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吴树(微博)《谁在收藏中国》 第四章

　　地下盗墓、海底捞宝、国库窃珍……一条完整的黑色文物产业链震惊中外。外电报道：中国人又玩起了“地道战”和“甲午海战”……我国的文物资源，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

　　于京城各古玩市场窥视多年，最引起记者兴趣的倒不是在潘家园地摊上仰俯之间的“捡漏”与“打眼”，我一直在密切关注这些特殊商品的源头及它的社会属性。关注的结果只能用一个字形容——痛！我们在享受文明社会馈赠之泛自由的同时，却正在从社会层面上让人根断了历史，成为漂浮在宇宙尘埃之间标榜躯壳的“自我”。我们在享受物质财富的同时，却纵容由于蛋白质过剩而变得昏聩的大脑，肆无忌惮地去虐杀与之孪生的精神文明。盗墓、制假、敛财、尔虞我诈，这些本属于前世纪的资本衍生物，渐渐从旧的资产拥有者缔造的各种掩体中纷纷突围，赤裸裸地横陈于我们的视野之中。

　　○沙漠盗宝者的先驱

　　在新疆罗布泊西北角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东端，有一大片崎岖不平的风蚀地带。到了夏秋季节，这里烈焰当空、热沙腾烟，摄氏70度以上的高温将空旷的沙野变成一只巨大的烤箱，烘干了所有地面上的生命，万籁俱寂、寸草不生，就像一幅写实炼狱的油画，让人望而生畏。可就在这样一处“死亡之海”，从上世纪初叶开始，一直活跃着一批批胆大妄为的盗匪恶贼。(图36)

　　有据可查的资料显示：近代最早染指罗布泊沙漠地下王国的人，是一位名叫斯文·赫丁的德国籍瑞典地理探险家。(图37)1901年，斯文·赫丁被热恋的女友无情抛弃，这个冲动型血质的日耳曼男人怀着对爱神的诅咒，带领他的驼队踏上这块被上帝封存的土地，想通过肉体的自虐减轻灵魂的痛苦。在炽热的沙海中折腾一周后，斯文·赫丁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在熟悉道路的中国向导帮助下，他庆幸地存活了下来。这一次探险，斯文·赫丁尽管一无所获，只是让自己精神上的痛苦在摧毁肉体的过程中得到释放，但是，这一片沙漠死海却仿佛在冥冥之中向他发出了某种神秘的暗示，让他回国后仍日思暮想、无法释然。

　　正是迷惑于那种神秘的暗示，1902年，斯文·赫丁第二次进入罗布泊沙漠。不幸的是，就在他距离揭开罗布泊之谜仅剩下一步之遥的时候，他的驼队却因为迷路而缺水，差一点全军覆没，干死在沙漠里。就在斯文·赫丁不得不沮丧地结束第二次探险，向驼队发出撤退指令的时候，在前方探路的中国向导无意中发现了一块很精致的雕木板，返回营地后交给了主人，并且告诉他在发现雕木板的地方，有大土堆、有房屋的残墙和古塔似的土疙瘩，象是很早以前曾经有人在那里居住过。斯文·赫丁听完讲述后内心欣喜若狂，但表面上装着若无其事，只是详细向向导询问了发现这块木板的准确方位、周围有一些什么特征，认真做完纪录后原路返回。

　　半年后，斯文·赫丁轻车简从，第三次来到罗布泊，这一次他的目标很明确，直奔头一次向导发现雕木板的地方。尽管斯文·赫丁手里握有根据向导的描述绘制的地图，但在光秃秃、没有任何标志的茫茫沙海里，他的驼队转来转去，仍然没找到目的地。一个星期后，由于在沙漠里行走的时间过长，又无法找到水源补给，斯文·赫丁的几名随从和他们的骆驼因干渴先后死去，永远留在了沙漠，只剩下斯文·赫丁独自一人拉着一只骆驼艰难回撤。可就在这个野心勃勃的日耳曼人对此次探险彻底绝望的那个夜晚，上帝为他上演了一幕令世人垂涎欲滴的童话。

