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皓

　　敦煌——位于我国甘肃省河西走廊的最西端，莫高窟是敦煌县城东南二十公里处，一座横亘两公里的佛教功德场。自二十世纪初莫高窟的藏经洞被打开之后，洞窟内保存的历时近千年的文书、资料、壁画、文物震惊了世界。发现之初的1907年至1925年间，来自英国、法国、日本、俄国、美国的探险家和考察队先后多次到敦煌探险考察，在掠夺瓜分藏经洞内的古写本、刻本的同时，也以近代的科学方法对敦煌石窟进行测绘、编号、拍摄和记录，这些资料成为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研究敦煌石窟的主要依据。

　　国人对莫高窟的实地考察和研究始于二十世纪的40年代。1941年6月，张大千率弟子徒众一行十余人到敦煌临摹壁画，对莫高窟和榆林石窟进行了全面仔细的考察，至1943年6月中旬离开，历时达两年之久。

　　1943年4月，本文的主人公，时任中央通讯社摄影部主任的罗寄梅先生偕夫人刘先也追随大千的脚步来到敦煌。罗寄梅是大千先生的好友，我们目前所见的所有张大千在敦煌时期的照片，均为罗寄梅拍摄张大千在榆林窟时期的照片。罗寄梅夫妇到敦煌的主要目的是对敦煌石窟进行全面拍摄，他们根据张大千对石窟的编号，有计划地拍摄了莫高窟的309个洞窟，榆林窟的29个洞窟。还有不少照片反映了洞窟外景和周边环境，以及当时敦煌县城的人物风情和月牙泉风光，是至今留存最为完整的敦煌照片资料。

　　罗寄梅，湖南长沙人，1902年出生，1926年参加北伐，为黄埔军校第六期学员。罗寄梅于文学艺术方面涉猎极广，为我国早期著名的摄影家。1929年北伐结束后，罗寄梅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文艺处任干事。1930年7月罗寄梅与王平陵、左恭、钟天心、缪崇群、傅述文、程方、聂绀弩等40余人在南京成立了中国文艺社，这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文艺社团，成员众多。中国文艺社经常举行专题演讲，文艺讨论，招待交际、外出旅行和话剧演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另出版有《文艺月刊》和《文艺周刊》两个刊物。在文学艺术圈内罗寄梅交友众多，和张大千、张善子、徐悲鸿、蒋碧微、傅抱石、李可染、吴作人、黄苗子、郁风、常任侠、缪崇群、方令孺、潘玉良、叶浅予、郑振铎等众多文化艺术界的朋友都维系着极好的友谊，和很多人几十年之后依然书信往来不断。

　　1943年罗寄梅摄甘肃榆林窟外景，图中左侧桥上站立者为张大千

　　1943年6月罗寄梅夫妇前往敦煌莫高窟的路上

　　1935年5月，傅抱石在日本东京银座的松坂屋举办“傅抱石书画篆刻个展”，轰动日本艺术界。9月，经徐悲鸿先生的邀请推荐，傅抱石到南京中央大学教育学院任教，兼艺术科讲师。在南京其间，罗寄梅和傅抱石互为仰慕，多有往来。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南京各学校及文化机构开始撤离疏散至宣城和屯溪等地。8月15日中央大学内迁，教职员工疏散，傅抱石奉命移居安徽宣城，遇到了此时同在宣城的罗寄梅，于是二人相偕考察石涛遗迹，徒步探访双塔、敬亭、虹桥诸迹。为傅抱石的《石涛上人年谱》一书收集“自然实相”资料。10月下旬罗寄梅离开宣城，11月下旬傅抱石也离开宣城赴南昌。《石涛上人年谱》一书完成于1941年5月，1948年于上海出版，战火中的合作使两人结为至交。

