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吴树(微博) 《谁在收藏中国》 第七章

　　○中国藏宝图

　　1994年夏天，英国警方接到举报，有人通过海运走私大批历史文物。英国警方按照举报的细节，迅速发动了代号为“水烛行动”的突袭，分别在英国两个港口截获了两批走私文物，计7卡车约6000件，随后将这些文物封存在克里斯蒂拍卖行库房。

　　1995年2月，英国警方向我国驻英使馆通报了有关情况，希望能与我国联手破获该走私文物团伙的国际网络。

　　早在接到英国警方的通报之前，中国驻英大使馆曾接到几封匿名信，信的内容大致相似，都言及从1994年底到1995年初，在英国著名古董商人James的策划和唆使下，中国境内一个文物走私团伙组织盗墓贼窃得了大量珍贵文物，已经分两批从海上成功登陆英国。匿名信还详细描述了有关非法走私中国文物的涉嫌犯及走私文物路线和进货批量、市场交易等情况，指出参与走私中国文物的是一个有组织的走私犯罪集团，成员既有香港人，也有英国人，其中包括英警方人员。他们主要的运作方式是从中国内地定期通过走私方式，将大量文物经香港运至英国、美国和瑞士等地牟取暴利。

　　接到英国警方的正式邀请后，中国政府派出以国家文物局时任局长张文斌为首的文物鉴定团队赶赴伦敦，并立即开展工作。

　　中国专家在英警的带领下走进阿里斯蒂拍卖公司的仓库时，大家不禁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著名的克里斯蒂拍卖行的仓库竟是如此狭小、如此黑暗，常年不见阳光，连空气都很难流通。可是被英警查扣封存在这里的走私物品，却件件精美，堪称文化珍宝。这些走私文物除少量赝品和埃及文物外，绝大部分文物都是近年在中国境内盗掘出土后走私出境的，少部分明清文物则是盗自中国境内的寺庙。

　　与此同时，中国专家还在现场发现了一些可以表明走私文物来源的证据：如墓志中的下葬地名、中国北方文物走私犯惯用的包装纸和中国报纸、河南广东等省生产的商品包装箱、部分出土陶器带有的古墓老土、保持墓葬中的饱和状态尚未脱水的漆木器……经专家们鉴定，这批文物有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结束于清代的青铜器、玉器、石器、漆器、陶瓷器和古画，大部分都属于国家3级以上的珍贵文物，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和科学价值。专家们称：这批文物的时代、品种之全，艺术品位之高，足可以单列一家博物馆。

　　在与英国警方合作办案的过程中，让中国专家意外之事不断出现。在这两起走私中国文物案的策划者——英国古董商人James的家里，公然悬挂着一张中英文对照的“中国藏宝图”，上面清楚地标注着历年来由中国官方考古队和民间盗墓贼挖掘的古墓地点、出土文物名称，有些还另外配有文物照片或画像。在交谈过程中，专家们发现James对中国文物的出土时间、地点、身价和基本特征都非常了解，甚至很专业，可以算得上是一个中国文物通。从此人如此深厚的中国文物底蕴中不难想象，经他之手绑架出境的中国文物肯定少不了一个天文数字。

　　回国后，张文彬局长立即将情况分别向国务院和文化部作了汇报，受到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时任国务委员的李铁映指示国家文物局：“要千方百计追还文物”。并督促国务院办公厅协调外交部、公安部、司法部、文化部、国务院港澳办、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国家文物局等单位抽调人员，与几位著名法学家、律师，共同组成“追索英警方查扣走私中国文物工作小组”，张文彬出任组长。与此同时，我国政府一方面致函英国内务部，表明对这批文物的中国所有权主张，并要求英方将所扣查文物归还中国。另一方面责成公安部迅速成立专案组，针对此案的盗掘、出境等详细过程，在河南、广东、香港等地调查取证，取得大量第一手证据。

　　就在中方紧锣密鼓搜集证据的同时，又一件出人意料之事发生了：英国地方法院告知中方，若在1997年1月17日之前不进行民事起诉，他们将把这批扣押文物判给走私嫌疑人。理由是英国没有参加《文化遗产公约》和《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公约》。依照英国法律，对发生在其它国家的犯罪进行起诉是有限制范围的，所以拟放弃追查。由此，查扣文物的英警方也称如果我方不介入民事诉讼，按照英国法律，他们必须把查扣物品退还给犯罪嫌疑人。一时间，走私犯罪嫌疑人气焰格外嚣张，甚至频频公开致函我国驻英使馆，要求中国方面放弃对查扣文物的所有权要求，否则就要进行民事诉讼。与此同时，走私嫌疑人还以非法查扣其财产为由，对英国警方提出起诉。

　　由于英国警方无法取得皇家检察院批准提请刑事诉讼要求，英国伦敦地方法院民事法庭按照民事诉讼程序接受了走私嫌疑人的请求，分别于1996年9月26日和10月29日，在中方缺席的情况下两次开庭审理此案，并将一部分文物判决退还给走私嫌疑人。

　　1997年1月，中国追索小组在有关法律专家的帮助下，以英国地方法院蔑视中国国家豁免权为由，要求英方将此案移交英上诉法院审理，迫使英地方法院做出决定：冻结全部被扣文物，直到中方正式参与民事诉讼时为止。在我国政府的强大压力下，走私嫌疑人不得已提出和解，并表示愿意谈判。

