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吴树(微博)《谁在收藏中国》 第四章

　　○海盗麦克·哈彻

　　1985年夏，中沙群岛。

　　阳光、海浪、金色沙滩。一艘挂着米字旗的海轮劈开一顷碧波，悄无声息地在南中国海的中沙群岛一带游弋。船头上站立着一位50多岁的爱尔兰男人，此人留着两撇如同米字旗一样富于标志色彩的八字胡，长得五大三粗，目光深邃狡黠——麦克。哈彻，英国海上打捞专家，此次是以科学家的身份被准予来到南中国海进行“科学考察”。他手执一只高倍高清晰度望远镜，刚一进入中沙群岛，就急不可耐地在湛蓝的海水与雾蒙蒙的陆地间搜寻要找的目标。

　　一旁，站立着哈彻的两个助手，一位是戴着耳机的声纳专家，另一位是身着水鬼服的潜水专家。

　　“调整波段，全方位搜索！”哈彻发出指令。他眉头紧皱，似乎难以抑制从内心透露出来的焦炙情绪。一年来，他已经是第三次来到这片水域“考察”，可至今却还没有寻找到“考察”对象。

　　哈彻又一次打开揣在兜里的一本书，那是荷兰人詹姆斯·哈斯伯格所写的《东印度航行指南》，书皮发黄，一看就知道被翻阅过无数遍。其实，对于哈彻来说，他对这本书感兴趣的只是其中一小段：“1822年1月14日，‘泰兴号’从中国厦门港出发，驶往爪哇。这是一艘长50米、宽10米、重1000多吨的巨型帆船，船上载有2000多名乘客和船员，压舱的是100多万件产自景德镇的瓷器，包括茶具、水杯、化妆盒等。船驶到中沙群岛时，不慎触礁，完全沉没。2000名乘客中，只有198人被路过的‘印第安娜号’轮救起，其余全部葬身海底。”

　　为了求证这100多个文字，哈彻先后派出多名考古人员在南中国海翻腾，并且安插眼线，在东南亚各国探听一切与这艘沉船有关的消息。一个月前，他终于从一位菲律宾渔民那里得到了重要线索：那位渔民在南海的一个岛屿附近打鱼，意外发现了一艘沉没于海底的中国古船，从中打捞出很多中国瓷器。

　　哈彻派人从那位渔民手里买回几件瓷器，请了两位中国陶瓷专家辨认，结论一致：全部属于清朝康熙年间江西景德镇出产的精美青花瓷器。于是，哈彻刻不容缓地重组船队，第三次进入南中国海。显然，如果认为哈彻的兴师动众真是为了“科学考察”，或是为了寻找那艘沉船上的长辫子中国人的遗骸，那无疑都是笑话。不言而喻，他所作的一切，只是为了窃取那艘沉船上价值连城的“中国宝贝”。

　　“声波定位仪显示出不规则的海床！”助手惊喜的叫喊使陷入沮丧情绪的哈彻为之一振。

　　“但是磁力计的变化不大……”两种精密仪器测试出现的矛盾，使得情绪本来就相当糟糕的哈彻更加烦躁和沮丧，他恼怒地下令：“返回！”因为按照一般规律，即便海底出现大型不规则物体，但是如果缺少磁力数据支持，那就有可能是碰上了礁石或别的自然态物体。

　　可是就在船只掉头的时候，探测仪的表盘上突然出现了一幅惊人的画面：大约30米深的海底，有一个四米高、四十米长、十多米宽的巨型物体。

　　哈彻兴奋得几乎要发疯，马上下令停船抛锚。“下，都给我下！”他大声驱赶潜水员下水勘查，同时，他自己也换上潜水服，迫不及待地同雇员一起朝掩埋在深水中的目标物游去。

　　下潜30米后，他们来到了不明物体跟前，当潜水员们七手八脚除去庞大物体外表的泥土和珊瑚后，哈彻眼前倏地一亮——那是一艘沾满青苔的沉船，尽管经历了一百余年的潮起潮落、暗流冲洗，沉船里拖着大辫子的人们早已尸骨无存，但是他们生前所拥有的财富却仍然完好无损地沉睡在尚未解体的船舱之中：一件件在淤泥里幽光闪烁的珠宝，近200平方米的精美瓷器堆……

