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出版的《故宫名画信片》 民国时期出版的《史料旬刊》 1936年出版的《故宫旬刊》第一期

清宫善后委员会会议事录(1925年9月29日)

　　郑欣淼

　　《故宫[微博]日历》首次刊印于1933年，它是故宫博物院在以古物文献的传拓、影印为重点的同时，尝试开发的新文化产品。分悬挂与案头两种。案头日历在1931年刊印时，日期用字是一般印刷体，没有特点。从1935年起，则选用名碑上的字，且有说明，如“十七”下注“爨龙颜碑”，“廿六”下注“樊兴碑”等，又配以器物、书画的图像，十分典雅，卖得也好。它的风行，是故宫民国出版物繁荣的一个缩影。

　　民国故宫出版

　　从清宫物品点查开始

　　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以来，把整理、刊印、传播故宫文化作为一项自觉使命，购买了先进的印刷设备，通过大量的各类印刷品，介绍故宫的文物藏品、明清档案以及紫禁城宫殿建筑，在学术界、文化界乃至全社会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故宫文化的传播是故宫博物院的重要使命。《故宫博物院组织法》第一条就规定：“中华民国故宫博物院直隶于国民政府，掌理故宫及所属各处之建筑物、古物、图书档案之保管开放及传布事宜。”“传布”就是故宫文化的播扬流传。组织法又规定总务处的10项“执掌”，其中第3项是“关于征集统计材料及刊行出版的事项”，又明确古物馆有传拓摄影、图书馆有善本图书影印、文献馆有清代史料之编印等任务事项。

　　故宫博物院成立初期，因时局动荡，本院处境艰难，多项工作难以正常开展，但仍开始有关资料与文物的传布。1924年5月溥仪出宫，12月24日开始清宫物品点查，清室善后委员会为了让社会了解点查情况，及时公开点查报告。1925年3月1日，《清宫物品点查报告》第一编第一册即乾清宫点查报告公开出版，向社会发行。又于是年3月15日、3月20日、4月1日，第一编第二、三、四、五册陆续发行(其中第三、四册同日出版)，直至1925年12月25日出版的第五编第一册，俱署名“清室善后委员会刊行”，从1927年12月1日出版的《清宫物品点查报告》第五编第二册起，则署名为“故宫博物院刊行”。清宫物品点查至1930年3月基本结束，共出版《清宫物品点查报告》6编28册。1926年6月，出版《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1926年9月，完成钤拓《金薤留珍》古铜印谱24部，并限量发行。1928年1月13日，图书馆鉴于清代掌故成书较少，决定每月编印《掌故丛编》一册，本年2月出版第一辑，以后每月赓续编印。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接管故宫博物院。从1929年开始，故宫博物院经过改组，各馆处完备，工作走上正轨。在文物点查告一段落后，工作重点转入整理，同时十分重视流传工作。1929年10月10日，《故宫周刊》创办，这在故宫出版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易培基院长在发刊词中说：“周刊者，取资既微，流传自易。一方以故宫所藏不分门类，不限体例，陆续选登，以飨国人；一方以故宫工程建筑以及本院先后设施、计划工作情形，公诸有众，期以唤起全国人士之艺术观念。又使讲艺术者多得古人名迹奇制，以资观摹，俾恢复吾国固有之文明而发扬光大之，则庶乎温故而知新，不致数典而忘祖矣。是此一周刊之微，他日或将谓为我国文艺复兴之权舆，亦奚不可，斯又岂独本院及本刊之幸哉？”《故宫周刊》自创办后连续出版510期。该刊图文并重，图为介绍院藏各类文物包括古建筑物，文字部分有专著、考据、史料、笔记、校勘、目录、剧本等，后因战争原因停刊，但它及故宫博物院其他出版物向社会提供的清宫文物史料特别是这种学术为公器的指导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真正把流传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则到了1931年。“前二年(1929、1930)本院之工作，为草创的，为普及的，不论何事，随手举办。办事成绩，虽似较多，但其缺点，则在无统系，无一定目标。本年度则渐由草创工作，进为有趋向之工作，其最大目标，一面倾向于整理保管方面。一面倾向于流传方面。此两种工作，为本年度就财力所及，而尽量发展之趋向。”(《民国二十年本院全年工作报告》)

　　故宫出版兴盛

　　离不开北平出版业的繁荣

　　从当时北平出版业的大背景看故宫的出版，对故宫出版的兴盛当会有更深入的认识。1927年以前的北京，从清廷到北洋政府，一直是全国政治的中心，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北京改名为北平，政治中心到了南京，文化中心南迁于上海，但从1927—1936年这段时间，恰是北平出版史上最为兴盛的时期。这一方面是国家统一为出版业提供了比较安定的发展环境，更重要的是北平是当时全国少有几个学术力量最为雄厚的城市之一，这就为北平本地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作者资源和坚实的出版基础。学术出版或者说学术机构办出版，是北平民国时期出版业的重要特色。北平在民国时期出版图书总数超过100种以上的出版机构，据调查，有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文化学社、地质调查所、北平研究院等5家，故宫博物院在这期间出书近50种。除了文化学社发展成为专营的出版社外，其余都是学术性的机构兼营出版。如果说，上海的出版业带有商业色彩，属于经营型的；南京的出版业带有官方意味，属于政治型的；北平的出版业则带有学术色彩，属于学术型的。 (王余光、吴永贵著：《中国出版通史·民国卷》，第90-91页，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

　　清宫文献整理印行

　　促进传统学术向现代转型

　　从1929年至1936年，是故宫出版的辉煌时期。1933年故宫文物南迁，出版受到一定影响；1937年抗战全面发生，南迁文物又向西疏散，出版遂告停顿。故宫博物院民国时期的出版物，较重要的有《故宫善本书影初编》、《交泰殿宝谱》、《历代帝后像》、《掌故丛编》、《史料旬刊》、《故宫月刊》、《故宫书画集》、《故宫砚谱》、《故宫方志目》、《郎世宁画帧专集》、《故宫名扇集》、《清内阁库贮旧档辑刊》、《历代功臣像》，以及《故宫善本书目》、《故宫普通书目》、《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故宫所藏观海堂书目》、《满文书籍联合目录》、《天禄琳琅丛刊》等等。 

　　晚清以来，西学大规模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学术摩擦激荡，使中国学术精神和学术研究赖以存在的机制处于转变之中。在这一转变中，包括明清档案等一系列新材料的发现，成为确立现代学术的一个契机。王国维指出：“古来新学问世，大都由于新发现。”他又说：“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本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见之金石书籍于学术有大关系者，尚不与焉。”(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见《王国维遗书》第五册之《静安文集续编》，第65页)陈寅恪亦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第53页)1909年，紫禁城内典藏档案秘籍的内阁库因要维修，将其中部分档案与藏书移出，流出宫外后，经过曲折过程，损失甚多。20年代初期，北京大学国学门整理了历史博物馆的61箱又1503麻袋明清档案。比起流失出去的清宫档案，故宫更收藏着极为丰富的明清档案，是一个难得的宝库。

　　(本文节选自原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近期所做讲座《从武英殿修书处到故宫出版社——故宫文化传播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