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吴树[微博]《谁在拍卖中国》 第二章  夺宝风暴：中国富豪血战欧美大陆

　　“义和团终于来了”！

　　可能是由于文化差异吧，不同地域的媒体往往对于相同的历史事件，各有各的写法与评述，尤其是对于中国人的一举一动更是如此，西方媒体总是会有他们的“独到见解”。但是唯独在中国富豪海外夺宝这件事上，却“公鸡下蛋”了。就在众多国内媒体为中国富豪在海外拍场频频告捷而欢欣鼓舞的同时，一些西方媒体也纷纷站出来跟他们一起大声“喝彩”，对此作出了“欢欣鼓舞”的深度评述。

　　2007年元旦刚过，一家英国报纸别出心裁地发表了一篇新年评论文章，标题为：“义和团终于来了！”语气中似乎充满了期待与赞许。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义和团”是中国清代晚期出现的一个内抗清廷，外抗英、法、日等侵略者的民间组织，它曾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奋起抗战，杀长毛、护家园，一度曾被当时入侵中国的外国人视为“恐怖组织”。所以，在西方人的历史语汇中，义和团是“中国暴民”的代名词。既然如此，这家报纸的评论文章又因何要口出诳语呢？记者将其中两段文字译成中文，读者一看尽知：

　　“……1949年以前，在西方人的眼里，中国只是一个可供外国联军大摆庆功酒会的宴席。1949年以后，中国则成了一个狂妄自大的穷光蛋。可是到了20世纪末以后，情况似乎突然发生了逆转：当西方的经济帝国在落日下变得昏暗时，中国人却像拿破仑所预言的那样，变成了一头可怕的‘东方醒狮’！强有力的政治改革推动了经济机器的高速运转，最初在中国农村出现的‘万元户’变成了城市里面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甚至是亿万富豪。中国南方的‘炒房团’、北方的‘煤老板’，尽管他们谁也没拿到过西方发达国家承认的MBA学历，可是他们却有着惊人的财富智慧和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

　　这家报纸还对拍卖场上的富豪游戏作了如下生动的描述：“中国人富有了，西方人不再喋喋不休地重复冷战时期的言论，并且争先恐后地向中国人敞开大门。如何引导他们进入西方经济圈，成为许多西方人的梦想和诉求。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在伦敦、在纽约、在巴黎、在香港，越来越多的中国富豪一手拿着苏富比[微博]、佳士得[微博]、纳高等西方拍卖行的华丽请柬，一手带着坚挺的人民币，走进了世界一流的拍卖场。这些中国的新贵见到祖宗的宝贝就‘抢’，不惜血本、所向披靡，就算是西方财力雄厚的老资格古董商，也往往跟他们打不了几个回合就败下阵来……”

　　另有一家法国报纸刊文：“……100年前，当我们的军队向北京的清朝皇宫挺进时，中国的‘义和团’手持大刀长矛，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曾经让法国将军们头痛万分。没想到100年后，中国的‘富豪义和团’手持亿万人民币杀上欧美拍卖场，他们不但给西方古董商们带来了巨大的财富福音，也拯救了一批当年的八国联军后裔——那些拥有中国战利品的‘新穷人阶级’……”

　　可惜的是，西方媒体报道中极为丰富的潜台词并没有被国人领悟，一是因为大部分当事人看不到、读不懂外文报刊，二是看得懂的局外人也不会再去重复那种“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之类的冷战词汇。于是，在一边倒的舆论造势下，一场由浙江商人发起的富豪收藏热在中国大陆风起云涌、顿入狂境。继浙江军团出师大捷后，山西军团、广东军团、福建军团、东北军团迅速揭竿而起，纷纷远渡重洋，开始了一场中国历史上声势最广、人数最多、耗时最长、投资最大的海外夺宝运动。

　　由于中国富豪不惜血本的出境抢购，海外中国艺术品的价格迅速高涨，像苏富比、佳士得这样的拍卖公司，成交几百万元一件的中国古董如同家常便饭，成交几千万一件的拍品屡见不鲜，就是上亿成交的单数也不再是稀罕事，甚至可以作为游戏来表演。