　　哈彻随手拾起一只青花将军罐，用手套稍加擦拭，那尤物即刻色彩如新，显得雍容华贵、精美无比。麦克。哈彻眼花缭乱、如痴如狂，他仿佛是进入宝窟后的阿里巴巴，精神亢奋，在海底手舞足蹈起来，若不是助手将他死死抱住，他一定会扔掉保命的氧气面罩，亲自去捞取满船的珍宝。

　　直到氧气快被耗尽，哈彻才慌忙装起几件彩瓷和青花瓷标本，笨拙地在胸前划了个十字，被助手强行拖出海面……

　　三天后，哈彻请来了英国著名海难研究专家尼戈尔·匹克福为沉船做鉴定，结论是：“这就是《东印度航行指南》中所描述的‘泰兴号’沉船。船上100多万件瓷器大部分出自康熙年间的中国景德镇，多半都是官窑精品。”

　　一个月后，英国一家报纸率先发布了以下消息：“海上打捞专家麦克。哈彻的船队在公海打捞出一艘177年前的中国沉船‘泰兴号’。这艘大型帆船上装载着大量的中国瓷器，有杯子、盘、碟、碗、罐、花瓶等。这些瓷器大部分产自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中国瓷都景德镇，还有一部分由中国三大古瓷都之一的福建德化窑生产。其中不少瓷器生产于更早的年代，有些可以追溯到15世纪。这批瓷器共36.5万件，虽然有各种不同的形状和不同的尺寸，但是装饰风格基本相同……”

　　令人不解的是，此前为“泰兴号”沉船做鉴定的尼戈尔·匹克福曾向外界爆料说船上的瓷器最少在100万件以上，此刻怎么只剩下36万件？难道多半已被哈彻出手卖掉？更为奇怪的是：此则新闻消息发布后，在很长一段时间仅止于两三家报纸的“纸上谈兵”，并没有人亲眼见过这批让拍卖行和收藏界眼馋的珍宝，就连哈彻本人也不知去向，他就象一个会使障眼法的魔术大师，发布新闻后，就连人带物人间蒸发。

　　事后通过船员透露人们才得知：那段时间，狡猾的惯盗哈彻将他盗捞的中国宝贝藏匿在公海。藏匿赃物于公海，在影响不大的报纸上发布简短消息，等一年限期过后，这些赃物变成了在公海打捞的“无人认领”之物，然后再大肆宣传造势、交付拍卖，这就是哈彻处心积虑设计好的阴谋。同时，为了牟取更大的商业利润，这个用西方“文明蛋白质”合成的海盗，竟然丧心病狂地将100多万件瓷器砸碎大半，弃之大海，仅留下36万件精品中的精品，准备高价拍卖。

　　一年之后，哈彻带着部分窃捞品的照片，姗姗来迟地出现在众多大型新闻媒体上。他宣布：按照国际公约中“无人认领的沉船允许拍卖”的规定，他将把“公告一年后仍无人认领”的“泰兴号”沉船上的所有中国文物，交由英国嘉士德拍卖行，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公开拍卖。

　　令人遗憾的是，从哈彻盗宝、藏宝到卖宝，在将近两年多的时间里，对于这一桩巨量海底文物被盗案，中国文物部门竟然毫无察觉。直到拍卖公告发布后，中国考古学界才姗姗来迟地作出反应，纷纷通过发表文章、致电有关国际组织等方式，指责哈彻这一非道义性的行为。同时，还要求哈彻遵守一九八二年制订的《联合国海洋公约》，与“泰兴号”的来源国中国共同协商处理这批文物。不幸的是，这些迟到的“正义举动”均发生在英国媒体公布消息一年以后，最终只是被外界视为一种外交姿态，未能引起任何反应。

　　不久，中国国家文物局收到了麦克。哈彻寄来的文物目录和荷兰拍卖会的邀请。当时恰巧国家要在海外征集一批瓷器补充故宫(微博)藏品，在抗议无效的情况下，故宫派出著名的陶瓷专家冯先铭、耿宝昌携带3万美金去了拍卖地荷兰。这一举措让知情的国人为之愕然。   

