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  阎 正

　　石鲁的“门生”与反戈“弟子”

　　世界是一个人心展览会。不过，这种展览会在平素安定的日子里、和睦的环境中，很难得一幸见。然而，一旦历史出现逆流、社会发生动荡的时候，它的兴办者们就会迅速露出真面，展览也就立即开幕，各种各样的人心都将一览无余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三字经》里说：“人之初，性本善……”到如今我也说不清这话对也不对，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疑，即无论当初和后来，性善的好心人是太多太多的了。好心人相背者，确也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实属罕见之事，然正因为它少，才更使人感到它可恶、可憎、可恨！

　　这种人无非是两位“弟兄”的化身：兄曰“嫉妒”，弟曰“钻营”。

　　“嫉妒”者涉及甚广，恐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清楚的，当然也不是“妙不可言”，它无非害怕自己不如别人，或者怕别人妨碍了自己，才暗地里动心机、捅刀子。

　　“钻营”者须靠投机，有机可投，它才能神通大显。

　　这两位“小兄弟”不妨简称“二小”，它们大概寿命相当长了，往往还很受欢迎，最难消灭！

　　有人说：“时代在进步”，但这“二小”也在“进步”！别小瞧了它们，好多事业、好多人物都在它们手中毁于一旦！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放大镜，它把所有的人心都放大展览了，把一些人心里藏着的“二小”都暴露出来了。

　　石鲁虽未直接死于“二小”之手，但追根溯源，他的短命仍当与两者极有关联。

　　对石鲁大动干戈的迫害，历史自有记载。“展览”规模之宏大，远不是我这支秃笔可以描绘得了的，且前面也简述了一些，自不必赘言。我只想摄取一点侧面镜头，也算是宏大见于细微，像拍电影的抓“情节”，找出它三五个“小零件”。这就是我要写几个石鲁的所谓“门生”和“弟子”的想法了。

　　石鲁一生，桃李满天下，但真正的门生、弟子并不算多。

　　多也好，少也好，“文革”前沾边就算的，谁想“扛牌子”谁就扛吧！石鲁本人从未介意。只是“文革”陡然爆发，原来自称为“门生”和“弟子”的意外反戈，倒使石鲁多吃了不少苦，苦不堪言。

　　不堪言，但他还是言了，那是在多年后，无意之中和我谈起来的。他并非耿耿于怀，也不是要搞什么阶级报复，真是那样也就不是石鲁了，他只是感到心痛，不知道人在那个年月为什么变成那个样子了？！

　　是嫉妒吗？不可能，因为老实说他们还没有嫉妒的资格。

　　是钻营吗？他们还太小，按理说还不到投机钻营的时候。

　　我不能回答石鲁这个高难的问题。我只是想，可能是《三字经》写的不对，应该改成“人之初，性本恶”了吧！

　　据我正面侧面所知，随便写上几个，也请大家开开眼界。

　　先说一个外地的。此君为山东叶县人，姓吴，名字就不必提了。“文革”前，他慕石鲁名从山东跑到陕西，自费找石鲁学画。他先找到赵望云先生，然后请赵先生把自己介绍给石鲁，石鲁感于他的诚心，不但收留下来，而且从学习到生活上都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他，他表现得也确实不错，除了学画以外，扫地、收拾卫生、日常杂活他什么都干，好得不得了。但“文革”一开始，他马上翻脸不认人，最早起来斗他的恩师了。他与另一个姓郭的合伙想着点子套石鲁，大概由于面对面撕不开脸动武，他们就从外边引来一帮打手，石鲁也便最早地尝到了触及皮肉的滋味。吴某人从一个“石门弟子”演变为“革命者”折腾一通后，挑了几包袱东西—“革命”的“战利品”扬长而去，返回山东老家了。

