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澍设计的五散房 宁波博物馆所有砖瓦构成的外墙材料都来自被拆除的砖瓦，用来象征城市变迁。 　　中国美院象山校区的建筑本身的运动曲线和丘陵的起伏相呼应。运用了毛竹等本土元素，回廊和走廊像蛇一样穿梭在建筑的内与外，加强了建筑的呼吸。

　　记者 吴越

　　“这些年还是有些年轻人，很多比我年轻的人，在中国的东西上下了很多工夫，这两年我在杭州也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包括画山水的，基本上每个礼拜都要聚一聚，一个人开始在画，其他人站在旁边看，一看看很长时间，看完后，喝杯茶，也没有人谈什么艺术，随便聊几句，然后大家走人，但总有一两句非常有心得的话。结束了，没见有人唠唠叨叨，不停地说。我个人觉得，尽管这不是主流，但这是文人的风骨，风骨这东西很脆弱，说散就散，但这种东西隐约在传承着。”

　　“文人风骨不绝，造园一事应尚可为。” ——王澍，2007年

　　今年2月的最后一天，中国籍建筑师王澍摘得普利兹克奖的消息由美国洛杉矶传至国内。普利兹克建筑奖于1979年创立，在世界上具有广泛影响，每年授予一位在世的杰出建筑师。媒体用最简明的方式解读它“相当于建筑界的诺贝尔奖。”几天时间里，王澍的代表作品如世博会宁波滕头案例馆、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图书馆和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园等跃居网络搜索热门。

　　与1983年获得此奖的美籍华人贝聿铭“非常纯正的现代主义”风格不同，49岁的中国人王澍专注于营造由泥砖、瓦片、坡檐、池水、山林等要素构成的“家园”景象。

　　而中国建筑师获奖的意义，按照普利兹克奖评委会所指出的：“它代表着评委会成员们认可中国建筑师将推动世界建筑思潮的发展。”

　　“该他请客了”

　　中大院，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所在地。于1927年创办的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工学院)建筑系是中国现代建筑教育的发源地。

　　学院一楼中庭矗立着著名建筑家杨廷宝、刘敦桢和童寯三老的雕塑，进门两边贴着各种学术信息，最大的一张是日本建筑大师安藤忠雄的讲座海报。安藤忠雄也是普利兹克奖的获得者，获奖时间在1995年他54岁的时候。不过，最醒目的不是这张海报，而是挨着它的一张大红喜报：“热烈祝贺我院杰出校友王澍教授荣获建筑学最高奖普利兹克奖”。

　　在东南大学网站新闻里可以看到更详细的介绍：“王澍教授1963年出生，是东南大学(原南京工学院)建筑系81级本科生，85级硕士生，导师为著名建筑学家齐康院士。他在学期间表现突出，现为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此次获奖之前已获国际建筑界的法兰西建筑学院金奖，哈佛大学建筑学院最高讲席教授等殊荣。王澍教授荣获这一奖项是我国建筑界迄今为止所获得的最高荣誉，也是我国科技界获得的最高荣誉之一。他是东南大学的骄傲，也是中国科技界的骄傲。”

　　这则信息的撰写者，建筑学院院长助理葛明用“一片欢腾”形容消息传到母校时的情景。“普利兹克建筑奖创立至今，全球有30多人获奖，其中有10人已经去世，另外20多人中，有一大半得奖时已是六七十岁。王澍今年才49岁，这个奖对于他来说不是终点而是起点。他还会继续奉献重要的作品和思想给当代建筑学。”葛明说。

　　说这番话时，葛明另一半的身份是王澍的朋友。葛明比王澍小9岁，在一次学术活动中两人相识，引为同道，后来葛明常常参加他们在苏州和杭州的聚会。“我们这些人都喜欢园林，经常在园子里游玩。我也常去中国美术学院，看王澍怎么带学生。”事实上，王澍的朋友们在两三年前便猜测他会得奖。葛明说：“他这一阵得奖很多，比如2010年获第十二届威尼斯双年展特别奖，2011年获法国建筑学院金奖。一般情况下，法国这个奖的得主会在3-5年内得到普利兹克奖。我们只是没想到会是在哪一年。”记不清何时起，王澍每次新作品的首发权已授予国际最重要的建筑、设计和艺术杂志之一，创刊于1928年的意大利杂志《Domus》。

