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石鲁传奇:门生与反戈弟子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3月15日 13:09 收藏界

石鲁书法作品《风流千载》。 石鲁书法作品《风流千载》。

  本刊  阎 正

  石鲁的“门生”与反戈“弟子”

  世界是一个人心展览会。不过,这种展览会在平素安定的日子里、和睦的环境中,很难得一幸见。然而,一旦历史出现逆流、社会发生动荡的时候,它的兴办者们就会迅速露出真面,展览也就立即开幕,各种各样的人心都将一览无余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三字经》里说:“人之初,性本善……”到如今我也说不清这话对也不对,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疑,即无论当初和后来,性善的好心人是太多太多的了。好心人相背者,确也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实属罕见之事,然正因为它少,才更使人感到它可恶、可憎、可恨!

  这种人无非是两位“弟兄”的化身:兄曰“嫉妒”,弟曰“钻营”。

  “嫉妒”者涉及甚广,恐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清楚的,当然也不是“妙不可言”,它无非害怕自己不如别人,或者怕别人妨碍了自己,才暗地里动心机、捅刀子。

  “钻营”者须靠投机,有机可投,它才能神通大显。

  这两位“小兄弟”不妨简称“二小”,它们大概寿命相当长了,往往还很受欢迎,最难消灭!

  有人说:“时代在进步”,但这“二小”也在“进步”!别小瞧了它们,好多事业、好多人物都在它们手中毁于一旦!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放大镜,它把所有的人心都放大展览了,把一些人心里藏着的“二小”都暴露出来了。

  石鲁虽未直接死于“二小”之手,但追根溯源,他的短命仍当与两者极有关联。

  对石鲁大动干戈的迫害,历史自有记载。“展览”规模之宏大,远不是我这支秃笔可以描绘得了的,且前面也简述了一些,自不必赘言。我只想摄取一点侧面镜头,也算是宏大见于细微,像拍电影的抓“情节”,找出它三五个“小零件”。这就是我要写几个石鲁的所谓“门生”和“弟子”的想法了。

  石鲁一生,桃李满天下,但真正的门生、弟子并不算多。

  多也好,少也好,“文革”前沾边就算的,谁想“扛牌子”谁就扛吧!石鲁本人从未介意。只是“文革”陡然爆发,原来自称为“门生”和“弟子”的意外反戈,倒使石鲁多吃了不少苦,苦不堪言。

  不堪言,但他还是言了,那是在多年后,无意之中和我谈起来的。他并非耿耿于怀,也不是要搞什么阶级报复,真是那样也就不是石鲁了,他只是感到心痛,不知道人在那个年月为什么变成那个样子了?!

  是嫉妒吗?不可能,因为老实说他们还没有嫉妒的资格。

  是钻营吗?他们还太小,按理说还不到投机钻营的时候。

  我不能回答石鲁这个高难的问题。我只是想,可能是《三字经》写的不对,应该改成“人之初,性本恶”了吧!

  据我正面侧面所知,随便写上几个,也请大家开开眼界。

  先说一个外地的。此君为山东叶县人,姓吴,名字就不必提了。“文革”前,他慕石鲁名从山东跑到陕西,自费找石鲁学画。他先找到赵望云先生,然后请赵先生把自己介绍给石鲁,石鲁感于他的诚心,不但收留下来,而且从学习到生活上都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他,他表现得也确实不错,除了学画以外,扫地、收拾卫生、日常杂活他什么都干,好得不得了。但“文革”一开始,他马上翻脸不认人,最早起来斗他的恩师了。他与另一个姓郭的合伙想着点子套石鲁,大概由于面对面撕不开脸动武,他们就从外边引来一帮打手,石鲁也便最早地尝到了触及皮肉的滋味。吴某人从一个“石门弟子”演变为“革命者”折腾一通后,挑了几包袱东西—“革命”的“战利品”扬长而去,返回山东老家了。

