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田

　　1961年9月30日，上海一家报纸刊出傅雷“右派”帽子摘掉的消息。在家里吧嗒烟斗的傅雷看到了这则消息，脸上没有一丝笑容，闷闷地说：“当初给我戴帽，本来就是错误的。”言毕，白烟从他的嘴里袅袅而出。

　　这句话符合傅雷的性格，恃才傲物，又倔强耿直的傅雷，向来我行我素。

　　三个月前，还是“右派”的傅雷给远在新加坡的刘抗写信，没有一丝一毫的顾及，谈人言艺，还是以往的习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尽管这样的习惯让他时常吃亏，他无所忌惮，依旧口无遮拦。

　　写于1963年7月31日的信是一封长信。写这封信时，傅雷有一点儿女情长，与刘抗叙旧，满含深情。他谈到自己的现状，谈到傅聪在国外的情况，谈收藏，品书画，其乐融融。然而，傅雷笔锋一转，臧否人物，说古论今，痛快淋漓。其中，对扬州八怪的微辞引起了我的注意。

　　李玉棻《瓯钵罗室书画目过考》把金农、郑燮、黄慎、李鳝、李方膺、汪士慎、罗聘、高翔概括为“扬州八怪”。他们在乾隆年间活跃在江苏扬州，画风粗粝，笔法泼辣，被视为具有革新精神的画家群体。

　　“扬州八怪”处于生活底层，经济、人格独立，具有一定的叛逆精神。他们以花鸟为主，有山水、人物之功，书法也有特点，在当时备受瞩目。就连乾隆下江南，也会慕名与其中的画家见见面，风雅一番。

　　傅雷不喜欢“扬州八怪”。与刘抗直言不讳，坦诚相告——

　　“……扬州八怪之所以流为江湖，一方面是只有反抗学院派的热情而没有反抗的真本领真功夫，另一方面也就是没有认识中国画用笔的三味，未曾体会到中国画线条的特性，只取粗笔纵横驰骋一阵，自以为突破前人束缚，可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亦可说未尝梦见艺术的真天地。结果却开了一个方便之门，给后世不学无术投机取巧之人借作遮丑的幌子，前自白龙山人，后至徐××，比比皆是也。……”

　　白龙山人，即上海赫赫有名的王一亭；徐××何许人也，徐悲鸿乎？不得而知。总之，这些人在傅雷的眼睛里高大不起来。

　　傅雷对“扬州八怪”的不屑，源自于他对中国画的认知。他一直强调，“中国画与西洋画最大的技术分歧之一是我们的线条表现力的丰富，种类的繁多，非西洋画所能比拟”。“倘没有从唐宋名迹打过滚、用过苦功，而仅仅因厌恶四王、吴恽而大刀阔斧的来一阵‘粗笔头’，很容易流为野狐禅”。于是，傅雷断定，“扬州八怪”大半即犯此病。

　　那么，没犯此病的中国画是什么样儿的呢？我们不妨顺着傅雷的思路走上一程，看看他的艺术判断基于什么标准。

　　首先，傅雷重视中国画的“用笔”。为此他说：“倘没有‘笔’，徒凭巧妙的构图或虚张声势的气魄(其实是经不起分析的空架子，等于音韵铿锵而毫无内容的浮辞)，只能取悦庸俗而且也只能取媚于一时”。继而他认为四王之所以变成学院派，就是缺少中国画的基本因素，千笔万笔无一笔是真正的笔，无一线条说得上表现力。

　　有点过分，但，掷地有声。

　　显然，傅雷眼中的中国画家，需要从“唐宋名迹中打过滚”，石涛就是打过滚的一个代表。如果说傅雷对“扬州八怪”的评价稍有偏颇，那么，他对石涛的定位是不是也存在误判呢。不管它，我们需要听到傅雷发自内心的声音，这样的声音才纯粹，才真实。他心中的石涛，是六百年以来天赋最高的画家，技术全面，造诣深厚。堪与其并论，仅是黄宾虹。“宾虹则是广收博取，不宗一家一派，浸淫唐宋，集历代名家之精华之大成，而构成自己面目。尤可贵者他对以前的大师都只传其神而不袭其貌，他能用一种全新的笔法给你荆浩、关同、范宽的精神气概，或者是子久、云林、山樵的意境”。

　　我们似乎明白了傅雷的倾向。对中国画，他愿意从历史的纵深处去探究，笔法、墨法、图式、风格，要有承传，要有突破，要有味道。至于“扬州八怪”在乾嘉学派不越雷池的思想禁锢中，以自己之“怪”，试图超越呆板的现实，或者以变形的笔墨，勾勒自己的心象，或者借助市场，打造自由人生，他没有看到，还是视而不见？

　　总之，对“扬州八怪”，傅雷有点苛刻了。■

　　(作者系书画评论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