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本中清晰记载“……山后大洋，北有山名钓鱼台，可泊大船十余；崇爻之薛坡兰，可进杉板” 《台海使槎录》刻本封面

　　2012年9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白皮书，强调“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钓鱼岛实行了长期管辖”，并列举“清代《台海使槎(chá)录》、《台湾府志》等官方文献详细记载了对钓鱼岛的管辖情况。” 据考证，《台湾府志》中有关钓鱼岛的史料系自《台海使槎录》转录。由此可见，清代《台海使槎录》一书，无疑是无比珍贵的有关钓鱼岛史料。昨日，有关钓鱼岛最新史料钱梅溪手写本《记事珠·册封琉球国记略》的发现者、中国太平洋学会学术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彭令，再次向扬子晚报记者展示其珍藏的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初刻本《台海使槎录》八卷(一函四册)，确证290年前钓鱼岛就属中国管辖。

　　史证 清初官员巡查钓鱼岛

　　彭令告诉扬子晚报记者 ，他所收藏的《台海使槎录》刻本卷二“武备”第十三叶前半页末行与后半页首行，清晰地记载道：“山后大洋北有山，名钓鱼台(即指钓鱼岛)，可泊大船十余，崇爻之薛坡兰可进杉板(有资料写作‘舢板’)。”

　　对于这份史料，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刘江永教授，2012年9月23日在北京大学(微博)国际关系学院作《钓鱼岛属于中国固有领土》演讲时，曾对这份史料予以高度评价。他说：“现存对中国在钓鱼岛海域巡航的详细记载是清朝康熙年间，即1722年清朝政府巡查台湾的官员黄叔璥实地视察后，撰写的《台海使槎录》的官方述职报告。其中所谓‘崇爻之薛坡兰’是指陡峭嶙峋的钓鱼岛附属岛屿南小岛和北小岛等。书中还写道：中国巡海船因钓鱼岛沿海暗沙险礁而难以驾驶，只能等涨潮才能进港。”这就说明1722年时，距今290年前，中国清政府官员就巡查过钓鱼岛，它是中国政府在290年前即对钓鱼岛实行管辖的历史明证。

　　考证 传世不多为民间孤本

　　关于这部《台海使槎录》刻本的来历，彭令说是中国书店2012年春季书刊资料拍卖会第420号拍品，曾为某古籍爱好者购得，后来彭令以高出拍卖成交价三倍的价钱买进，并进行了深入研究。原书八卷，一函四册。为乾隆元年(1736)北平黄氏家刻本，半叶10行，行20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四周单边单鱼尾。钤有“裴永霞珍藏印”、“兰痴”、“经畬”等印章。

　　经过考证，彭令发现这套刻本传世不多，“目前所能搜索到的信息，只有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而此部或为民间孤本。”彭令考证，《台海使槎录》一书的刻印本，民间较多见的大多为光绪五年(1879)刻印的畿辅丛书本，行款系半叶10行，行22字，版式为黑口、四周单边；另有道光廿三年(1843) 琴川郑光祖青玉山房刻印本，行款系半叶10行，行25字，小字双行同，版式为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这两种后印本与此初刻本行款版式差异明显，刷印时间也晚一百多年，文物与文献价值自然稍逊一筹。

　　意义 日本的谎言不攻自破

　　扬子晚报于2010年6月21日曾以《“小红楼梦”〈浮生六记〉佚文找到，钓鱼岛属中国又添铁证》为题，独家报道了有关钓鱼岛新发现史料钱梅溪手写本《记事珠·册封琉球国记略》的传奇经历。史料中一句“十三日辰刻，见钓鱼台形如笔架”，虽然只有短短13个字，但意义重大，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同样，《台海使槎录》中的“山后大洋北有山，名钓鱼台，可泊大船十余，崇爻之薛坡兰可进杉板”的这27个字，切莫小看。彭令认为，《台海使槎录》乾隆元年初刻本的存世，以文物与文献的两重真实性，确定无疑地说明，钓鱼岛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日本所谓“尖阁列岛(即钓鱼岛等)是日本固有领土”的谎言也就不攻自破。

　　据彭令介绍，《台海使槎录》黄叔璥是清代第一位巡台御史。他出生于1680年，1758年去世。字玉圃，号笃斋，清顺天大兴金墩，即北京市孙公园金墩万卷楼人。孙公园位于今和平门外琉璃厂以西，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天府广记》作者孙承泽的私家花园。

　　1709年(清康熙48年)黄叔璥考取了进士，之后担任湖广道御史、浙江道御史等职务。1721年朱一贵民变结束，清廷特别调任他与吴达礼共同担任巡台御史。翌年6月抵台后，他除了致力与朱一贵残余作战外，也经常巡行台湾各地，考察攻守险隘、海道风信，著有《台海使槎录》八卷等著作，被称为清代第一位巡台御史。

　　扬子晚报记者 蔡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