　　1938年5月中央通讯社摄影部在武汉成立，应社长萧同兹先生的邀请，罗寄梅任摄影部主任。

　　1938年6月6日，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在武昌成立，推举蔡元培、冯玉祥、张道藩、郭沫若、田汉、陈树人、何香凝、叶恭绰、高剑父、滕固为名誉理事，张善子、徐悲鸿、罗寄梅、吴作人、叶浅予、力群等四十三人被选为理事，成立期间，举行了抗战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抗敌美术展览会。1938年底，罗寄梅随中央通讯社摄影部搬迁至重庆。是年10月，张善子与张大千在重庆相会，兄弟二人合作了百余幅作品在重庆做抗日流动展览，以激励国人的爱国热忱。作为好友的罗寄梅自是鼎力相助，广为宣传。也是在这个时候，张大千已有了去敦煌的想法，神秘遥远的大漠石窟也深深地吸引了罗寄梅，从此，他便开始做着西行拍摄的准备。

　　1940年底，黄苗子从香港来到了重庆，在国民党中央海外部工作。初到重庆的第一年，黄苗子一直借住在重庆中二路罗寄梅的家里。在黄苗子的自传中，重庆借宿罗宅的一年是可堪回味的美好时光，艰苦的抗战山城得遇知音令两人都终身难忘。可惜敌机上扔下的一颗燃烧弹结束了这场好梦。和房屋一起葬身火海的，还有著名画家赵望云从璧山县运来寄放在罗寄梅房间里，准备隔天送到中苏文化协会举办展览的100幅画作。

　　也是在这段时间里，因为黄苗子的缘故，罗寄梅得以认识了日后的罗夫人，风姿绰约的刘先女士。罗夫人刘先，名门闺秀，为安徽贵池刘氏后人。其先祖刘瑞芬追随李鸿章，总理淮军的水陆军械制造。并由此起家，累官至两淮盐运使、广东巡抚，出使过英国、俄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是晚清重要的外交官员。刘氏一族雄于资财，庋藏甚富，刘瑞芬的五子，罗夫人刘先女士的五叔祖刘世珩，是清末民国著名的文学家、大收藏家，因收藏两部宋刊《玉海》和南唐乐器大、小忽雷而被时人称颂为“前后双玉海，大小两忽雷”。罗夫人母系为嘉兴沈氏，其母为沈曾植的弟弟沈曾樾之女。沈曾植先生为清末大儒，学究天人，通儒学，工书法，专治辽金元三史，且精音韵、刑律、佛学、地理，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王国维称赞他的成就足可比肩顾炎武，是“学术所寄”、“邦家之光”。

　　1943年10月10日，罗寄梅夫妇在莫高窟举办庆祝国庆的茶会，图中右一为中央通讯社记者顾廷鹏，右二坐者为吴作人，右三为英国现代生物化学家、科学史专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李约瑟，右四为王道士的徒孙，右五为易喇嘛，他曾经见过斯坦因和伯希和，右六为在甘肃山丹县创办培黎技术学校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右七为罗夫人刘先女士，右八为罗寄梅先生，右九为率兵护卫罗氏夫妇的乔连长，左一左二为培黎学校的两个学生。

　　1943年5月中旬，罗寄梅夫妇在完成了榆林窟的拍摄后，离开榆林窟前往莫高窟。张大千、谢稚柳等人为罗氏夫妇送行。图中左一为大千之子张心智，左三为大千夫人杨宛君，左四左五为即将出发的罗寄梅夫妇，左六为谢稚柳，左七为昂吉喇嘛，左八即为大千夫子。最右边站立的两位是敦煌县长派来保护罗寄梅夫妇的卫兵。

　　罗寄梅夫人刘先女士

　　月牙泉

　　敦煌

　　莫高窟

　　兰州

　　深受良好家庭氛围的熏染，罗夫人刘先女士崇慕艺术，雅好收藏，和儒雅的罗先生有着共同的情趣和爱好。在罗寄梅筹划准备西行的过程中，两个志同道合的人走到了一起。

　　一九四三年初，罗寄梅夫妇计划的西行日期日益临近。重庆至敦煌路途遥远，道路坎坷，其中艰难自是可想而知，一班好友如傅抱石、徐悲鸿、关良等纷纷提笔创作，向罗寄梅夫妇这堪称宏伟的艺术之行致敬。傅抱石专为此题写对联：“唯三四月肆宴重庆，将一两年稽古敦煌”。

