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月之

　　《东方早报·艺术评论》第53期推出了“上海美专百年”纪念专稿，事实上，上海美专之所以在上海建立、发展，与近代上海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密不可分，与海派文化密不可分。研究上海美专与海派文化的关系，一方面需要说清楚海派文化对上海美专的影响，包括对上海美专的建立与发展，也要说清上海美专在哪些方面体现、丰富了海派文化。

　　1912年，上海美专的建立，是上海美术史上的大事，也是近代上海文化史上的大事。上海美专之所以在上海建立、发展，与近代上海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密不可分，与海派文化密不可分。研究上海美专与海派文化的关系，要说清楚的主要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海派文化对上海美专的影响，包括对上海美专的建立与发展，二是上海美专在哪些方面体现、丰富了海派文化。

　　海派文化特质

　　对于海派文化的特质，我们已经有了很多种归纳，这些归纳各有特点，各有理由。我想，对于以下四点，应该是比较容易达成共识的，即：一、商业性或曰趋利性；二、世俗性或曰大众性；三、灵活性或曰多变性，四、开放性包括世界性。研究海派文化中的文学、戏曲、音乐、美术、饮食、服饰、娱乐等，都会归结到这四个方面。这四点，各有侧重，相互关联。海派文化是一种文化风格或文化特性，并不专指上海地区的文化。上海地区的文化不能都以海派来概括。

　　海派文化形成，与以下四个因素有关：商品经济、移民人口、西学东渐与租界影响。

　　1 商品经济

　　对于商品经济与海派文化的关系，比较容易理解。海派文化的商业性或曰趋利性、世俗性或曰大众性，都与商品经济关系密切，绘画不是为了个人的审美追求，也不是为了完成官府的任务，而是为了谋利，为了适应市场需要；唱戏、演戏一味迎合听众、观众的需要，这些显然都是市场在起作用。

　　2 移民人口

　　近代上海是在较短时间里急速发展起来的大城市。开埠时，上海人口仅20来万，到了清末，已近130万，已是中国最大城市。到了1949年，已有546万，那是特大城市。上海人口像海水一般潮涨潮落。很长一段时间内，上海就犹如一个筛子，不断地筛选，把适合在这个城市生存的人留下来，把不适应的人给淘汰至别处去了。这就使得优胜劣汰的机制能够在上海推行下去，使得上海与中国其他城市在人才方面有个梯度的转移，在上海不行到别的地方或许还是可以的。

　　上海移民人口的结构和特点与其他城市不一样，如天津主要是河北、山东人，而香港主要是广东人。1949年以前，上海人口85%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安徽等各地，还有一部分来自外国。上海本地人反而是在人口总数中占据了很少的一部分。本地人口很少，移民人口很多，便使得本地文化对由移民带来的外地文化排斥力不强，对外地文化同化力不强，这为外来移民在上海立足、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土壤。从晚清到民国，上海会馆公所的数量，少的时候有57个，多的时候有256个，据潘君祥研究有402个。于是，海纳百川、文化多元，成为近代上海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广大移民，依托着会馆公所这一平台，将其原籍文化搬到上海，祭祀原籍神明，遵循家乡风俗。

　　3 西学东渐

　　上海是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主要基地。西方文化输入中国，无论是物质文明、制度文明还是精神文明，都以上海最为突出，大多先传到上海，然后由上海扩散到中国其他城市和内地。

　　西学东渐内容特别丰富。与上海美专关系特别大的是美术方面。大家知道，1864年建立的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孤儿院美术工场图画间，是上海最早引进西洋美术的机构。这里有绘画师约四十人，所绘者均为圣洁之宗教画，或于纸、或于布、或于石、或于玻璃，无不精美。天主教传教士将西洋画法传了进来。周湘、张聿光、徐咏青等人都曾在土山湾学习过绘画。周湘先后于1910年9月和1911年7月，创立上海油画院和背景画传习所，传授油画、水彩画、水粉画等西洋画，学生有乌始光(27岁)、陈抱一(19岁)、丁健行(19岁)、刘季芳(即刘海粟，16岁)等二十余人。乌始光后来创办了上海美专。