　　拍卖前，冯先铭与耿宝昌照例先参观拍品预展。这两位中国陶瓷鉴定界的泰斗级人物步入展厅后，第一眼就看见展览大厅正面的显著位置上矗立着一块巨幅广告牌，牌上用英文醒目地写着：“两百年前订货，今天到港”。冯、耿二老心情沉重地对视了一眼，这样的尴尬局面对于他们来讲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多少年、多少次，法国、英国、美国……一件件在那些屈辱时代被人掠夺而陈设在异国博物馆里的中国珍贵文物，曾让他们痛心疾首、屈辱交加。而这一回最为窝囊，他们的任务是：用从贫困的国库里取出的金钱，购买被人盗走的祖宗遗产。

　　拍卖会在著名的希尔顿饭店正式举行，拍卖厅人头攒动，座无虚席。开拍前，由于冯先铭和耿宝昌代表中国政府参加此次拍卖会，被安排执一号牌，坐在前面。知道底细的人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他们。两位专家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头也不回，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一件件与自己血脉相通的拍品。这些祖宗的尤物，当年曾怀着修好万邦的梦想、征服世界的雄心漂洋出海，谁料到一朝倒帆，竟被海盗们挟持他乡、沦为他人的摇钱树！呜呼哀哉！

　　拍卖师高昂的叫卖声将冯、耿二位惊醒。开拍了，结局在意料之中：中国政府派员参加竞买，无疑大大抬高了这些中国瓷器的身价，大件物品在众多的外国富翁包围圈里追波逐浪，小件物品被打包起拍，多数也在预估价的10倍以上。冯、耿二位的中山装兜里仅揣着3万美金，除开又免费获得一次国耻之外，连拍品的边儿都碰不上。在拍卖过程中，海盗麦克。哈彻始终面带金灿灿的微笑，居心叵测地注视着两位表情严肃的中国人，最终将用所盗中国文物拍得的2000多万美金收入囊中。

　　几天后，在拍卖会上一无所获的冯先铭和耿宝昌在当地古董店里买下了康熙年间出口的两只瓷盘，怀着一腔悲愤无功而返。

　　其实，那个名叫麦克。哈彻的英国人盗捞中国海底文物已经不是一两次了，早在1984年，他就在南中国海盗捞过1753年触礁沉没的“歌德马尔森号”，船上15万件中国瓷器和125块金锭悉数被他猎入囊中。对这种“有前科”的海盗，怎么能够接二连三获得赴中国海域“考察”权呢？

　　当然，这种针对中国文物的国际海盗远不止麦克。哈彻一人，美国海底寻宝者、越战退役军人费尔·格里科也是其中一员。打开此人的公司网站，里面公开发售的中国古代文物多达万余件，价值数千万美元。费尔·格里科还自称，经过多年的测绘，他大脑里有一张“海底中国藏宝图”，那将是他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巨大财富。他这番话绝非空穴来风的“吹牛”，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这个来自号称“文明国度”的美利坚海盗，已先后打捞了16艘沉船，总共收获逾23000件中国古代文物，价值无法估算，此人的恶劣行径曾多次受到海内外华人的强烈谴责。

　　有人估计，在中国以及东南亚海域中大约有2000至3000艘中国古代沉船，其中以宋元船只居多，这些沉船上的宝藏大多是中国古代的精美瓷器。有专家称，这些沉船构成了一个“海底瓷都”。随着中国古代文物的不断升值，这些海底宝库受到越来越多的海上盗宝者的关注。尽管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等一系列国际公约在先，也曾有过一些国家据此成功地索回部分流失文物的先例，可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知道是由于对国际法的无知，还是缺乏与强国海盗对簿国际公堂的足够勇气，面对西方海盗对中国国宝的肆意掠夺，我国文物部门极少拿起法律武器去捍卫自己的权利、索回自己的国宝，只会从紧巴巴的国库里挤出有限的资金，或由一些爱国企业家掏钱，去境外竞买自家被盗的物品，其状之惨令国蒙羞、令人心寒。

　　麦克。哈彻盗捞并肆意销毁中国珍贵文物的海盗行径，极大地刺激了冯先铭、耿宝昌两位专家渐已衰老的神经，参加拍卖会前后他们接连失眠了数月。令人欣慰的是，此番羞辱，终令二位专家打破沉默、拍案而起。回国三天后，他们联名向中共中央上书，建议成立中国自己的水下考古队，以保护珍贵的海底文物。

