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吴树(微博)《谁在收藏中国》 第五章

　　○中外专家“走麦城”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景德镇地区一个名叫凤城的地方发生了一件事：一位农村老太太

　　翻地时挖出一只青花梅瓶，她按照有关规定将这只梅瓶送到当地的博物馆。因为器型完整，当地博物馆付给了那位老太太600元人民币。这在当时来说算是很高的出价，那时候一个科级干部一年的工资还够不上600元，一般出土文物送进博物馆，顶多支付给几十块钱的奖金。老太太喜从天降，拿着钱乐滋滋地回家了。

　　有人开玩笑说：为什么上帝要把人的眼睛安装在脑袋前面？就是不让人们能看穿身后之事。就如同那位老太太，如果她的后脑勺上长了眼睛，说什么她也不会贪恋那区区600元，那只青花梅瓶搁到现在，她可就成为亿万富婆了！当然这只是一句笑谈。

　　老太太刚走，这只梅瓶就被时任景德镇陶瓷馆工作人员、现任中国古陶瓷学会常务理事、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欧阳世彬看到，他一眼认出那就是国外学者所著图谱中所描述的元代青花瓷器。欧阳世斌当即花了1000元将梅瓶买走——就这样，中国瓷都景德镇有了第一件完整的元代青花瓷器母本。

　　一件珍贵文物的出土，本来是应该载入博物馆的藏品记录，可是谁也没料到它同时还影响了景德镇的经济发展史。

　　欧阳世彬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说：“当时文革刚过，景德镇经济不景气，瓷器滞销。我们得到梅瓶以后，便花了几十块钱的成本开始仿制。那次仿制非常到位，刚展出就被一个日本人花630块钱买走了。这在当时可是大收入呀，一般的瓷器只卖几块钱一件。这一下大家的积极性立刻就来了。当然，和现在不能比，现在还在做的朋友都发大财了，几千万的身价！”

　　欧阳教授说的是实话，自打元青花仿制成功后，景德镇的窑火又重新旺烧起来，刚开始的买主主要是港台和日本的客商，价格从几百元开始，后来经营高仿品的瓷商们听说自己的产品竟然被当作文物出现在国际拍卖市场，便马上将每件仿品的价格从几万涨到几十万。后来，随着国际市场上天价元青花的不断涌现，全世界各个国家的艺术品商人都盯上了景德镇，纷纷带着图谱来这里订做拍卖品，还有些港台文物商人干脆连窑厂一起买下，每年定量烧制高仿古瓷。从此，以元青花和清官窑为龙头的高仿品，开始走上了高科技之路。许多窑场不惜血本引进高科技人才与设备，不惜高薪聘请高技术画工、陶工和窑工，活儿越干越精，东西越仿越真，不少仿品甚至在国内外文物市场上畅行无阻。

　　2005年前后，日本一家博物馆要搞中国陶瓷展览，派出一位造诣颇深的中国陶瓷专家来到景德镇，要求当地政府租借一件元青花梅瓶去日本出展。当地专家故意拿出两只一模一样的“元青花”梅瓶给日本朋友看，告诉他其中有一只是高仿品，让他挑选一只。结果那位日本汉瓷专家挑选了那只仿制品。

　　如果说拍卖行被高仿品蒙骗在所难免，作为对中国陶瓷研究有着极深远历史的日本专家走眼，却让人惶然。因为众所周知，英、美、日本、土耳其、伊朗等国家对于元青花的研究早就走在我们前头。此事传出后，曾一度使得拍卖市场上的元青花拍品都贴上了大大的问号。对此，咱们中国专家会跟着走眼吗？

　　在世的中国陶瓷鉴定专家中，现在公认资格最老、水平最高的挂帅人物要数故宫(微博)博物院的耿宝昌老先生。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耿老坦言他在参观景德镇一个青花瓷高仿基地时，面对一些明清官窑高仿品，如果不是知道身处何地，他也会误把高仿品当真品。

