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吴树(微博) 《谁在收藏中国》

　　第一章：割袍断义

　　15年前，《羊城晚报》一篇“豆腐块”文章，启动了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嘉德拍卖”的槌声，让“勤劳致富”的中国人看见了“一夜暴富”的曙光……

　　1993年5.1国际劳动节前后。

　　新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五星级酒店——北京长城饭店。

　　一间豪华的会客室里，坐着年龄大小不相上下的一男一女。女士眉清目秀，身材修长，着黑色职业套装，举止谦和且落落大方，充分显示出热情、练达的现代白领女性的气质。同时，从她从容不迫、刻意从属的处事节奏上，你还可以清晰地读出典型中国式大家闺秀自矜、典雅的内质；男士中等身材，肤色白皙，面相坚毅、自信，一看就属于那类不达目的绝不罢手的角儿。他显然由于睡眠不足而挂着些微游移不定的焦虑。两人一面交谈，一面不时打量墙上的时钟，象是还要等待什么人。

　　过了好一阵，领班小姐带进来一位中年男士。来者年龄比前两位稍长一些，小平头，眯缝眼，一看就是那类貌似“老蔫儿”，实际上却城府很深、极有主见的人。三人简单地寒暄几句后，坐下来边喝茶边聊上正题。

　　先到场的那位黑衣女子大名王雁南，又叫赵雁南，在中国的高干子女圈子里通常被昵称为“亮亮”。她的个人经历很简单，据知情者透露：王雁南1977年毕业于广州外国语学院英语系；1983年毕业于美国阳伯翰大学夏威夷分校；1977年至1981年在国防部外事局做翻译；1983至1993年，在北京长城饭店先后担任客务经理、执行副经理、副总经理职务。

　　比起个人简历，王雁南的家庭背景可就复杂多了，曾一度属于国家机密。直到今天，尽管时过境迁、物是人非，这一机密早已自动解禁，但不知什么原因，熟悉她的北京人还是替她藏着掖着，似乎是要对她的非凡家庭表达某种很默契的敬意。王雁南是作为身边那个男人的商业合伙人的身份参加此次恳谈的，尽管当时外界普遍认为她的应邀加盟与她显赫的家庭背景不无关系，但若干年后她在业界的不俗表现与建树，仍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这三人当中，当时在北京市面儿上名气大点儿的还要数后进门的那位高个子眯缝眼。他大名马未都(微博)，原是北京一家文学杂志的编辑，自己兼着写点儿影视剧本和随笔什么的。尽管当时在北京的文学圈内也有些人知道这个名字，但他真正的“名气”却绝非因此所赚，而是因为另一样爱好“玩儿”出来的。那一样爱好当时叫“玩瓷”、“玩木头”，现在叫“收藏”。

　　要说这个马未都真是个有心计的人，文革刚过，当“破四旧”的阴影还盘旋在北京人心头的时候，他就瞄上了那些个民国期间和文革当中从故宫(微博)、从王爷府、从那些八旗子弟后裔家里流散出来的瓷器、家具、字画什么的。现在不少北京人说到当时的情景都能悔青了肠子：一件清代官窑的瓷器只需掏上几块钱就能买了，倘若大方点儿，用几百块钱一台的电视机就可以换回现在能值当几十上百万、甚至几千万人民币的官窑摆设物，行话叫“赏器”。就说这马未都吧，1982年，他只花了1600元人民币，就买回一只用宋、元两代钧窑瓷片镶嵌的清代老红木四扇屏，搁现在要买这四扇屏得花上多少钱？就算你朝1600元后面添三个零，恐怕也只能换回人家阴阴一笑。不信你可以去马未都的私人博物馆瞧瞧，告诉你，那里边许多现在看来价值连城、让人眼馋的收藏品，有相当一部分都是老马当年当废品、收破烂拣回的。正因为老马有这一段独特的文物收藏经历，而且在境内外从事过一些文物买卖，所以今天才被主角儿请过来，当军师、出主意。