　　1998年1月，谈判正式开始，两天后双方达成协议，对方扣除了一部分其它国家的文物后，将所有中国文物归还给中国，共计3400余件(套)。至此，这起特大国际文物走私案以中方的全胜而告终。                

　　据英国媒体爆料，事后，那位拥有“中国藏宝图”的国际文物走私分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嘲笑说：“我根本不在乎一次偶然失手，中国所有地下宝物都在我的掌控之中！不出三天，中国人还会源源不断地把更多的宝贝送上门，因为他们很喜欢英镑与美元！”

　　○“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2002年3月19日，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办公室，响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

　　大使馆秘书段大启拿起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年轻男子低沉的声音：“我马上给你一份传真，十分重要！”

　　“请问您是谁？”段大启问道。对方没回答，放下电话。不一会儿，传真机响了，段大启忐忑不安地按下接收键。他明白，对方不报名，一定是有比较紧急的机密文件，大使馆的这个传真号一般人不可能知道。

　　果然不出段秘书所料，传真内容是：“陕西省西安市西汉霸陵窦皇后墓被犯罪分子盗掘，墓内西汉陶俑等多件文物被盗，部分珍贵文物被偷运出境，其中六件陶俑将于2002年3月20号上午10时在纽约苏富比(微博)‘东方艺术品拍卖会’拍卖，希望使馆立即阻止。”落款：“国际刑警组织中国中心局”。传真除开文字外，还有被盗卖文物的几张照片。

　　段大启看罢传真，倒吸了一口凉气，旋即直奔时任中国驻美大使杨洁篪的办公室……

　　杨洁篪看过传真，一面给国内回复，要求公安部门尽快提供有关这批文物的详细情况和到达美国的来龙去脉，一面迅速起草了一份照会给美国海关总署，告诉他们这批走私文物来自中国，要求美国海关出面阻止苏富比的拍卖行为。同时，杨大使还指示段秘书，让他直接跟拍卖行进行联系。一小时后，杨大使又直接给美国海关打去电话，对方表示愿意与中方合作，追回文物。

　　但是，纽约苏富比拍卖行接到段大启的电话后，却拒绝了中方将走私中国文物撤拍的正当要求。拍卖行表示，保管这些文物花了不少钱，他们还为此次拍卖活动投入了大量的广告，暂停拍卖将会影响到其它拍品。他们还认为：仅凭中国大使馆提供的资料，还不足以证明中国是这批文物的合法拥有者。

　　打电话没有解决问题，按照对方安排，次日将举行拍卖会。为了避免拍卖行造成既成事实，段大启秘书连夜坐火车从华盛顿赶到纽约，抢在次日拍卖会开始前20分钟，脚步匆匆地冲进苏富比拍卖现场。

　　段大启进场后，立即找到拍卖会的负责人，当面要求暂停拍卖六件西汉陶俑。开始，拍卖方还是用在电话中使用过的借口拒绝中国大使馆的要求。这时，距拍卖开始只剩下10分钟。情急之下，段大启代表大使馆郑重声明：如果不停止拍卖，他将在拍卖会现场公开揭露这批文物是被盗中国国宝的事实。如果事情真的闹到这一步，苏富比违反国际公约，非法拍卖中国出土文物的丑闻，将立即显现在在世人面前。在最后一刻，拍卖行终于妥协了，极不情愿地宣布：“由于特殊情况，六件西汉陶俑暂时停拍……”

　　段大启秘书这才如释重负，得空观看了陶俑实物。陶俑一共有六件，均为外表黑色的裸体人形。器型完整、制作精良，而且保存完好，属不可多得的汉代珍贵文物。拍卖图录上公然写着：“此拍品自中国陕西西安西汉霸陵窦皇后墓出土。起拍价：6000—8000美元。”

　　面对这些被人从故国绑架他乡的西汉陶俑，段大启不禁心中浮起一阵悲凉，他触景生情，油然想起唐代诗人李白的一首《忆秦娥》：“萧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是谁绑架了这六位来自2000年以前的大汉使者？是谁欲将祖宗的泥身偶像盗卖给洋人换钱？几天后，段大启收到了陕西警方有关此案的详细通报：2001年3月到12月间，此墓葬遭到三批不法之徒应用全套先进工具设备连续盗掘，先后有近300件陶俑出土。破案后被追回的陶俑只有34件，其余的陶俑仅以200——700元不等的价格被盗墓贼倒卖，此次纽约苏富比拟公开拍卖的6件男女黑陶俑，就在其中。令人惊讶的是这些陶俑从被盗出土到在美国上拍，一共只用了不到6个月的时间。段大启明白，这中间必然存在一条有着丰富犯罪经验和极高运作效率的国际走私链。

　　紧接着，中国驻美使馆、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分别向美国当局发出要求归还六件中国文物的正式公函。当年7月9日，美国海关处正式致函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要求中方继续提供证明该批文物真实性的附加材料，并回答美国海关提出的11个问题，诸如：2001年6月窦皇后墓被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该墓穴是否已被挖掘和列出墓内物品的清单？有人能说明这个墓穴里装有多少件陶俑吗？如何证实墓穴里有什么东西？专家能提供更详细的解释吗？美方还要求，每一个细节都需提供大量的直接证据。

