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的待解之谜

　　谜样王国三星堆

　　几千年前，三星堆上空的那轮明月，在静静流淌的马牧河水中倒映出人神互通的惊叹；几千年后，月亮还是那轮月亮，但马牧河的湍急波流早把那个“惊叹”变成一个大大的问号。几千年前的古蜀国像云隐中的月亮，怎么都看不透，留下的只是“谜”。仰望朗照古今之月，透过历史尘埃，让我们与冰冷的文物对话，一起谜问三星堆！

　　最新谜题

　　新发掘的建筑基址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它是孤立存在的，还是有关联建筑的存在？

　　专家近日在三星堆遗址北部初步确认了“仓包包城墙”和“北城墙”两道新的三星堆时期夯土城墙，使得三星堆古城的城墙由原来的5段变成了7段，外廓城也由于“北城墙”而趋于完整。另外，在城址范围内还发现多条古水道。专家认为，这必将推动古城的营建过程、聚落布局研究，并推进对三星堆古城的人工水系及其与自然水系关系的认识。同时亦巩固了三星堆遗址作为长江上游文明核心区域的地位。

　　那么，这个建筑基址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它是孤立存在的，还是有关联建筑的存在？

　　有专家表示：“城墙挖出来了，就像找到了包子的皮，但馅儿是什么，还不知道。或者有肉，或者是菜。几千年的历史都一层层地找出来了，更多的惊喜还在后面。”

　　对于最新谜团，专家中有三种主流意见出现。

　　府库说：收藏文书财物和兵器。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刘绪教授说出了自己的观点，“这个城池建筑跟豪华宫殿不一样、和普通建筑不一致，中间是通道，东西向开门。有可能是府库，收藏文书财物和兵器的地方。”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则认为，该建筑基址方向与城市方向差不多，与金沙的差不多，坐西北朝东南，刚看以为是院落，仔细一看是一个单体建筑，一般建筑4米以内需要有内柱，“但是它又宽约15米，如何解决支撑问题？这也是个谜。”

　　祭祀说：祭祀用品是王权代表。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张懋熔提出不同观点：“估计是祭祀用的。”这里发现的与祭祀有关的东西更完整一些，看了1、2号坑，出土了那么多的祭祀用品，“它和祭祀有关联，因为发现象牙、玉璧，所以倾向于祭台更合适一点。”

　　“我参加了1986年的发掘，一个祭台出土。看了这次的建筑基址和一些物件，我就一下子把这个建筑和祭台联系了起来。”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考古学家林向说。

　　“基本可以确定不是宫殿，应该是祭祀用。”“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说，“即便是祭祀用建筑，也是这个城里面的最高权力者祭祀用的，也是王权的代表。”

　　不确定说：需大范围拓宽再判断。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表示：“古蜀文化太特别，建议跳出中原文化的固有思维来考虑，水道、壕沟、人工水系以及城内外的几处高地，更值得关注和重视，可以平面再往大范围拓宽。”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王占奎则认为，锯齿状的红烧土保存下来不易，建议从考古学的角度弄清楚再判断。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也认为，长江流域很多地方是水乡、水城。该基址从上到下都属于“堆”，基本上没有防御功能，“在定性方面，先暂时不下定论”。对于青关山大型建筑基址应当小规模、谨慎地解剖。

　　追本溯源

　　三星堆文化来源之谜

　　《华阳国志》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为纵目人冢也。”从关于蜀人事迹的最早传说来看，他们也多在今岷江上游，并且有丰富的“石文化”，后来辗转迁移到成都平原。

　　结合三星堆出土的小扁薄磨制的斧、锛、凿等石器和夹砂灰褐陶器、平底器等陶器及纹饰等特点，有人认为，三星堆文化的来源或与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有关。

　　有人认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鸟头勺把等器物与川东、鄂西史前文化有关，可能来源于溯江而上的某种古代的地区性文化。另外，传说的第五代蜀王丛帝鳖灵，就是来自川东荆楚地区。