　　按照中国戏台上的规矩，主角儿一般都留在最后介绍。本次恳谈会的发起者是王雁南身边的那个男人，名叫陈东升，时年三十余六。陈东升出生在湖北省的一个小城镇，高中毕业后，他考上了武汉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分配在外贸部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属的《管理世界》杂志社工作。别瞧这位其貌不扬的年轻人当时啥名气也没有，可心思大着呢，此刻他怀里揣着两份文书，一份是关于创办北京嘉德国际文化珍品拍卖有限公司的策划书，另一份是成立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的报告。若落到现在，这不过只是两份普通文牍而已，可在“公有制铁打江山”的观念仍盘踞在大多数国人头脑里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把这两份企划书称作惊世骇俗之作也一点都不为过。单说成立拍卖公司吧，当时中国的文物交易基本上属于封闭状态，举国上下除开少数几家国有的“文物公司”，从事微量文物交流之外，一切真正意义上的文物交易尚属“倒卖”、“贩卖”文物的非法活动，一经查实，就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虽说翻阅历史，前朝也有过涉及古玩的典当行和古玩店之类，但这些个玩意儿在新中国成立后就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所以，成立文物拍卖公司，无异于挑战旧制、标插“反旗”，将会对多领域的中国文化带来多方位的冲击，其命运如何，确实前程难卜。

　　尽管在此之前，马未都就听说过陈东升要成立拍卖公司的事，一开始他并没有当真。因为改革开放后，年轻人的梦越来越多，而且做的还都是大梦！等待梦话说完了、梦醒了，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去。可这会儿正儿八经给人家请来出主意，他还真有些含糊：就陈东升当时的自身条件而言，有一百条理由不宜介入拍卖行，光是这开始的三条，就足够成为业界人士的笑谈。第一，当时他的文物知识与拍卖常识为零，且不说给那些古董识朝断代、品相论价，就连上拍的对象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卖家何处找、买家哪里寻？这些开门看家的路数他也是一头雾水；第二，没有这方面的世家背景，缺少“家传”或“师从”之类的“必要条件”。而在国人的文化背景下，特别是在古玩行业，这也就意味着他竖起的不是一面“义旗”，而是一面离经叛道的“反旗”，这就理所当然缺乏对公众的号召力；第三，当时还是“上班族”的陈东升虽说是温饱无虑，但别说是开一家垫资巨大的拍卖公司，就是开一家小茶馆只恐怕还得自个儿烧水沏茶兼小伙计——没钱！

　　可是尽管如此，这个善于“钻营”的湖北佬、异想天开的愣头青，硬是揣着他的梦想，手执“拍”字大槌，闯入了一个陌生的文化禁区，成为这以后中国文物交易市场的领军人物，并由此而改写了中国传统文物的价值格式、进而煽动了超过五分之一的中国人的财富热情。

　　“你们怎么会想到要趟这浑水？干什么不好？”马未都先是提了一个很多人都会问的问题。

　　陈东升笑道：“其实很简单，前年初夏，在北京南城马路边的路灯下，北京文化研究所的所长李刚和副所长田杨林拿一张《羊城晚报》的文章给我看，文章大意是说，中国虽然有五千年璀璨的文化和历史，但到现在还没有一家艺术品拍卖行。他们俩人试探地问我，‘我们能否在中国办一家艺术品拍卖行？’我当即就说：行啊！我牵头张罗，就这样！” 

　　“那你们对拍卖公司有多少了解？”马未都又问道。他作为当时国内参加过文物拍卖活动的稀有人士，对于这一行当的水深水浅自然比陈东升他们体会得多。

　　陈东升据实回答：“不瞒你说，一开始我只知道有一个苏富比(微博)、有一个佳士得(微博)，只知道一槌下去，各收10%的佣金。但是我做事有一个基本判断，没人去做的事你去做，你就是专家了，这是最重要的。其实我们这一代人，遇到了很多空白的机会，关键是谁有勇气敢为人先，去开发那些前人未涉足的领域！”

