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吴树[微博] 《谁在拍卖中国》 第二章  夺宝风暴：中国富豪血战欧美大陆

　　“买房子看得见天安门，买古董进去过紫禁城！”

　　2004年11月26日，在德国科隆市秋季亚洲艺术品拍卖会上，出现了世界拍卖史上罕见的一幕奇观。

　　当一只中国清朝康熙年间的青花小瓷瓶以300欧元的起拍价进入竞买程序后，后场二十多位竞买者齐刷刷地举起了手里的号牌。在场的欧洲买家纷纷回过头，他们惊奇地发现：这些举牌的人全部都是长着东方面孔的中国人，大约占据当场拍卖会竞买者总人数的一半。

　　500、600、800、1000……那只康熙小瓷瓶就像一颗被发射出去的炮弹，价位直插云霄。很快，这颗炮弹的报价随着加速度的产生成倍地往上翻：10倍、20倍、30倍……50倍、80倍100倍……一些欧洲买家纷纷目瞪口呆地倒下手里的号牌，很快由竞买者成为观众。

　　几十轮过后，那只瓷瓶的报价简直就像中国神话里的美猴王孙悟空，栽着筋斗直插云霄——报价级差从100欧元升至1000欧元，很快又以万元作为阶进最低数：“5万、6万、7万……”

　　“Oh, my God ！这只是一只很普通的小花瓶！这些中国人疯了、全都疯了！”一位英国古董商吃惊地喊起来。

　　旁边几位德国人看了英国佬一眼，有人轻声嘀咕了一句：“少见多怪……”对于德国收藏者来说，观看这样的“东洋景”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所以，从一开始看见中国人举牌，很多当地竞买者干脆将手里的牌子挟进图册，饶有兴趣地看起热闹来。一位德国古董商甚至夸张地说：“德国人收藏的中国古董差不多全给他们买光了，这次的拍品，很多都是拍卖公司去国外征集回来的。你手里有多少他们要多少，那些中国人似乎有花不完的钱，看架势他们要买走全世界原来属于他们祖先的古董！”

　　报价翻高200倍，到达8万欧元以后，速度总算从每2秒一次略微减慢，阶进曾一度由10，000欧元降至5，000欧元。但就在这个时候，另一番风景出现了——随着场上竞买者逐渐倒牌歇拍，战场迅速转到电话委托竞买席上，改为5位“电话美女”之间的竞争，每次叫价的增幅很快又恢复至10，000欧元。

　　此时，拍卖师如同一个乐队指挥，不停挥舞的双手从主场方向转向电话委托席。几位“电话美女”一手拿着话筒低声传话，另一只手此起彼伏地打手势，跟刚才的大兵团作战相比，别具一番韵味儿！

　　“10万、11万……20、30……”不到十分钟，历经数十轮的报价终于停止，最后一位“电话美女”精疲力尽地放下话筒，那只康熙青花小瓷瓶以高出起拍价1，000倍的40万欧元成交！

　　场上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就连拍卖公司的职员们也都跟着鼓起掌来，大家就像刚欣赏完一场节奏明快、刺激的音乐会，兴奋地交头接耳起来。大多数人的议论内容相当一致，那就是：“后半场演出的幕后演员究竟是谁？”

　　接下来的演出依旧精彩纷呈，100多件中国古代艺术品，一半由在场的华人竞得，另一半则被几位“电话美女”的玉手摘括……拍事结束后，这家拍卖行驻中国的代表透露：所有中国艺术品均被中国买家悉数猎获。事后，记者听圈内人再次暴料：那5位“电话美女”的幕后雇主，无一例外全部都是山西富豪……

　　在中国内地，山西富豪是一个极其神秘的群体，他们像一只只金色的蜗牛，蛰居在夜空般的黑色硬壳底下，被世人称作“煤老板”。自打本世纪初开始，由资金雄厚的煤老板组成的“山西藏宝军团”异军突起，悄无声息地活跃于国内外拍场，秘而不宣地将一批批国宝文玩收入囊中，引发种种社会传闻，成为国内外媒体竞相追逐的新闻热点。但是，那些狡诈的煤老板们就像是一群老谋深算、惯于玩弄舆论的世故老手，吊足了媒体的胃口之后，便集体玩起了失踪和“躲猫猫”的游戏，任凭素以捕风捉影见长的记者们削尖脑袋、跟踪追击、翻箱倒柜、掘地三尺，他们依旧云里雾里，“群龙见尾不见首”，只管将那些扛着摄像机、别着录音笔、挟着采访本的窥探者们晾作“空空道人”。

　　美国一家新闻社记者抱怨说：她曾多次亲赴山西，想揭开山西富豪收藏国宝的秘密，每一次都无果而终，就算运气好托人找到几个富豪的电话号码，但打过去不是无人接听，就是“对不起，不接受采访！”