　　有幸的是，二位专家的建议很快得到了中央领导的批复。1987年2月，中国第一支水下考古队宣告成立，毕业于北大考古系的历史博物馆工作人员张威首任队长，并临危受命赶赴荷兰学习水下考古。同时，国内一些媒体为了激发国人的“护国宝”之心，详细报道了“泰兴号”沉船被盗卖的经过。可不幸的是，这些消息一经传出，在民间得到的反馈却只有一句话：“海里的瓷器能卖大价钱！”没等张威等人学成归国，福建沿海被人戏称“民间水下考古队”的海捞船只抢先行动，掀动了一场哄抢海底文物的黑风恶浪。

　　外患未除，内贼横行，继陆上灾难性的盗墓运动之后，中国的海底文物资源又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

　　○沉船夺宝

　　2005年初夏，记者在潘家园那个福建女人的摊位上发现几件货真价实的明清瓷器，那些瓷器水垢老旧，形成一层厚实自然的“包浆”，一看就是新近出水的“海捞”货。记者用高出别人一倍的价格买下了这几件古瓷，以此为诱饵，向她打听这些东西的真实来历。

　　福建女人告诉我：她老家那里最近发现很多沉船，临近几个村子的人都不打鱼了，纷纷下海抢捞船上的宝贝，她的这些瓷器就是在表哥那里收来的。收摊后，我又请她到附近“刚记海鲜”搓了一顿，颇费周折让她打电话把我介绍给了她在老家的表哥林浩。

　　三天后，记者迅速赶往福建，找到了林浩。林浩是一位渔民，居住在福建省平潭县屿头岛“碗礁”附近的一个渔村，祖祖辈辈靠在海上打鱼为生。

　　“碗礁”是一座盘根错节的巨大礁石，位于福建省平潭县海域，早年这儿并没有什么正儿八经的名称，后来因为在这里捕鱼的渔民收网时老是会拖出一些古瓷碗，年长月久了，当地人就把古瓷碗当作这块礁石的记忆标志，“碗礁”就渐渐成了约定俗成的地名。

　　就在记者到达平潭县的后两天，“碗礁”一带海域接二连三发生了一系列突发事件，而且这些事件愈演愈烈，迅速惊动了北京的上层人物。

　　6月24日中午，气候不正路，火辣辣的太阳在海面上蒸发起一阵阵浓雾，弥漫着浓烈的烂鱼臭虾味道。渔民俞拥军早早收了网，开着一只小机帆船在碗礁一带转悠。在大约离岸800米的深海区，他远远瞧见邻村的渔民林浩还在布网。

　　俞拥军喊道：“收工了，没打着鱼，别把自己晒成虾干啦！”

　　“你过来看看！”林浩招呼俞拥军。他知道俞拥军这两年心思不在捕鱼，来海上漂荡是为了另外一样目的——寻找沉船和“海捞”。渔民们把从海底捞上来的旧物件称作“海捞”，近些年沿海渔民有不少人专业做“海捞”瓷器的生意。

　　俞拥军上了林浩的船，见船舱里横七竖八地搁着十几件青花瓷器，不光是碗，还有一对花觚、一只残破了的“将军罐”。他掏出指南针，前后打量着碗礁与对面依稀可见的山影，象是在目测什么，然后喝了一瓶啤酒，再将林浩船上的“海捞”瓷器拎走一半，说好回家付钞，便开船离开了。

　　俞拥军走后，林浩又拉了几网，鱼很少，还是些坛坛罐罐。要搁在他爷爷在世的时候，这些东西一文不值，早就被扔回大海了。可现在情形变了，把这些东西卖给走村串乡的文物贩子，多少都值几个钱，能碰上一些完整的立件，还可以挣一两千块钱，远比一门心思打鱼合算。

　　下午，林浩喜笑颜开地将自家的渔船靠岸。他也不知道今天哪来的运气，尽管没打到几条鱼，船舱里却又增加了几十件青花瓷器。他正想将这些东西装进麻袋下船，几个邻村的瓷器贩子迫不及待地围上船来。因为买的人多，他们自相竞起价来，林浩落得“渔翁得利”，只管坐在船舷上数钱。不一会儿，除开几件残破瓷器外，林浩船上所有的“海捞”瓷器都被文物贩子们瓜分了。下船后，一个外地瓷器贩子还专门请林浩进馆子喝酒，说是要包下林浩往后打捞起来的所有“海捞”。