　　斯文·赫丁在后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那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夜晚，我的心随着落日坠入了黑暗。同伴和他们的骆驼相继死去，上帝把我和一只可怜的骆驼孤独地抛弃在茫茫沙海之中。干渴、饥饿、疲倦、绝望……我伏在骆驼背上睡着了，任由它把我带向何方。我甚至想到天亮之前我会死去，我后悔自己不该闯入这个古代中国人设下的凶险陷阱……

　　“我醒过来的时候，天刚蒙蒙亮，当我环顾四周后，简直要发疯了！眼前的沙丘上，立着三间房屋的断壁残垣，古老的门墩、已成朽木的门柱……不远处，还有半座高约5米的残断土塔——上帝将一个中国汉代古城遗址完整地呈现在我的眼前，我给它定名‘三间房’遗址……”

　　做完祷告后，斯文·赫丁顾不上用餐，单枪匹马，顺着地表的痕迹开始向下挖掘。一件件令他兴奋不已的文物不断呈现出来：古钱、古文书、丝织品……

　　两天后，饥渴交迫的斯文·赫丁不得不在死神面前屈服，丢下手里的铁铲，然后牵着唯一存活下来的一只骆驼，载着几大包本属于中国人的珍贵文物侥幸逃生。事后有史家玩笑说：“上帝一定是属于西方人的，死神是属于中国人的！因为上帝把楼兰古城的财富和秘密送给了斯文·赫丁，而死神却撵走了那个贪婪的西方盗贼，把更大、更多的宝库留给了中国人自己。”

　　数月后，一个新的英文名词——“LOU－LAN”忽然频繁地出现在当时几乎所有的欧洲报纸上，伴随着它脍炙人口的还有一个风靡世界的美丽传说：在中国新疆的罗布泊沙漠下面，沉睡着一个神秘的古代王国，它的名字叫LOULAN(楼兰)。两千多年前，那里曾是一处水丰草茂、阡陌纵横的美丽绿洲，城里商贾成群、美女云集，满目珠宝、过眼绫罗。当时的西汉王朝曾以此地为信道，联络西亚、交好天下。数百年后，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富庶的王国忽然消逝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一片荒无人烟的茫茫沙漠……两千多年以后，一位名叫斯文·赫丁的西方人，在罗布泊沙漠找到了楼兰古城的遗址，发现了耸立于沙海之上的高门大柱、断壁残垣，还有熟睡在沙毯下面的楼兰美女和怀揣珠宝的西亚商人……

　　就这样，死河罗布泊旁的一个神秘、久远的地下王国，被演化成五颜六色的童话，披着诱人的面纱，风情万种地飘入了欧洲人的梦境。许多贪婪财富的商人、贪婪未知的学者，争先恐后、整装待发！

　　斯文·赫丁是上帝的使者，他九死一生的探险经历使一个沉沙千年的文化遗址重见天日，为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增添了光彩夺目的一页。同时，斯文·赫丁也是罗布泊沙漠里的第一个盗贼，他对楼兰遗址的掠夺，揭开了这里野蛮盗抢中国文物的序幕。在斯文·赫丁身后，一拨又一拨西方探险家先是打着“考察”旗号，诡秘地进入遗址腹地，肆无忌惮地挖坟掘墓。

　　后来，他们认为楼兰被盗尽抢光了，便又把魔爪东移，伸向沙漠宝库——敦煌。

　　1905——1914年，匈牙利裔英国人马克·奥利尔·斯坦因两次来到敦煌，打着要把“圣僧玄奘”从印度带来的佛经送回原处的幌子，骗取了当时敦煌看守王道士的信任，先后仅花费700两银子，攫取精美的佛经29箱、绢画1000余件、名贵手卷570个，然后雇佣了一个庞大的马车队，将骗得的中国珍贵文物悉数运回伦敦。由此，他在世界考古界大获殊荣，并得到维多利亚女王亲自授予的爵士称号。

　　斯坦因之后，年轻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Peliot)接踵而至，他凭借卓越的汉学知识，一连三个星期把自己关在敦煌石窟里，于微弱的烛光下挑选出藏经洞中的精华典籍6000余卷，装了满满10大木箱，然后仅付500两银子，将它们运走。此后，日本的橘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的鄂登堡，美国的华尔纳等人又先后从莫高窟“买”走了不同数量的经卷。敦煌宝库的珍贵典籍，至此损失大半，精华部分更是所剩无几。