　　再就是西安土生土长的、一个姓王的家伙，论从前好的时候，远高吴某一等，然而从“不喊石老不说话”到大打出手，那撕破脸皮的劲，也更胜吴某一等，他能一拳把他的“石老”打翻在地，又踏一只脚。这还不够，还要皮鞭、棍棒一起上，真不知他从哪来这么多深仇大恨。当他的“恩师”顺头流血跪在地上的时候，他得意地哼着小曲，抽冷子又一鞭子抡了过去……

　　如果说以上两个是“冒牌货”的话，那么另一位现在颇有点名气的“张画家”就是名符其实的“石鲁门生”了，这位门生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之后，对迫害石鲁在出谋划策上颇花费了不少心思，直到石鲁平反前不久，他还说石鲁是个半路夭折的人，而历史上从来不承认半路夭折的画家云云……不过现在他又不说了，因为他已经是中央美院的研究生，石鲁这块“金字招牌”又有作用了，当然他又恢复了“第一面目”。

　　其他像趁火打劫，把石鲁的字画、文物、书籍成车往家拉的，甚至到今天仍公开陈列在他们的卧室的，基于种种原因，我不能一一写到。但唯有一件事我还要补上一笔，这实在是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当然也是石鲁的一位“弟子”干的，他在反戈之后，拼命毒打他的老师，打罢后，又将抄出来的老师的画，用棒子逼着题上给他的名款，不写就再打！噫嘻！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自古以来，有谁见过用这种方法要画的！

　　这样的人心谁能猜得透？也许正因为那个畸形的年月才产生出了这种不可思议的畸形儿吧！

　　不过，石鲁不会跟他们计较的，生前没有，死后更不会了。还是石鲁的女儿在追悼会上说得好：“敬爱的父亲……您的目光使亲人和同志们无限的追怀和仰慕，给忏悔者以无言的点头，给诽谤者以宽厚的微笑……”

　　这些迫害者、诽谤者忏悔了没有呢，大概是忏悔了，不然就不会又宣称自己是“石鲁弟子”、打出“石鲁门生”的旗号了！

　　一夜之间，他又变得身价百倍

　　连阴的雨季里，雨暂时停了，云层间透过了一线光亮。

　　一九七三年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推翻了石鲁的“反革命”冤案。当时正值外贸部门组织书画出口，又逢解放干部和使用干部之机，于是乎，一夜之间石鲁居然身价百倍，当上了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文化组的美术顾问。

　　为了尽快促进书画出口工作的顺利开展，记得好像是韩念龙受周总理委托，到陕西召集有关方面开会，具体研究安排部署，会议要求很明确：只要是有益于社会主义的、欣欣向荣的都行。

　　石鲁当时大病尚未痊愈，但他却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马上又精神抖擞地投入了战斗。

　　他仿佛把刚刚卷过的暴风骤雨，甚至昨夜还响着的呼啸全忘了，他没有一点因为被冤屈而消极怠工的意思，这如同一个孝顺的孩子，无故受到母亲的一顿痛打，第二天母亲亲切地喊了声：“好孩子，快起来去打点酱油吧！”他就揉着眼睛翻身下床，忘记了疼痛，抓起瓶子飞也似的跑出去了一样。

　　石鲁对于党对于人民，是个多么痴心的儿子啊。

　　一个心地光明的共产党员，依他高度的责任感，只要有半点可能，就要拿出他全部的力量。

　　石鲁不等上门动员的同志多言，马上欣然同意，不仅他个人积极行动，而且还以他的号召力，组织了一大批原先美协的老画家，像何海霞、蔡鹤汀、叶访樵、韩秋岩、郑乃珖、陈瑶生、林金秀、区丽庄、陈之中……能来的都来了。

　　石鲁诚恳地对画家们说：“这是为国家换取外汇，尽管是商品画，请大家一定认认真真地画，不可草率，到了国外，这关乎祖国国画艺术的声誉。”

　　石鲁一马当先，带头先画，当外贸同志和他谈到经济问题时，他摇了摇头说：“不要给多少报酬，给一点笔、墨、纸能够继续作画就行了。”