　　陈东升这番回答，让老马明白地掂出了眼前这位年轻人的份量，他开始对一些细节问题仔细询问，首当其冲是首次拍卖会的拍品收集工作。负责这件事的王雁南说：“听说我们要征集拍品，各处来的电话不断，都说有好东西要上拍，可是问到对方姓名和联系方法，谁都不说。不敢，对政策不摸底，怕呀！那么多电话，记录本上却没留下来一个真实姓名！”

　　王雁南这边话音刚落，陈东升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难怪他们哪，就连许多从事文物工作的人，观念都没转过来。从一开始听说我们要成立拍卖公司，就一直有人在骂娘，说拍卖就是拍古董，拍古董就是拍老祖宗，拍老祖宗就是卖国，陈东升就是一个小卖国贼。头上顶着这样一顶帽子，我们每走一步都得小心翼翼，生怕那只脚走偏了会踩着‘地雷’。不少朋友好意劝我，说算了吧，何必冒这个政治风险？在单位上再混上几年怎么的也可以熬个司局长！可我这个人就这样，看准了、上路了，绝不回头！”

　　世上许多事理除开当事人谁都说不清，就象眼前这几位，就外人看来，当时这开拍卖公司的活儿若是马未都伸头干了倒是顺理成章的事，至少一是他懂行，二是他此时的经济实力也非陈东升可比，可他没干。而年轻有为的陈东升本已在政界操行数年，打开了仕途的上升通道，他却偏要反其道而行之，走上了经商之路。但是，你只要读读陈东升后来发表的一系列言论，就不难理解这期间的必然因素。这活儿，马未都当时就是想干也未必拿得下。

　　“……(那时候)你要批一个普通的拍卖行不是很难，你要批一家国字头的公司，就一定要部委批，很难。我常年在国家机关工作，有很多同学朋友，认识很多人，经常参加各种会，有很好的社会关系网。光这样还不行，拍卖行要文化部批，我就又找了文化部下面的一家单位，对他们说：‘你不出钱，你帮我们申请，我们给你股份。’这样，文化部才能以上下级的名义受理我们的申请报告，同意成立中国国际文化珍品拍卖有限公司，后来改名叫中国嘉德(微博)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此外，你还要有筹集资本的能力，人家要相信你，所以你这个人也要有点名气，不能有劣迹。我搞‘五百强企业’评选、搞四十年工业展览，认识了一大批企业家，这些老板相信我，所以我去找他们，他们就投资了。我在一个星期里面就募齐了2000万元，主要就是靠过去的人脉关系……”(陈东生语)

　　1993年5月18日，对于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来说，是有着非凡意义的一天。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在北京宣告成立，拥有几千年丰富文化遗产的中国，诞生了自己第一家国字号艺术品拍卖公司。

　　傍晚，北京长城饭店的后花园里灯光通明、高朋满座。各级领导、文物专家、行家、商界精英等各界人士汇聚一堂，笑逐颜开，觥筹交错，热闹非凡。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徐志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孙尚清、著名经济学家马洪、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王梦奎、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副主任徐鹏航、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文化部副部长徐文伯、国家文物局局长张德勤、解放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李运之、北京市文物局(微博)局长王金鲁，以及来自海内外文物界、美术界、收藏界和企业界的有关人士出席了宴会。

　　董事长兼总经理陈东升领着几位副手，手执高脚杯，脸上堆着微笑，嘴里说着“非常感谢”之类的客套之词，向贵宾们频频致意。细心的人发现：主角儿陈东升的表情似乎有些五味俱全、游移不定。是啊，他们在一个泱泱大国启动了一件前无古人的大业，从起意到起事，这期间经历的曲折、艰辛，此刻都化作潜台词，挂在陈东升因为疲惫而显得有些吃力的笑脸上。

