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宝强（左二）和李景柱（左三）一起对张家湾镇老人进行走访调查。 李景柱带领冯其庸等专家勘察墓石出土地。 史树青和傅大卣对曹雪芹墓石进行鉴定。

曹雪芹墓石原件及刻字碑拓

曹雪芹墓石原件及刻字碑拓

发现曹雪芹墓石的李景柱。

曹雪芹墓碑鉴定会会场。图左斜坐者为周汝昌，后排最右为冯其庸。

　　《红楼梦》甲戌本第一回，录有一句脂砚斋眉批：“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那个壬午除夕，公历纪年是1763年2月12日。照此批语，今年是曹雪芹逝世二百五十周年。

　　《红楼梦》又名《石头记》，曹雪芹开卷自言，写的是一块通灵顽石“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这段故事没有写完，却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巅峰之作，两百多年来不断被人捧读、探究、评说……由《红楼梦》研究而生“红学”，各种著述车载斗量、汗牛充栋，“谁解其中味”的追问回响不绝。

　　而在曹雪芹离世二百三十年后，也是一块石头，在《红楼梦》的爱好者、研究者中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1992年7月31日，《北京日报郊区版》发表了通州张家湾发现曹雪芹墓石的新闻。这块墓石标出的曹雪芹的卒年和葬地，正是红学界悬而未决的两大谜团。但是围绕着墓石的真假之辩，却针锋相对，莫衷一是，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二十年过去，那场争论早已停歇，但墓石的真伪仍未有定论。这块石头，也成了一段未完的故事。  

　　曹霑的墓碑

　　第一个报道曹雪芹墓石被发现的是《北京日报》记者焦保强，时任《北京日报郊区版》副总编辑。他回忆，这条举世轰动的新闻来源于一次闲谈。

　　1992年7月上旬，焦保强应邀到通州区(时为通县)张家湾镇采访，采访主题本来是乡镇企业发展。那时的交通条件远没有现在方便，张家湾镇党委宣传部部长张文宽一大早就带车来接焦保强下乡。两人一路山南海北地闲聊着。

　　车开了很长时间，张文宽忽然蹦出个话题：“我们镇发现了一块墓碑。”焦保强随口一问：“谁的墓碑？”

　　“曹霑的墓碑。”张文宽说。

　　焦保强当时就是一惊：“曹霑？曹霑就是曹雪芹啊！”

　　这个文学常识，其实并不被很多人所知。世人多知《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其实“雪芹”是号，本名曹霑倒是不常被提及。张文宽显然是刚知道不久：“我听说也是曹雪芹的墓碑。”

　　焦保强自己倒是看过多遍《红楼梦》，但是知道曹霑也时间不长。就在那之前不久，他重读此书时看了一下前言的作者介绍，这才注意到曹雪芹的本名。更为巧合的是，焦保强手里的那套《红楼梦》中，有曹雪芹家世的一个简要介绍，其中有一句，说曹家有“通州典地六百亩，张家湾当铺一所。”纯粹是因为自己在《北京日报郊区版》工作，又负责联系通县，焦保强对这句话印象非常深刻。

　　正是因为知道曹雪芹与通县有此渊源，焦保强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条重大新闻。这一下，焦保强坐不住了，马上向张文宽了解详情。而张文宽也只是听说而已，除了知道发现者是个叫李景柱的农民外，其他细节所知寥寥。

　　到了张家湾，焦保强的心思就全在那块墓碑上了，匆匆忙忙完成预定的采访，他就不断地要求亲眼看一看曹霑墓碑。可是张文宽等人却有些犹豫，先是安排吃饭，然后又说天太热，让他休息一下，改日再去。焦保强说，其实他们对墓碑一事也不知底细，甚至还不能确定是不是真有这块墓碑。镇里已经几次去找过李景柱，可他一直遮遮掩掩，从不肯将墓碑示人。

　　刚巧，这天中午，张家湾镇的皇木场村打来电话，说发现了一个两百斤的石头秤砣。当时的张家湾镇党委副书记王世杰就对焦保强说：“咱们一块去看看，看完秤砣，再去找李景柱。”