　　入夜后，林浩乐滋滋地回到家中，喝过婆姨递上的凉茶，他满脸神秘地交给她一个大纸包。那婆姨打开纸包一看，欣喜若狂：“呵哟，两万八！”她连连在丈夫面额上亲了几十下，然后从中抽出十张百元大钞，说是返还给他的麻将经费。

　　当晚，林浩还在麻将桌上的时候，一个“水鬼”独自驾驶小船来到白天林浩捞到几十件青花瓷器的水域，他动作老练地换上一套老式潜水服，一次又一次地潜入海底。两三个小时后，“水鬼”借助微弱的月光，终于在20多米深的水域发现一团黑影——那是一条主体基本散架了的沉船，半截身子埋在沙土里，根据没完全腐烂的龙骨推算，此船应有20米长、5米宽，船体四周，散落着大量的瓷器和一些古代人的生活用具。

　　“水鬼”小心翼翼地将一件件瓷器装进事先准备好的有隔层的特制竹篓里，然后系上绳子游出水面，再上船将竹篓拉上船舱。这样一趟又一趟地来回往返，直到天快亮了，“水鬼”才极不不情愿地驾船离开。

　　次日一大早，林浩还没起床，便有当地派出所警员找上门来。

　　“听说你昨天大捞了一把？”警员询问道。

　　“没、没，都卖掉了，就剩下两只碗……”林浩是个胆小怕事的老实人，他让老婆把自己留下来的两只青花大碗找出来上交。他老婆不情愿地照办，嘴里咕囔着：“一没偷、二没抢，自己受累从海里打上来的，凭什么上交呵？”

　　警员没跟女人计较，当即记下了昨天买了林浩“海捞”瓷器的文物贩子名字和住址，嘱咐林浩以后捞到海底文物要交公，便起身走人。

　　经过一番调查，边防派出所的警员在当地几位文物贩子家里一共起获了7件尚未出手的残破瓷器，送到福建省文物局鉴定中心。结论是：1件普通文物、5件文物标本、1件非文物。

　　由于警员缺少文物知识，取证不全，导致当地文物部门对碗礁一带的海底文物等级判断失误，一次及时抢掘海底重要文物的机会失去了。可是，精明的文物贩子却从林浩打捞上来的这批精美瓷器中敏感地嗅出了其中的巨大商机。在短短3天时间内，他们就结集了福建、广东、浙江等六个省的打捞船队，分别组成了十来个专门盗捞海底文物的“股份公司”，有些“股份公司”还正式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他们要赶在国家考古队介入之前，尽快找到沉船，抢捞海底文物。

　　一连数日，屿头岛几乎变成了传说中的“黄金岛”，一场大规模的海底文物争夺战打响了，而且愈演愈烈。海面上到处漂浮着用于定位的红色浮标、各种类别的渔船、各种难得一见的新式设备。驻足海岸观看，只见穿着不同潜水服、操着不同口音的“水鬼”，不分昼夜地在陆海之间来往穿梭。入夜以后，这里灯光通明、人声鼎沸，一筐筐瓷器、古铜钱等精美文物被乱七八糟地打捞出水，稍有残损的就被砸得粉碎丢回海里。在财富的巨大诱惑下，国家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尊严丧失殆尽，通通被化作纸浆，浸泡在苦涩的海水之中！

　　6月30日早晨，一起意外事件的发生，使整个事件呈现转机。

　　早饭时分，记者刚走出旅店，就听俞村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俞拥军捞宝淹死了！”这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村子，亲戚朋友也都赶往死者家里探望。记者赶到愈家，就见俞拥军的婆姨一面替死去的丈夫烧纸钱、一面向来人哭诉事情的经过：她丈夫在买回林浩船上的瓷器后，当天夜里就潜水找到了碗礁沉船，并打电话找来了一位江西“瓷客”，带着现款住在家里收购。第二天消息传出去后，抢捞海宝的人蜂拥而至，为了多抢捞一些沉船遗物，俞拥军一连下水打捞了3天3夜没合眼。昨天半夜因为劳累过度，加上潜水设备出了问题，在海底窒息死亡。