　　陈东升的付手王雁南此刻显得轻松多了，尽管她跟在陈东升之后尽量突出自己的从属地位，但贵宾们谁都没少跟她寒暄。她一次次优雅地向客人们伸出手，请“叔叔”、“伯伯”们多多支持嘉德，得到了大家的热情响应。这个出身名门望族的女子，从她开始选择经商而不从政，就受到人们的各种猜测。时至今日，她用干练的行事作风，成功地执掌着中国最大的拍行，用自己独特的个人魅力，在国内外同行间建树了良好的口碑。

　　嘉德公司正式挂牌后的第三天，陈东升迅速带领他的团队，以极高的工作效率奔波海内外，搜罗藏品、造访藏家，紧锣密鼓地筹备起首场拍卖会。

　　1994年3月27日，经中国文化部正式发文批准，被媒体称做“中国第一拍”的“中国嘉德94春季拍卖会”，在北京长城饭店如期举行。本次拍卖分设“中国书画”和“中国当代油画”两个专场。尽管事先也做过一些宣传造势，但这种场面在中国大陆毕竟还是第一次，所以，到会看热闹的人多，真正来参加交易的多半是港台人士。

　　书画第一号拍品是吴熙曾的《渔乐图》，底价7000元。现场，拍卖师报出起拍价后，手持一号牌的香港收藏家张宗宪应声而起，将价格提升一万。他激动地说：“今天是嘉德的首拍，我出18000元，一拍就发！”

　　中国拍场首场第一号买家张宗宪，祖籍苏州，出生于上海，时年66岁。其祖父张揖如是江南竹刻名家，父亲张仲英是民国时期上海有名的古董商，在外滩开设“聚珍斋”，专门经营古玩。当时，虽然内地没多少人知道张宗宪这个名字，但在国际上他早已声名显赫，是全球举足轻重的中国艺术品藏家及古董商之一。此次来大陆前，张宗宪曾面对媒体声称：“我是中国人，当然要支持中国的拍卖业！”

　　张宗宪举牌后，会场渐渐活跃起来，内地也有人相继举牌竞价，但大多都是几百元几百元的往上抬。张宗宪志在必得，不停地加价：28000元、38000元，直至加到88000元，方结束此轮竞买。此时，著名文物鉴定家徐邦达先生走上台，为“中国第一拍”重重地敲响了第一槌。在热烈的掌声中，张宗宪满脸笑容的博得头彩。

　　嘉德首场拍卖会尽管藏品不多、规模不大，而且除了张宗宪，鲜见其他世界顶级藏家和文物商，但是，人们还是对此倾注了足够的热情。其间，有两项拍品的纪录被打破：齐白石的作品《松鹰图》以176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打破其单幅作品世界纪录；张大千的作品《石梁飞瀑》以209万元创造中国书画拍卖最高纪录。

　　“中国第一拍”最终以1420万元的总成交价落下帷幕，这一微不足道的数字跟现在各家拍卖公司的“业绩”相比，当然是贻笑大方了。现如今再小的拍卖公司只要号称“大拍”，哪一次不是几千万几个亿的落槌？这还算少的，一件拍品喊出一两个亿，也没哪个觉得震耳欲聋。但当年正是这一不起眼的成交数字，让更多人看到了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红灯已灭、黄灯亮起，看到了这行当中隐藏着的巨大利润空间。于是，一大堆热爱钱、热爱古董的有志之士蜂拥而上，都想抢吃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第二碗、第三碗羹，这也印证了当时对思想解放运动的生动描述：“红灯亮，绕着走；黄灯亮，抢着走；绿灯亮，超速走！”

　　中国拍界第一槌砸响过后，在国内也引起不小负面舆论，拍卖会当天，几位干了一辈子文物工作的老人愁眉苦脸的站在拍卖场门口，他们实在想不通为什么国家会支持文物拍卖，他们对记者说：“要是文物流出国门，我们这辈子不就白干了吗？”还有很多坐着轮椅的老知识分子对古籍书画拍卖创出新高提起抗议，他们义愤填膺地控诉：“任其发展下去，以后古书我们还读得起吗？”凡此种种，还有许许多多现今只会供人当笑话讲的插曲，当时却实实在在地不断敲打着那些首吃螃蟹宴席的人。