　　张家湾是旧时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码头，常有古物出土。焦保强并没有把秤砣放在心上，草草看完就催着众人来到了张家湾村。

　　刚一进村，正碰上李景柱骑车出门。几个人说明来意，李景柱这次竟出人意料地配合，二话不说带着众人来到了自己家。焦保强等人也就成了第一批亲眼目睹曹霑墓碑真容的人。

　　这是一个典型的京郊农家院落，房子刚刚翻盖不久，崭新漂亮。李景柱把他们带进了东厢房北侧的一间小屋，屋子的地上正当中，横躺着那块墓碑。

　　猛眼一看，那就是一块凿工粗糙的石板，不像墓碑，倒是和很多人家门口的台阶石或者墙基石差不多。墓碑长约1米，宽40厘米，厚15厘米，表面不算平整，有很多平行的刻痕，勉强算作平面。而碑身的侧边更为粗糙，甚至都不成直线。

　　但是碑身上的刻字显示着它的不同寻常，“曹公讳霑墓”五个字刻痕不深，却也清晰可见。碑的左下角刻有“壬午”二字，因为这一角的碑石有残缺，“午”字下边的一横和一竖不全，但字样仍能分辨。

　　几个人正蹲着身子仔细看着石碑，李景柱怕看不清楚，就舀来一瓢清水，洒在碑面上清洗了一下。随后又不知从哪里拿出块小石子，沿着碑上刻字的笔画就划了起来。

　　这一划可是好心办了坏事，李景柱丝毫没有意识到石块摩擦会造成的破坏。焦保强等人伸手阻拦为时已晚，碑石刻字上当即留下了白色的划痕。

　　再埋怨李景柱也没什么意义了。焦保强向他了解了墓碑的发现过程，随后赶回报社写稿去了。

　　稿子很快写好，通县却不同意稿件见报。毕竟这块墓碑没有得到权威专家的确认，出于慎重考虑，通县联合市文物局，准备组织一次曹雪芹墓碑鉴定会，然后再对外发布消息。

　　这样的决定显然没有考虑到独家新闻对记者的意义。焦保强在焦急等待中多方协调沟通，却始终没能说服通县有关部门。半个多月后，焦保强忽然获知，曹雪芹墓碑鉴定会将在8月1日召开。要是等到那天，他只能眼睁睁看着这条独家的重大新闻从自己手中溜掉。

　　7月31日，《北京日报郊区版》提前一天发表了题为《张家湾发现曹霑墓碑》的消息。一时间，举世轰动。这条消息在世界范围内被广为转载。

　　焦保强说，因为抢发这篇稿件，通县和市文物局都对他颇有意见。原定的“曹雪芹墓碑鉴定会暨新闻发布会”，只能改成了鉴定会。不过，“新闻发布会”的取消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那场鉴定会最后也没能给出一个能够公开发布的确证新闻。

　　李景柱其人

　　针尖对麦芒的争论，从鉴定会上就开始了。

　　曹雪芹身后留下皇皇巨著《红楼梦》，而他本人的身世、行迹却记载寥寥，数不清的谜团待解。每一次有关他的蛛丝马迹被发现，都能引起举世瞩目，更何况是他的墓碑。1992年8月1日举行的那场曹雪芹墓碑鉴定会，聚集了当时在京的大量红学专家，周汝昌、冯其庸等红学大家悉数到场。

　　在现场查看了墓碑之后，墓碑发现人李景柱首先介绍了发现情况，几位见证人也提供了证言。随后，专家们发表意见。原通县文物所所长周良也参加了那次鉴定会，他回忆说，多数专家都因这一重大发现而兴奋激动，在发言中论证曹霑墓碑在通县发现的可能性以及重大意义。而几位持质疑意见的专家表态后，会议的气氛发生了变化。

　　第一个明确对曹雪芹墓碑提出质疑的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文物公司总经理秦公。秦公是中国文物界碑帖鉴定的权威人物，他的意见分量很重。