　　西学东渐方面，特别要指出的是，上海的示范方式。西方人将欧美的物质文明、市政管理、议会制度、生活方式、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审美情趣都带到这里，使租界变成东方文化世界中的一块西方文化飞地。通过租界展示出来的西方文明，租界与华界的巨大差距，极大地刺激着上海人，推动着上海人学习西方的步伐。这点，强化了上海移民的开放意识与世界意识，强化了海派文化的开放性与世界性。西方人传入这些知识、制度与理念，首先是满足自己的日常生活需要，是为了自用，这与那种灌输式、俯视式的传播不一样。

　　4 租界影响

　　近代上海由于租界的存在，租界在很长时间里，又是城市的主体部分，租界的缝隙效应，对于上海移民影响广泛而深刻。

　　缝隙效应。租界既是中国领土又不受中国政府直接管辖，不受中国政府直接管辖但又居住着大批中国居民，不受中国政府直接管辖但又与中国政府管辖的区域仅有一河之隔、一桥之隔或一路之隔，这些特点，使得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出现一道缝隙。这道缝隙在清朝政府、北洋政府、南京政府的统治系统中，成为一条力量薄弱的灰色地带，形成持不同政见者或反政府力量可以利用的政治空间。这道缝隙对于那些因道德、民事、刑事等问题为本地社会所不容的人，提供了规避惩罚的避风港。于是，上海落职政客多，持不同政见者多，为非作歹的罪犯也多。这些人的到来，加剧了上海社会道德控制的难度，为海派文化的世俗性提供了温床。

　　举例，辛亥革命把清朝给推翻了以后，还有不少忠于清朝的人。我们从古装戏中可以看到，改朝换代的时候，原先朝廷的大臣，或者逃入深山成为隐士，或者被砍头，或者顺从新的朝廷。可是上海租界出现以后，就为这些人提供了一个新的去处。民国元年出现了一种很奇怪的景象：可以看到上海大街上，有些人是拖着长辫子，他们不使用中华民国的年号，公开地骂新诞生的共和国，若是在别的地方或许这些人早被砍头了，可是在上海却不会。这并不是说上海不革命，而是说在上海比较特别，维持治安的巡捕房是只认钱，而不认政治信仰的。当时，大名鼎鼎的郑孝胥就是在上海不与革命党合作，革命党威胁要他小心自己的脑袋，他立即向巡捕房反映情况(他是花了钱请巡捕房保障安全的)，第二天果然就增加了巡捕，他就安然无恙了。同理，孙中山为什么可以在上海平安无事？他就是给巡捕房钱，巡捕就为他站岗放哨来保障其安全。总之，巡捕房只认钱，是不管什么政治立场的。因此，有很多遗老遗少来到上海做寓公。民国时期，还有一批外地军阀、失意政客，都是利用上海特殊的政治格局，到上海来寻求安全的。这也是上海拉力的表现之一。

　　由于缝隙的存在，清朝政府、北洋政府、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号令，可以行至天涯海角，在上海租界却不能畅行无阻。中国其他地方硝烟滚滚、哀鸿遍野，上海租界却可能风平浪静、灯红酒绿。从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的大部分时期，上海租界都处于中立状态，烽烟不起，锋镝不鸣。它对上海的经济、社会特别是人口的发展，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大批官员、富商来这里居住、置业，各种人才向这里涌来，无数游资向这里集中。这为海派文化的商业性或趋利性提供了膨胀的机会。

　　文化中心

　　由于商品经济、移民人口、西学东渐与租界的综合作用，近代上海成了当之无愧的全国文化中心，包括新闻中心、出版中心、大学教育中心、艺术中心等。

　　1852年创立的土山湾画馆，为徐家汇天主堂的附属机构之一，是中国最早的西洋美术传习场所。后成名的徐咏青、周湘、张聿光等，都在此学习过。1926年12月创立的漫画会，由黄文农、丁悚、张光宇、鲁少飞、叶浅予等发起，是中国第一个漫画团体。1931年9月23日成立决澜社，是中国第一个油画艺术团体，也是中国早期西画运动很有影响的美术团体。1931年成立中国画会，是第一个全国性的中国画团体，成员包括了上海和全国各地的中国画家。1934年春成立中国女子书画会，是中国第一个女子美术团体。1934年成立中国工商美术家协会，是中国第一个实用美术团体，会员500余人。