  再就是西安土生土长的、一个姓王的家伙,论从前好的时候,远高吴某一等,然而从“不喊石老不说话”到大打出手,那撕破脸皮的劲,也更胜吴某一等,他能一拳把他的“石老”打翻在地,又踏一只脚。这还不够,还要皮鞭、棍棒一起上,真不知他从哪来这么多深仇大恨。当他的“恩师”顺头流血跪在地上的时候,他得意地哼着小曲,抽冷子又一鞭子抡了过去……

  如果说以上两个是“冒牌货”的话,那么另一位现在颇有点名气的“张画家”就是名符其实的“石鲁门生”了,这位门生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之后,对迫害石鲁在出谋划策上颇花费了不少心思,直到石鲁平反前不久,他还说石鲁是个半路夭折的人,而历史上从来不承认半路夭折的画家云云……不过现在他又不说了,因为他已经是中央美院的研究生,石鲁这块“金字招牌”又有作用了,当然他又恢复了“第一面目”。

  其他像趁火打劫,把石鲁的字画、文物、书籍成车往家拉的,甚至到今天仍公开陈列在他们的卧室的,基于种种原因,我不能一一写到。但唯有一件事我还要补上一笔,这实在是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当然也是石鲁的一位“弟子”干的,他在反戈之后,拼命毒打他的老师,打罢后,又将抄出来的老师的画,用棒子逼着题上给他的名款,不写就再打!噫嘻!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自古以来,有谁见过用这种方法要画的!

  这样的人心谁能猜得透?也许正因为那个畸形的年月才产生出了这种不可思议的畸形儿吧!

  不过,石鲁不会跟他们计较的,生前没有,死后更不会了。还是石鲁的女儿在追悼会上说得好:“敬爱的父亲……您的目光使亲人和同志们无限的追怀和仰慕,给忏悔者以无言的点头,给诽谤者以宽厚的微笑……”

  这些迫害者、诽谤者忏悔了没有呢,大概是忏悔了,不然就不会又宣称自己是“石鲁弟子”、打出“石鲁门生”的旗号了!

  一夜之间,他又变得身价百倍

  连阴的雨季里,雨暂时停了,云层间透过了一线光亮。

  一九七三年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推翻了石鲁的“反革命”冤案。当时正值外贸部门组织书画出口,又逢解放干部和使用干部之机,于是乎,一夜之间石鲁居然身价百倍,当上了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文化组的美术顾问。

  为了尽快促进书画出口工作的顺利开展,记得好像是韩念龙受周总理委托,到陕西召集有关方面开会,具体研究安排部署,会议要求很明确:只要是有益于社会主义的、欣欣向荣的都行。

  石鲁当时大病尚未痊愈,但他却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马上又精神抖擞地投入了战斗。

  他仿佛把刚刚卷过的暴风骤雨,甚至昨夜还响着的呼啸全忘了,他没有一点因为被冤屈而消极怠工的意思,这如同一个孝顺的孩子,无故受到母亲的一顿痛打,第二天母亲亲切地喊了声:“好孩子,快起来去打点酱油吧!”他就揉着眼睛翻身下床,忘记了疼痛,抓起瓶子飞也似的跑出去了一样。

  石鲁对于党对于人民,是个多么痴心的儿子啊。

  一个心地光明的共产党员,依他高度的责任感,只要有半点可能,就要拿出他全部的力量。

  石鲁不等上门动员的同志多言,马上欣然同意,不仅他个人积极行动,而且还以他的号召力,组织了一大批原先美协的老画家,像何海霞、蔡鹤汀、叶访樵、韩秋岩、郑乃珖、陈瑶生、林金秀、区丽庄、陈之中……能来的都来了。

  石鲁诚恳地对画家们说:“这是为国家换取外汇,尽管是商品画,请大家一定认认真真地画,不可草率,到了国外,这关乎祖国国画艺术的声誉。”

  石鲁一马当先,带头先画,当外贸同志和他谈到经济问题时,他摇了摇头说:“不要给多少报酬,给一点笔、墨、纸能够继续作画就行了。”

  说是这么说,他的几幅字画出口后换回了为数可观的外汇时,他对原来的最低要求也不施行了,他拒不接受外贸的分文报酬,使外贸的同志非常为难,但也只好作罢。

  石鲁既然得到了工作的机会,那就要干出个工作的样子,他起早睡晚贪婪地画着,熬到深夜两三点还不知困倦……

  正当他忘乎所以写、画的时候,有人在旁边又开始下毛毛雨了。

  “石鲁这小子啊,得意忘形,刚给他个帽翅儿,就又翘起尾巴了!”