　　俞拥军捞宝致死的消息，导致了媒体对整个事件的关注，碗礁哄抢盗捞海底文物的消息很快不胫而走。当日上午，兼任中国水下考古队队员的福建考古所所长栗建安、福州考古队队长林果正在福建漳州东山县做“福建沿海文物调查”，忽然接到一条手机短信：“在平潭县水下发现一艘古代沉船，存放大量瓷器，现在很多村民都在抢捞。”

　　7月1日，记者搭乘林浩的机帆船刚出海，就发现那里的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几十条船只盘旋奔突，海面上浮油成片、“水鬼”成堆、乱成一团，远远看去，犹如目睹一场正在进行的激烈海战。记者从未见过如此壮观的场面，赶紧取出相机，只见一篓篓瓷器从船舷边上频繁出水，惊叫的人声和被打碎的瓷器碰撞声混杂交响，不时还穿插着渔民们为争夺领地而发生的激烈争吵声和骂声。可惜就在此时，记者的相机在船只碰撞时失手掉进海里，我只好用线数不高的手机抢拍了两张照片，可不一会儿，手机也没电了。

　　正这时，林浩告诉我：“公船来了！”“公船”，指的是海上稽查队的船只。

　　“靠过去！”我说。

　　“不行！我船上还有瓷器……”林浩驾船掉头逃跑。我急不可待地掏出口袋里仅有的两千块钱丢给他，并威胁说：“你要是不把我渡过去，我就让他们去抄你的家，没收你所有的海捞！”

　　胆小的林浩经我一威胁，怕了，战战兢兢地把我送到缉私船上，然后赶紧调转船头朝村庄那边驶去……

　　缉私船上，匆匆赶到现场的福建考古队队长林果等人正在察看收缴的“海捞”瓷器，不一会儿，记者听到林果嘀咕一声：“又来晚了一步！”。接着，就见他情绪激动地拨通了国家水下考古中心主任张威的电话：“有惊天大发现呵，全是我们做梦都想要找的东西！你赶快过来吧……”

　　在林果等人“十万火急”的电告下，中国国家文物局迅速对碗礁盗捞海底文物的恶性事件作出反应——当天下午就下发了红头文件，要求立即制止碗礁盗捞行为。

　　7月2日，刚刚筹建、尚未完全取得发掘执照的中国水下考古队暂停了正在进行的课题研究，受命从东山县沿海移师屿头岛，对那里的海底文物进行抢救性发掘。

　　紧接着，平潭县公安局、边防大队和福建省边防总队海警一支队奉命对沉船海域实行戒严，将所有盗捞船只和潜水员驱赶出境(图55)。清场后，国家水下考古队顺着盗捞者留下的标记，很快找到了沉船，并对沉船的船体和遗物进行了一系列水下摄影，刻成光盘派人送往北京文物局。在国家文物局的会议室里，有关领导和专家正坐候实物，以期尽快做出判断，采取措施。

　　7月7日，国家文物局正式下达通知，将俞拥军等人发现的那艘沉船定名为“碗礁一号”，决定马上下拨专项经费，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其后，尽管小规模的盗捞行为还时有发生，但发掘工作最终得以顺利完成。

　　行动结束后，记者赶到了现场，只见船舱里到处都堆放着海捞瓷器，有的已经清洗，有的还正在清洗。听张威主任说，“碗礁一号”共出水16000件瓷器，初步统计有50多种器型，100多种纹饰，全部瓷器均来自景德镇，其中50%左右的器物采用高质量的高岭土烧制而成，工艺水平不亚于官窑。不过，尽管战果辉煌，“碗礁一号”的抢救性发掘充其量也只能算作亡羊补牢之举，他估算：在此之前长达一星期之久的民间盗掘，至少损失了康熙年间青花瓷器16000件，约占沉船遗留瓷器总数的50%左右。作为考古专家的张威还告诉记者：“碗礁一号”的出水瓷器是已探明的水下遗址中最好的瓷器。

　　针对大众关注的“碗礁一号”沉船，记者还采访了国家水下考古中心领队、福州市考古队队长林果。他介绍说：“这艘船上的古瓷器被盗捞很多，在沉船的若干个船舱中，有一个船舱被完全盗光了，损失很大……”