　　另有学者根据三星堆出土的，明显带有山东龙山文化特征的陶觚、高柄豆等器物和相关史料传说分析认为，三星堆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有关，其很多文物身上与龙山文化特征有吻合之处，主体部分应来源于山东。

　　还有学者在探讨三星堆文化来源，特别是力图运用形态学的方法来诠释这一问题时，把目光投向了西亚近东文明甚至更远的文化区域。该部分学者以青铜群像、青铜神树、黄金面罩、金杖等为分析依据，认为三星堆文化与西亚文明有某种联系。它是在土生土长的古蜀文化基础上，吸收中原殷商文化因素，又吸收西亚文明因素形成的一种复合型文化。

　　而被大多数学者认可的说法则是：三星堆文化是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彼此融合的产物，是多种文化交互影响的结果。

　　寻根问祖

　　三星堆遗址居民的族属之谜

　　关于三星堆遗址居民的族属之谜，同样存在很多不同的看法，虽有差异，但都有一定的根据。其主要可以归纳为氐羌说、濮人说、巴人说、东夷说、越人说、三苗说等。

　　一般认为，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与三星堆颇有关系，其主体居民可能来自川西北及岷江上游，其族属为氐羌系。三星堆遗址的居民是由土著与多个外来民族融合而成的。

　　在三星堆文化最为辉煌的3000多年前，整个西南、西北地区，最著名的是羌人。从甘肃河湟一带一直往南，到四川岷江上游，再到金沙江流域，基本上都是羌人的活动范围。

　　氐和羌原来是一个民族，原逐水草而居，后因其中一支逐渐改变了游牧习惯，而迁居到平原河谷经营农业，于是这支羌人被称作氐人，也被称为戈基人。根据记载“蚕丛氏始居岷山石室中”，后迁移到三星堆所处的成都平原，结合三星堆文物反映出的当时蜀人对“纵目”神的崇拜来看，部分学者认为三星堆人或是岷山羌人后代。但也有学者据此提出，三星堆族属非羌，而恰恰是羌人的仇敌氐人(戈基人)。岷山一带自古以来便是戈基人的地盘。羌人的创世史诗《羌戈大战》说这些戈基人身材矮小，有尾巴，双目纵立，觉得自己快死了，就到石棺中等死，这正好与《华阳国志》对蜀王蚕丛“其目纵”和“石棺葬”习俗等特征的描述相符。

　　另外，也有学者从民族学角度，对三星堆古蜀人进行了族属和体质特征的考察，认为以三星堆为中心，居于统治地位的古蜀族，为今藏缅语族先民氐羌系的民族，或属今壮傣语族先民濮越系的民族。

　　人神共舞

　　三星堆古蜀国的政权性质及宗教形态之谜

　　有人认为，三星堆古蜀国是一个松散的部落军事联盟，是附属于中原王朝的一个地域性方国。

　　从目前发掘情况看，三星堆主城面积近4平方公里。整个城市面积，超过了同时代的商王朝统治中心的郑州商城。三星堆城墙的墙体高大厚实，显示出三星堆可供支配征发的劳动力资源相当充足，表明统治者必已统治着众多的人口，控制着丰富的自然资源。

　　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礼器和象征财富的象牙、海贝等，说明城内社会生活、政治结构、经济发展早已超出城市、酋邦的水平。因此，一般认为三星堆古蜀国是高于氏族部落的、稳定的、相对独立的早期国家，已建立起自己的统一王朝。

　　另外，根据三星堆金杖、神坛、神树等器物透露出的神权色彩，专家推测：神权在三星堆古蜀国具有重要的地位。三星堆古蜀国的政体形式，或是以王权为主的政体；或是以神权为主的政体；或系神权与王权合二为一的“政教合一”的政体。

　　有学者认为，三星堆出土文物反映了古蜀人的图腾崇拜；有学者认为，三星堆青铜文化反映了古蜀人的自然崇拜，表明了古蜀人以自然崇拜为主要宗教形态；有学者认为，三星堆并无图腾崇拜，主要反映的是祖先崇拜。

