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吴树(微博)《谁在收藏中国》第二章

　　荷兰人除开生性幽默以外，还特别随意。就拿取名字来说吧，咱们中国人往往在还没见着孩子面之前就谋划好“假如是男孩、假若是女孩”该叫什么名字。更有甚者，孩子出生后还要请人看相测字推八卦，给孩子“一名定终身”。可荷兰人呢，则太随便了，在拿破仑的军队占领荷兰前，很多人家甚至连家族统一的姓氏都没有，逮着什么姓什么，就像我们这个故事里的主人翁小朱恩的曾祖父，出生时因为小鸡鸡很红，他的老爹Slagter(根据职业姓：屠夫)张口就喊：“Pillekenrood(红色的男性生殖器)！”荒唐透顶的是，这一声无聊的叫喊竟然成为儿子的姓氏并终身享用。虽然18世纪末法国军队占领荷兰后，为了维持秩序，拿破仑一世下令尼德兰境内所有的人都要注册，而且要使用一个固定的姓氏，闲散的荷兰人为了图方便，大部分便采用自己的父名作为姓氏，在老爸的名字后加上“儿子”或“女儿”作后缀。但在动物取名字时，仍沿用了古老的习俗。比方说小朱恩收养的一只流浪狗，就因为长着两只大耳朵而得名“大耳朵”。

　　不知道是哪一年，那位姓“红色生殖器”的屠夫，花费10英镑从市场上买了一只葫芦形状的中国瓷瓶，被老婆好一通埋怨，让他拿去装牛奶用。几十年过去了，“红色生殖器”的儿子用这只青花葫芦瓶给自己的儿子装过小便，儿子长大后就一直把它放在狗窝旁边。好在这只葫芦瓶结实，不知道被“大耳朵”打翻了多少次，居然毫发无损、完整如新，直到有一天，小朱恩的朋友碰翻了它，才彻底改变了它的命运。

　　朋友因为急着约朱恩去踢足球，撞倒了狗窝旁的葫芦瓶。他扶起葫芦瓶，见瓶子还是好好的，忽然吃惊地喊道：“上帝啊，感谢你没让我死后下地狱！”接着，他又搂着瓷瓶叫着：“朱恩，你发财了！你发大财了！”

　　“关门见上帝，开门见犹大，就是看不见管美元的山姆大叔！”小朱恩摇摇头，开玩笑说。一见朋友的眼睛还是直勾勾地盯着那个中国瓷瓶，他乐了：“嘿嘿！你是说这个瓷瓶上的两只葫芦是贝加索画的？很值钱？好啊，你替我卖了，分一半钱给你！”

　　“你说的是真话？别后悔！”朋友兴奋地说。

　　“决不后悔，我想‘大耳朵’也会感谢你让它有了更宽大一些的地盘！”朱恩嘲笑着朋友。

　　“我不需要你分给我一半钱，只要你送我一块劳力士手表！”朋友说完话，让朱恩找来一只纸盒将瓷瓶包装好了，然后才告诉他：这只葫芦瓶与报纸上登的那只卖了一千多万英镑的中国大罐有很多相似之处，指不定会带给他们家一夜暴富的好运。接着，他又领着朱恩一起来到当地一家没什么名气的英国拍卖行。拍卖行的业务员跟朱恩的朋友很熟悉，看过瓷瓶后，询问它的来历，并要求他们提供有关证据。朱恩记起曾经听爸爸说爷爷从小有写日记的习惯，而且他还亲眼看见过爷爷留下来十几本日记。可是当他回到家里找出那些蓝色封皮的日记本时，却十分沮丧，大部分都遭虫蛀，一上手就立刻变成粉末。

　　也许是上帝存心要接济朱恩一家，“红色生殖器”记录买回中国葫芦瓶经过的那一本日记竟然虫口脱险、完整无损，日记里清楚地记载着他买回这只中国葫芦瓶的时间、地点、价格和用意。其中还有一段很有趣的文字：“……我看过一篇关于中国的童话，在遥远的中国南方，有一个家境贫寒的小孩，因为救助了一位过路的乞丐而感动了中国人的上帝——神仙。神仙送给他一只宝葫芦，彻底改变了这个贫困家庭的命运。那以后，无论这家人需要什么，都可以从那只宝葫芦里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大米、绿豆、果蔬……后来，小孩长大了，心也大了，向宝葫芦索要一座象中国皇帝居所一样豪华的宫殿，宝葫芦太小了，无法满足他的愿望，爆炸了……我给儿子讲了这个故事，并嘱咐他，只能在饥饿的时候向宝葫芦要面包、牛奶，决不能索要它装不下的东西……”

