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云楼 过云楼藏古籍珍本 铁琴铜剑楼

瞿启甲

孙伯渊

叶恭绰

被誉为“天下第一帖”的平复帖

毛公鼎

淳化阁帖

　　“孤岛”时期的国宝保卫战

　　◆王琪森

　　“孤岛”时期的上海，曾发生过一场场国宝保卫战。在外族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危难时刻，那些富有爱国之心、民族之情的收藏家，为了国家之遗珍、民族之瑰宝、先祖之文物不流入敌寇之手或免于战火摧毁，竭尽全力，不畏艰辛，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将大批国宝珍品运入租界内的“孤岛”，从而为这一时期的海派收藏留下浓墨重彩。

　　上海自1843年开埠后，凭借着金融之都、商贸之市、工业之城、人文之地的独特条件，迅速崛起于全国收藏界。如在租界内的“五马路(今广东路)古玩街”，从清末民初发展至三十年代中期，大小古玩商行店铺已达200多家，其中有些还是欧美人所开，从而成为当时中国乃至国际上最大的古玩交易流通市场。因此，当大片国土沦陷之时，上海“孤岛”自然成了全国、特别是江浙两地收藏家首先考虑的藏宝护宝之处。由此在“孤岛”聚集了当时中国第一流的收藏家团队。

　　过云楼的书画古籍

　　“江南收藏甲天下，过云楼收藏甲江南。”此两句民谚显示了过云楼收藏的历史渊源与藏界之尊。建筑典雅、景色旖旎的过云楼，就坐落在千年古城姑苏阊门内的铁瓶巷内，意取苏东坡名言：“书画于人，不过是烟云过眼而已。”楼内藏有上千幅历代名家书画及800余种宋元旧刻的古籍珍本及碑帖印谱，因而在收藏界是名闻遐迩。过云楼的第一代主人系道光二十一年进士，官至浙江宁绍道台的顾文彬，他善书琴棋画，喜好收藏鉴赏，所收自晋唐宋元及明清的书画古籍质优品精，从而奠定了过云楼的基业。其子顾承，亦精于书画及鉴定，并主持修缮过云楼。其子之子顾麟士(1865~1930)，则是一代吴门派书画大家，于收藏考订功力深厚。过云楼在此期间，曾是最为兴盛之时。当年的书画名家吴昌硕、吴湖帆、金心兰、吴清卿、顾茗波、陆廉夫、吴子琛等时常到过云楼雅兴联谊，挥毫泼彩、吟诗填词。日后成为国际鉴定收藏大师的王季迁，当年亦拜师顾麟士。

　　过云楼的收藏虽被尊为“江南第一家”，但与之相随的，亦有窥视的阴谋与掠夺的凶险。汉学在日本是一门显学。清末民初，日本专门研究中国古籍版本的岛田翰就虎视眈眈地把目光盯住过云楼，他想依靠日本大老板的雄厚财力收买过云楼藏本，但却被顾麟士严词拒绝。此后更为严峻的考验是在抗战期间。此时，虽然顾麟士已过世，他的儿子顾则扬却依然秉承遗训，护卫家藏。1937年8月16日，日军空袭的一颗炸弹落进其院子，所幸藏宝之处未受影响。为了避免再遭不测，顾则扬与其妻沈同樾将家藏的历代书画名作及古籍碑帖等，连夜先雇船紧急转移至光福山区，暂作隐藏。然后顾则扬只身赶赴上海姑母顾延处商量保护家藏之事，遂定于1938年初秘密运抵上海“孤岛”。谁知运输途中险象环生，车至常熟城外时，迎面走来一队日本兵将车拦下，顾则扬的一位朋友急中生智，将日军引开，方才躲过一劫。当满载着过云楼珍宝的文物悄然驰进“孤岛”时，焦急地等待在那里的姑母是涕泪交加。从此，顾则扬一家生活在上海，一直守护着祖传之宝。哪怕是经济上再拮据，他们都咬紧牙关，始终未卖一件过云楼藏品。