　　不但是媒体，就连圈内人，也对山西富豪收藏家多有小议。如北京北纬40度大成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周先生就曾向媒体如是说：“收藏界有很多名人尽人皆知，比如北京的马未都[微博]等。惟有山西富豪秘而不宣，他们的藏品一经上手，大多如同进深宫大院，无人能识，连同藏家一并成为永久的秘密！”

　　如此种种，讳莫如深。但尽管这样，山西富豪们拍场“炫富”的故事，从来就没有淡出过人们的耳目。一位资深文物专家曾是山西富豪的收藏顾问，他向记者诙谐俏语：“山西人气魄大，买房子要看得见天安门，买古董要进去过紫禁城！”事实的确如此，撇开京城豪宅十之二三都停放有山西煤老板的“悍马”坐骑不说，单是他们每年在海外拍场上的豪气与“战绩”，就足够让圈内人妒火中烧、惊羡不已。

　　2005年10月23日，在苏富比[微博]秋季拍卖会上，一只“清乾隆御制珐琅彩‘古月轩’题诗花石锦鸡圆双耳瓶”被送上拍场，这只身高仅16.5厘米，起价8，000多万港元的尤物，经过在场3位港台、内地的买家几番“窝里斗后”，价格稳步抬高到1.02亿。关键时候，香港著名的古董经纪人翟建民半途杀入、强势发飚，以1.15亿港元的报价最后拿下拍品，创下了当时中国瓷器和工艺品拍卖的世界记录。知情者透露：这只花瓶曾于1975年5月12日在伦敦佳士得[微博]拍卖过一次，以16，000英镑(合22万人民币)成交，30年后的今天其身价猛涨500多倍；后来香港媒体查清，那只“古月轩”花瓶的真正买家并非翟建民先生，而是一位山西籍的“蒙面大侠”；

　　2007年11月，一位不知名的山西藏家以7952万元人民币的天价拍下明代画家仇英大作——《赤壁图》，刷新了中国书画拍卖的世界记录；

　　2008年9月12日，在美国纽约洛克菲勒中心佳士得秋季拍卖会上，一尊起拍价12万美元的北齐石佛首，被佳士得中国业务拓展总监汪洁女士数番搏击，最终以72万美元的成交价夺得。据该女士自己透露：买家是山西籍年轻富豪徐鹏。开拍前，汪女士曾接受雇主指令：“不管花多少钱，不惜代价一定将佛首请回太原！”

　　2008年10月，在香港苏富比“中国御制珍品专场拍卖会”上，清朝乾隆皇帝的一枚“蛟龙白玉玺”以6338万港币成交，刷新世界白玉拍卖最高记录，买家同样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山西富豪。之前，这位买家已经以1.65亿港元的价格购买过另外两枚玉玺；

　　坊间传闻更为吓人：有山西记者同行向我转述，一煤老板家藏清宫皇袍御座20余件，均在美英、日本、香港四地拍得，耗资总数折合人民币达7到8个亿之多；另有山西朋友向记者透露，他的一位太原亲戚，5年前曾一口气花了10几亿人民币，在英国买下当地一位谢世收藏家的所有宋代古画；还有一位故宫[微博]研究员告诉记者，他亲眼所见，一位姓马的山西富豪在国内外拍场收集清代道光官窑瓷器200余件，无论从数量到质量在国内均属罕见，故宫留存此物也仅有400件……如此种种，令人惊心动魄。山西省博物馆一位知情者告诉记者：前些年，在海外夺宝的高潮时期，山西富豪投资总额起码接近100多个亿。此话初闻多少让人有些危言耸听的感觉，但是记者稍加求证，却发现八九不离十！

　　美国年轻的华裔女收藏家丘安妮，常年奔走于世界各大拍卖会。她在接受国内记者采访时说：“在中国内地，山西人是目前在世界艺术品拍卖会上为数不多能和世界级收藏家竞价抗衡的买家。我经常看到这样的情景，在一些高价位古董拍卖会上，最后几位竞价者若有东方面孔，几乎毫不例外都是山西人。但是他们大部分都不会自己露面，而是由委托人去现场参入竞争，只是很少有人知道场外真正的买主是谁？”

　　英国一家艺术品投资专业杂志曾经撰文，将浙江和山西两地的富豪藏家作了一个生动的比较，他们评述：“前者如同河东之狮，见到猎物先发制人、一声狂吼；后者则更像是一条沼泽地里的鳄鱼，悄然跟进，被擒猎物至死也不知道落入谁口！”