　　就在考古队清理“碗礁一号”的同时，记者所见盗捞事件并未完全停止，渔民们运用你进我退、你疲我捞的“游击战术”对付公安巡逻船只，转移战场，继续在附近又找到了几艘沉船，并施行盗捞。在记者离开平潭县的头一天，林浩告诉我：大练岛一艘古代沉船连续被盗捞了两三个晚上，基本上清仓。他还说，在“碗礁一号”与大练岛古沉船之间，一条明朝万历年间的沉船差不多也被盗捞一空。

　　○“国家怎么搞的！”

　　从记者调查的情况看，海盗与陆上盗墓贼在设备和手段的更新换代方面极为相似，只不过与陆上的盗墓贼相比，打捞海底文物的渔民们似乎显得更加理直气壮，不那么收收掩掩。在当地走访时，一位被派出所拘留的闵姓渔民就理直气壮地对记者说：“国家怎么搞的，你捞合法，我捞就不合法？外国人捞你不管，中国人捞你反倒要抓人，哪有这种道理？老古话说得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自古以来，谁听说过从大海里捞上来的东西要交公？不交还要坐牢，这不是欺负老百姓吗？”

　　一连串的问号，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我又问他了不了解《文物法》，他却余怒未平地回答我：“法律是国家制定的，国家肯定站在政府一边哪！假若让我们老百姓定法，法就不是这个样子，又不是偷的抢的，犯哪门子法？”

　　话虽说得理直气壮，但由于近两年监管力度的不断加大，渔民们从打捞到卖出都有很强的防范意识。记者发现，我们只要与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在一起，就没人搭腔，但是当我一个人进村的时候，总能碰上“卖货”的人。他们一般是驾驶摩托车在村头晃荡，发现有外乡人，便过来低声问你：“找什么人？”你如果回答“找货”，他再问：“你要找什么货？”然后确认你不是公安侦察，再把你带进家里，一件件给你亮出自己从海底捞回来的宝贝。这些宝贝一般都是瓷器，也有少量铜器和金银器，价格比外地市场当然要便宜很多。以一件康熙朝民窑精品青花碗为例，在北京古玩市场的地摊上2000元左右，在古玩城的古玩店里4000元左右，在拍卖市场上的价格是10万元甚至更高，而在这里只需花上1000元左右的价格便可以成交。这还只是在“碗礁号”出水后的价格，在此之前，这样一只康熙碗在当地出售仅几元到几十元钱。

　　价格落差这么大，来这里买宝的人自然就越来越多。买的人多了，盗捞的人就更多。这种水涨船高的法则却迫使后面的环节失去平衡，由于盗捞者的数量越来越多、他们所使用设备也越来越先进，这就使得执法成本越来越高，考古队与公安部门由于经费不足，常常陷入捉襟见肘的尴尬境地。因此，对于盗捞沉船的前期打击力度有限，往往只能被动地跟在盗捞者的后面抓人、罚款、放人，与陆地上打击盗墓的情况基本相似。如此反复，盗捞者的胆子越来越大，反正抓到了也就是关几天，罚点钱，再说，这捉捉放放有点像在大海里捕鱼，漏网的概率比被抓的概率还是大很多。

　　“现在，我们每发掘一处沉船遗址，几乎都有被盗者践踏的痕迹！”国家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张威一句话点明了水下文物保护的严峻形势。他举例说：1998年底至1999年初，科学家在中国西沙群岛及附近水域开始了名为“南海诸岛考古项目”的考古调查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果。在华光礁、北礁、银岛，发现了五代、宋、元、明、清各个年代的水下文物遗址13处，发掘出一批宋元瓷器，石锚、象牙等文物。这些出土文物对重复证明中国是最早到达南海诸岛和西沙群岛的国家，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接着，张威主任十分无奈地说：“但是，这片遗址在科考人员到达之前，也曾被当地渔民哄抢过。我们在当地人的带领下，看到周围到处是船的碎片，可以肯定这艘船被人用炸药炸过。沉船在一个巨大的珊瑚礁盘之上，水深大概5米左右。勘测工作完成后，我们确定这艘船应该有一大部分曾经露出过水面，但是经过这么多年风吹日晒和人为破坏，船体都已经消失，文物也损失过半。”我惊奇的发现：张威的感叹与新疆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张玉忠面对猖獗盗墓时的无奈如出一辙。