　　接到美国海关的公函后，陕西省公安厅和西安市公安局及时整理了窦皇后墓被盗案的现场勘验笔录、现场照片、被盗图片和公安机关立案报告等司法证据；陕西省文物局及时收集整理了窦皇后墓的相关资料，并组织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对从犯罪分子手中缴获的汉俑和同一墓葬考古出土的的同形制汉俑进行了技术对比分析，出具了成分完全一致的C14分析报告；同时，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焦南峰所长就美国海关提出的11个问题作了详尽的回答。

　　在事实面前，美方终于承认了这6件汉裸俑的所有权属于中国西安，并于2003年5月26日复函中国公安部和国家文物局，同意将拟拍卖的6件西汉陶俑正式归还中国，随后与中方一起完成了所有的相关法律手续。

　　2003年6月17日，中国西汉陶俑回归祖国的正式交接仪式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顺利举行。随后，此批被盗卖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3年后，由在美国工作的邓芳博士夫妇发起，14位地跨美国、加拿大和中国的华人志士共同参与捐款，将另外31件被盗卖至美国的西汉彩色陶俑赎身回家(图)，与其它陶俑一起收藏于陕西省汉阳陵博物馆。当时有专家给这批文物每件定价数百万，但是，显然捐献者对国内风行的专家估价毫无兴趣，邓芳博士平淡地说：“国宝无价，我们没花那么多钱、也花不起那么多钱去买。我们只是尽自己的力量让它们(陶俑)早点回家！”

　　在采访捐献者的时候，记者还注意到他们对国内有关部门从鉴定到接收文物的时间过长颇有微词。他们当中有人笑言：为什么给国家捐献文物要比卖文物给国家麻烦很多？关于这一点，记者所闻颇多，美国东方文物收藏协会主席夏文平女士就是一例，她为了将一件在美国费尽心机买到手的“宋代龙泉青釉炉”赠送回国，竟然花了近十年时间，费尽周折，才得到国内有关部门的首肯。记得有一次夏女士曾私下向记者打听：“听说捐献文物还要附加赞助费是吗？”记者只好含糊其辞地回答她：“不至于吧……”

　　○“盗墓者”出土文物展

　　2007年11月23日——2008年3月2日，加拿大维多利亚艺术馆举办了一场名为“出土珍宝——中国考古文物展”的私人收藏品展览。此次展品共500件左右，年代跨度自殷商至唐代，达2000多年，全部都是中国古代文物珍品。其中包括：汉代鎏金铜龟镇纸、嵌绿松石青铜带钩、随葬陶俑、铜鼎、漆器、唐三彩制品和大量的金银器、首饰等。每一件展品都造型奇妙、精雕细琢，让参观者叹为观止。据展品提供者宣称，全部展品估价约达700万美金。奇怪的是，展品引起的一阵中国文物热潮过后，当地各家媒体忽然不约而同地将关注点调转了方向。(图82-83)

　　开展一周后，当地一家电视台播出这样一条新闻：维多利亚艺术馆的亚洲馆馆长巴里·提尔指着一面装饰有12生肖的铜镜说：“展品告诉人们，古人如何准备来世生活以及如何看待宇宙万物。”话音刚落，一位平面媒体的记者大声问道：“您能告诉我们这些中国文物是怎样来到加拿大的吗？”

　　“此次展品的主要提供者是受人尊敬的中国文物收藏家乔伊·塔南包姆先生！”巴里·提尔似乎听出来者不善，有些闪烁其词地回答。

　　“请问馆长先生，那位乔伊·塔南包姆先生是个盗墓者吗？能给我们讲讲他是怎样在中国挖掘古墓的吗？我们对此都很感兴趣！”记者幽默的提问，引起现场一阵哄笑。

　　“不！不！决不是这样！塔南包姆家族是多伦多有名的富豪、实业家、慈善家和博物馆资助人，他们曾多次向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汉密尔顿美术馆、安大略省立美术馆等多家机构提供中国文物展品！”馆长先生坚决维护展品提供者的名誉。他的回答引起一阵哄笑，因为塔南包姆家族的显赫身价，当地记者能不知道吗？

　　一位电视记者继续追问：“既然塔南包姆先生不是盗墓者，能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这些中国文物的来历吗？”

　　“乔伊·塔南包姆先生的祖父与曾祖父都曾经在中国河南办过医院，救助有疾病的中国人……”

　　“所以中国人为了感谢那两位不远万里的‘白求恩’医生，就掘开祖先的坟墓，把这么多国宝送给了他们对吗？”一位华裔记者的嘲讽又引起一阵哄笑。

　　“不、不！不是中国人送的，是乔伊·塔南包姆先生的家族花费了大量的钱财，才购买了这些举世无双的中国文物！”为了拨乱反正，馆长先生不遗余力地解释说：“中国最灿烂的艺术成就都被埋在了地下，而这些古代文明的杰作都是通过偷盗者之手才得以展现在世人面前。当然，类似的事情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生。在加拿大，有些个人藏家只是觉得这类古玩摆放在家中，颇有欣赏价值，他们并非真正懂得文物背后的涵义，也不懂辨别真假、鉴赏优劣，这个展览可以让更多人萌发去中国寻宝的念头！”