　　“虽然有准备，但消息一来还是感到震撼。”王澍的另一位好友，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童明说。从他的角度来看，中国人拿这个奖的意义甚至超过中国人拿诺贝尔奖。“在建筑领域内得到世界的认同，除了包含艰辛的技术性工作，更大的意义是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一种立足。”

　　与朋友们的欢欣鼓舞相比，王澍冷静而低调。大奖揭晓时他正在美国讲学，此后几乎婉拒所有采访。在杭州的妻子陆文宇被“围堵”之际也只说了两句话，一句是对丈夫说的，“太累了，早点休息吧”，一句是对记者说的，“王澍也很顾家的，很喜欢孩子的”。

　　“根据我对他的了解，这次得奖对他不会有很大的改变。”童明说。朋友们已经在策划王澍得奖后的第一次聚会。按中国文人的惯例，“该他请客了”。

　　愤怒青年

　　王澍的朋友包括一些艺术家和一些同行。同行又以东南大学和同济大学的交集为主，“好像都是没什么留洋背景的”，童明对记者说。在王澍的朋友当中，童明和他更近一些，“他的经历我都经历过”。童明比王澍小5岁，考进东大建筑系时，正好和王澍前后脚。“只见比我们高一届的学生成天模仿王澍，王澍干什么他们干什么，着了迷了。”王澍张扬的性格、叛逆的激情、丰富的学识和天才过人的洞察力，早在大学二年级时就形成独特的气场，“毫不夸张地说，他是建筑系学生的精神导师”。求学期间的王澍留下许多轶事，如1986年读研期间，他去北京参加一个会议，在会后的讨论中探讨了“中国的现代建筑如何走向世界”的议题，王澍当时发言提出三无理论，即中国目前没有现代建筑理论，没有现代建筑师，也没有现代建筑，以至于这个题目根本“无从谈起”。如他将硕士论文名字定为《死屋手记》，向中国建筑学教育猛力开火。文章打印了五份，留在系图书馆，据说被后来者翻烂。

　　童明读研时拜在齐康门下，齐康也是王澍的导师，两个人有了一层同门的关系，此后童明到同济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恰好这时在外面晃荡了7年之久的王澍准备转换跑道。两人成了同学。童明真正接触到王澍，发现“他的性格已经和传说中不一样了。”

　　32岁的王澍在社会上经历了一连串变奏。他原本想回到新疆当个援疆青年，但广州美院和杭州美院都向他伸出了橄榄枝。出于对西湖的喜爱，他选择了杭州。王澍在环境艺术专业任教期间，开始做些项目，以室内设计为主。这期间称得上是他早期第一件大型建筑作品的是1989年建成的海宁青少年宫，建筑主体嵌入红色立方体，其构想据说来自田壮壮执导的影片《摇滚青年》中一群少年在故宫(微博)午门广场跳霹雳舞的画面。

　　1991年，中国步入建设热潮，王澍却萌生退意。他连工资也不拿了，与妻子隐居在杭州西湖附近的乡村，反思快速开发建造的弊端，反思西方教育体系为主培养的建筑的基本观念——主客两分的审美，“造了房子，再配以所谓景观”。他游山玩水，读书养气，试图重新了解与认识中国自己的东西。“这7年里他没什么活，也不太愿意去干乱七八糟的活。”葛明说王澍对建造一事，尤其“讲究”。

　　每天在寝室里，大家山吹海聊，整天混在一起。看上去王澍和别人没两样，但“另类”气质难以掩藏。“他疯狂地读书，整天像关公一样捧着《春秋》在读。”当然，也读海德格尔、康德。让童明感到惊奇的是，无论是文学、哲学还是建筑专业，“同样看一个东西或理解一个东西，他一瞬间就了解了，他的领悟能力是非常高强的。”他还经常一整个下午都在桌前写篆字，非常沉浸，非常迷恋。实际上，王澍从小学五年级起就开始练书法了。他向往的是高手的境界，“起承转合，全在快速运用当中”。