　　多数学者则认为，三星堆原始宗教崇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既有自然崇拜，体现在对鱼、鸟、树等的崇拜；又有祖先崇拜，从三星堆器物造型及用途上都能体现出对蚕丛等蜀王先祖的崇拜；更有神灵崇拜(包括泛神及主神崇拜)，表现出同一个神权政治中心的多层次结构和网络体系。

　　大器何成

　　三星堆青铜器群的产生之谜

　　三星堆青铜器群所表现出的令人惊叹的青铜冶铸技术和造型工艺，受到后人的追捧和赞美，使其拥有艺术品兼文物的双重价值。而其所代表的青铜文化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呢？

　　其中，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从三星堆青铜器成分分析发现，三星堆的青铜合金术，不论在合金类别的用途、选料还是熔铸技术方面，都自成体系，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由此推断，三星堆青铜文化应是在蜀地独自产生并发展的；二是从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反映出其他文化特征。有专家认为三星堆青铜文化受周边邻国，尤其是中原文化影响而产生，同样也有学者据此认为主要是受荆楚文化影响。另外，有学者结合三星堆大型人像雕群以及金面、金杖等反映出的异域文化元素认为，三星堆青铜器颇受西亚、近东、南亚等地的外来因素的影响，是文化采借的产物。

　　更多的学者认为，三星堆青铜器群的产生因素，受中原文化及其他地区文化的影响，但更主要的还是属于自身的强烈古蜀文化特点，即本地因素。

　　来去茫茫

　　三星堆古蜀国的兴亡之谜

　　三星堆古蜀国何以产生，持续多久，又何以突然消亡？

　　三星堆古蜀国最繁荣的时期属鱼凫王朝时期，这是目前学术界最具代表性的看法。也有学者认为，三星堆古蜀国属杜宇王朝时期。另一种看法是，三星堆古蜀国属开明王朝时期。从目前考古研究发现，三星堆文化大约在商末周初突然消失。相关史料对此也只有只字片语，“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蚕丛国破，子居姚(今云南姚安)、嵩(今四川西昌)等地”，但是却未说明“蚕丛国”为何而破。目前，较普遍的有水患说、战争说、迁徙说、政权更替等几种说法。

　　水患说：三星堆遗址北临鸭子河，马牧河从城中穿过，因此有学者认为，古蜀国的消亡是洪水肆虐的结果。目前，三星堆最新的考古发掘也发现，三星堆城内有众多古河道， “北城墙”似乎存在，并很可能会延伸到鸭子河中。因此，不排除三星堆因为水患灭国的可能。

　　战争说：甲骨文中，诸如“王供人正蜀”、“王辜缶于蜀”的记载很是常见，分析蜀人或常常受到商王朝迫害。蚕丛国破于战争是很有可能的。另外，遗址中发现的器具大多被事先破坏或烧焦，似乎也印证了这一解释。但是，这些器具的年代相差数百年，这又难以解释是一场战争造成国破。

　　迁徙说：有专家认为，古蜀人或是因为天灾人祸等某种原因被迫迁徙，这点也与《史记》记载的“周衰，先称王者蚕丛国破，子居姚、嵩等地”相呼应。意思是说，随着周朝的衰落，成都平原上的蚕丛古国也渐渐衰落，直至亡国，传说蚕丛的子民一部分逃到今天云南姚安、四川西昌一带。然而，司马迁并没有说蚕丛为何亡了国，究竟是什么原因迫使蜀人外迁。

　　主流观点认为，三星堆古蜀国有一个发展壮大，由胜转衰的过程，立国时间在千年以上，与传说中的几代蜀王均有关系。灭国时代约在商末周初，灭国的原因或为政权更替，可能是通过一个长期的过程。蜀地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逐渐转移到了成都及附近地区，并在此诞生了新的统治势力，新势力取代三星堆部族成为古蜀国的新国王。