　　说是这么说，他的几幅字画出口后换回了为数可观的外汇时，他对原来的最低要求也不施行了，他拒不接受外贸的分文报酬，使外贸的同志非常为难，但也只好作罢。

　　石鲁既然得到了工作的机会，那就要干出个工作的样子，他起早睡晚贪婪地画着，熬到深夜两三点还不知困倦……

　　正当他忘乎所以写、画的时候，有人在旁边又开始下毛毛雨了。

　　“石鲁这小子啊，得意忘形，刚给他个帽翅儿，就又翘起尾巴了！”

　　“嗨，闹腾得怪凶，这家伙是个不知死的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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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不错，石鲁真是个不知死的鬼。天晴未几，一场更大的风雨倾盆而降……这时在全国范围内又卷起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所谓批“黑画”运动。

　　矛头一转，石鲁又是首当其冲。他又从天上掉进了深坑里，一钱不值了。无穷无尽，现成的帽子又一次一顶顶压到了他的头上，“野怪乱黑的总代表”、“复辟回潮的急先锋”……

　　石鲁对着漫天乌云喊出了满腔悲愤：“文化大革命啊！你可真会捉弄人！”

　　这一次真个是来要石鲁的命了。

　　一把达摩克利斯剑悬在了头上

　　每当神话中的妖魔鬼怪出现的时候，往往是飞沙走石，日月无光，再厉害亦不过喷风吐火，搅得一时天昏地暗。然而，神话比不过现实，妖魔比不过人。我们不妨把古代的、近代的，中国的、外国的，把世界上全部传说中的魔头妖首，大大小小都拉出来排在一起，恐怕也比不了中国现代那四个“人”的本事。说心里话，所有这些可怜的鬼怪妖魔论行妖术，比起那四个“人”都相差甚远。把那四位说作“人”，实在委屈了他们，那本事何等了得，真所谓非同小可，况各人又各有“魔法”，结成“帮”后，更是“法力”无边，他们但露原形，便把偌大个中国翻了个，妖怪们一时的地暗天昏何足挂齿，他们这一闹腾，就闹腾了整整十年，一只“雄鸡”千疮百孔，十亿人口无一“漏网”。或多或少都触了触“灵魂”，尝了尝厉害。如果说群魔乱舞，评一评高下，他们才名符其实算得上是“样板”。

　　闲话少叙，书归正本。

　　一九七四年春，“四人帮”借批林批孔之机，又兴狂风，首先在北京发难，嚎叫要“痛击复辟逆流”，大搞“黑画展览”。三月，主管美术的那个女人，先后两次派人到陕西，召集会议，兜售黑旨意，欺骗有关领导和群众。他们千方百计地钻到外贸部门、宾馆和招待所。“功夫不负有心人”，竟然搜集了一百多幅“黑画、坏画”，这下他们可以请功领赏了。一个头目得意洋洋地说：“这批画很有质量，和北京的不同。北京一些人老奸巨猾，题词少；西安不仅有画，而且有题词，有的更恶毒，有的更严重。”他声称：“不要怕多，多了才能说明问题。”看样子他要凭这“汗马功劳”“封妻荫子”了。

　　经过反复审验，“黑”中挑“黑”，他们选定了六十多幅，在文化界内办起了一个“黑画·坏画展览”，给石鲁和赵望云、何海霞、方济众等二十多位老、中、青中国画家扣上了“黑画家”、“反动画家”、“黑线回潮急先锋”、“遗老”、“遗少”、“修正主义苗子”……一堆名目翻新的新老帽子。扣吧，扣了就戴。在那个年月，想戴不想戴是身不由己的事。

　　那头目对着展览不可一世地说：“这些人都是有问题的，很臭的，为什么突然活跃起来了呢？为什么香起来了呢？”他马上又下结论：“之所以能泛滥，影响全国，成批出现，是有人支持的。”