　　巴里·提尔馆长不愧是一位中国文物通，接着举例说：“在中国，每当兴建铁路或挖掘水井时经常能意外发现宝藏。中国汉代汉阳陵、汉景帝刘启墓就是在修建机场高速公路时发现的，出土了大量精美绝伦的彩色陶俑！”

　　馆长先生的解释引起了在场记者的新一轮“轰炸”——

　　“请问馆长先生，您是在鼓励加拿大人去中国盗墓吗？”

　　“加拿大与中国在许多问题上纠纷不断，您为什么不鼓励输出更多的‘白求恩’，而去鼓励收买盗墓贼呢？”

　　“你们曾经多次与乔伊·塔南包姆先生合办展览，他因此而多次受到政府的减免税收方面的优惠，请问你们是否有经济方面的合作？”

　　“听说你们的镇馆之宝——中国唐代奔马圆雕也是乔伊·塔南包姆先生所赠，真的吗？”

　　“为什么加拿大维多利亚艺术馆热衷于展出世界各国盗墓者盗掘的文物？你们不懂国际法吗？”

　　“……”

　　在接下来的展览期内，加拿大多家媒体将此次中国出土文物展改为另一个名称——“盗墓者出土文物展”。对于新闻发布会后媒体众口一词的攻击，乔伊·塔南包姆先生不得不保持沉默、不置一词。在此期间有媒体披露：他们已经有计划在展出结束后，将部分中国文物送去拍卖。毫无疑问，暴利，是所有将文物置于商品殿堂者的最终追求。

　　越来越多的中国珍贵文物频频在国外亮相，引起不少国人纳闷：这些国宝是怎样走出国门的呢？据记者获得的可靠信息表明：中国内地的走私文物，有一半以上是经过香港这一国际贸易桥头堡分流到世界各国的。

　　2006年秋，记者顺藤摸瓜，进入香港明察暗访。

　　○古董街·桥头堡

　　香港是亚洲最大的中国古玩集散地，也是全世界第三大文物交易地。在这里，除开每年都有国际老牌拍卖公司苏富比、嘉士德定期举办的中国文物拍卖会以外，还聚集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古董商。他们经营着几百上千家大大小小的拍卖公司、古玩商店、文物公司，经营项目全部都是中国文物。而在这些中国文物当中，所占比例最大的则是出土文物。可想而知，一浪高过一浪的中国文物拍卖、一件又一件令世人心跳的出土文物亮相，加上自由的进出口环境，由不得满世界想捞宝、想发财、想冒险的人不对此地趋之若鹜。

　　香港有两条著名的中国古董街——中环的荷李活道和上环的摩罗街(图)。其中，以荷里活道在古玩界最为著名，曾被一家外国杂志评选为全世界10大最受追捧的旅游景点之一。记者到达这里时，正赶上秋拍黄金季，只见街道上人流穿梭，密密麻麻的商号名牌琳琅满目，顺山而建的数百家古玩店、古董店、文物商店鳞次栉比。

　　与北京的古玩市场相比，无论从摆设还是经营理念，荷李活道显得更有品位和韵味。这里的店面规模相差很大，大的有几层楼，从文物数量和陈设水平，都赶得上内地一座中小型博物馆。最小的“迷你店”面积只有上十平米，品种有杂项也有单项。无论门面大小，这些店铺里的桌几书画等陈设都显得古色古香、十分雅致，加上大部分店主都有较好的中国古典文化素养，谈起话来句句靠谱，论起道来事事在行，更让人多了几分信任感。而这些，都是我们在内地古玩城较少能见到的。

　　我走进的第一家店专门经营古瓷，名号“观古堂”，店主姓罗，祖籍东北，其祖父曾在清朝为官，收藏古董已有四代人之久，所以，店堂里的古董，很多都是他先人当年使用过的“家珍”。像他曾祖父上朝用的琥珀朝珠外带珊瑚帽顶和白玉帽翎，还有粉彩帽筒、文房用具、茶具，等等，其中不乏宫里制造的打了款儿的珍品。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摆在罗先生店里的一些高古陶瓷和高古玉器，如：马家窑文化系列的彩陶壶、良渚文化的礼器玉壁、玉琮、战国时期的漆器、汉代至宋代各个时期的玉器与陶瓷器，等等。其中不少文物的器身上土锈斑驳，还挂着鲜明的新坑标记。

　　所谓“新坑”与“老坑”，是古玩界约定俗成的词汇。“新坑”指的是新近出土的古董，它的特点是带有较新的出土痕迹，如经过长期水土浸淫而生成的“水锈”或“土锈”、有较重的“土气”等。我在罗先生店里看到的“新坑”古董有：重达数吨的石雕人、马，大型木雕、泥塑佛像。据罗先生说，这种类型的古董摆在店里的只是一部分，他家仓库里还有很多。这些东西在内地一般只能通过两种渠道看到：一是参观大中型博物馆，二是逛潘家园(西边院子里存放的假货)；“老坑”指的是较早出土的器物，这部分器物身上也不可避免地挂着墓土侵蚀的痕迹，但这些痕迹经过主人的把玩或刻意清除，远不及“新坑”器物那么明显，需仔细观察才能发现。