　　○盗墓狂潮

　　进入上世纪中叶后，随着文物收藏热的不断升温，越来越多的“地老鼠”似乎受到了斯文·赫丁之流亡灵的召唤，也纷纷涉足罗布泊，成批地活跃在沙丘古墓之中。特别是近些年来，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文物交易暴利的刺激下，日渐猖獗的盗墓狂潮更是将这个本可以重见天日的地下楼兰王国，推向万劫不复的困境之中。你只要稍加留意，一条条触目惊心的“贼讯”不间断地见诸于新闻媒体，足可以让那些关注楼兰文化的人们提心吊胆。

　　新华网乌鲁木齐2003年2月12日电：“春节刚过，著名探险家赵子允和他带进罗布泊的一支探险队发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古楼兰王陵被发现并且被盗……”赵子允向媒体描述：“进入第二个墓室，我们看到的是已经被盗墓贼劈开的彩棺。我们估计，大概有4具彩棺被劈开，干尸及绸缎碎片扔得满地都是，那些彩棺的颜色非常华丽。墓室里面的壁画是一大群大臣模样的人正在行礼，栩栩如生，可惜的是，壁画也被损坏，没有被完整地保留下来……”

　　2004年，《中国新疆网》报道：“现在楼兰挖掘出来的古尸一共有6具，但没有一具是文物部门挖掘出来的，都是盗墓者挖开墓穴，尸骨扔在一边，将里面的文物洗劫一空……”

　　同年，该报连续报道：“新疆考古研究所在营盘遗址挖掘古墓，竟然有一群盗墓贼明目张胆地在离他们十几米远的地方盗墓，一边挖一边还嗷嗷叫唤，说比赛看谁挖得快。结果考古研究所挖了一座，而盗墓者却挖了三座。”

　　2004年4月24日《泉州网》报道：“两个盗墓者进入楼兰，迷路后水尽粮绝而亡，过了3个月被人寻到，已变成木乃伊”。

　　在众多媒体报道的诱惑下，2005年秋，记者跟随一个电视摄制组进入罗布泊沙漠。在途经龙城到白龙堆的路上，随处可见被刨开的墓坑和被丢弃的尸骨，以及一些被摔碎的古陶片，其惨状至今历历在目。

　　途中，我们还遭遇了两伙盗墓贼，第一次是几个漂亮的新疆小伙，手里拿着用布包裹着的条状硬物路过我们的临时驻地。我问他们干嘛，他们回答：“散步！”在罗布泊沙漠的腹地“散步”，不亚于去阎王殿里探亲，何等直白？其实，我第一眼就看出他们用布包着的是盗墓工具。

　　第二伙人则是满载而归的盗墓者，他们把我们当作亲临一线收购文物的不法商人，毫不掩饰地将藏在蛇皮包里的“战利品”一一向我们展示：精美异常的丝绸制品残件2万元1平方厘米；彩色棺材板10万元一块；还有明显带有西域装饰特征的金银珠宝、首饰和其它生活用品。令人发指的是，连干尸和头骨，甚至是裹尸布，都成为他们盗卖的商品，而这些东西全都是研究古楼兰兴衰史的珍贵实物，几乎每一件都堪称国宝。

　　为了让我们相信他们手里的东西确实是真货，这伙人还用夹生的汉语，津津有味地向我讲述了他们运用游击战术与考古队周旋的故事：“我们找到的墓，他们(考古队)去挖。他们找到的墓，我们也去挖。他们白天干，我们夜里干！他们有警察保护，警察来了我们撤退，警察走了，我们去抢！考古队的人赤手空拳，怕死，我们有枪，不怕死！我们的汽车比他们的好，跑得快，就是被警察发现，他们的汽车也追不上我们，白生气！”