  “嗨,闹腾得怪凶,这家伙是个不知死的鬼!”

  ……

  一点不错,石鲁真是个不知死的鬼。天晴未几,一场更大的风雨倾盆而降……这时在全国范围内又卷起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所谓批“黑画”运动。

  矛头一转,石鲁又是首当其冲。他又从天上掉进了深坑里,一钱不值了。无穷无尽,现成的帽子又一次一顶顶压到了他的头上,“野怪乱黑的总代表”、“复辟回潮的急先锋”……

  石鲁对着漫天乌云喊出了满腔悲愤:“文化大革命啊!你可真会捉弄人!”

  这一次真个是来要石鲁的命了。

  一把达摩克利斯剑悬在了头上

  每当神话中的妖魔鬼怪出现的时候,往往是飞沙走石,日月无光,再厉害亦不过喷风吐火,搅得一时天昏地暗。然而,神话比不过现实,妖魔比不过人。我们不妨把古代的、近代的,中国的、外国的,把世界上全部传说中的魔头妖首,大大小小都拉出来排在一起,恐怕也比不了中国现代那四个“人”的本事。说心里话,所有这些可怜的鬼怪妖魔论行妖术,比起那四个“人”都相差甚远。把那四位说作“人”,实在委屈了他们,那本事何等了得,真所谓非同小可,况各人又各有“魔法”,结成“帮”后,更是“法力”无边,他们但露原形,便把偌大个中国翻了个,妖怪们一时的地暗天昏何足挂齿,他们这一闹腾,就闹腾了整整十年,一只“雄鸡”千疮百孔,十亿人口无一“漏网”。或多或少都触了触“灵魂”,尝了尝厉害。如果说群魔乱舞,评一评高下,他们才名符其实算得上是“样板”。

  闲话少叙,书归正本。

  一九七四年春,“四人帮”借批林批孔之机,又兴狂风,首先在北京发难,嚎叫要“痛击复辟逆流”,大搞“黑画展览”。三月,主管美术的那个女人,先后两次派人到陕西,召集会议,兜售黑旨意,欺骗有关领导和群众。他们千方百计地钻到外贸部门、宾馆和招待所。“功夫不负有心人”,竟然搜集了一百多幅“黑画、坏画”,这下他们可以请功领赏了。一个头目得意洋洋地说:“这批画很有质量,和北京的不同。北京一些人老奸巨猾,题词少;西安不仅有画,而且有题词,有的更恶毒,有的更严重。”他声称:“不要怕多,多了才能说明问题。”看样子他要凭这“汗马功劳”“封妻荫子”了。

  经过反复审验,“黑”中挑“黑”,他们选定了六十多幅,在文化界内办起了一个“黑画·坏画展览”,给石鲁和赵望云、何海霞、方济众等二十多位老、中、青中国画家扣上了“黑画家”、“反动画家”、“黑线回潮急先锋”、“遗老”、“遗少”、“修正主义苗子”……一堆名目翻新的新老帽子。扣吧,扣了就戴。在那个年月,想戴不想戴是身不由己的事。

  那头目对着展览不可一世地说:“这些人都是有问题的,很臭的,为什么突然活跃起来了呢?为什么香起来了呢?”他马上又下结论:“之所以能泛滥,影响全国,成批出现,是有人支持的。”