　　铁琴铜剑楼的藏书

　　“种十亩苍松何如种德，修万间广厦莫若修身。”这是一代藏书大家瞿启甲于1937年正月所书的一副对联，反映了他的道德人品和修身境界。

　　瞿启甲(1873~1939)，江苏常熟人，字良士，别号铁琴道人。他是清代著名铁琴铜剑楼的第四代传人。自清代乾隆年间开始，瞿氏家族就开始收藏古籍善本，历经五代人的筚路蓝缕、锲而不舍，至清末，这座位于常熟古里的瞿氏铁琴铜剑楼，已与山东聊城的杨氏海源阁、浙江钱塘丁氏的八千卷楼、浙江归安陆氏的皕宋楼，合称为清代后期中国四大私人藏书楼。瞿启甲是位学者型的藏书家，他对家藏之书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研究，刊刻了24卷本的《铁琴铜剑楼书目录》，其中宋刻173种，金刻4种，元刻184种，明刻275种，抄本490种，校本61种，其他7种。而且这些藏本均品相精良，保存完好，有“南瞿北杨”之称。

　　瞿氏铁琴铜剑楼拥有如此丰富、珍稀的藏本，自然处在社会的风口浪尖，而瞿启甲肩上的保护使命，更是任重道远而危困难测。光绪33年(1907)陆氏皕宋楼的一大批藏书被日人所购。于是，别有用心的岛田翰在其后所撰写的《皕宋楼藏书源流考》中，无中生有地造谣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亦要求售。这立即引起了两江总督端方的关注，为了不使中华珍本善籍再流入东瀛，他和张之洞欲征集瞿氏藏书，供京师图书馆庋藏。后经友人叶昌炽从中斡旋，瞿氏在进呈了13种元明清刊本、37种抄平后，才平息了此场风波。其后，军阀混战，时局动荡，瞿启甲为了家藏之安全，“拟租屋沪上，运书藏储。”于是在1924年冬，冒着风险将常熟铁琴铜剑楼的藏书转运上海爱文义路(现北京西路)1476弄11号内收藏。

　　抗战开始后，日军对古城常熟狂轰滥炸，瞿氏老宅大部分被毁。1938年11月12日，上海又被日军占领。此时已66岁的瞿启甲是心急如焚，一夜之间须发全白。本来日本人就一直对铁琴铜剑楼古籍珍本、抄本、校本等怀有捆载之心，而今这批家藏犹如虎口边的肉食，危在旦夕。瞿启甲感到作为铁琴铜剑楼的传人，就是拼死也要把家藏祖传之宝保护好，这也是抗日救亡的神圣职责。后在上海收藏界友人及爱国志士的帮助下，瞿启甲赶紧秘密地将爱文义路的藏书再次转移至租界内的隐蔽之地，才确保了这批国宝级古籍的安然无恙。随后，瞿启甲不顾自己年迈体弱，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并自书《正气歌》于客堂中。武汉失守后，他痛哭流涕，终于忧愤成疾，于1939年12月在“孤岛”内怀着国仇家恨逝世。临终前遗训：“书若分散，不能守，则归公。”

　　石湖草堂的碑帖

　　“石湖草堂”以收藏高古珍稀的碑帖驰名藏界，称誉海内外。其主人就是出身于姑苏拓裱刻碑世家的孙伯渊(1896~1984)。其父在苏州护龙街(现人民路)开有“集宝斋”商号，由于技艺精良、为人友善而在古城文物界颇有名气。孙伯渊对家传技艺亦很喜好，在读书之余也奏刀刻碑、上浆装裱。在他13岁时，父亲病逝，他毅然辍学而担当起家业的重担。由于其有着大量的实践操作经验，且平时有志于钻研历代碑帖的传承考订与鉴定甄别，再加上他不耻下问、虚心好学，得到了当时苏州大收藏家、书画名家的指教，如“过云楼”的顾麟士、“粟庐”的俞宗海、“阙园”的李根源、“大风堂”的张善孖及学者谢玉岑等都对这勤奋好学的后生颇为青睐。经过十多年的历练，孙伯渊以鉴定收藏碑帖及金石书画而崛起于名家林立的文物界，并将自己的书斋起名为“石湖草堂”。