　　2006年11月28日，在香港佳士得秋季艺术品拍卖会上，全国政协常委、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张永珍女士以1.604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拍下一件清乾隆御制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成交价比最高估价多出7000多万港元，创下亚洲拍卖会历史上最高成交价。最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件天价拍品的原拥有者正是张永珍女士的胞兄——著名收藏家张宗宪先生。这一场史无前例的亿万元“兄妹交易”，引起了众多人的丰富猜想，其中也不乏有“虚抬价格”的微词，只不过因为两位故事的主人翁都是国内数一数二的财富大亨和收藏大佬，所以更多人愿意用“会心一笑”作为对这件事情的态度了；

　　除开超级富豪在顶尖级拍卖行拼抢天价古董之外，在中国内地，更多的大富豪和中小富翁还另辟蹊径，组织“专项海外淘宝团”、“旅游淘宝团”等，深入当年入侵中国、抢掠文物的“八国联军”的组成国，以及近几十年走私中国文物比较猖獗的一些国家，通过民间流通的方式，去抢购历年来从我国非法出境的文物和古董。这一部分交易虽说单件成交额不如拍卖价格高，但是其累计数仍十分惊人。仅以几例为证：

　　2005年，一个以广东收藏者为主的“日本淘宝团”，一次性投资达8000多万人民币，从日本买回一些抗日战争时期被抢出境的陶瓷器和古画；

　　2006年，一个“收藏者旅游团”赴英、法、德旅游淘宝，消费额达5个多亿人民币，买回的大多是一些清末至民国时期非法出境的明清两代官窑瓷器和少量外销瓷器；

　　2007年，一个赴美国“旅游淘宝团”，花费3个多亿人民币，购买了一批从中国走私出境的出土陶瓷和古代玉器……

　　据不完全统计：自2002年以来，中国富豪每年去海外“淘宝”的资金节节攀升、逐年增多，到2007年，此项投资竟高达50多亿人民币。广东省一位从未在媒体上露过面的富豪收藏家向记者透露：“这个数字是最保守的了，就我亲自参加的几次‘海外淘宝团’，成交额就将近达到两三个亿了！”浙江博物馆社教部主任赵幼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仅仅我认识的15位浙江收藏家每年就向海外文物市场砸入数亿元人民币，而浙江人每年到底从海外购回了多少文物，目前没有人能说清楚”；山西省文物部门一位负责人也告诉记者：“我们山西人做事不爱张扬，我认识的几位搞古董收藏的富豪，每年用于这方面的投资最少也有几个亿！”另据宁波一家刊物报道，“宁波收藏界每年差不多有近10亿元资金用于海外淘宝”……

　　一家海外艺术品投资权威媒体撰文披露：“从2000年至2007年，中国藏家到海外购买中国艺术品的人数增幅高达300%，资金投入量更是成倍地增长。”一些顶级拍卖行自己的统计数据也进一步印证了媒体的说法。佳士得公司公告：2003年秋季拍卖会，该公司13%的中国艺术品被中国买家拍走。2004年春季拍卖会，中国买家的比例升至25%，其中600余件中国古代工艺品，全部以百万美元的成交价卖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好成绩；苏富比公司公告：2005年，该公司的中国艺术品拍卖一枝独秀，实现了三年翻三番，买主绝大部分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华裔人士，主要还是中国内地富豪。该公司一位中国雇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公司取得这么大的成绩，很大一部分得益于咱们中国同胞的慷慨介入！”

　　所幸的是，在海外拍卖行一片欢呼声之外，记者也听到了另外一种较为冷静的声音。

　　从小就从事中国甲骨文和陶瓷研究的法国国家古董联合会主席ChristianDeydier先生，在回答记者问时说：“目前中国藏家的状态和1980、1990年代的日本藏家很相似。他们有了钱什么都买。在很多欧美的艺术品拍卖会上，一些中国买家出价比欧美收藏家高30%。在伦敦举行的英国女王的妹妹——玛格丽特公主遗物的拍卖会上，一位中国女士以总价近120万英镑的高价，将首日拍卖中最受瞩目的两款镶钻珠宝首饰——‘波提默王冠’和‘装饰艺术项链’买走，成交价是拍卖前估价的数倍。这位中国女士的慷慨程度让当时在场的拍卖师和其他竞拍者咋舌。”