　　为了取得店主人的好感便于暗访，我进门不久就购买了罗先生的3件古董——一只战国时期的漆玉钫、一只宋代磁州窑刻花梅瓶、一只“乾隆款”的四面浮雕玉笔筒。

　　港商的待客之道和经商之道都是一流的。一壶“铁观音”外加两只紫砂茶盏，罗先生和我“见面熟”，天南海北地侃开了，侃的内容当然脱不开两个字——“古董”，而且多半就事论事，罗先生几乎把店里值钱的家伙都编进故事里，巧妙地介绍给我。我买的这几件东西，经他一侃，我不但弄清了它们的来龙去脉和所处时代的特征，而且对它们自身的特点和价值，以及对同类文物的鉴定方法也了解了个大概。既长了见识，又觉着捡了“大漏儿”，当然是十分开心的事！

　　玉笔筒的故事非常简单，那是他们家的祖传。罗先生的曾祖父在乾隆朝为官，因陪同皇上南巡辛苦，皇上奖赏一只浮雕玉笔筒给他。可不知为什么，我却发现这款“御笔筒”是一件早年出土的“老坑”之物，器身在“水线”和破损处留有土沁和水银沁，只是不易察觉而已。

　　至于战国漆玉钫和磁州窑梅瓶当然是很明显的“新坑”器物，这也是我所要调查的重点内容。

　　罗先生卖了东西给我，心情自然爽多了，回答起问题来也不那么闪烁其词：“头些年我们所卖的古董主要是以明清和民国时期传世的东西为主，进货渠道有限，一部分是来自内地的文物商店和私人收藏，一部分是由我们到世界各地去采购，回来赚个差价。只有很小一部分是去内地探亲时，顺便夹带回来的小物件。可这些年不同了，渠道很多，当然主要还是用各种办法从内地出境。

　　“卖给你的这两件东西，一件是前三年在湖北荆州地区出土的，另一件是他们去年过年的时候在河南磁州窑窑址挖到的。现在你们大陆那边，盗墓的比卖菜的还多，他们告诉我，只要向当地派出所交钱，你怎么挖也没人管你！”

　　“这些东西走私过境就那么容易吗？”我问他。

　　“他们过境的方法很多，邮件快递啦、板货夹层啦，还有的干脆就混在一批一模一样的工艺品里面直接碰运气，给查出来的没有几件。我这里的东西，大部分都是他们让‘带工’带进来的。你知道什么是‘带工’吗？就是天天要来往海关运货的一些人，主要是菜农。小件东西夹在菜筐子里面，谁会查你？大件东西难一点，可是天无绝人之路呵……”说到这里，罗先生似乎发现记者另有所图，很快岔开了话题。

　　在荷李活道，另一位祖籍广东、世居香港的胖老板告诉我：大陆的文物来到香港，只是到达第一站，真正能挣大钱的还在后面欧美市场，有一半以上的走私文物会继续旅行去美国。他说，由于美国收藏家对来自中国的文物兴趣越来越大，开出的价格也越来越高，所以在纽约、伦敦、香港、布鲁塞尔等全球四大艺术品市场的四个集散地中，纽约成为世界文物的最高端市场。

　　“你去那里一看，简直到了潘家园古玩市场！三皇五帝夏商周，战国归秦上汉楼，什么都敢有。只不过人家那里大部分都是真货，潘家园大部分都是假货！”胖老板很健谈，什么都说，什么都无所谓。谈话间，他不止一次口称“你们中国”。也许是因为在殖民地生活太久了的缘故吧，在香港古玩街，不知道祖宗姓什么的人当然不只胖老板一个。

　　离开荷李活道，记者拾阶而下，来到街景古朴、充满香港特色的古老街道——摩罗街。与旁边的荷李活道一样，这里从街名到语言民俗，依旧保留了浓厚的殖民文化痕迹。在这里，记者又访问了上十家古玩店，同样，这些店里的古董，几乎毫无例外都是通过走私手段从内地进港。对此，一位专卖玉器的中年女士实话实说：“早年从合法渠道进来的东西拍的拍、卖的卖、出国的出国，早就搞光了，剩下来的要么是假货、赝品，真古董除开少量是从海外市场买回来的，其它绝大部分都是从内地走私偷运过来的。内地只要一抓紧，这里的真东西就少多了！”

　　在摩罗街，记者还碰上几位从北京来此地采购的古玩商。一开始我对他们舍近求远、提高成本的做法不理解，听了他们讲述的理由后，方茅塞顿开。道理其实很简单：第一，“货到地头死”。交易环境越宽松货源就越充足，货源越充足市场就越大，东西也越便宜。所以往往聚散地的货物比产地卖得贱。北京古玩市场的总体价格一般要比其它内地省市便宜，香港又比北京便宜；第二，从内地走私来的文物，在香港买下来后，发票一开，申报过海关时再盖上“火漆”，便可以改头换面，成为“传承有序”的物件，相当于上“户口”了。回到内地后，在分门别类，把品相好、且热门一些的东西送拍卖公司上拍，利润空间一般在100%—1000%以上。品相差一点、或非热门品种，则在古玩城上架或与人私下交易，成交价一般也能超过成本价20-100倍。