　　不管怎么说，既然国家铁定了走市场经济之路，艺术品市场的开放政策决不会响一槌就收。紧随嘉德之后，国内首家由文物经营单位设立的拍卖公司——北京翰海艺术品拍卖公司相继宣布成立(图5)，并在举世瞩目下举行了首场艺术品拍卖会，总成交额3338万元。在瀚海的首场拍卖会上，来自香港的大藏家张宗宪又是手持一号牌，一口气拿出1600万元，吃下全场拍卖会成交额的50%。

　　先行者的成功，更加坚定了决策者们进一步开放中国文物市场的决心。1994年7月，国家文物局《文物境内拍卖试点暂行管理办法》如期发布，宣告了中国文物市场的冰河期正式解冻。

　　1995年12月15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荣宝、中商盛佳、上海朵云轩、四川翰雅等6家企业先后成立，并担纲文物拍卖直管专营试点单位。

　　1996年7月5日，八届全国人大第二十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1997年1月1日，该法正式实施。

　　至此，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潜龙出水，迅速兴风作浪，拍卖公司如雨后春笋遍地发芽，迅速蔓延至全国各省会城市。“拍卖”，这个新中国成立后就销声匿迹了的名词，在市场经济的鼓舞下迅速复出，并且成为无数个财富神话的印证方式。拍卖公司用近乎于女娲造人的手段，“捏造”了一个又一个“一夜暴富”的中国“财子”，许多刚刚摆脱贫困、满足于小富即安的平稳日子的中国人，从中嗅出了一股股浓烈的财富气味：一张几辈子人扒在上面吃过饭的方桌价值数万、一只老祖母泡酸菜的瓷罐子价值十几万、一幅挂在堂屋里都嫌寒碜的旧画价值几十万……

　　人们开始骚动了，回家关上房门，翻箱倒柜，寻找自己家里是否也存有诸如此类可供上拍的暴富筹码。比方说：祖上留下的字画、瓷器、玉器、木器家具等等。随后，一些嗅觉灵敏的人，更加明确地看到了一条快速致富的光明大道从天而降，他们开始抢先一步走出家门，走街串巷，悄悄开始了首批“淘宝”行动。很快，形形色色的“淘宝”故事成为大多数新闻媒体的热炒内容。仅举几例为证：

　　1996年，某地方电视台报道：京城作家张某到河南采风，看见一户农家的干打垒围墙上放了一只天蓝色釉带紫红色彩斑的渣斗。他赶忙进院找到户主，说要花几十块钱买那只渣斗。老农一听失声大笑，连连摇头说“不卖不卖”。作家急了要给他加价，谁知道老农说：“你买去啥用？那是俺的尿壶，骚着臭着呢！”作家取下尿壶一看，更是爱不释手，尽管的确“骚着臭着”，他还是好一顿死磨硬泡。最后那老农给缠烦了，嘀咕了一句：“一只破尿罐要啥钱，小看了。只是俺那小孙子夜间不用这个接着就撒不出尿来！”当即，作家从村里小卖店买了两只塑料桶，外加一只陶器尿壶，换走了老农的尿罐。

　　在此后的一次艺术品拍卖会上，这只“尿罐”被标上“金代钧窑天青釉紫斑渣斗”，以18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被国内一位收藏家拍走。

　　1997年，某报文物简讯登载：某贫困村一残疾农民捧着家传的一只破了边儿的碗进城讨饭，一家拍卖公司的业务员往里面投钱时竟认出那只要饭碗是明代万历年的五彩瓷器，便问明来历后替他登记上拍。最后，除开交易费和扣税还交给讨饭的农民6万块钱。那位残疾农民当即叫了一辆出租车，欢天喜地背着钞票回到家乡。于是，他们家便由村里的最贫变为首富。