  这帮打手们开始步步紧逼了,他们期望利用“黑画展”,煽动人们打击画家,追出他们预谋得到的大后台。

  一纲举起,百目皆张。在很短的时间里,当时的省文化部门召开了千人“批黑画”大会,紧接着又分单位开了十多次小批判会,再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市)文化部门普遍开展“反击文艺黑线回潮”的“批黑画”高潮。与此同时,陕西报刊也连三接四地发表了二十多篇所谓“批黑画”的文章。一时间,烽火四起,狼烟动地,吓人极了。

  这样大的声势,头目打手们该满意了吧?不!这还远不是他们的心思,他们主要的靶子是石鲁,他们对只抓到石鲁的三幅字画照片并不满足,一再狂哮:“石鲁的字画不能放过!他在全国影响大、流毒广,不仅有画,还有理论,要进一步搜集。”

  也真难为他们动用了那么多的“海陆空”,不久,他们打听到天津外贸部门还有石鲁三十多幅准备出口的字画,便马上派专人去拍回照片,再由北京那个王姓女人亲自下令,由陕西批判,于是,陕西“奉旨”专门成立了“批判反动画家石鲁筹备组”。“御用”文人们费尽心机搞出了“石鲁反动字画”的“批注”材料,另外还有一篇洋洋数千言的批判文章草稿。可惜了,这“心血”、“才能”用错了地方。

  刚不久推翻了的“反革命”冤案,刚不久当上的省创作组顾问,一转眼又成了人民的“敌人”,谁能说清这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奥妙啊?

  实际上,这戏法变得也并不玄妙,那一切目的、用心,都是秃头上摆着的虱子,细心人一眼明了。不懂美术的丑类来批判画家,表面上看似可笑,但竟钻进宾馆、外贸口找炮弹,大肆的兴师动众,这就包藏祸心,不可轻视了。尤其要“查根源”、“追后台”,那来头绝非一般,画家们忧心忡忡,看到了问题的严重。

  早在一九七一年,周恩来总理曾亲自过问出口工艺美术品、出口中国画和宾馆布置等工作,他根据毛主席制定的一整套革命外交路线、方针、政策,对于对外宣传和外事、外贸工作,指示要“内外有别”、“区别对待”,不要强加于人,并指示宾馆布置要朴素大方,要体现我国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民族文化,要陈列中国画。国务院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专门发了文件。

  对于这一切,北京发难的人物当然不会不知道,可是到了批林批孔之时,他们却通过北京那个“黑画展”的“前言”和“宣讲材料”,大肆叫嚷:“这批画的产生是得到某些人公开鼓励和支持的”,“后台”就是“一些党政负责同志”,甚至是“国家和军队的高级领导干部”。

  还是那位姓王的女人说:“什么‘内外有别’,胡扯蛋!应该内外一致。”传声筒响着后边人的话,司马昭之心,一清二楚了。

  石鲁越来越头脑清醒,也豁出去了。他到兰州去参观“全国美术展览”,无疑这是帮文化部唱的“对台戏”。当时壁垒非常分明,桌子这边坐的是蔡若虹、石鲁,还有其他的几位同志,那边就是文化部的一批人。互相根本不打招呼,互不理睬,更不讲话,见面就像斗鸡一样,大眼小眼的互相瞪着。那批人也不含糊,背后就调查搜集了石鲁的材料。在兰州时的一天,石鲁到老同志陈伯希家作客,一时没有什么好招待,两个人就一边吃辣椒,一边喝酒,辣对辣谈了一夜。石鲁说:“这些画都是假的,说假话,都是在宣传他们的政治目的。”最后他要陈伯希拿出《毛选》,翻到了《实践论》,天快亮了,他索笔要纸写下了一行字:“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社会实践。”写罢,他自己又提起挂在墙上说:“过几年我们再来考察它吧。”

  阴谋者可等不急过几年。精心策划之后,“石鲁反动字画”的照片专题展览在内部展出了。这个展览刀光剑影,杀气腾腾!