　　在记者走访过程中，发现有不少香港当地的收藏家对于这里的文物市场现状有些担忧，他们认为，大量内地走私文物毫无阻挡的在香港上市，一是会进一步刺激盗墓、走私等非法现象的蔓延；二是香港市场的古董交易大多采用现金付款，会给国际洗钱者打开方便之门；三是一些文物有了香港古董商提供的真品证书，就可以合法卖到纽约、巴黎或伦敦的国际市场，造成中国文物大量外流。

　　对此，几位从内地来的古董商却另有歧见：“这些出土文物假若不走私出境，在内地未必能得到专家们的认可，最多也就拉到潘家园三两个钱当假货赝品卖！”他们对国内的文物鉴定水平大为不满，甚至把文物外流的原因归罪于一些资格老、水平低、不敬业的鉴定专家对文物真伪的盲目鉴定。有一位天津来的老兄揶揄说：“这些东西(指文物)也不容易，在家里(内地)时父母娘舅都不认，说是假的、仿冒的。可是这海关的火漆一戳，转身回家，哎，这父母娘舅又都认了它！不但认，还宝贝得很，也成了“海龟”！您说这算嘛事儿？非得要等自家的儿子弄成了‘猴屁股’(打火印)再认，这不是笑话吗？”

　　在采访中，香港业界人士告诉记者：每年由这里“批发”到世界各地的中国内地文物最少有10万件以上。他们笑言：中国内地文物到了香港，就成为公海里的“公仔”，任由有钱的继父继母领养。

　　究竟是谁充当了这些走私文物的掮客？他们又是怎样逃避了中国海关检查的呢？我们不妨通过一个典型案例对此进行近距离观察。

　　○一个“青铜王国”的兴衰

　　这是一栋从外表看并不怎么起眼的别墅，建造在合肥城郊一处农民荒废的棉花地里。地面上两层楼房的外墙用橙黄色的墙面砖铺贴，房屋四周围着一圈黑色的铁栅栏。这栋从外表看并没有太多超群出众之处的别墅，在靠得近些的邻居嘴里，却似乎成了一座金光灿灿的王宫。

　　“嗨呀，听说光是装修费就花了1000多万！里面到底是个啥模样谁也没见过。你看那五条大狼狗，立起来比人还高，成天在院子四周跑来跑去，抵得上一个警卫班！每一条狗都花了几十万块钱买来的，光是吃饲料一天就要两千块钱，抵得上我们一家人半年的伙食费！你要是靠近围墙，它们就一齐瞪着眼咴叫着朝你扑过来，就算是你的肉被围墙挡住不会叫它撕烂，可你的胆却早就叫它们给叼走了，寒寒的，再也不敢朝里面多看一眼！”

　　房子靠别墅最近的是弹棉花匠刘罗锅，他逢人就这么咋呼，几乎让每一位路人望别墅而生畏，记者也被他吓唬过。

　　“其实，他们夫妇俩初来的时候还是一付乡下人的模样呢！穿得土里土气，讲话皖北口音满重，张口‘打索’(大叔)、闭口‘打妮’(大娘)。没两年就阔气了，阔得娘的象个国王！真是人无横财不富！”邻居一位性情中的大姐不无嫉妒地向记者如是描述别墅里的主人。

　　没错，这栋别墅的主人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国王”，他掌控着一个能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文物市场呼风唤雨的地下青铜王国。“国王”名叫杜敏，安徽寿县人，1963年出生，1981年高中毕业后当兵入伍，复员后分配到寿县陶店乡政府当会计，1990年辞职下海，从事个体生意，主要经营古董。

　　安徽寿县在战国时期曾为楚国国都，地下文物丰富，杜敏自小耳濡目染，加上本人聪明好学、爱钻研，离职下海后，便很快掌握了青铜器鉴定的独门绝活儿，经他过手的青铜器，卖价比别人要高上数十倍。渐渐地，他在圈内赚得了好口碑，身边逐渐围拢一帮人，有的帮他张罗“货源”，有的帮他联系销路。不多久，这伙人迅速发展为一个分工明确、组织严密的文物走私团伙，很快占据了中国青铜文物走私黑市的半壁江山。

　　我拜谒“国王”时，他正独自一人坐在地下室的客厅里，专心致志地把玩着两件精美的商代青铜酒具——一只夔龙纹觥、一只凤纹尊，—会儿用手摩挲，一会儿凑近唇边做出“干杯”的姿势。别墅的内装修的确非常讲究，有些厅堂讲究到了奢华的地步。看起来，这家主人既有中国农民害怕“露富”的传统心态，又有一般暴发户用金钱买面子的虚荣心理。

　　“有20几个字的铭文，商代君王喝酒用的东西！成天玩这些古董，有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一会儿是国王、一会儿是贼……我一般不和生人打交道，现在名声大了，想害我的人多呵！可狗哥的面子，不能不给呀！”他头也不抬，很扮酷。

　　“狗哥”是我的朋友，北京古玩行专玩“早三代”(夏商周)青铜器的收藏家，鼻子灵，全国各地哪儿出了件好东西，都逃不过他的眼线，由此被人当狗狗捧了。我能进入这个地下王国，正是他给牵针引线。