　　1999年，河北省某报报道：某贫困县农民陈某家境贫寒，致富无门，养猪发猪瘟，种果树遇上大天旱。有一天，他从老屋的夹层中取出一张发黄的祖宗画像挂上墙，然后摆上几样供品，带领全家跪地叩拜，祈求祖宗保佑自己摆脱厄运，早日发家致富。这时刚巧村长领着几位县领导到他们家访贫问苦，其中文联主席是个画家，他一见墙上的画像便笑着连声说：“这一家不穷、不穷！”村长赶忙让陈家给各位领导诉苦，想帮他们家整点补助。没想到文联主席竟然又说：“这家非但不穷，还是本村的首富！”当时大家以为主席开玩笑，都没当回事。两个月后，文联主席帮着陈姓农民将这张有康熙皇帝题字并加盖过玉玺的画像送到北京一家拍卖行，拍了十几万人民币，陈姓农民真的变成了村里的首富。

　　在拍卖公司成立之初的那几年，象以上这样的事例有很多。“捧着金饭碗要饭”的王子神话，在拍卖公司的运作下演变成为真实的财富故事。

　　2001年年底，中国大陆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以破纪录的战绩为新世纪元年落下了令人振奋的金色帷幕。这一年，北京翰海、中国嘉德，上海敬华、中贸圣佳四个全国最大的拍卖公司，一共成交拍品7800件，成交总金额58715.8万元，远远超过2000年的35161.4万元，创造了历史上最高记录，这一纪录，标志着中国艺术品市场已经头也不回地与国际市场并轨。

　　可以这么说，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拍卖公司的创立，从多方面改变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如果说在共和国“均贫富”的旗帜下成长起来的两代人，曾经对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万元户”曾感到过困惑与惊愕，而现在面对拍卖公司“魔槌”打造的几十、几百、甚至几千万的巨富们，相反却“见怪不怪”地欣然接受了。原有的价值观被财富渲染的现实所颠覆，光鲜豪华的衣食居行炫耀着“利润”这一市场经济的不二法则。下面一组数据，完全可以佐证这种生存方式上的经济学蜕变。

　　2006年9月19日，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报道：中国现有艺术品收藏大军近7000万人。这一数字约占全国总人口5.4%，与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基本持平。另据文物部门统计：全国从事艺术品交易的单位已近万家，参与人员和成交额还在以每年10%～20%

　　的速度递增；以2007年为例，中国4000家拍卖公司举行了771场(次)艺术品拍卖会，共成交3000多亿元人民币，再加上画廊、文物商店、古玩市场等，整个艺术品市场的成交金额估计超过6000多亿元，达到同年国民生产总值的4%，全国财政总收入的10%，私下交易量更是无法统计。而且，这个数字还在迅速增长，势头异常强劲，无怪乎有人开玩笑说：中国的“收藏党”无论从人数或经济实力上几乎都可以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分庭抗礼了！

　　故事归故事，玩笑归玩笑，在中国大陆，真正靠古玩发了大财的人往往并不在故事之内。但是，让中国老百姓对收藏文物日渐疯狂起来的并不是那些不声不响蜗藏在各种掩体下的大亨们，而是不断从媒体中爆料的神奇故事，以及数百家拍卖公司一浪高过一浪的天价诱惑。

　　那么，这样一支声势浩大的收藏队伍由哪些人构成？他们的兴趣点又在哪里呢？记者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并对北京、上海、江浙等地一百多位收藏爱好者进行了单刀直入式的口头调查。结论是：收藏队伍中，大企业、大财团和大收藏家约占收藏总人数的0.05%，绝大多数收藏者是普通老百姓。在这些人当中，回答收藏目的出于个人爱好的仅占5%，回答为了增值长值的人占95%。