　　事后，当地的一位考古专家证实了这伙人所说的情节。他告诉我：当年入选全国重大考古发现的楼兰15号墓，就是考古队虎口拔牙，从一伙凶残的盗墓者手里夺回的。提起这件事，他们至今心有余悸。他说，15号墓里既有汉晋时代的绢、缣、绮、丝绣、织金锦、汉代铁镜，也有中亚艺术风格的麻质面具、黄金冠饰、金耳环、金戒指、波斯安息王朝的玻璃器具和艺术品，乃至希腊、罗马艺术风格的各类毛纺织品，可谓尽收天下宝物。特别是墓主人的特殊身份，更为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证据，如果一旦落入盗墓贼之手，势必留下楼兰遗址考古工作的“千古遗恨！” (图38)

　　新疆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张玉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地证实了这一切。这个被人奚落为“跟着盗墓贼搞考古的人”苦笑着对记者说：“一点不错，这些年尽跟着盗墓贼拣破烂了！” 　 

　　这话听起来心酸，但却是整个新疆考古研究所、乃至全国各地考古单位共同面临的窘境。张玉忠还告诉我们，由于各种原因，国家对于楼兰古城遗址还没有实施系统挖掘，但是，以“考察”、“探险”为名的各种“踩点”、大大小小的疯狂盗墓，却从未停止过。

　　有的学者据此悲观地断言：“我们已经永远失去了打开古楼兰文化宝库的钥匙！”这种担忧绝非危言耸听，丝绸之路有着怎样的准确脉络？当年东西方文化是怎样在这里交融在一起、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见证？古楼兰国因何衰败、又为什么会消失得无影无踪？由于大量物证被盗挖盗卖，这一切，可能会成为我们永远也无法解开的谜。

　　盗墓贼活动猖獗的地区绝不止于新疆，据有关部门统计：近二十年来，全国各地所发生的盗窃古墓的案例近百万起，其中有考古价值的古墓被毁掉近40余万座，光是内蒙古就有2000余座古墓被盗掘，至少有几万件随葬品被倒卖。著名考古专家李伯谦先生指出：“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王侯级墓葬的被盗率达90%以上。”为了证实李先生所言，记者检索了1997～2006年入选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在入选的100个古墓项目中，被盗率竟也达到90%。

　　一些见诸报端的零星报道，读了更让人不寒而栗：1987年1月至6月，仅半年时间，青海有1700多村民盗掘古墓2000余座，抢走文物1万余件，5000多件极具多门类考古价值的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珍品被哄抢一空；1990年，四川省23952座古墓被盗，大量可作古蜀文化标本的国宝级文物被一些不法之徒辗转卖出国门；湖南邵阳市某县在两三年内被盗古墓的面积，竟占全县2000平方公里的1／5；据统计，整个三峡工程共涉及遗址2000多处，其中重点文物保护地700多处。在此地进行抢救性发掘的考古工作者坦言：三峡遗址几乎全部被盗贼“光顾”过，无一幸免。我国文物资源丰富的陕西、山西、河南3省，更是成为海内外走私者买卖文物的金三角区域，被盗之墓，无法统计。据一位资深考古工作者爆料：近些年在全国范围内发掘的古墓，未被盗墓贼染指的竟不到5%。

　　以上只是一些有记载、统计得到的数字，至于那些“藏在深山人未识”的被盗古墓究竟还有多少，又有谁能数得清、统计得了？在河南洛阳，我和一位考古专家来到被挖得千疮百孔的盗墓现场，老人手捧着一块块被损坏的战国铜鼎残片，老泪纵横地对着上苍大声疾呼：“罪孽啊！罪孽！这都是国家一级文物啊！我考了一辈子古，也没见过这么好的东西。破坏一件，就少一件……”

　　大量事实证明：非理性、趋利型的全民收藏运动，加上国际文物走私份子的涉足，复苏了以拍卖业为龙头的中国古玩市场，同时也直接刺激了两大“行业”的灾难性繁荣。一是盗墓，二是制假。这里把盗墓称作“行业”，可能会引起非议，但不管你从理念上承不承认，这在很多地方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在陕西采访时，一位文化站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头些年说，‘要致富，修公路’，现在农民们都讲，‘要致富，去挖墓，一夜挖成万元户’！”盗墓，这种千古以来为人所不齿、万夫所指的勾当，现如今却堂而皇之成为不少人的谋生手段。在一些文物富集地区，甚至还出现了“盗墓专业村”和“盗墓专业户”。