　　“你这些东西都是真品吗？”见杜敏一付目中无人的样子，我决定从对立面进入暗访，便故意对他的“货物”进行质疑，激他与我对话。古玩行业的人最忌讳别人说自己的东西是“赝品”，因为这种质疑实际上是对货主品行或眼力上的否定。

　　果然，我的话音刚落，杜敏马上就抬起头来予以反击：“你认为我这栋楼里有赝品吗？实话告诉你，我这里每一件东西都是上得了等级的国宝！你还别不信，不是谁都进得了我这个门的，要不是狗哥介绍，你看一眼这些东西的机会都没有！”

　　“你就那么自信？这些东西你都经过专家鉴定没有？”我进一步发难，最好是让他失去理智。

　　“什么专家？狗屁不是！都是一群骗钱的玩意儿！真的说成假的，假的看成真的。狗哥没告诉你我是谁？”杜敏终于放下手里的青铜器，仔细打量了我一番。

　　“不能这样说，专家毕竟是专家！你这些东西若是专家认了，都可以进博物馆！”

　　“扯，你是说我这些东西进不了博物馆？我还告诉你，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国外有几家大博物馆没有买过我的青铜器？”

　　“你就吹吧，反正吹牛不还税！人家博物馆会收你这些来路不明的东西？”

　　“什么来路不明？胡说八道！”杜敏显然已经被我激怒，站起来朝我吼叫：“你懂个屁！我这些东西每一件都有详细档案，什么时间从哪儿出土……”说到此，杜敏停下来，似乎有所顾忌。

　　“你这也叫文物档案呵？太容易了吧？潘家园那些摆地摊儿的农民，一天谁不要编几个故事？”我赶紧又添上一把火。

　　“你说我跟那些摆地摊儿的是一路货色？”杜敏额头上青筋凸现，快失去理智了。

　　“你和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吗？”我火上浇油。

　　“你给我听着！第一，我是中国最有实战经验的青铜专家，什么东西我只要看上一眼，就能辨出它是哪个省仿造的、哪寸地方出土的，他们懂个屁！第二，我的东西出土前我就先看好了地方，说好什么时间要，他们再刨出来，谁敢骗我？除非他不想活了！第三，我的青铜器还没出境就先有买主了，货到款到，哪个站地摊儿的能办到这程度？”愤怒的情绪终于让杜敏开始自我揭秘。

　　“好，就算你的东西是真品，又怎么进得了外国博物馆？那些海关都是摆设、是吃干饭的？”

　　“告诉你，我经营此道七八年，货进货出畅通无阻，还就没有一次栽在海关。你不相信问狗哥去！哼，我还告诉你……”

　　正这时，一位不速之客闯进地下室。此人20郎当，愣头青一个，进门就质问道：“杜爷你太不够意思了，我谈好的生意你怎么能从中插一脚！”很显然，小伙子是这里的常客，不用通报就长驱直入。

　　因为有我在场，杜敏很尴尬，几次想息事宁人，可怎么都平息不了对方的愤怒。小伙子打机关枪似地斥责一通后，撂下一句话就怒气冲冲地走人了：“你看着办吧，干咱们这一行，再横也别把事情做绝了！”

　　“嗤，尽卖假货，啥都不懂，还到这儿来撒野！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还敢拿我怎样？”小伙子走后，杜敏觉着跌了面子，忿忿地说，跟我谈话的劲头也随之而去。他摆出一付送客的姿态说：“青铜器你指定出不了价，送你一件陶器玩玩，算是了结狗哥一个人情吧！”

　　就在我与杜敏见面后的几天，安徽省公安厅刑警总队接到群众举报：寿县人杜敏将两件商代青铜器，倒卖给一名香港人，非法获利1200万元。举报还称：杜敏一向出手阔绰、花钱如流水，是一个靠走私文物赚钱的暴发户。

　　安徽省公安厅迅即就此事向文物部门问询，得到的反馈是：如果举报情况属实，被盗卖的两件文物均属于国家珍贵文物，并希望公安部门能帮助他们追回文物。

　　由于可能涉及到国家重要文物走私犯罪，杜敏理所当然地进入安徽警方的视线。为了尽快找到此案的突破口，警方决定先调查杜敏在各家银行的资金账户，看看与他有经济来往的都是些什么人。因为青铜器交易都是大买卖，动辄几百上千万，不可能全部都以现金方式结算。

　　数日后，警方通过秘密调查发现：截至2001年，杜敏有一个账户上的资金往来每一笔都在百万元以上，两年总数多达9000多万人民币。就他的经营情况而言，警方基本上可以断定这些都是走私文物所得。另外从账户上还显示出：杜敏早期的下家基本上是广州、深圳的“客户”，后来就渐渐转换成香港、澳门人居多。此种迹象表明：杜敏走私文物分两个阶段，初期主要是依靠广东人倒手出境，后来认识人多了，他干脆就甩开中介，将非法弄到手的文物，直接走私到香港、澳门等地。

　　经过两个月的外围调查取证，安徽警方将杜敏团伙走私国家重要文物的犯罪行为列为大案要案侦办，并马上在杜敏的关系网里安插了内线，随时掌握他们新的犯罪证据。一张针对杜敏文物走私犯罪集团的天罗地网正式启动。