　　朱恩小心翼翼地包好爷爷的日记，飞也似地跑回拍卖公司。业务员看过日记后，递上一份委托拍卖合同，让朱恩在上面签名。

　　朱恩看完委托书，手里的签字笔哆嗦起来，在起拍价那一栏里，堆砌着一大串阿拉伯数字，光是0就有6个。朱恩迷迷糊糊地把爷爷那个举世无双的姓氏扔在了拍卖公司，再加上自己的名字，然后梦幻般地离开了拍卖公司。出门后，他和朋友跳起来相互击掌，惊魂未定地告诉朋友：“你知道吗？芝麻快开门了！如果这一只中国瓷瓶能卖掉，足够我们每人开一家劳力士手表店！如果真是那样，我要为中国人祷告，请上帝帮我报答他们！”

　　半年后，朱恩家的那只中国青花葫芦瓶(图11-12)，以与天价元青花大罐相近的起拍价在伦敦“奇迹”拍卖公司开拍。这一紧跟佳士得(微博)之后趁热打铁推出的又一件中国元代景德镇制作的重器，除开纹饰不是人物故事之外，无论从器型还是青花发色，以及釉面情况，都要比小哈恩家的那只青花大罐略胜一筹，可是最终的成交价却差强人意，仅以前者1/3的价格——344.5万英镑(约合4902.6万元人民币)落槌，这也证实了香港文物经纪人翟建民先生的判断：前一件元青花大罐的天价成交，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尽管如此，有人替朱恩算了一笔帐，这只葫芦瓶在他们家平均每天增值百分之十以上。

　　拍卖结束后，喜从天降的小朱恩兴高采烈地接受了到场媒体记者的采访。他感谢至高无上的上帝让他拥有一个伟大的爷爷，感谢伟大的爷爷让他拥有一只无与伦比的中国宝葫芦，感谢无与伦比的中国宝葫芦让他拥有了能够与阿里巴巴相提并论的财富机缘。“当然，我还要感谢我的爱犬大耳朵，若不是它爪下留情，这只中国瓷瓶早就粉身碎骨了！”在众人的掌声和哄笑声中，朱恩跑着离开了拍卖现场，到食品商场买了好几包意大利肉肠，打算让爱犬“大耳朵”美美的享受一顿大餐！

　　2005年发生在英国的两场天价元青花拍卖，热热闹闹地收场了。有媒体后续报道：小哈恩用他那只元青花大罐拍下的英镑在伦敦郊区买了一幢别墅，别墅的围墙外面用花岗岩雕刻了一块门楣，上面用中文写着“鬼谷子庄园”五个蓝色大字，旁边还用蓝颜料临摹了“鬼谷子下山图”，构思独特，很让当地人羡慕；那只元青花葫芦瓶的原主人朱恩虽然没小哈恩幸运，但是也实现了自己多年来的夙愿，真的和好朋友一起，在阿姆斯特丹中心地段开了一家劳力士手表专卖店，店名就叫“元青花”。不仅如此，他还给宠物狗“大耳朵”也改了个中文名字——“宝葫芦”。

　　“元青花”的始作俑者

　　中国元青花瓷器为什么会突然一夜跑火？曾经有不少古玩行和经济界人士都提过类似的问题，但似乎无人给出答案。记者以为，就象没有人亲眼看见花蕾是怎样突然变成花朵一样，有许多事情往往由于在进程中的量变缓慢而无法凸现其质变的瞬间。

　　对于国人来说，元青花一直是个陌生、别扭的外来名词，直到今天，各种汉语词典上仍旧找不到它的踪影，这是因为它的命名者原本就是两个外国人。

　　民国初年，有人拿了一对青花云龙纹象耳瓶(图13)到北京琉璃厂叫卖，一连到了好几家陶瓷店，见多识广的老板和伙计们一看：这对玩意儿非唐非宋、不明不清，尽管器身上写有元朝的年号，那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便三下五除二，把卖货的乡下人轰出了琉璃厂。