　　作为全国文化中心，近代上海文化人多，有钱人多，文化市场特别发达。明清时期，中国书画市场在苏州、南京这一带是比较好的，等到上海崛起之后，有钱人跑到上海来，上海很自然就成了最好的书画市场，买卖双方乐此不疲，这样一来，就养活了很多文化人。上海文化产品也销售到全国各地。土山湾的美术作品销售到全国各地，点石斋画报销售到全国各地，吴友如办的飞影阁画报销售到全国各地，图画日报也销售到全国各地。艺术水平高的画师，可以有很好的收入，过很好的生活。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上海美专才得以创办。

　　众所周知，上海美专的教授模式，脱胎于周湘创办的布景画传习所。乌始光、刘海粟、丁悚等几乎都出自周湘门下，学的都是当时社会最需要的实用型“西法图画”技法。鸦片战争之后的上海作为开埠城市迅速扩张，发达的经济和繁荣的市场促成了现代商业美术的兴起，产品的包装、报纸杂志的插图、戏曲戏剧的布景等都需要大量的受过训练的专业美术人才。因此作为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回应，以培养商业美术人才为目的的美术学校在1910年代纷纷创办。刘海粟等也只是在这一两年前刚刚从周湘那里短期学习了一些商业美术的实用技法，如炭笔画、水彩画布景等。

　　社会办学

　　上海美专的创立、发展，在三个方面丰富了海派文化的内涵，一是教育与市场相结合，二是使用人体模特儿，三是依靠社会办学。前两个方面，学术界都有很多研究。第三点，更有上海特色。

　　上海美专为私立学校，筹款、拓展与社会各界关系，加强学校管理，是学校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鉴此，学校于1919年组织校董会，聘请蔡元培、梁启超、赵匊椒、王一亭、沈恩孚、黄炎培等人为校董。校董会以后成为定制，受聘为校董的除了上述诸人，还有胡适、陈树人、孙科、孔祥熙、陈公博、戴季陶、褚民谊、吴铁城、潘公展、虞洽卿、王晓籁、杜月笙、张君劢、张东荪、李石曾、蒋梦麟、钱新之等七八十人，多为上海政界、工商界、法律界、学界与社会名流。校董分为常务校董、经济校董与校董三类，常务校董有蔡元培、叶公绰、吴铁城等，经济校董有孔祥熙、袁履登、杜月笙、黄金荣等，校董会主席在很长时间里由蔡元培担任。作为一所私立学校，上海美专在动荡的年代里能够不断发展，与其通过校董会的设置，与社会各界保持良好的人脉，极有关系。政治上的奥援，经济上的支撑，学术上的扶持，社会关系的疏通， 美专在这些方面都得力于校董会。例如，刘海粟拜见黄金荣时，送上书画作品，以拉好资源。黄金荣是上海滩大亨，有他保护，美专可以少很多麻烦。钱永铭是美专的经济校董，负责美专经济活动，也担任国民党经济部次部长。美专需要经费时，他签了名，他开了头，下面的大老板碍于他的面子也跟着签名。钱就这样筹到了。1933年9月17日，上海美专研究所新校舍未完成以前，因债务牵制，经常费应须周转之时，仍由各校董每学期分别调度，以下列数目为标准，钱永铭三千，袁履登、叶玉甫、杜月笙各两千，孔祥熙再定。

　　民国时期上海社会，相当复杂。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立足，上海美专必须处理好经济上能够支撑、社会上能够立足、文化上能够发展，这三点，都需要各个方面的关系。

　　海派文化的商业性、世俗性、灵活性、开放性是上海美专得以诞生的文化土壤，上海美专的开新、灵活与社会办学，丰富了海派文化的内涵。 模特儿事件，是海派文化的突出表现。■

　　(本文根据讲座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