　　1943年的4月2日，也是罗寄梅夫妇即将西行的前夕，他们和好友聚会于金刚坡司徒乔的画室“双羽轩”，在座的除了罗寄梅夫妇外，还有傅抱石、李可染、高龙生、张文元，以及司徒乔和他的妻子冯伊梅。为送别寄梅夫妇即将远行，在座的艺术家们专门合作了一幅爱梅如痴，梅妻鹤子的北宋隐士林和靖，含蓄地表达了众人对于罗寄梅的敬重之意。并由傅抱石书写题记。

　　在众多壮行送别的作品中，有一方微雕印章是傅抱石先生专门为罗夫人刘先女士(又名刘芳)刻制的。此方长4厘米，边长仅为7毫米的“罗夫人将伴西行，抱石赠别之作”上，傅抱石用神鬼之笔刊刻了一首二百多字的“百花诗”。据罗夫人回忆，傅抱石先生说自己刻这方印章时是不用肉眼看的，完全凭感觉一气呵成。傅抱石先生细字长跋的篆刻作品极受学界赞誉，被认为几乎不可能用肉眼刊刻。1935年他在日本举办书画篆刻作品展时，被日本学术界称作“精神雕刻”。横山大观就赞誉他“中国的雕刻大师压倒了日本的‘粒米能手’”。根据有关的记载与资料，在傅抱石的篆刻生涯中，微刻边款的印章一共有九件。其中八件早已散失，不知下落，仅一方印面为“不求闻达”，微刻边款为《前出师表》全文的寿山石印章，由熊式辉把它留在了江西，目前收藏在江西省博物馆，为馆藏一级文物。

　　榆林千佛窟

　　在罗寄梅筹划西行的过程中还得到了一位重要人物的支持，他便是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先生。这位爱才惜才的萧三爷极为赏识自己的这位湖南同乡，他慷慨的给了罗寄梅两年的假期，并同意罗寄梅带领中央通讯社摄影部的记者顾廷鹏一起到敦煌拍摄、考察。

　　带着众多好友的送别和祝福，1943年的4月，罗寄梅夫妇踏上了西行远赴敦煌拍摄的征途。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此生从此开始便与敦煌结下了一世的缘分，直至终老。

　　从重庆飞抵兰州后，罗寄梅一行长途跋涉到达敦煌县城。在得知张大千先生刚离开敦煌千佛洞去了榆林石窟后，他们又车马未停地赶往榆林石窟。敦煌县长专门派遣了两名士兵随行，以保护他们的安全。在榆林，罗寄梅一行和张大千、谢稚柳会和，此时的大千已经在准备东归了。罗氏夫妇一行便在榆林石窟开始了拍摄工作。我们目前看到的所有张大千在敦煌时期的照片，全是罗寄梅先生拍摄的大千先生在榆林石窟的工作生活照。罗寄梅夫妇在榆林工作了近一个月后，于5月中旬离开榆林前往莫高窟。

　　罗氏夫妇到达莫高窟后就住在大千先生和眷属、门生曾居住过的雷音寺里，旧称上寺。在敦煌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拍摄的范围涵盖了差不多莫高窟的所有洞窟。对于一些重要的洞窟，不仅拍摄了全窟壁画的主要内容，还拍摄了很多壁画局部照片，如单个的菩萨、天王及供养人像，以及飞天、金刚力士等。

　　1943年的10月1日，罗寄梅夫妇在莫高窟接待了一位贵客——来自英国的现代生物化学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李约瑟，同来的还有他们久未见面的朋友吴作人。李约瑟是受英国皇家学会之命，于1942年秋来到中国，援助战时的科学与教育机构，他于1943年2月到达重庆，建立了中英科学合作馆。8月从重庆出发，开始了他的西北之行，目的地就是敦煌。陪同李约瑟的有中英科学合作馆的黄兴宗， 在甘肃山丹县创办培黎技术学校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等。在嘉峪关他们遇到了吴作人，于是结伴同行来到敦煌。途中吴作人意外的跌伤了腿。因为汽车故障，李约瑟和他的同伴在莫高窟停留了一个月。期间正逢双十国庆日，罗寄梅特地邀请李约瑟一行参加他们举办的庆祝茶会。10月29日李约瑟一行离开莫高窟返回重庆。

