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张藜藜 图片提供/郑嘉励

　　一张照片

　　引出的盗墓大案

　　2011年3月的一天，郑嘉励从杭州赶到武义县博物馆讲课。身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这样的业务交流于他而言，司空见惯。但这一回，似乎注定会有些波澜。

　　课毕，博物馆馆长董三军拿来几张照片，让郑嘉励过目。

　　“是文物贩子正在兜售的，说是800年前南宋的文书。”董三军把照片递给郑嘉励。照片中的“文书”只有几卷，小楷整齐地码在泛黄的纸上，看起来，似乎像某位官员的“履历表”。

　　南方的气候，夏季湿热、漫长。而眼前照片呈现的，分明是一张张字迹清晰的文书。800年过去了，纸质文物居然会保存得如此完好？

　　真的吗？假的吧？

　　照片上，文书主要分“敕黄”和“印纸”两部分。困扰郑嘉励的是这个问题：如果是件假文物，造假者为何要围绕一个叫“徐谓礼”的南宋人，苦苦地造出有关他的文书资料来呢？“徐谓礼”的资料在历史上近乎空白。有关这样一个人的“文物”，就算被造出来，其意义又有几何？

　　“有心要‘造’南宋的文书，完全可以造陆游的《釵头凤》，造杨万里的‘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呀。瞧，多雅致的句子，写进去多应景。这样的风雅文物才能卖个好价格嘛。”后来，郑嘉励这样对我说。

　　而文书照片上传递出来的消息非常丰富、翔实。比如“嘉熙三年四月，少传平章军国事益国公……”在这份由当时的“尚书省”签发的“任命状”(也就是‘敕黄’)中，右丞相、左丞相的名字一一列出，如果是造假的文物，要恰好了解到那一年朝廷中丞相的名字，几乎做不到。“印纸”的内容更加丰富、具体、生动，“印纸说明了，类似今天官员的‘绩效考核表’加上一些推荐别人当官的‘保状’。”

　　“我认为，这种文物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今人无法造假的，必属‘真迹’无疑。”郑嘉励建议馆长董三军立即报案。

　　武义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接到董三军的报案：可能有一古墓被盗，盗墓者正出售官牒文书。情况紧急，武义县公安局迅速成立专案组，着手侦破此案。

　　2011年12月28日，专案组传来捷报：统一抓捕行动成功，5名嫌疑人落网，缴获13卷徐谓礼文书。

　　次日，武义博物馆将缴获文书携至浙江省文物鉴定中心。毫无争议，徐谓礼文书被与会专家认定为真迹，属国家一级珍贵文物。

　　此后，专案组成员再次加大马力，辗转于北京、安徽、福建等地，于2012年7月5日将流失在外的另外4卷徐谓礼“告身”文书追回。至此，17卷徐谓礼文书全部重回武义，完璧归赵。

　　根据警方提供的盗墓者口供，他们曾想以80万元的价格打包卖出徐谓礼文书。

　　对此，郑嘉励觉得简直是天方夜谭：“80万？开玩笑！南宋一件瓷器都要1000万！”对考古工作者来讲，文书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与器物相比，它们的价值不能同日而语。

　　盗墓者随后实地指认了被盗古墓的所在地——武义县城东郊熟溪街道胡处村龙王山的东麓。

　　2012年4月至5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墓地进行了清理，出土徐谓礼与其妻林氏的圹志。真相只有一个，事实再次印证：17卷文书就是该墓的随葬品、出土物。

　　而根据警方提供的相关资料，我们也能大致还原出文书被盗的一些情况。

　　【盗墓者记录】

　　时间：2006年端午过后

　　地点：浙江金华武义县东郊，龙王山东坡

　　那天凌晨，我们爬上龙王山，点是白天就踩好的。这一带背山面水，风水蛮好，我们准备碰碰运气看。几钢管打下去，就接触到一块类似于钢板质地的平面，发出空洞的、清脆的声响。我们那个兴奋啊——有了！有了！抛开钢管，大家先美美地抽了根烟。