　　1937年8月13日(史称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整个江浙地区陷于危巢之中。身在苏州的孙伯渊深为他所收藏的历代碑帖所担忧，敌寇无情，炮火肆虐，这些文物可是民族的遗珍。而此时，上海“孤岛”内的友人徐森玉、刘海粟也希望他能到租界内来避难。于是，他冒着危险来到上海，在友人吴湖帆等的帮助下，在法租界终于找到了一处较为安全的房屋。然后再潜回苏州，将家藏的碑帖等文物伪装成杂货，分批分期通过水陆两路将几千件藏品运到上海。其后，他也定居于沪上，与所藏碑帖朝夕相守。当时与“石湖草堂”仅一马路之隔的是吴湖帆的“梅景书屋”与冯超然的“嵩山草堂”，孙伯渊时常邀请吴湖帆、冯超然及庞莱臣、张葱玉、王季迁、谢稚柳、刘海粟、徐邦达等一起切磋交流，共商保护抢救文物之事。

　　在“孤岛”期间，有一次孙伯渊悉知有一藏家要出让宋拓孤本《淳化阁帖》42页，他赶去观看，果然是难得一见的国宝级绝品，全帖蝴蝶装裱工，六层“澄心堂纸”，泛出珍贵的银绽纹，布满粉霜，此霜需经千年而滋生，是为“仙迹”。但索价惊人，黄金数十两。在这兵荒马乱、朝不保夕的日子里，出如此巨资购买是要郑重考虑的。但为了抢救国宝，呵护遗珍，他决然倾其所有将其收藏。在孙伯渊的藏品中，还有一件国宝级的孤品，即是“北宋罗汉会斋牒”。日本人对此早就垂涎，于是派人先是威胁逼迫他交出，遭拒后，日本人又以巨额重金利诱其出让，孙伯渊依然不为所动。其浩然之民族正气，为藏界所推崇。

　　“平复帖”及七箱珍宝

　　“孤岛”期间，为了保护国宝曾上演了不少惊心动魄而可歌可泣的悲壮之剧。如大收藏家张伯驹在抗战期间，担任盐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将自己大部分收藏精品藏于租界内的外国银行。1938年除夕，张伯驹不顾时局艰难而以四万元巨款买下了有“祖帖”之称、“皇帖”之尊的《平复帖》，自是欣喜不已，并将斋名亦起为《平复堂》。日本人也早就窥视着此“天下第一帖”，遂请古董商出面商谈，愿出30万大洋购此“平复帖”。张则掷地有声地正告：吾此中华国宝，岂能流出国门！后一奸商勾结“七十六”汪伪特务，在1941年春绑架了张伯驹，开出的赎金是200根大金条。如此天价，意在逼张家出卖镇斋之宝《平复帖》。张伯驹宁死不从，并绝食抗议。后绑匪让张的太太潘素去和张见一面，当潘见到自己的丈夫时，已是惨不忍睹。但张伯驹却对潘素郑重交待：“你怎么样救我都不要紧，甚至救不了我，都不要紧，但我们收藏的那些精品，你必须给我保护好！……你别为了赎我而卖，那样我宁死也不出去！”其铁骨铮铮，令潘素泪如雨下。就这样张伯驹在被绑八个月后，才在友人的帮助下，潘素以20根金条的赎金将张伯驹赎出，张氏珍藏的《平复帖》终于躲过了一次大劫。

　　又如叶恭绰不仅是书画名家、社会活动家，亦是大收藏家，藏有西周著名的毛公鼎，晋王羲之《曹娥碑》、王献之的《鸭头丸帖》及明唐寅的《楝亭夜话图》等。上海沦陷后，叶恭绰赴港避难，临行前，他将七大箱稀世珍宝秘密寄存于“孤岛”内的英商美艺公司仓库，毛公鼎亦在其中。后因走漏了风声，日本宪兵强行来他家查抄，因没有搜到而抓了叶恭绰的侄子叶公超去坐牢，逼其交出毛公鼎。叶恭绰急电上海嘱托：毛公鼎不得变卖，不得典押，决不能流出国土。后经各种社会关系的周旋，方才营救出他的侄子，国之重器毛公鼎才未落入敌手。由此可见，“孤岛”时期的国宝保卫战，正是凸显了中国收藏家的藏界精神和人格操守，这无疑是应当载入史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