　　同时，王澍的记忆力也超强。“我们都是这样看他的。”童明一抬脖子，做了个仰视的动作。

　　王澍的博士论文名叫《虚构城市》，与他的硕士论文的大受欢迎相反，很多人在阅读这篇博士论文时非常困惑，不知道作者在说什么，以至于解读这篇论文的论文一度在业内流行。

　　顽皮中年

　　葛明很高兴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图书馆让王澍一举成名，在那之前，“大家都知道他很好，但无从验证”。

　　1999年，童明有一个机会为苏州大学校园做整体设计。“我们成天在宿舍里聊，他说应该把图书馆剥离出来放在水边，我说那你来做吧。”童明于是领着王澍去见了投资方，隆重介绍说，“这是我见过的最出色的建筑师”。这时候，王澍从衣袋里掏出巴掌大的一张纸，上面画着方方正正的一个盒子，告诉对方，这就是他的设计图。“当时我都有点意外”，童明说。投资方则被“最出色的”头衔镇住，问了几个问题就“不敢再问”。王澍真正意义上的主题作品年表由此写下了第一行。

　　进入工程实践的王澍，和前一时期又有了明显的变化。“就像一块火热的钢铁忽然冷却下来，变得很冷静，很快，但也很坚定地在想问题。”似乎未知的事物反而在推动他确立自己的信心。“在艺术观上，文正图书馆对我和他都是很大的促动。”童明回忆说，最早去看选址场地时，只见一片临湖的山坡，密密的竹林从坡上一直延到水边，他们一致决定保留原始景观。“以前考虑问题时都只考虑你和建筑这两者的关系，现在带入了第三方，就是自然环境。三者之间，形成很有意思的对话关系。我们这些人后来就不约而动地把注意力投向于园林，园林是很特别的，是人造的自然，是从你心灵中化出的自然环境的布局。”文正学院图书馆于2000年建成，4年后获中国建筑艺术奖。

　　如果没有苏州大学的这次机会，王澍会怎样呢？童明说这个问题没有悬念，因为王澍曾有句名言：“我就像一名少先队员——时刻准备着。”

　　之后，王澍开始不断有新的项目。这似乎是一组制造惊奇的故事：

　　2004年，王澍完成了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新校区一期工程，二期于2007年完成。30座大小不一的建筑如山水画般散点在杭州南部群山东部边缘的农田中。王澍曾这样描述：墙面不抹灰，院子只造三面，瓦片用旧的，工匠如同在家里劳作般“随意砌”，最后用了700万块不同年代的旧砖弃瓦；屋顶坡度介于平屋顶和坡屋顶之间，房子从一个面看去完全像是平顶，从另一个面看去则是坡顶，“会使人产生一种恍惚，这是同一座房子吗”。

　　2005年，前身为宁波港客运码头的候船大厅被王澍改造为宁波美术馆，外形是一个线条和结构都极为简单的长方形盒子，但若亲临木墙和钢柱间长长的廊道，便能发现木墙是一扇扇尺度超大的“木门”，而木门竟然是可以推开的，就好像宁波商帮古老店铺的“门板”。

　　2005年，王澍团队设计的宁波博物馆(微博)方案通过评审，于1年后奠基动工，2008年正式开放。该建筑外形半“山”半“屋”，设计初衷来自四明山。屋顶隆起五个大小不一、造型各异与墙面倾斜的建筑体，体与体之中有露天大斜坡、通道、玻璃屋顶与绿化景观穿插于间。外墙砖瓦数达百万块以上，包括青砖、龙骨砖、瓦、碎缸片等，全部是回收的旧材料。评论家黄元炤说：“这庞大的构造体，以一种接近于史诗般庄严沉重地追忆古老乡土所遗留下来的文化表述。”宁波博物馆在王澍获普利兹克奖后成为被展示最多的一个作品。

　　2006年，威尼斯双年展上，王澍和许江合作设计完成《瓦园》，材料是6万片旧城拆迁回收的青瓦，3000根竹子。3名来自浙江乡村的泥工、瓦工和竹工花了半个月时间，几乎在全手工状态下造出了一个800平方米的花园，游览者踏上竹桥走入瓦园，就像走在中国传统建筑的屋顶上。