　　耿老虚怀若谷、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得到不少人的赞赏与欣佩，可是电视节目播出后，也使许多热衷于文物收藏的人士倒抽了几口冷气：陶瓷泰斗都会走眼，这文物市场岂不是成了无底深渊？

　　记者也曾通过不同渠道收藏了一些高中低档景德镇青花瓷器，为究真伪，还通过各种关系先后到过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微博)、江西九江市博物馆、江西高安博物馆等具有代表性的收藏单位，分别对国内公认的一些元明清实物整器和瓷片进行近距离观察和研究，因而对不同时期的青花器物的胎釉、器型、绘画、和制作手法等方面，多少有一些实践经验与心得。为了进一步取得景德镇高仿品的制作与销售的第一手资料，记者先后三次对景德镇陶瓷市场与基地进行了零距离暗访。

　　○复活的“官窑”

　　樊家井地处景德镇火车站附近，这里原本是农村，住着近千户人家。自打上世纪90年代仿古瓷火了以后，当地农民有人干起了陶瓷买卖，有人将房屋租给外地来的瓷业个体户，使这里逐步演变为一个具有四百余家个体作坊、专门从事古瓷仿造和交易活动的集散地。先是被当地人称作“抚州佬”、“南昌佬”的本省瓷器贩子长年来往于此，后来随着元代、明代、和清代官窑瓷的热销，这里渐渐聚集了包括港台在内的全国各地的陶商瓷贩。近两年，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文物商人，也在此地频繁出没。

　　记者首访樊家井正赶上仲夏时分，尽管景德镇与南昌、九江三地并列为长江沿线的“火炉”城市，但炎热的酷暑丝毫也阻挡不住狂热的瓷潮。来自世界各地的同行们，远的坐飞机，中程的乘火车，近一些的干脆自己开了汽车来到这里。他们当中，有人将当年风行于世的一首毛泽东语录歌稍加改动后幽默地吟唱：“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赚钱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别看这里瓷商如潮，每天的交易额都在几十几百万元，但是其中的真货上不了几件。记者一家家店面转下来，除了一只残破的元青花小碗和一些民国时期的民用碗盘瓶罐，就没看到一件像样的老瓷器，能见到的都是一些质量低劣的仿品。这些店面的结构大致相似，里房连着院子，有的就在院子里支起煤气炉，自己直接烧造低仿品。有的自己不烧造，从大一点的窑厂里买来假货“做旧”。

　　这做旧的工夫很深，五花八门，也分高中低三档，而且根据市场需要，花样年年更新，用一句时髦的话讲就叫与时俱进。这里的元青花做旧一般分为三个步骤：按照出土文物的胎釉状态出坯后，先将湿的老糠灰垫在器物的底部进窑，烧成后底足就会出现元瓷必具备的“火石红”。瓷器烧好后，再用高锰酸钾加硝酸和松香水，按一定比例调和后刷在瓷器表面，一小时后瓷器表面的“贼光”就没了。最后涂上一种红泥，使泥浆渗透到开片纹里，做出“土锈”。这样的“假货”，虽然能蒙过一些急于发财的“二把刀”，但稍有一些陶瓷鉴别常识的人都能一眼辨别出来。樊家井显然不是我要寻找的高仿瓷基地，我对景德镇官窑高仿品的第一次查访无果而终。

　　两个月后，我偶然从别人口里得知，真正的元青花高仿品，除开由政府部门组织到外地展销之外，一般不会拿到陶瓷市场上公开交易，而是直接由买主到窑厂订货。为了一探究竟，我第二次来到瓷都景德镇，在新闻同行的帮助下先后走访了五家窑厂，所见之物与上次我在樊家井看到的相差无几，如果说上次看到的是低仿品，这五家窑厂烧造的顶多也只算得上中仿品，连我这个只有几年收藏经历的人都蒙不了。后来，当地朋友们见我大有不见真佛不下山的姿态，便四处打听，终于打听到在一个偏僻的山沟里，每年都有一些外地来的大老板现身。而且听说那里有一位姓李的窑主仿技了得，发了大财，他烧造出来的东西能以假乱真，其中一些仿元代青花瓷和仿清代官窑瓷已经流入国际拍卖市场。