  一九七三年春季,石鲁根据毛主席《咏梅》的词意,画了一幅《梅》,并题了一首五言诗:

  梅为雪而娇,寒霄更放豪,

  惟余风漫舞,还春气更高。

  这明明是一幅热爱生活,高赞革命精神的诗画。只因为画中梅树长在悬崖上,花枝朝下伸展着,于是就被列为“黑画展”之首,歪曲为“倒梅者,倒霉也”,打成“否定文化大革命”大毒草。

  石鲁有一幅《独有凌霄上玉峰》的画,这本是“文革”以前随便画的一幅习作,画着一枝凌空盛开的凌霄花。批判者凭空臆造作者“以‘凌霄’影射中央领导同志和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的革命闯将,恶毒攻击他们是托‘飞驰之势’而平步青云的。”真见他娘的鬼。

  “野、怪、乱、黑”之说,发端于一九六二年。那时,以石鲁为首的美协西安分会国画研究室的画家们,在中国画的继承和创新方面,作了可喜的探索,受到美术界的赞许和关心,“长安画派”之称也由此兴起。

  然而,也有些同志对他们的探索有不同看法,并为此提出了异议,最早是孟兰亭批评石鲁的画:“远不见马夏,近不见四王”、“笔墨不足,水汪汪的一片”。接着又有人批评他们缺乏“古人的法理”,认为他们在笔墨处理上有“野”、“怪”、“乱”、“黑”等缺点。为了通过争鸣,提高认识,《美术》杂志在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三年之间,开展了《关于中国画的创新与笔墨问题》的讨论。石鲁当时写了一首“打油诗”,诗曰:

  人骂我野我更野,搜尽平凡创奇迹;

  人责我怪我何怪,不屑为奴偏自裁;

  人谓我乱不为乱,无法之法法更严;

  人笑我黑不太黑,黑到惊心动魂魄;

  生活为我出新意,我为生活传精神。

  很明显,他对别人所说的“野怪乱黑”是持反驳态度的,但这诗也只是“打打油”,并没有拿出去和批评者较真。

  不料,“文革”期间,造反者抄他家时,发现了这首诗,不知哪位叮当带响的“英雄”,大作文章,密告“上峰”。一九七三年,全国美术界王主管率先进行批判,到了“批黑”时,清水一搅,竟成了石鲁在“文革”中提出“野怪乱黑”的“反动纲领”来了。石鲁也自然而然成了“野怪乱黑”派的代表人物。他们把一切自己看着不顺眼的、不能为他们的帮派服务的艺术形式、艺术风格一概斥之曰“野怪乱黑”。有的文章还煞有介事地说:“那种野、怪、乱、黑的谬论,正是有的黑画、坏画作者卖力鼓吹和奉行的绘画理论和炮制黑画、坏画的创作依据”;“还有极其反动的政治上的作用”,“是他们那个正在走向死亡的、在美术领域的回光返照。”从此,以讹传讹,以假乱真,对“野怪乱黑”的批判,大大超出了艺术范围的讨论。

  石鲁有一幅字:“道德文章天下事”。王主管无中生有地说石鲁写过什么“士治天下”。有的批判文章就把这幅字篡改成“道德文章天下士”。然后上纲批判说:“活画出了一副尊孔复辟派的嘴脸。”

  石鲁给外贸部门写过两幅内容毫不相干的对联,一幅是“暮墨写之,书道为风”,另一幅是“天高云淡,月白辰鲜”。批判者竟把两幅字各取其半,聪明地凑成“暮墨写之,月白辰鲜”的对联,然后周武郑王地批判道:“傍晚用墨写的东西,在月色发白之时才看得清楚。石鲁的意思很明白:他的反动字画虽然写在今天,但焕发光彩之时却不在这已近‘暮色’的现在。在什么时候呢?所谓‘明白’之时,就是他们复辟阴谋得逞之日。”这种风马牛的批判,实在让人啼笑皆非,但还有让人笑不出来的。

  石鲁写过“风流千载”四个字,落款是“辛亥秋日”,即一九七一年秋天,批判者断言了:“这一年的九月十三日,叛徒、卖国贼林彪叛国投敌,摔死在温都尔汗。……石鲁正是在这个时候,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写下了‘风流千载’这几个字,无耻地吹捧林彪是芳名流传千载的风流人物。”这一批可太厉害了,紧接着就可以把石鲁挂到“林彪死党”的名单里去。不过可惜,林彪摔死的事,石鲁是这年十一月才知道的,那已经冬月了。即使是在九月十三日以后某一天写的,又有什么事实证据说明他是吹捧林彪、美化林彪呢?