　　2007年，他在杭州建造了由6个26层的高塔组成的“钱江时代-垂直院宅”，因此获得2008年德国全球高层建筑奖提名。

　　2010年，他设计的宁波滕头馆在上海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这是一栋令人惊艳的“旧屋”，50多万块旧砖瓦是从宁波的大小村落里收集来的，展馆内墙凸显的纹理类似竹片是宁波工匠采用独有的制作技艺。

　　…………

　　王澍曾自白：“我很多设计想法经不起严肃问题的推敲，基本上是属于个人的一个顽念，就是点顽皮的一个念头。也就是情趣。”

　　造有情趣的房子，是王澍所推崇的，“情趣能造就真正的文化差别”，“不要先想什么是重要的事情，而是先想什么是有情趣的事情，并身体力行地去做”。

　　想做“李渔”

　　“我观察他的工作，他的第一张图往往是非常笨拙和简单的，但他胸有成竹，异常坚定。”童明说，每次讨论方案时，王澍的设计一拿出来，大家都鸦雀无声，“都是错愕的”。“大多数人在做未知的事情时都不是特别有谱，就好像做数独游戏，你不可能一眼看见所有的数字”，但王澍不然，“他的内心非常强大，给你的感觉是他早已看到了所有的数字，就像是从未来穿越回来的一个人”。即便有来自甲方或合作方的修改要求，他并不辩解。不同的声音就在这无声的坚持下被压倒了。比如他在做象山校园的时候，对屋檐的厚度，大家意见不统一。“雕塑系的艺术家就认为至少60公分的檐厚，你怎么会做出只有15公分的薄片？”王澍坚持认为这种分量的控制，关乎表达意境。

　　这背后是王澍强大的虚构能力。有一次，童明和王澍一起去看象山的场地，当时那还是一片城乡结合部，一个孤伶伶的山头，一堆农民房，“他竟然就已经‘看见’了所有。设计建造出来的房子和山体、树林、水塘浑然一体，没有任何牵强和造作，人工的痕迹全部抹掉。”童明说，建筑的本质是去制造你所生存的环境，他造了一个自然，这就是他的价值所在，天才所在。

　　这种本事，王澍归功于向中国园林学习的结果，“面对世界的态度比掌握多少知识更加重要”，“做研究，一上去，路子走的是正还是歪，我觉得这是决定性的分岭”，“如果你有了那个意，你做什么东西都带着那个意的话，那个原意始终都是在的”。

　　他曾在2007年的一次小型研讨会上向朋友们介绍“这两年我受园林影响是如何画图的”——“基本上是以一种非常确定的笔法，以一种非草图的方式，因为我画得非常具体，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一气画完。即使是十几万平方米的房子，一气画完之后，改动就很少，只在细微之处进行改动。”

　　王澍多次说到过他最敬重的前辈就是童明的祖父童寯，“上世纪庚子赔款那一代的留学生，西式建筑素养深厚，但留学归来却有一大转折，全心投入中国传统建筑史，特别是园林的研究与调查中”，写成《江南园林志》。

　　朋友们说，王澍最想成为的人是生活在当代的李渔。他在《造园与造人》这篇文章里写道：“他的文章涉猎如此广泛，饮食、起居、化妆、造房甚至讨论厕所，讨论西湖游船上窗格该用什么文雅图样，他和袁枚相似，敢开风气之先，甘冒流俗非议，但敞开胸怀拥抱生活。这类文士是真能造园的，我们今天的社会同样需要这样一种文士去和建筑活动结合。”

　　“园”由心生。王澍用“造园”指代一种特别本土，也是特别精神性的一种建筑活动。“园在我心里，不只是指文人园，更是指今日中国人的家园景象，主张讨论造园，就是在寻找返回家园之路，重建文化自信与本土的价值判断，以我们这代人的学养，多少有点勉力为之，但这种安静而需坚持不懈的事，一定要有人去做。”

　　部分资料来源：《园林与建筑》童明 董豫赣 葛明 编

　　《20中国当代青年建筑师》黄元炤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