　　景德镇的同行打电话联系那位姓李的厂长，一直都找不着人，不是外出了就是不知道上哪儿了。打他的手机也是徒劳，似乎永远是关机，仅一次听见忙音，可几分钟后又关上了。他越是神秘兮兮的，我见他的欲望越发强烈。

　　等了五天，朋友终于接到“内线”电话，说李老板今天在厂里会客。我和朋友赶快借了一辆车跑了将近两个小时山路，终于到达窑厂，下车后就直奔窑主办公室，心想今天总算把你逮个现行。可谁知道等我们到达窑厂时，老板办公室还是人去楼空，仅见到沙发茶几上一堆还冒着烟的香烟头。

　　我们坐在办公室一直等到傍晚，仍然没见到李老板的影子。他的手下倒是热情款待我们，好茶好酒、好饭好菜，并且口口声声称我们是“请都请不来的新闻界朋友”。接着我又拿出最大的耐力折腾了几天，仍没能见到李老板。被采访对象耍了一个礼拜，最终连面都没见着，这在我的从业史上还是第一次。

　　非常意外的是在回京的火车上，记者无意中撞上一位“贵人”。那是一位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与我对铺坐着，机警过人。他见我手上拿着一只鼻烟壶摩挲，便知道我是一个古玩发烧友，搭讪道：“北京来的吧，您吃药了！这只乾隆粉彩鼻烟壶是仿品！”

　　“你怎么知道我从北京来？又怎么知道这只鼻烟壶是假的？”我问他。

　　“北京的藏家喜欢鼻烟壶……来，您看看我的东西！”小伙子一面说，一面从旅行箱里掏出三只鼻烟壶。

　　我接过他的鼻烟壶细细看了一遍：“两假一真。对吗？”

　　“看来是个老手，那你为什么买新玩艺儿？”他收起自己的东西。

　　“送人玩儿。”我说。接下去，我们谈得很投机，话题从鉴真到辨假，谈到景德镇的顶级仿古瓷高手。就在这当儿我惊喜地得知：这人竟然就是那个李老板的亲外甥，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小伙子还主动说只要能帮他在北京介绍一些买主，他便可以带我去见李老板。

　　最好笑的是当一切事情都谈妥后，小伙子才不放心地问我：“您是干什么的？”

　　“和你一样，做生意的。”我骗他说。

　　五天后，我用仅次于拍卖价的大价钱买下了小伙子的鼻烟壶，并且给他介绍了几位藏友。他也兑现诺言，答应带我去见他舅舅。去景德镇之前，小伙子叮嘱我口气要大一点、底气要足一点，因为他舅舅压根儿不跟小商小贩打交道。

　　这一次见到李老板，几乎没费什么劲儿。他听外甥介绍我是个“大老板”，便问我喜欢哪个朝代、什么器型的高仿品。我告诉他主要对元青花和清代官窑瓷感兴趣，他听了微微一笑，似乎心领神会到什么。接着，他让人将他的得意之作一件件取到办公室让我看。

　　第一件东西拿出来就让我大失所望。那是一只鬼谷子纹元青花大罐，一看便知是2005年嘉士德拍卖公司拍出的那只两个多亿的青花大罐的拷贝。胎土过细、底釉过白，且纹饰描痕极重，青花颜色不正，铁锈斑是用毛笔涂点而成。看过这件东西后，我装出生气的模样，起身就要出门。

　　“老板请留步！”真个象电视剧中的场景一样，李老板起身拦住了我。“您先别急，看东西要慢慢来才能对上口味嘛！”