　　由于杜敏倒卖的青铜文物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出手，基本上都是卖到香港和澳门，而两岸三方在法律上存在不少差异。在香港和澳门，买卖任何文物都不被认为是犯罪行为，这无疑给专案组的破案工作增加了很大的难度。经过专案组耐心细沟通，终于取得了两地警方的通力合作，从而在他们的协作下，基本查清了杜敏的犯罪事实，并成功地追回了部分赃物：4只青铜鬲、一件青铜提梁卣、两只青铜壶，均属国家二级文物。人证物证俱在，顺利地打开了破案的缺口，警方开始着手寻找一个直接证据环节，将主犯杜敏逮捕归案。(图89)

　　机会很快就来了。2003年7月底，专案组得到内线报告：杜敏以30万元的价格在合肥市买到一只兽面纹铜鼎，之后又接二连三地继续外出找货，似乎要进行一桩大买卖。几天后，内线再次发来信息：澳门文物走私分子王恩生带了两个保镖来到合肥，在杜敏的别墅里完成了收购9件青铜器的交易，并打算在次日下午租用一辆汽车离开合肥。

　　第二天下午，那辆出租车在高速路口遭到了警方的拦截，王恩生一行三人毫无悬念地落入法网，9件青铜器同时被收缴。遭查扣时，王恩生起初还使出惯用伎俩，声称车上所载青铜器，都是自己在合肥古玩市场上购买的“工艺品”，并向警方出示了杜敏为他准备好的小商品发票。可他万万没想到，这一回，什么招数都失灵，他走私文物的犯罪之路也已走到了尽头。后经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认定：此次杜、黄交易的9件青铜器均为国家重要文物。其中，兽面纹铜鼎为国家一级珍贵文物；3件夔凤纹盖鼎、两件“邾免”蕝和1件凤纹蕝均为国家二级珍贵文物；1件龙纹魞瓦纹匜和1件瓦纹匜均为国家三级珍贵文物。所有物证的确印证了杜敏的狂言：他所经手的青铜器都是国宝级真品。

　　王恩生在接受审讯时主动交待，他是1999年在广州古玩市场认识杜敏的，从那以后就不间断地从杜敏处“进货”。不久前，他还从杜敏手上购买了铜顾首龙纹狩耳衔环袦1件、铜顾首龙蕝两件、铜环带纹双龙耳衔环壶4件、铜窃曲纹匜1件、铜窃曲纹附耳鼎1件。那一批文物在澳门接货后，由华野恋日文化艺术发展公司委托收购，卖给了北京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此批青铜器被追回后，经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认定：均属于国家二级文物。

　　紧接着，安徽警方开始收网，对这个近年来中国最大的文物走私犯罪集团最后一名主犯杜敏实施了抓捕，并在他的窝点里起获各种类型的精美青铜文物100多件。杜敏束手就擒，沮丧地在逮捕证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至此，一个横行数年、暴殄天物、对我国文物事业造成重大损失的“青铜王国”轰然坍塌。

　　到本案结束为止，“3·25”专案组共追缴和扣押各类涉案文物563件，其中有国家一级文物13件，二级文物32件，三级文物83件，一般文物289件。经审讯后得知：这些文物只是被杜敏集团走私出境的全部珍贵文物当中的小部分，其它大部分文物则被卖出本土，永远流落至异国他乡……

　　2004年7月20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杜敏走私文物犯罪团伙进行了终审判决，以走私文物罪和倒卖文物罪依法判处杜敏、王恩生无期徒刑，其它人被处以有期徒刑13年至2年。记者在香港古玩街了解到，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香港乃至国际文物市场上的中国古代青铜器因上游缺货而导致价格飞涨。

　　在短短的3年多时间里，杜敏犯罪团伙能够如此顺利地将数千件国家珍贵青铜文物走私境外，引起了许多人的惊诧：这些国宝是怎样“逃”出国门的呢？

　　答案令人吃惊：据杜敏案所涉及的王恩生、马长生等几名国际文物贩子交待，他们在长达10余年的走私活动中，携带文物出关从未失过手。其实他们走私文物出境的方式十分简单，主要有3种方式：一是自己直接携带出关。马长生说，他的凌志轿车挂有广东、香港两地牌照，经常往返两地，海关方面的人员都混了个眼儿熟，即便上车查验，也只是随便问问。有很多次他都是将青铜器随便放在轿车的后备箱里，大摇大摆地带往港澳地区。有人看见了，就说带两件工艺品回去送人；二是通过“文物带工”出关。近年来，由于文物走私活动频繁，边境一带出现了一个新兴行业——“文物带工”。这些人大部分都居住在边境附近，不仅熟悉地形，而且手眼通天，有着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据杜敏交待，他负责在境外交货的文物，主要是花钱雇佣“文物带工”，从未失过手；三是将文物交给经常往来内地和港澳地区的菜农，夹在装菜的背篓中过关，走私分子紧随其后，到达目的地后每次付给菜农100－200元钱作为报酬。

　　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青铜王国”彻底覆灭了，“国王”杜敏和他的“臣子”们身领重刑退出历史舞台。然而，这个犯罪集团的复制品仍在我国的贫瘠地带不断衍生。也许，若干年后，“贫困”不再可以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精神堕落的托词，到那时，我们的同胞将会在祖先的遗坑中种上善果还是继续繁衍劣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