撰联，在香海楼画《宋梅图》。当年12月，宋梅亭落成。周庆云撰写亭碑，吴昌硕勒石“宋梅小影”一幅。

　　吴昌硕先生一生爱梅，留下“十年不到香雪海，梅花忆我我忆梅”的诗句。1927年春，84岁高龄的吴昌硕先生闻知超山梅花盛开，与儿子吴东迈等一起赏梅。他在宋梅前再三仰望，驻足不前，对儿子和报慈寺正法禅师表达“愿百年后埋骨香雪坞”的心愿。1927年11月29日，一代艺术大师在上海辞世。1932年冬，吴昌硕墓竣工。下葬之日，瞻仰者成千上万，参加葬礼的有国民政府浙江省省长、杭州市市长、杭县县长及众多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人士和日本友人。

　　设立超山站

　　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 由塘栖人士参与投资的民营杭塘公路建成通车，在超山设站。发达的现代交通推动了超山旅游业发展，也为超山蜜饯的外运提供了快速的通道，进一步传播了超山文化。

　　四、超山文化复兴提升期

　　(1949年——)

　　1964年，超山文化留下了中国当代书画发展史中的一段佳话。潘天寿与吴茀之、诸乐三3位中国书画大师共作《长春图》，这幅纵131厘米、横260厘米的巨幅国画由潘天寿画石，吴茀之画松，诸乐三画梅。

　　文化革命时期，超山文化中的一些历史遗迹遭受严重破坏，吴昌硕墓、姚虞琴墓被毁，唐吴道子观音像碑等文物被砸。

　　上世纪90年代以来，超山文化日益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1992年超山景区被定为省级风景名胜区。1994年，编制《超山风景区总体规划(1994-2010年)》，并通过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复。

　　2008年5月，区政府批准《超山风景区综合整治与保护利用方案》，并对整治范围、内容、组织机构设立，一期工作安排、要求以及工程进度等方面作了明确。2008年10月，超山综合整治与保护利用工程一期启动，力争建成中国第一流的赏梅胜地、创作佳地、佛教胜地、居住福地等旅游综合体。

　　2009年2月15日，首届中国杭州超山梅花节将超山文化进一步推向中国和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