　　接着，他又让人继续上货，一只造型硕大的仿元代云龙纹青花釉里红玉壶春。我心里一动，轻轻将器物上手：造型厚重却不显得笨拙，虽高约半米，却比例协调，不失灵秀之美；釉面光滑、油润，胎釉接合处可见少许土沁。釉色蛋青，青花发色兰翠，画笔重合的地方，肉眼可见果冻状的斑痕下陷。龙身飘逸，细脖子、圆眼睛，毛发高耸，犹如腾云驾雾。再细看画工：用笔流畅、无拘无束，多半是一笔而就。瓷瓶上下共六层纹饰，大多点缀得当、恰到好处。上层绘的是单瓣缠枝菊和中茎留白的芭蕉叶，下端绘有间白仰莲瓣。再观察底部：外圆斜削一刀，中间肚脐微凸，有少许跳刀痕。胎土中粗稍白，含铁较多，可见所谓的芝麻粒儿，露胎处呈现自然色泽的火石红，符合元代景德镇陶土“二元配方”的特点。一件典型的元代中晚期作品，从造型到胎、釉、色、绘画等方面均符合元青花釉里红瓷器的基本特征，近乎完美、无可挑剔！

　　“国宝呵！是您烧制的？”我怀疑地问道。

　　“您不信？”李老板微微一笑，起身邀请我随他一道到窑厂去转转，可能是要用事实说话吧。

　　一圈儿转下来，我算是心服口服了。李老板的窑厂可以算得上是个陶瓷科研单位，从陶土的配方、人工练泥、器皿成型到釉的配置、绘画方法和原料、烧制方法等等，完全依据用出土文物所作的科学检测数据为标准，每一道工序都精心操作、一丝不苟。为捕捉官窑的神韵，他们放弃价格低廉的煤烧、气烧等方法，恢复柴窑烧制。每烧一窑瓷器，最少要消耗松柴4卡车，耗时22个小时。

　　李老板告诉我，尽管如此精细、不惜成本，但大多数时候一柴窑坯子只能烧成一两件瓷器，所以这种高仿品造价十分昂贵，卖出去也就便宜不了，每件元明清“官窑器”的卖价一般都不低于二十万元。尽管如此，他们的活儿还是应接不暇，广交会展销的商品、国家送给外宾的礼品都要提前两三年预订。

　　“价格是贵一点，但是从我这里出窑的东西，从器型到份量，都可以保证与样器分毫不差，比官窑还官窑！”李老扳自豪地说。

　　我问李老板：“您这里的高仿品有没有流入国际拍卖市场？”

　　李老板没有完全正面回答我，只是说自己从不把仿制品当真的文物卖。但是他还是透露了一样秘密，说现在有的私窑被香港和台湾的老板买下来，根据市场行情投入大量资金秘密仿制值钱瓷器，并规定每个窑口一年只能做几件，而且只能给窑厂老板发货，不许外卖。

　　过后，我又向李老板的外甥打听此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个一向有问必答的小伙子对这个问题也忌讳，拐着弯儿说：“这么跟你讲吧，象我舅舅这种窑口烧制的高仿品，100%能通过专家鉴定和仪器测定，打进一般地市县博物馆都是抢手货，有的还被人卖给了省级博物馆。即便是非常挑剔的港台客商，也从来没发生过退货。不过，我舅舅他自己从来不作这种事，他卖货给别人的时候都讲得清清楚楚是高仿瓷艺品。”

　　“虽说这里出去的瓷器都是仿造传世品，不用太过做旧，但是它们的火光又是怎么去掉的呢？并没见到酸咬过的痕迹？”我很疑惑。这“火光”是指新烧造出来的瓷器表面一层刺眼的光亮，过去曾是仿造传世瓷器者的一道死穴，因为对付它的唯一手段就是直接用酸泡，或者用超细的砂子去打磨。但是这样做只要稍有常识的买家都能识破，因为酸咬过的瓷器会失去釉面的光泽，而砂纸打磨过的瓷器在放大镜下面则可以发现很规则的平行线条。