　　这帮打手们开始步步紧逼了，他们期望利用“黑画展”，煽动人们打击画家，追出他们预谋得到的大后台。

　　一纲举起，百目皆张。在很短的时间里，当时的省文化部门召开了千人“批黑画”大会，紧接着又分单位开了十多次小批判会，再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市)文化部门普遍开展“反击文艺黑线回潮”的“批黑画”高潮。与此同时，陕西报刊也连三接四地发表了二十多篇所谓“批黑画”的文章。一时间，烽火四起，狼烟动地，吓人极了。

　　这样大的声势，头目打手们该满意了吧？不！这还远不是他们的心思，他们主要的靶子是石鲁，他们对只抓到石鲁的三幅字画照片并不满足，一再狂哮：“石鲁的字画不能放过！他在全国影响大、流毒广，不仅有画，还有理论，要进一步搜集。”

　　也真难为他们动用了那么多的“海陆空”，不久，他们打听到天津外贸部门还有石鲁三十多幅准备出口的字画，便马上派专人去拍回照片，再由北京那个王姓女人亲自下令，由陕西批判，于是，陕西“奉旨”专门成立了“批判反动画家石鲁筹备组”。“御用”文人们费尽心机搞出了“石鲁反动字画”的“批注”材料，另外还有一篇洋洋数千言的批判文章草稿。可惜了，这“心血”、“才能”用错了地方。

　　刚不久推翻了的“反革命”冤案，刚不久当上的省创作组顾问，一转眼又成了人民的“敌人”，谁能说清这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奥妙啊？

　　实际上，这戏法变得也并不玄妙，那一切目的、用心，都是秃头上摆着的虱子，细心人一眼明了。不懂美术的丑类来批判画家，表面上看似可笑，但竟钻进宾馆、外贸口找炮弹，大肆的兴师动众，这就包藏祸心，不可轻视了。尤其要“查根源”、“追后台”，那来头绝非一般，画家们忧心忡忡，看到了问题的严重。

　　早在一九七一年，周恩来总理曾亲自过问出口工艺美术品、出口中国画和宾馆布置等工作，他根据毛主席制定的一整套革命外交路线、方针、政策，对于对外宣传和外事、外贸工作，指示要“内外有别”、“区别对待”，不要强加于人，并指示宾馆布置要朴素大方，要体现我国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民族文化，要陈列中国画。国务院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专门发了文件。

　　对于这一切，北京发难的人物当然不会不知道，可是到了批林批孔之时，他们却通过北京那个“黑画展”的“前言”和“宣讲材料”，大肆叫嚷：“这批画的产生是得到某些人公开鼓励和支持的”，“后台”就是“一些党政负责同志”，甚至是“国家和军队的高级领导干部”。

　　还是那位姓王的女人说：“什么‘内外有别’，胡扯蛋！应该内外一致。”传声筒响着后边人的话，司马昭之心，一清二楚了。

　　石鲁越来越头脑清醒，也豁出去了。他到兰州去参观“全国美术展览”，无疑这是帮文化部唱的“对台戏”。当时壁垒非常分明，桌子这边坐的是蔡若虹、石鲁，还有其他的几位同志，那边就是文化部的一批人。互相根本不打招呼，互不理睬，更不讲话，见面就像斗鸡一样，大眼小眼的互相瞪着。那批人也不含糊，背后就调查搜集了石鲁的材料。在兰州时的一天，石鲁到老同志陈伯希家作客，一时没有什么好招待，两个人就一边吃辣椒，一边喝酒，辣对辣谈了一夜。石鲁说：“这些画都是假的，说假话，都是在宣传他们的政治目的。”最后他要陈伯希拿出《毛选》，翻到了《实践论》，天快亮了，他索笔要纸写下了一行字：“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社会实践。”写罢，他自己又提起挂在墙上说：“过几年我们再来考察它吧。”