　　云遮雾障

　　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性质之谜

　　关于三星堆两个祭祀坑的年代，素有商代说、商末周初说、西周说、春秋战国说等。目前学术界更多的人倾向于商代说。通过碳－14测定，两坑的埋藏年代距今3300-3200年，前后相距约100年，这进一步印证了商代说。

　　关于祭祀坑性质的观点，在学界也没有统一的答案，主要有以下五种基本看法。

　　祭祀坑说：这种观点首先为发掘者所提出，目前被大多数专家认可。此说认为，两坑是三星堆古蜀国进行某种大型祭祀活动的遗存，祭祀的对象为天地山川，祭祖先神祇，坑内之物皆为祭品。需要指出的是，这不是平常举行的一般性祭典，因为如此多的神器重宝，国力显然难以承受，故猜测可能与三星堆古蜀国王朝内部的改朝换代有关。而且，这两个祭祀坑中埋入的器物，能明显地看出时代差距。它们都不是专为这两次祭祀而铸造的祭祀用品和用器，而是各自经过数十载乃至上百载，在使用过程中积累下来的宗庙用器。或许是宗庙被毁后，宗庙祭器以祭祀的礼仪方式被埋入坑中。这就是两个祭祀坑为什么出土如此众多的国宝重器的原因所在。

　　墓葬陪葬坑说：此说分为两种，一为陪葬坑说，认为两坑器物是某代蜀王去世后，举行大规模厚葬所留的陪葬品。两坑周围可能还有墓葬，但尚未被发现，两坑只是器物陪葬坑。二为火葬墓说，此说依据是一号坑中发掘出的大量烧骨，以及可能是权威人士使用的金杖等物品，认为两坑埋葬有死于非命的蜀王。

　　厌胜掩埋坑说：因为祭祀坑的器物均在不同的损害后进行掩埋这一特殊现象，被断定其是巫师对这些“失灵”的神武加以砸击、烧毁、丢弃，以此来刺激灵物及祈福禳灾，是古代萨满式文化的产物。同时，此说很重视两坑中大量象牙作为巫术工具的厌胜驱邪作用。

　　器物坑说：此说分为两种，一为“灭国宝物掩埋坑”说。这种说法认为，两祭祀坑是古蜀国统治者生前所用器物的掩埋坑，掩埋的原因与王朝更替和亡国有关，即后朝推翻前朝之后，将其神庙之物捣毁掩埋。二为“不祥宝物掩埋说”，这种说法认为两坑的掩埋物是已故蜀王或旧时代的神庙之器，新王视其为不祥之物，存之对己不利，故加以毁埋。“器物坑说”的特点在于，认为器物坑本身与祭祀并无关系。

　　封禅说：在中原上古文化中，“封禅”是一种普遍的历史现象。该观点认为两坑性质与上古时代颇为著名而久已失传的“封禅”大典有关，两坑是三星堆古蜀国王朝内部改朝换代举行“开朝大典”重大祭祀活动的产物。

　　传情达意

　　晚期蜀文化的“巴蜀图语”之谜

　　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在某些陶器上出现了七个刻画符号，同一符号往往刻画在不同的器物上。这表明，这些符号及其含义或已经固定化，或是有约定俗成的含义。但这些符号是否就是文字，其含义为何？因为数量有限，目前还难以解读。于是人们将解读三星堆文字之谜的目光投向了晚期蜀文化的“巴蜀图语”。

　　在四川地区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不少器物上，有一些图形符号，即所谓“巴蜀图语”。它们是文字？是族徽？是图画？或是某种特定的标志即地域性宗教符号？或者，其中某些部分具有文字意味？

　　毫无疑问，“巴蜀图语”的破译，一定会对解开三星堆之谜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本版文并图/林维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微博])

　　新发现遗址点分布图

　　金面方头面具

　　金杖

　　玉璋

　　金面圆头面具

　　神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