　　我承认，我们这群人像黑夜里的老鼠。我们有罪。

　　我们盗过的、见过的古墓不止一处，但唯独这座墓，让我印象深刻。墓主人叫徐谓礼，这是徐谓礼夫妻二人的合葬墓。徐谓礼这个人我们没听说过，不过这墓倒是保存得很好，棺材是密封之后再整体刷漆的，砚台、毛笔、水晶镇纸、金银器、印章什么的都有，洗干净后光亮亮的，很漂亮。看得出来，这个人应该有点身份。另外，还有两卷轴纸张，外面用蜡牢牢封住。我们打开看，开眼界了，800年的古墓里居然还有保存得这么完好的官牒文书。

　　时间：2011年12月28日

　　地点：浙江武义

　　事情迟早会败露，我们知道。所以，弟兄几个商量把徐谓礼墓的文书分头保管。相互之间都要保密。但他们(指专案组成员)更厉害，乔装成买家跟我们联系、砍价，套取了不少秘密。12月28日这天，我们跟一个买家准备验货、交易的时候，他们突然出现，我们逃都来不及了。

　　砚台、毛笔、水晶镇纸、金银器、印章这些东西漂亮，早就卖掉了。徐谓礼文书一共17卷，2007年卖到北京4卷，我们手上还有13卷。很多喜欢搞收藏的人水平实际不怎么样，徐谓礼文书我们打包叫价80万，居然没人要。他们只喜欢那些漂亮的器物。

　　徐谓礼文书：从未见过的原史，国家一级珍贵文物

　　此次追回的徐谓礼文书，按照实际内容，可分为三部分：录白告身，录白敕黄，录白印纸。

　　“所谓‘录白’，是出于官员本人存底的需要，将‘告身’、‘敕黄’和‘印纸’进行抄录。宋代规定，须由合法的书铺来抄录这些官文书的副本，书铺抄录后，需要在录白上加盖签章，以示负责，抄录完成，有关部门经校对原件，就可以将录白视为官文书的有效副本了。抄录有效的‘告身’称为‘录白告身’，依此类推。”——包伟民，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宋史研究专家，说起徐谓礼墓葬的出土文书，如数家珍：“徐谓礼文书均为录白，估计原件为徐氏后人保留，而将录白随葬。”

　　根据出土圹志，徐谓礼出生于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于宋理宗宝祐二年(1254)去世，浙江武义人。1221年，年仅19岁的徐谓礼走上仕途，一干就是30年。出土文书就是这位南宋官员30年“仕途路”的缩影。

　　历史长存，主角早已隐退。正如徐谓礼的一生，官场是非功过30年，留与后人评说。而我们，也只是在某个桂花飘香的初秋夜晚，听一段800年前的故事，遥想一轮当时的月亮。

　　学习一下 告身、敕黄、印纸

　　京城特使快马加鞭至徐府，徐谓礼携家眷迎门跪地，一则“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加官晋爵喜讯从天而降，黄色绫纸刹那间熠熠生辉，照亮了徐府的门框，谢主隆恩不绝于口……当年的情景兴许如此，无论朝代变迁，专制社会官场的吸引力从未消退。

　　南宋官制，确定官员身份的基本要素有两点：一为阶官，标志其官位级别高低的名号；二为“差遣”，确定他们实际掌管事务的职务。官员的俸祿依据阶官级别的高低来发放。举个例子，“阶官”与“差遣”的对应关系就好比：正处级与县长，正厅级与财政厅长……

　　“从徐谓礼文书可知，南宋时期，‘告身’就是‘阶官’的委任状，‘敕黄’就是‘差遣’的委任状。”包伟民说，“告身”由正副宰相等人签署，“敕黄”则由尚书省签发。由于是用黃色绫纸书写，以皇帝制敕的名义签发，因此称为“敕黃”。