　　阴谋者可等不急过几年。精心策划之后，“石鲁反动字画”的照片专题展览在内部展出了。这个展览刀光剑影，杀气腾腾！

　　一九七三年春季，石鲁根据毛主席《咏梅》的词意，画了一幅《梅》，并题了一首五言诗：

　　梅为雪而娇，寒霄更放豪，

　　惟余风漫舞，还春气更高。

　　这明明是一幅热爱生活，高赞革命精神的诗画。只因为画中梅树长在悬崖上，花枝朝下伸展着，于是就被列为“黑画展”之首，歪曲为“倒梅者，倒霉也”，打成“否定文化大革命”大毒草。

　　石鲁有一幅《独有凌霄上玉峰》的画，这本是“文革”以前随便画的一幅习作，画着一枝凌空盛开的凌霄花。批判者凭空臆造作者“以‘凌霄’影射中央领导同志和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的革命闯将，恶毒攻击他们是托‘飞驰之势’而平步青云的。”真见他娘的鬼。

　　“野、怪、乱、黑”之说，发端于一九六二年。那时，以石鲁为首的美协西安分会国画研究室的画家们，在中国画的继承和创新方面，作了可喜的探索，受到美术界的赞许和关心，“长安画派”之称也由此兴起。

　　然而，也有些同志对他们的探索有不同看法，并为此提出了异议，最早是孟兰亭批评石鲁的画：“远不见马夏，近不见四王”、“笔墨不足，水汪汪的一片”。接着又有人批评他们缺乏“古人的法理”，认为他们在笔墨处理上有“野”、“怪”、“乱”、“黑”等缺点。为了通过争鸣，提高认识，《美术》杂志在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三年之间，开展了《关于中国画的创新与笔墨问题》的讨论。石鲁当时写了一首“打油诗”，诗曰：

　　人骂我野我更野，搜尽平凡创奇迹；

　　人责我怪我何怪，不屑为奴偏自裁；

　　人谓我乱不为乱，无法之法法更严；

　　人笑我黑不太黑，黑到惊心动魂魄；

　　生活为我出新意，我为生活传精神。

　　很明显，他对别人所说的“野怪乱黑”是持反驳态度的，但这诗也只是“打打油”，并没有拿出去和批评者较真。

　　不料，“文革”期间，造反者抄他家时，发现了这首诗，不知哪位叮当带响的“英雄”，大作文章，密告“上峰”。一九七三年，全国美术界王主管率先进行批判，到了“批黑”时，清水一搅，竟成了石鲁在“文革”中提出“野怪乱黑”的“反动纲领”来了。石鲁也自然而然成了“野怪乱黑”派的代表人物。他们把一切自己看着不顺眼的、不能为他们的帮派服务的艺术形式、艺术风格一概斥之曰“野怪乱黑”。有的文章还煞有介事地说：“那种野、怪、乱、黑的谬论，正是有的黑画、坏画作者卖力鼓吹和奉行的绘画理论和炮制黑画、坏画的创作依据”；“还有极其反动的政治上的作用”，“是他们那个正在走向死亡的、在美术领域的回光返照。”从此，以讹传讹，以假乱真，对“野怪乱黑”的批判，大大超出了艺术范围的讨论。

　　石鲁有一幅字：“道德文章天下事”。王主管无中生有地说石鲁写过什么“士治天下”。有的批判文章就把这幅字篡改成“道德文章天下士”。然后上纲批判说：“活画出了一副尊孔复辟派的嘴脸。”

　　石鲁给外贸部门写过两幅内容毫不相干的对联，一幅是“暮墨写之，书道为风”，另一幅是“天高云淡，月白辰鲜”。批判者竟把两幅字各取其半，聪明地凑成“暮墨写之，月白辰鲜”的对联，然后周武郑王地批判道：“傍晚用墨写的东西，在月色发白之时才看得清楚。石鲁的意思很明白：他的反动字画虽然写在今天，但焕发光彩之时却不在这已近‘暮色’的现在。在什么时候呢？所谓‘明白’之时，就是他们复辟阴谋得逞之日。”这种风马牛的批判，实在让人啼笑皆非，但还有让人笑不出来的。