　　即便在今天看来，这事儿有何等的荒唐，可在当时，却也怨不得琉璃厂的老少爷儿们。长期以来，国人有着极强的正统观念，素来将元朝的统治视为汉人的奇耻大辱，因此“恨物及物”，没人把元代的古董放在眼里。再加上元朝世道短，从公元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定国号算到明太祖朱元璋1368年坐上大明朝金銮宝殿，短短不足百年，更何况能真正称得上“元青花”的瓷器，还得从朝廷在江西景德镇成立“浮粱瓷局”后算起。时间短，自然存世量就少，存世量一少，也就没多少人能认得了它们。

　　回头再说那个卖古董的乡下人被逐出琉璃厂后，在前门大街碰上一位身着军服的英国军官，那人是个古董收藏迷，见到这一对青花瓷瓶便爱不释手，提出要把它们买下来。那个乡下人刚刚在琉璃厂吃过闭门羹，一肚子沮丧，好不容易碰上一位识货的人，再加上对方又是一位有身份的外国军官，他哪敢多要价，两个银元就把那对青花象耳瓶给卖了。

　　两年后，那位英国军官退役，带着这两只青花象耳瓶漂洋过海回到了英国，把它们作为一般的中国古董赠送给戴维德基金会东方艺术博物馆收藏。

　　事有凑巧。1929年，大英博物馆的中国古陶瓷学者霍布逊到戴维德基金会东方艺术博物馆参观，一眼就发现了这一对来自中国的青花瓷器，并留意了瓷器上面写有明确的纪年——“至正十一年”。除此之外，这个懂得汉语、熟知中国陶瓷史的英国学者，还在瓷瓶的另一面读到了写有60个汉字的铭文，铭文明确记载了这件瓷器的时代信息。霍布逊教授眼前一亮，激动地告诉助手：“这是两件伟大的作品，由于它们的出现，一段中国陶瓷史将由我——一个外国人来改写！”同年，霍布逊发表了《明以前的青花瓷》，热情洋溢地向全世界介绍了这对中国元代青花云龙纹象耳瓶，打破了中国国内的学者长期以来认为元代陶瓷无精品的结论，揭开了元青花研究的序幕，为中国陶瓷史填补了一项重要的空白。

　　霍布逊教授对元代青花瓷的研究成果公开发表后，受到了全世界同行的关注，但是在元青花的故乡中国却受到了令人尴尬的冷落与漠视。由于当时中国社会动乱、文化窒息，没有人有兴趣、有条件去做这方面的研究，加上古董藏家主要是那些对元朝素存敌意的清朝遗老遗少，他们从心理上就排斥元代器物，谁还会掏钱去买它？没有买家，就算元青花貌若天仙，自然也难以吊起唯利是图的古董商们的胃口。中国人对元青花置若罔闻的态度，被一些外国学者理解为是对霍布逊理论的否定。于是，元青花第一次浪潮迅速溃退，终成昙花一现。

　　二十几年眨眼过去了，霍布逊教授连带他的义子“元青花”渐渐被人遗忘。1952年深秋，仁慈的上帝又一次用悲悯的阳光照亮了那些元朝人的“弃儿”。这一天，土耳其国家博物馆(微博)接待了一位外国同行——美国佛利尔艺术馆的中国古陶瓷学者约翰·波普博士。当馆长得知对方专为考察中国陶瓷而来，不禁感叹：“怎么来的是你，而不是中国人？”

　　约翰·波普博士幽默作答：“上帝说，人类的精神财富本该共享！”次日，约翰·波普博士在同行们的陪同下进入托普卡比宫博物馆。

　　托普卡比宫(图14)位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的欧洲部分，占地约70万平方米，宫墙高大庄严、气势恢宏，置身其中，很容易让人感受到曾于中世纪时期叱咤欧亚非大陆之间的奥斯曼帝国的雄风。无情的历史极少眷顾没落的辉煌，但现代人的想象却往往会驻足于凝固的文明之上。这就是今日之托普卡拉比宫的魅力所在，因为它不仅完整地保留了奥斯曼帝国的金属外壳，更重要的是它还用世界各国缤纷的古代文明填充了它那早已空空如也的腔肠。其中，最令世人注目的是10000余件来自中国的瓷器珍品，这些瓷器囊括了从公元13世纪——20世纪的中国瓷艺精华，特别是一些存世稀少、堪称孤品绝笔的大器，更让全世界大批热爱中国古代陶瓷艺术的学者与藏家趋之若鹜、纷至沓来。约翰·波普博士就是其中的一员。