　　“看来你真老土啦！现在还有谁去用酸咬、用砂纸打？”小伙子笑话我说。

　　“怎么做旧总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呀？好比一个再好的演员，就说唐国强饰演毛泽东吧，化妆得再好、演得再象，你能看不出他是唐国强吗，还真的把他当作伟大领袖毛主席吗？”我突然想起一位国家级的鉴定专家对我说过的话，如此反驳小伙子的狂妄。

　　“你还别不信，这里仿制的官窑瓷器，神仙都破不了阵！”

　　瞧着小伙子的自信，我隐约感觉到还有该看的地方没看到，便激将道：“你就吹吧，反正吹牛又不犯法！就算你吹到天上去，也没人相信你就是上帝！”

　　这一招还真奏效，小伙子果然给激得嗷嗷叫：“你还不信？看来我非得让你去见识见识！”

　　“还见识见识，见识你吹牛就够了！”

　　这一下小伙子坐不住了：“您等着！”蹬、蹬、蹬跑进隔壁他舅舅的办公室。

　　隔着玻璃我看见小伙子跟他舅舅磨了半天牙，估计是他舅舅不同意我去他们的核心机密车间参观。好一阵软磨硬泡，最终还是当舅舅的让步了。小伙子又蹬、蹬、蹬跑回来，怒气未消地说：“走吧，我硬是要叫你心服口服！”

　　这次参观可谓是让我大开眼界，出于信用原因，我不方便详细披露这个现代“官窑”的核心机密，但在这里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一些热衷于元明清三朝景德镇官窑瓷器收藏的朋友们，赶紧歇菜，别指望捡这种漏，这三朝官窑瓷器就算是出现在正规拍卖场上，也要三思而行，因为目前的鉴定手段，无论是专家的“眼学”，还是仪器的科学测试，都无法攻克这里的城池。道理很简单，高端电脑软件+精密物理化学仪器+无痕迹做旧设备，目前你用什么招数能够与之抗衡？

　　在李老板的窑厂，我还目睹了一场交易：一位台湾来的古玩商拿来一只清代雍正绿地堆花鸟纹六角瓶，以每只28万元人民币的买价要求李老板给仿造10只。那以后我注意到，同类拍品果然连续两年出现在国际拍卖会上，并且都以高价成交。

　　完成此次采访后，记者才恍然大悟：为什么近年来凡是到景德镇此类窑厂认真考察过的人，包括一些德高望重的国宝级专家，大多从此三缄其口，再也不轻易给人“长眼”讲法了。

　　从农民工艺大师高水旺复活的北魏陶俑遭两家顶级博物馆哄抢、老农铁拐李复制的商代青铜鼎险些让走私者人头掉地，到欧阳世彬教授仿制的元青花以假乱真，还有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李老板”利用高科技手段创造性地重新燃起元明清“官窑”的薪火，短短的十几年，一些本属于一般商业行为的举动，却因为它伪造的历史含金量而搅乱了乾坤，躁动了近十分之一的中国人。可悲的是这些被鼓动的人群当中，真正有志于收藏者凤毛麟角。市场上似乎没有了绝对的买家与卖家，只有上家与下家，毫无理智地进行着赝品接力赛。更为严重的是：在这些失德的交易过程中，包括故宫和国家博物馆在内的许多文物单位，竟也城门失守，被一些赝品攻入其中，滥竽充数，使得我们上下八千年的历史宝库因此而失去原有的可读性与感召力，祖先留给我们的历史陈酿严重地面临着拜金主义的恶性稀释。

　　面对如此凶险的收藏环境，一些热爱祖国文物、并有志于代国藏宝的仁人志士不禁心生疑虑：我们还能够相信谁？还可以相信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