　　石鲁写过“风流千载”四个字，落款是“辛亥秋日”，即一九七一年秋天，批判者断言了：“这一年的九月十三日，叛徒、卖国贼林彪叛国投敌，摔死在温都尔汗。……石鲁正是在这个时候，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写下了‘风流千载’这几个字，无耻地吹捧林彪是芳名流传千载的风流人物。”这一批可太厉害了，紧接着就可以把石鲁挂到“林彪死党”的名单里去。不过可惜，林彪摔死的事，石鲁是这年十一月才知道的，那已经冬月了。即使是在九月十三日以后某一天写的，又有什么事实证据说明他是吹捧林彪、美化林彪呢？

　　当然，既要打倒石鲁，就要挖掉他的根基，横扫他的“同党”、“同伙”和“追随者”，这一扫帚下去，挂着的人都遭了殃。

　　老画家郑乃珖，画了崖边一块石头上卧着一只鸟，欲立未立，似伏未伏。批判者一伙先推测成“危鸟似伏”，然后谐音一转，就变成了“危机四伏”！因此，这幅画被打成“林彪反党集团恶毒诬蔑大好形势的反革命谣言的形象图解！”

　　画家方济众深入延安生活时，曾描绘了一组革命圣地的作品，“钦差大臣”们一口咬定是黑画，别人问其缘故，他们气势汹汹地说：“正因为画的是延安，才应该批。”其中一幅红色做主调的干脆被诬为是“遍地流血”！

　　老画家何海霞，画了一幅《严陵月色》山水画，题记写：“严子陵钓台，与石鲁、李琦月夜泛舟，荡漾江上，得此景色，援笔记之。”就被批判文章说成是“借以寄托他们对文艺黑线及黑线治下的‘昔日盛事’的无限眷恋之情。”

　　老画家韩秋岩画了一幅《葫芦》，题跋写道：“十余年前，有此类作品，经出版，颇受社会人士欢迎。”因为是仿照“十余年前”的作品画的，就被批判为“含沙射影地攻击我们”，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顽固地为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翻案。”

　　有人将十七年间的作品拿出来，则被打成“借以宣扬当年文艺黑线统治时期的所谓‘创作繁荣’”。有人学习了一点传统技法，更被斥为“怀古恋旧”，“专为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招魂。”

　　至于老画家赵望云，以古稀高龄，强扶病体，为宾馆作画。题材多是“晚秋”、“初雪”、“严冬行”、“深夜行”之类，这更犯了“新贵”们的大忌，加上他原来的身份地位，便也成了“黑画展”的重点。一下子集中了十多幅山水画拿出示众。诬蔑他画的都是“黑山黑水”，“歪曲和丑化社会主义现实。”赵先生日薄西山之年，惨遭批判，有苦难言，病势渐重，终于含冤去世。

　　最可气的是，老画家叶访樵画了一幅花卉，色彩鲜丽，笔法细腻，而且枝枝向上，生气勃勃，这大概挑不出什么毛病了吧？然而不知哪位“弼马温”的“火眼金睛”，竟在群芳吐艳的花丛之下一块怪石中，看出有块石头像蒋介石的头。藏得真隐蔽呀，这还了得？“替独夫民贼蒋介石招魂”，这不是现成的“反革命”是什么？

　　当时我正在西安，《陕西日报》公开点名批判叶老那天，正巧我在他家—那个走廊通道一样的小阁子里，他哭了。一个八十岁年至垂暮的老画家，竟像未入人世的孩子一样哭了。谁说白发人不会哭呢？只因未到伤心处罢了。

　　真的，那么多年我都不知道叶老留了一手，画花鸟还兼工人物？如此精道的素描功夫，并能用高妙的技巧把人头锤炼到石头里去！不过还是老人讲了真话，他眼泪汪汪地对我说：“我是画花鸟的，把蒋介石的头拿来，叫我照着画也画不像啊，这是从哪说起呢？”

　　当时我的心里像打翻了调味瓶，酸甜苦辣，说不出是想哭还是想笑，莫以名状的思绪，使我苦乐参半说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笑着劝他终又心酸泪下，呜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