　　说白了，中国绝大多数文物收藏爱好者是听着拍卖公司一槌造富的故事，揣着一夜暴富的美梦杀上寻宝、淘宝战场的。北京一家文物鉴定公司的老板直言不讳地对我说：“现在从事文物买卖的回报已经远远超过了贩卖毒品和军火，而且安全、体面、文雅！你要是搞到一件大器，出手就是几百上千万甚至几个亿，相当于贩卖上吨重的毒品，更何况要卖掉一吨毒品，得要以掉多少颗脑袋为代价呀？”

　　对此，在社会学层面上的反映极其复杂。有人戏称中国文物的公开拍卖是艺术品交易方式上的一场革命，割袍断义、捉襟见肘，结束了一个长衫帝国数百年以来的暗箱操作模式。这里“割袍断义”和“捉襟见肘”，针对的是解放前古玩交易中买卖双方在马褂长袖里面摸手指头讨价还价的“袖里乾坤”。也有人说，现在赤裸裸的文物拍卖方式，背离了过去国人以含蓄交易表达对祖宗遗产尊重的精神，还有人认为：这“割袍”断的是“民族大义”。“捉襟”显露出来的是赤裸裸的拜金之肘。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从“勤劳致富”到“一夜暴富”，是国人价值观“非理性化”的可怕倒退。

　　国内大收藏家马未都旗帜鲜明地赞扬了拍卖公司的功绩，他撰文热情洋溢地写道：“嘉德公司的首场拍卖如期举行，它给市场发出了一个信号，表明了中国古代艺术品和当代艺术品都可能通过正当销售途径进入市场，这是嘉德公司成立十年来对中国艺术市场最大贡献。嘉德公司首场拍卖的成功表明了中国艺术品的交易及价格的公开化，不再需通过私下的传言得知某件东西到底值多少钱，把私下交易变成公开交易....。。表明了合法的公开交易行为和公开明确的价值取向。一件瓷器多少钱是公开的，可以类比。而我们的古代艺术品近150年来的价格都是由外国人决定的。经过嘉德十年的拍卖，我们能够看到中国艺术品的价值取向逐渐向中国人的审美靠拢。这个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西方人的审美与中国人审美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公开、公平的买卖方式给了我们一个公平交易的机会，这不仅是买家卖家之间的公平交易，更重要的是我们跟国际市场的公平交易。”(摘自马未都：《中国文物交易由幕后走到台前的经过》)

　　我的一位朋友是社科院的研究员，他对文物拍卖以及中国的文物市场，心存极深的忧虑。在一篇文章中，他指责文物拍卖有三大罪状：一，拍卖公司的成立确立了文物价值的资本体系，极大的疯狂了拜金主义，给文物保护带来了灭顶性灾难；二，“一夜暴富”的敛财新理念动摇了“勤劳致富”的传统道德观念；三，亵渎了古代文明，威胁着现代文明。他在一篇文章中忧心似焚地写道：“....。。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在拍卖场上买回自己祖先的头盖骨、带着子孙上博物馆膜拜河南老乡假造的青铜鼎；也许有一天，考古学重点研究怎样盗墓、商学院教授学生如何卖假；也许有一天，我们的文化部长只能捧出一只用红糖水煮出伪装色的仿古玉，让外国友人品尝咱们五千零一年传统文化的‘醇香’！”

　　许多时候，我们对生活的审美，还有用于这种审美的价值观，都会存在太多太大的差异，就如同在同一天的阳光底下，躺在海边休闲椅上进行日光浴的度假者与在大田里用镰刀割禾的农妇，他们对太阳的评价很难选用同一种感情色彩的词汇。显然，我们作为第三者若去对前两者说三道四，或者是对太阳的善恶进行阶级分析或“两分法”的辩证，那会显得特矫情甚至是有些八卦。但是，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二十世纪末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复出，直接冲击了中国人的文化观与价值观，尽管对于它的功过是非急于作出某种非常理智的判断似乎还为期过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