　　1944年6月中旬，罗寄梅夫妇完成了历时一年多的石窟拍摄工作，离开敦煌返回了重庆。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迁往南京，罗氏夫妇也迁到了南京，1949年罗寄梅夫妇离开南京，移居台湾。

　　1952年，罗寄梅夫妇在台北的中山北路开办了一家外文书店，主要由罗夫人打理，经营原版的艺术、文史类英文图书。因为敦煌那一段终身难忘的经历，他们将书店取名为“敦煌书店”，并以英文Caves为名。1953年罗寄梅离开中央通讯社，到中国文化大学任教，所讲述的依然是敦煌壁画。在文化大学期间，罗寄梅夫妇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和一群志同道合的艺术家们开始了敦煌壁画的复制工作。

　　1964年美国纽约世界博览会的主题是“从理解走向和平”。这一年，罗氏夫妇应教育部邀请，代表台湾参加纽约国际博览会，展出由他们主持临摹的八十余幅敦煌壁画摹本。这一批作品风格上自北魏，下至元代，包括了经变、佛故事传、佛画背景山水人物、飞天、伎乐、供养人像以及天王像等多种绘画题材。敦煌壁画原有的尺幅都非常巨大，而忆梅庵的作品，多是聚焦于壁画的局部将之特写出来，遂成为最精彩的篇章。最难得的是每一张作品都能保留着原画的风化痕迹，这一点看起来不难，做起来要比自己的创作还要难上几倍。

　　参加纽约世博会之后，罗寄梅夫妇便移居美国。从重庆，辗转到南京，然后又到台北，最后到美国。期间不断地搬家，家中的收藏和物品大都已失去，而唯独两大包敦煌底片却始终伴随着他们不忍舍弃，甚至在台北家中失火时，罗夫人第一念头抢救出来的依然是敦煌底片。罗寄梅夫妇曾经想出版这批照片，但曲高和寡，不论是台湾还是美国，并没有多少人了解敦煌，这一愿望始终未能付诸实现。

　　到美国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经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史专家方闻先生引荐，又得到罗克菲勒三世基金的赞助，1968年，普林斯顿大学购得了罗寄梅夫妇在敦煌石窟拍摄的全部照片(但罗氏保留著作权)，这些照片就存放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艺术与考古学系，作为师生们教学和研究的参考。普林斯顿大学还聘请罗夫人刘先女士主持学校的研究资料中心的工作。

　　普林斯顿大学得到敦煌石窟照片的消息引起了学术界相关人员的注意。日本学者秋山光和曾专程到普林斯顿大学考察。1971年，东京大学文学部从罗氏夫妇处购得敦煌照片近2600幅，这批照片现存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在美国，艺术史专家方闻教授是较早认识到这批敦煌石窟照片的学术价值的学者。方闻先生提出中国艺术史上“汉唐奇迹”的观念，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对敦煌艺术的考察。他在有关中国绘画史的论文中多次引用了罗寄梅夫妇拍摄的敦煌图片。日本学者东京大学教授秋山光和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发表文章指出这批照片的学术价值。秋山光和认为罗氏照片的特色不仅对敦煌石窟拍摄得较全面，而且对窟内壁画的细部也进行了细致的拍摄，特别是对伯希和照片有很大的补充，对样式和技法的研究极有用。实际上，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国外学者不能到敦煌实地考察的年代，这批照片起过非常重要的参考作用，特别是对于日本学者来说，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的敦煌石窟研究，除了伯希和的图录外，罗氏照片就是最丰富的资料了。

　　将敦煌照片结集成册的愿望，在罗寄梅先生生前未能达成。近年，普林斯顿大学计划将这批照片正式出版，担任校订工作的是年逾90的罗夫人。在她的距离敦煌千山万水之外的普林斯顿的家中，满满当当地摆放着敦煌照片、敦煌壁画和有关敦煌的各种书籍，还有满屋的菩萨拈花微笑。在她和罗寄梅先生走入敦煌的69年之后，罗夫人在遥远的美国又建造了一个功德场。尽管罗氏夫妇始终未曾是释迦弟子，但他们如护法般护持这批敦煌旧影近70年，他们与敦煌莫高窟这说不清道不明的殊胜缘分，让人慨叹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