　　陕西省咸阳市有个名叫鸭子沟的村庄，那里本来是个穷出了名的贫困村。该村由于紧靠咸阳，地下古墓很多，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当地的男子大多数人都以盗墓为生，白天在家睡觉，晚上外出打地洞。一位乡干部告诉记者：前几年，这个村很多人家就靠盗卖文物脱了贫，还有一些人家发了财。这几年由于当地政府加大了对盗墓行为的打击力度，大多数男人跑的跑，被抓的被抓，村里只剩下女人和孩子，成了远近闻名的“寡妇村”；另据《新京报》报道：在辽宁葫芦岛上，有一个由祖孙三代四人组成的“盗墓世家”，他们被捕后，警察从他们家里搜出“五乐图”、“出行图”等国家一级文物多件，所盗文物的收藏价值，就是一般县级博物馆的藏品也很难与之媲美。 

　　以上两例绝非偶然。据有关资料统计，近十年来，在全国范围内，因盗窃古墓被判死刑和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多达数万人之多，几乎每年都有丧心病狂的盗墓贼死于法律的枪口之下：

　　2003年，犯罪分子汤加权因盗窃国家馆藏珍贵文物和爆炸物罪，被喀则地区人民法院执行死刑；

　　1999年9月6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签发执行死刑命令，将盗窃国家一级文物北魏太和造像的盗窃犯、抢劫犯陈孟星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2001年，甘肃农民塔洛和旺堆两人因犯盗掘古文化遗址罪，被判处死刑；

　　2001年，河南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盗掘古墓罪判处盗掘永城芒山汉墓的团伙主犯张国华死刑。

　　尽管如此，在巨额暴利的诱惑下，盗墓现象非但未能得到有效遏制，相反，无论从参与人数还是交易额上看，都有向产业化发展的趋势。在一些大的盗墓团伙内部，已经形成了一条从踩点、盗墓到销赃，组织严密、作案手段高科技化的非法产业链。他们用盗卖文物换来的金钱，系统购买了先进的交通工具和现代化的盗墓设备，在近郊邻村的墓葬被挖掘殆尽后，便三五成群地涉足深山老林、荒郊野岭，有目的、有计划地对一些古墓甚至是古墓群分期分批进行完整的挖掘，导致我国地下、地上文物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大浩劫，“十墓九空”成了令各地考古工作者痛心疾首的残酷现实。许多具有重要考古价值的墓穴干脆就是被盗墓贼捷足先登，再由考古队去吃残羹剩饭。有考古工作者玩黑色幽默，篡改了一首流行歌歌词自嘲：“阳光总在风雨后，盗墓总在考古前！”对此，陕西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张建林就曾无奈地向记者坦言：“碰上一处没被盗过的墓葬几率是千分之一，能碰上一处没有被盗过的墓葬群则是万分之一的幸运！”

　　已然产业化的盗墓行当既成事实地摆在了我们的文明社会面前，对于这个人数越来越多的犯罪群体，法律似乎显得多少有些无奈。举个例子说吧，陕西省现有107个县，从事文物保护工作的专业国家工作人员大约四五千人，有些边远地区压根儿就没有这方面的人员。而据粗略统计，陕西的职业盗宝、走私文物的人数也接近四五千人，若是把兼职的、为生活所迫“客串”一把就收的人都计算在内，则远远超过这个数目。尽管法理从来没有承认过“法不责众”，但毫不夸张地说，假若将全国所有参与过盗墓的人都送进监狱，恐怕现有羁押场所的容量至少得翻上一番。所以，除开涉及国家重大文物案件的人员外，对于一般的盗墓贼，很多农村基层派出所只有采取“捉放曹”的办法，课以罚款后就教育放行。如此一来二往，这些人不知不觉的就将罚款视为纳税而已。听说还有这样一例：某盗墓贼在外乡作案被抓后大声叫屈：“我在老家派出所还过税了，你们凭什么又抓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