　　关于山西富豪在拍场上壮举，苏富比亚太区行政总裁程寿康先生向记者讲述过亲身经历的一件事：

　　“在一次苏富比的拍卖会上，一位山西买家办理了电话委托，竞拍一幅古画。拍卖开始后，我亲自拨通委托人的电话，及时把现场的报价告诉他，并替他报价。开拍后，报价步步升高，500万、550万、580万……这时，电话里传来山西买家不耐烦的声音，他说：‘别浪费时间了，直接报1000万吧！’我刚照他的意思脱口而出，马上又害怕自己听错了，因为拍卖时一般都会循序渐进，很少像这样4、5百万一次的加价。于是，我又重新问了他一遍：‘您确定是1000万吗？’对方回答：‘对，快点拍下来吧，别啰嗦！’得到确认后，仍然有人跟进：‘1100万、1200万……’我不断地把最新报价转告给他。这时，电话里那个山西客户更不耐烦了，大声嚷嚷：‘快点吧，2000万、2000万，麻烦死了，我正和人吃饭呢！’一句话，又加了800万！最后只花了两分钟不到，几千万的交易就顺利完成了！”

　　此后，程寿康先生多次在公开场合对山西富豪大加赞赏。他说：“有人认为山西人炫富摆阔乱出价，作为行家，我认为山西买家很聪明，有文化、也很懂行，对拍品的出价并不离谱，收藏目的也很专一……”

　　程寿康先生对山西客户的评价是捧是实、是诈是诳，尚不得而知，作为一名拍卖行的高官，在商言商也是无可厚非的事。但可以肯定的是，比较广东人将收藏当作小商品经营式的现买现卖、江浙富豪把收藏顶替投资式的大手笔投机，“山西军团”的收藏的确显得别有一番特色与情调。

　　首先，在记者看来，山西富豪的收藏目的不似前两者那么单一与直白——就是为了赚钱。记者通过调查发现，有一些晋中富豪由于先天不足、文化缺失，出于精神代偿的下意识，他们不自觉地有“文化崇拜”倾向。这部分富豪比较乐意购买一些历史悠久、有较多文化含量的文物，如六朝石雕、元明金属佛像、宋元字画等；还有一部分富豪，文化层次有高有低，但是都受到农村中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影响，在收藏文化上则更偏重于选择“皇权崇拜”，他们经常会不惜千金，去海外竞买一些历代皇帝的御用器物。如有一位企业董事长，就曾先后斥资数亿，买回五六枚清代皇帝用过的玉玺，以及皇冠和龙袍；

　　其次，在收藏文化的价值取向上，山西富豪似乎比江浙、广东老板多加了一层精神层面上的追求。在记者的调查过程中，不少山西富豪坦言：“钱再多买不到好名声，花一半家产摘掉煤老板的黑帽子也合算！”如一位依靠煤炭起家，现在名片上印有多家文化公司董事长头衔的富豪收藏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不讳地说：“我在外面都不太想说我是山西人，因为一提山西的有钱人，就是煤老板，形象很差。我收藏的文物，全都是很有文化品位的东西……”还有一位家藏数百尊古代珍稀佛像而不为外人所知的山西富豪对记者说：“我之所以让这么多有重要文化价值的珍贵文物深藏不露，就是怕被外界扣上煤老板的帽子，因为在外界人的眼里，山西的有钱人都是煤老板。我不是煤老板，我是教师出身的企业家，我的收藏资金也不是挖煤赚的……我收藏佛像纯粹是因为个人文化爱好！”

　　当然，有了以上几个事例，并不能说明山西富豪的收藏活动就真真正正、完完全全地出于精神需要，更不待说那些“精神需求”有多么贴近文物收藏的审美价值。据记者调查，山西富豪收藏国宝，其实也不像业内人士所描述的那样“只进不出、只买不卖”。2002年左右，山西一藏家出资200多万元，从国外拍回一幅明末画家陈老莲《花鸟》十册页画作。捂了两年后，该册页又重新出现在一次大型拍卖会上，拍出2860万元天价，赚了十几倍；还有一位藏家在2004年从海外拍回一只宋代汝窑天青釉瓶子，仅仅1年后，这件存世量稀少的珍贵文物，又被主人以3倍的价格悄无声息地卖出了国境。

　　不仅如此，还有一部分富豪只是把自己的收藏物当作金钱代用品，用以行贿高官或取悦女人。这部分人的投资风格是花不多的钱购买一些三四流的“时尚古董”，用作不正当的官场和情场上的交易。如：买一些真假难辨的晚清遗珍去满足贪官、二奶们的“国宝欲”。买一些古代地方名士的字画或仿品，用来装潢自家门面，或取悦一些附庸风雅、滥竽充数的“雅贪”。

　　看起来，山西富豪的深藏不露并不似外界传闻那般出于“文化低调”与矜持，而是各有一番苦衷在心头。山西富豪的收藏之道也并非业内人士所言那般纯粹与重义，只不过江湖各异，南北富豪所用的取利秘籍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