　　Christian Deydier先生还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买家大部分已经或正在拥有大量财富，他们希望通过收藏艺术品来体现其社会地位。他们的表现有时还显得不够成熟和专业，比如艺术鉴赏力不高，收藏方向不够专一深入，在需要咨询时也不懂得从专业人士处获取可靠信息，似乎是有了钱以后可以什么都买……在德国、法国在内的很多欧洲中小拍卖行，这几年都充分领教了中国商人的作风，他们不挑品相，不论质量，统统都举牌，盲目追捧而创下滑稽的高价……”

　　世界舆论对中国富豪“拍士”们的褒贬，都妨碍不了另外一个客观事实的存在——苏富比、佳士得复苏了，这两艘世界拍行的超级航母在极短的时间内绕开了“死礁”，又重新扬起了征帆。我们可以从下面一组数据，清楚地看到这一对曾经的难兄难弟的“复兴之路”：

　　2000年前后，日本艺术投资泡沫破裂，接下来美国网络经济泡沫破裂，导致了苏富比和佳士得的经济危机。曼哈顿审判前，苏富比的年利润从1.55亿美元一落千丈，仅剩下区区650万美元，苏富比上市公司的股价从47美元的巅峰被腰斩到6美元。佳士得也没能逃脱经济冷冬的冰冻，年利润从7600万美元缩至1100万美元，两家公司不得不进行30%以上的裁员。曼哈顿审判后，两家拍卖行更是声名狼藉、举步维艰，不得不赔本经营，苏富比甚至穷到卖掉办公楼改为原地租用的地步。

　　在德国纳高成功拍卖中国文物以后，这两家公司调整战略重点，把目光盯住中国和亚洲市场，迅速走出了经济深渊。2002-2003年，是苏富比与佳士得接受伦敦审判后生死攸关的两年，部分西方古典油画的价格复苏和由于中国买主热情参入所导致的中国艺术品持续升温，成为支撑这两家拍卖行起死回生的重要两肋。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这两家公司始料不及地拍卖了价值 59 亿美元的艺术品，成交量较2001年增长了168%。对此，佳士得美国业务总裁马克o波特(Marc Porter)惊喜地说：“市场发展得如此之快，大大出乎了我们的预料……每件作品的拍卖都创下了新的记录！”

　　随着中国艺术品交易额的逐步放大，这两家公司的利润也飞速增长。到2007年，苏富比的总成交额达到53.3亿美元，该公司的股票更是达到历史最高峰，飚高61.4美元。被中国人称为“无赖”的佳士得公司更是以一桩接一桩的不良拍卖，首次超越了苏富比，成交总额创下了63亿美元的天量。

　　2008年，全球陷入金融危机，在纽约拍卖会上，连华尔街落难金融巨头雷曼兄弟的顶级收藏珍品都遭遇到流拍。可是，借势中国经济上的“一枝独秀”，香港苏富比和香港佳士得却依旧“春意融融”，仅一次春拍，这哥俩就喜笑颜开地分别将17.4亿港元和22.84亿港元稳收囊中，分别创下两家公司成立以来的单季拍卖最高战绩。对此，苏富比亚太区行政总裁程寿康心怀感恩地说：“我们现在30%的业务来源于中国，所以我们的员工不但要懂中文，还要懂中国，否则，无论他们毕业于哪个国际名牌大学我们也不要！”

　　是谁拯救了苏富比和佳士得？当然，记者还不至于冲动到将我们出海“义拍”的同胞视作两家拍卖公司的唯一救世主，但是不可否认的是：21世纪初，在这两艘国际航母将要沉没之际，中国人充当了重要的“救生员”。

　　“义和团终于来了！”西方古董商这一声惊呼，其中包含了太多的诡谲与期待……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拍士”更愿意自诩为“抢救国宝”的“义勇军”，而不是同室操戈、争夺国宝的“义和团”。但是对于西方人说来，要准确理解“义勇军”和“义和团”这两者的区别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在欧洲人的词典当中压根儿就很难找得到有准确注释的“义”字，他们更无从知道这个奇怪的方块字，不但跟中国文物有关、跟中国人有关，而且它还影响了中国人一部两千多年的帝国兴衰史。而对于苏富比和佳士得来讲，理解这一切就简单多了——“义和团”也好，“义勇军”也罢，都必须通过他们的拍卖活动来表达各自所需的一种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