　　约翰·波普博士在中国展品厅逐件观看，不时请求陪同的主人允许他将展品取出观察。当主人将一只体积硕大的青花葫芦瓶小心翼翼地取放到桌上时，博士轻轻发出一声赞叹：“上帝啊！”

　　这只青花葫芦瓶高60.5厘米，外形八方，上下又分成八个层次，画有八种花卉、八种水果、八种昆虫以及八种象征吉祥的纹饰。身为中国古陶瓷学者的约翰·波普博士曾在世界各地考察中国古代陶瓷，体积如此之大、造型如此之美、发色如此之艳、画工如此之精的青花瓷，他还是第一次看见。记者在他后来的文章中读到这样的描述：“……那一刻，我的心在不住地颤抖，我不敢相信那一件件如蓝天白云般的瓷器全部都是出自古代中国人之手，因为我以为只有万能的上帝之手才能创造出如此气势恢宏、美妙绝伦的陶瓷作品！”(图15-17)

　　约翰·波普博士此次考察的成果是划时代的，他以英国人霍布逊发现的那一对颈部刻有铭文的中国元代青花瓶为母本，用敏锐而精致的艺术眼光，从土耳其托普卡普·撒莱博物馆藏的10000多件中国瓷器中挑选出数十件造型与纹饰相似，在胎土、施釉、青花料、绘画技巧等方面具有共同特点的青花瓷，反复比照研究，确定以霍布逊公布的象耳瓶上的纪年为名，将这一类瓷器命名为中国“至正型”青花瓷，并先后据此写下了两本著作——《14世纪青花瓷器：伊斯坦普托普卡比所藏一组中国瓷器》、《阿德比尔寺收藏的中国瓷器》。这两本书与霍布逊博士的著作一样，先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瓷学界，开创了系统性研究元青花之先河。

　　令人遗憾的是：命途多舛的元青花，似乎命中注定只能用一种非艺术的形式来向世人炫耀它那非凡的艺术生命。约翰·波普博士对中国元代青花瓷的热忱，仍然没能唤起新中国陶瓷界的专家学者们对这个元朝“弃儿”的眷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国内业界或是不承认元代有青花，或曰“不值钱”、“太粗糙！”对外国学者的研究著作嗤之以鼻、无人问津，致使元青花认祖归宗之路再一次半途夭折。

　　又是几十年过去了，直到上个世纪中期以后，两位洋教授关于元青花的理论才姗姗来迟地被国际市场所印证，随着元青花瓷器在国际拍卖市场上的价格节节攀升，中国的藏家和专家才把目光慢慢移了过来，渐渐发现这个美妙的金娃娃果然真是元朝“弃儿”，与自己有着扯不断的骨肉深情，特别是后来天价元青花的出现，更让大家争先恐后地把热情投向那些个从“弃儿”变成“宠儿”的蓝白色尤物。这等背景，如果元青花会说话，只怕也要感叹一声：“人情冷暖，世道炎凉！”

　　不管怎么说，中国的元青花跑火了，终归是值得高兴的事，它不但极大地提升了中国文物在世界艺术品市场上的地位，更重要的是由此而引发了对一直处于空白状态的元代青花瓷的探讨与研究。对此追宗朔源，留存在我们记忆里的当然不应该只有那个把“鬼谷子下山”的天价故事带进欧洲的老哈恩男爵和那个揣着中国宝葫芦做金钱梦的老屠夫，我们更应当感谢霍布逊教授和约翰·波普博士，是他们将“元青花”从含混不清的“明清瓷”的概念中剥离出来、单立门户，若没有他们，带着浓郁异族色彩的“元青花”，至今也许还不一定能在中国陶瓷史上独立成篇，占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