  当然,既要打倒石鲁,就要挖掉他的根基,横扫他的“同党”、“同伙”和“追随者”,这一扫帚下去,挂着的人都遭了殃。

  老画家郑乃珖,画了崖边一块石头上卧着一只鸟,欲立未立,似伏未伏。批判者一伙先推测成“危鸟似伏”,然后谐音一转,就变成了“危机四伏”!因此,这幅画被打成“林彪反党集团恶毒诬蔑大好形势的反革命谣言的形象图解!”

  画家方济众深入延安生活时,曾描绘了一组革命圣地的作品,“钦差大臣”们一口咬定是黑画,别人问其缘故,他们气势汹汹地说:“正因为画的是延安,才应该批。”其中一幅红色做主调的干脆被诬为是“遍地流血”!

  老画家何海霞,画了一幅《严陵月色》山水画,题记写:“严子陵钓台,与石鲁、李琦月夜泛舟,荡漾江上,得此景色,援笔记之。”就被批判文章说成是“借以寄托他们对文艺黑线及黑线治下的‘昔日盛事’的无限眷恋之情。”

  老画家韩秋岩画了一幅《葫芦》,题跋写道:“十余年前,有此类作品,经出版,颇受社会人士欢迎。”因为是仿照“十余年前”的作品画的,就被批判为“含沙射影地攻击我们”,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顽固地为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翻案。”

  有人将十七年间的作品拿出来,则被打成“借以宣扬当年文艺黑线统治时期的所谓‘创作繁荣’”。有人学习了一点传统技法,更被斥为“怀古恋旧”,“专为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招魂。”

  至于老画家赵望云,以古稀高龄,强扶病体,为宾馆作画。题材多是“晚秋”、“初雪”、“严冬行”、“深夜行”之类,这更犯了“新贵”们的大忌,加上他原来的身份地位,便也成了“黑画展”的重点。一下子集中了十多幅山水画拿出示众。诬蔑他画的都是“黑山黑水”,“歪曲和丑化社会主义现实。”赵先生日薄西山之年,惨遭批判,有苦难言,病势渐重,终于含冤去世。

  最可气的是,老画家叶访樵画了一幅花卉,色彩鲜丽,笔法细腻,而且枝枝向上,生气勃勃,这大概挑不出什么毛病了吧?然而不知哪位“弼马温”的“火眼金睛”,竟在群芳吐艳的花丛之下一块怪石中,看出有块石头像蒋介石的头。藏得真隐蔽呀,这还了得?“替独夫民贼蒋介石招魂”,这不是现成的“反革命”是什么?

  当时我正在西安,《陕西日报》公开点名批判叶老那天,正巧我在他家—那个走廊通道一样的小阁子里,他哭了。一个八十岁年至垂暮的老画家,竟像未入人世的孩子一样哭了。谁说白发人不会哭呢?只因未到伤心处罢了。

  真的,那么多年我都不知道叶老留了一手,画花鸟还兼工人物?如此精道的素描功夫,并能用高妙的技巧把人头锤炼到石头里去!不过还是老人讲了真话,他眼泪汪汪地对我说:“我是画花鸟的,把蒋介石的头拿来,叫我照着画也画不像啊,这是从哪说起呢?”

  当时我的心里像打翻了调味瓶,酸甜苦辣,说不出是想哭还是想笑,莫以名状的思绪,使我苦乐参半说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笑着劝他终又心酸泪下,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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