　　不过，封建时代的官员也不好当，绝不是拍两下“惊堂木”那么简单。任期内的“考课”(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考核”)，就是一项颇耗心思的“工程”。

　　这里要说到“印纸”。

　　印纸，大体上相当于现代官员的“考核表”。新官上任，上级部门会发一张印纸，列满“考核内容”——小到每天的迟到早退、出勤率，大到任满交割、功过记录，细碎处如各类“保状”、“荐状”……都由相关部门一一记录在官员的印纸上，作为日后考核的依据。

　　徐谓礼墓共出土录白告身两幅，录白敕黄一幅。出土文书共抄录十通徐谓礼的告身，十道徐谓礼被委任差遣的制敕录白。而“印纸”更是徐谓礼文书的主体。印纸完整记录了徐谓礼从嘉定十四年(1221)以承务郎身份任临安府粮料院起，到淳祐十二年(1252)以朝散大夫知信州，也就是徐本人一生当官30年间所有的“考核表”。这些丰富的细节，都是此前从未见过的第一手史料。

　　17卷文书，似乎为我们开启了一条时光通道，让我们可以穿越至800年前，了解一名南宋官员的官场生活。

　　穿越1 南宋也有“拼爹族”

　　徐谓礼是南宋“拼爹”大军中的一员。只不过，如今贬义的“拼爹”，在南宋是光明正大的事。

　　“这叫‘恩荫’制，始于北宋”。包伟民解释。根据徐谓礼圹志的记载，如同时代士大夫家庭的子孙一样，少年徐谓礼也曾立志以才学博取科举功名，但没有成功。“查阅历年武义县志的进士题名记，均未见有徐谓礼中举的记载，徐谓礼后来是依靠其父徐邦宪的恩荫入仕的。”

　　《宋史》记载：徐邦宪曾师从永嘉学派名儒陈传良，宋光宗绍熙四年参加科举考试，为礼部第一名，即省元。后世历年武义县志的进士题名记中，均记载有徐邦宪在绍熙四年中举。徐邦宪不仅官当得不小，也很有气节。因此，宋朝廷任命徐谓礼为将作监主簿时，有文章赞：“谓礼名父之子，祥而雅”，在出土的录白敕黄中，也称徐谓礼“生长名儒之家”。

　　古人对“虎父无犬子”一说坚信不疑，“恩荫”制为世袭残余的形式，在宋朝是正常的进阶之途。

　　“拼爹”取得官场入场券的徐谓礼，最初的“阶官”是“承务郎”，是最低的第三十阶。随后二十多年，徐谓礼的路在平稳中略带精彩。这一点，出土文书给了我们答案。

　　“徐谓礼官场生涯三十年，按年限考核资历与功过，正常升迁。”包伟民说，从出土文书来看，徐谓礼共升迁12次，最高官阶级别为第十八阶朝散大夫。此外，徐谓礼一生共三次因政绩出众而受赏升迁，相当于破格提拔。要知道，在南宋，依靠“恩荫”制入官场的官员与科举考试当官的身份差距较大，“前者得到破例提拔的机会，要比进士出身者少得多。”

　　在后来无爹可“拼”的年月里，徐谓礼靠自身努力获得破例提拔，多少值得如今的“拼爹族”们学习：人生的道路，归根结底，要靠自己走。

　　穿越2 当官就像排队打酱油

　　“南宋时期官员差遣，一般都以两年为一任。但从徐谓礼的文书里发现，徐有好几次差遣，显然超过了两年。”包伟民举例：“例如他首次任职，于嘉定十四年五月被拟注监临安府粮料院，实际到任居然在六年之后！”

　　原来在南宋，官员宣布上任还不算，有时候，需要耐心等上好几年才能“真正上任”。

　　“徐谓礼生活的时代，官吏冗滥，员多缺少，官员接受朝廷差遣后，常常因为前任官员还在岗，你就不得不等到他离职，这叫‘待缺’。”更有意思的是，有时候，一个职位的待缺者多达数位。