　　在英国人哈彻将在南中国海盗捞的中国文物公开拍卖的四年后，中国内地也开始了对海捞文物的公开拍卖。

　　2005年年底，一批在海底沉睡了数百年的海捞瓷首次登陆拍场。尽管这些瓶瓶罐罐算不上官窑名品，但在中国嘉德(微博)四季拍卖会上却大显身手。200多件拍品总成交额达2727万元，成交率为92.05%，而拍前的预估成交额仅为100万元。

　　2006年5月中旬，两件海捞瓷中难得一见的大型器物，亮相于北京京广中心举办的一次拍卖会上：一把元末明初青花龙纹大提梁壶以671万元人民币落槌，一只明洪武釉里红莲口鱼藻大盘以792万元人民币拍出。

　　同年10月，又一件开价100多万人民币的青花大盘在北京某家拍卖会上亮相。中国水下考古队执行队长林果从电视里看到大盘的画面后对记者说：“我可以断定那只大盘就是从福建平潭大练岛海域打捞上来的。”至于这只大盘是怎样流入拍卖市场的，他也不知道。

　　记者曾就此与一位福建籍的文物贩子作过交谈，他愤愤不平地说：“是文物就应该放到故宫里面去，我们没有意见，可是弄到北京来也是拍卖呀！他们是卖我们也是卖，而且我们还得辛辛苦苦冒着生命危险从深海里打捞，为什么他们卖钱就合法，我们卖钱就犯法？太不合理！”

　　合理也好、不合理也罢，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罢，一拨又一拨对海捞文物的高价拍卖，大大刺激了沿海渔民们盗捞海底宝物的热情。而且，在巨额经济利益的诱惑下，一条条高智能的地下交易通道日渐形成规模，买卖双方在交易地点、交易价格、交易模式上经过两年的磨合，已经有了许多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

　　福建省有几个离海近、离机场不远的村庄，是盗捞文物的第一道中转站，那里长年活跃着一批专门给盗捞者和买主牵线搭桥的主儿。这些人能量颇大，只要双方交易成功，向他们缴纳一定的中间费用，他们就可以让那些文物顺利过关，运达货主指定的目的地。

　　接着往下走，在全国一些大的城市，都有这批海捞文物的第二、第三中转站。地处北京朝阳区十里河的“程田旅馆”，就是在圈内知名度极高的一家文物中转站。(图57)

　　记者曾以购买古瓷器为名，多次进入程田旅馆探访。旅馆的住客基本上都是来自福建沿海的文物贩子，他们采取整年包租的方式常驻在这里，非法进行地下文物交易活动。他们的商品主要是盗捞的出水古瓷器，但他们一般都不是直接的盗宝人，而是二道或三道贩子，很少会有执法人员来此找他们的麻烦。加上福建人固有的务实、不爱张扬的特性，低调做生意，绝不会主动去惹事生非，所以，尽管这家旅馆几乎成了半公开的“海捞瓷”交易场所，长期以来却也平安无事。“海捞瓷”的身价在这里一般得以提价四到五倍，买主多是北京有多年收藏经验的文物商贩或藏家。有趣的是在这些福建人当中，一些真正手握文物级海捞瓷器的人对此噤若寒蝉、不露声色，只是言称自己所卖瓷器，为父辈早年出海打鱼时偶得。而另外一些卖假货的贩子则手执沾满海生物外壳的各种赝品瓷器，绘声绘色地向我描述起海上盗捞文物的惊险故事，声称他们手里的东西，全都是来自“碗礁一号”沉船。

　　再往下走，除少数被藏家捂在手里代价而出之外，这些“海捞瓷”迅速进入“染色”工序，一是直接送进拍卖行“漂白”，价格高就转手，价格低则自己举牌拍回，给文物建立初期档案。这些“海捞”有了“户口”后，待时机成熟时，就可以被当作“流传有序”的商品在国内外市场公开进行交易，牟取更大的利润；二是打通关节，将这些海捞瓷送海关加戳“火印”，堂而皇之的作为“海归文物”登堂入室、公开拍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