　　看来，那时候当官就像排队打酱油，按照先来后到，耐心等待。虽说今天看来，这种官场现象着实荒诞，多人等岗不如搞一场竞聘上岗……不过，穿越终归是穿越。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穿越3 举贤不避亲，官员考“孝道”

　　徐谓礼文书的“官员绩效考核表”，一共80则。31则为徐谓礼为亲友所写的各类保状。在那个时代，举荐亲朋好友当官很正常。一条“保状”显示：徐谓礼当年还为贾似道(后来的南宋权臣、奸臣)以及贾似道的父亲贾涉作过保，据说徐谓礼与贾似道之间是“姻亲”，他日贾似道权倾朝野，是否对徐谓礼涌泉相报不得而知，但通过考证二人升迁的时间以及徐谓礼个人的官场生涯，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虽说“举贤不避亲”，但南宋朝廷亦有规定：如果所保的对象犯了事，你也要一起受罚。这多少对官员通过“保荐”的形式形成“任人唯亲、官官相护”的官场风气作了点限制。

　　其余49则批书全都是关于徐谓礼的仕宦经历，包括官阶的升迁、差遣变化，包括税收有没有收齐，“维稳”工作做得好不好，有没有人造反等等……以上所述都是官员“政绩”最主要的考核指标，此外还有一项考核点，与“官场”无关，却与孝道有关，那就是：母亲过世时是否依照“丁忧”(祖制)守丧三年。

　　“历史一旦逝去，完全真实地复原过去，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竭力接近历史的真相”。考古学家郑嘉励这样说。这，也是徐谓礼文书在今天的意义所在。

　　徐谓礼文书，是我国从民国近代史学创立以来，首次从墓葬中发现的宋代文书。考古工作者、文物专家、历史学家敏锐地意识到：这17卷南宋文书的发现至关重要，对南宋官制的研究，是革命性的开拓。

　　研究历史，不应用前人写的“历史书”，而应该使用“原史”。档案、文书均为“原史”。著名的秦汉竹简、唐代敦煌都是“原史”的杰出代表。同样作为“原史”的徐谓礼文书，其价值尤其重大。

　　“在徐谓礼文书被发现之前，学界已发现的有关宋代的纸本文书有二。一是根据宋代公文纸印本《王文公文集》背书整理而成的《宋人佚简》，另一是根据黑水城发现的西夏文书中整理而得的《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前者大多收录文人之间的应酬来往，相同的书籍因在宋文人集中已有大量存世，并未引起学界的过多关注。后者是宋代西北边境军政活动的原始记录和公文档案，所反映的信息局限于西北一隅。因此，这两种宋代文书都有明显的局限性。”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宋史研究专家包伟民先生这样解释。

　　徐谓礼文书则不然，它记录了一个南宋中级官员从中央到地方、从低级到中级历官及其政务全过程的细节，全面地反映了南宋中后期政治及其他相关领域的第一手资料，比前两种文书更全面、更深入，涉及中央制度的核心內容，实为前所未有的文献发现，必然引起学界重大关注。尤其是占文书约百分之八十的徐谓礼的“录白印纸”，学界此前从未见过。

　　“原史”与“历史书”的关系总是无比微妙，或映证，或矛盾，徐谓礼文书也不例外。包伟民发现：徐谓礼文书中有关“交税”的数额，恰好印证了“原额主义”的存在，即：开国皇帝定下的缴税额度以后每年都不变。徐谓礼在溧阳当知县时，“印纸”中关于缴税的额度与相隔几十年的《景定建康志》里关于溧阳的缴税额度几乎完全一致。

　　“原史”有时候也与“历史书”矛盾。比如，徐谓礼文书从侧面反映出的信息，恰好引起关于宋代的“路”(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省”)究竟是行政级别还是监察机构的争论，这场争论一直以来未曾停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