　　秦公第一句话就给出了否定的判断：“这件东西不可信。”他认为，这块墓碑石质与形制都不对，留有非常明显的斧凿痕迹，说明它原来不是准备做碑石的，而是一块盖房用的墙基或台阶的用石。碑字的沟槽刀法不是刻石专业的刀痕，而是用凿子一类的工具，像剒磨盘一样剒出来的。碑上的字不合常规。如果在祖坟里立碑，应该称“君”而不是“公”。“曹公讳霑”这四个字也不妥，“公”含恭敬之意，而直呼其名“霑”在古代是很不恭敬的。

　　在秦公的发言中，曹雪芹墓碑无论真假，刻碑者也几乎可以认定是个“外行”。在后来更为广泛激烈的争论中，很多持质疑观点的人认为这个“外行”就是李景柱，甚至有“李景柱本人是个石匠”的说法。与李景柱有过多次接触的焦保强说，通县地处平原，境内根本不出石头，石匠就更难找了。李景柱是个略有文化的农民而已，和石匠搭不上边。

　　著名红学专家周汝昌随后发言。周汝昌在其所著《北斗京华》中也提到过这场鉴定会。按照书中的记录，周汝昌相对婉转地表达了质疑的态度，他说“要充分尊重文物专家的鉴定意见”，同时提到了“曹公讳霑墓”没有“之”欠通顺等几个值得怀疑的细节。

　　周良回忆，在鉴定会现场，周汝昌曾向李景柱提了几个非常专业的红学问题。本就知识有限，又面对着诸多专家，李景柱张口结舌，说得前言不搭后语。这样的表现，让现场的很多人对李景柱心存疑虑，这可能也影响了一些人对曹雪芹墓碑的态度。

　　事实上，即便是坚定认为曹雪芹墓碑毫无可疑的人，对李景柱的印象也很“特别”。可惜的是，李景柱已经去世多年，其家人也早已搬离张家湾村，无从查找，现在只能从其他当事人的转述中，认识这位曹雪芹墓石的第一发现人。

　　焦保强介绍，李景柱身材中等，高度近视，戴着个大眼镜，在农民中间显得比较另类。他自称喜欢读书，颇有些自命清高，言行多有知识分子做派，其实学历只是初中，在农村算个“土秀才”。

　　周良与李景柱接触的时间更长，在李景柱献出石头之前，他曾和张家湾镇政府工作人员多次登门询问。而李景柱要么推说没有，要么带着几个人在张家湾、高楼金等村胡乱寻找，言辞闪烁。周良后来分析，李景柱略有文化，知道曹雪芹墓碑的文物价值，之所以迟迟不上交，可能是想摸一摸这块石头究竟有多金贵。他颇有些小心计。

　　其实，早在1987年，李景柱就有机会让这块石头大白于天下。那一年，北京电视台筹拍纪录片《曹雪芹的足迹》，摄制组到张家湾取景。有个一直跟随张望的当地人引起了摄制组的注意。这个人就是李景柱，他还与摄制组主动攀谈起来。

　　当时摄制组把张家湾镇的一所老房子当成了曹家当铺，李景柱主动带着他们去拍真正的曹家当铺。途中，他试探着问了一下“曹霑墓碑的价值大不大？”摄制组中有红学专家严宽，闻言大惊：“太有价值了。墓碑在哪里？”

　　李景柱托词说附近有个曹家园，便带着摄制组的人去乱逛，自然一无所获。严宽回京后，仍对这个线索不死心，又给李景柱写了一封信，请他帮助寻找墓碑。李景柱没有回信。

　　后来，焦保强曾经问过李景柱，既然知道墓碑有价值，为什么不早点献出来？李景柱的考虑倒是实际：“那时候碑还在我家墙角当房基呢。我说那就是曹雪芹墓碑，房子还不给扒喽？”

　　三次破坏

　　曹雪芹墓碑当时确实是被李景柱埋在墙角，而且一埋就是二十多年。早在1982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的时候，周良就看到过这块石头。

　　周良回忆，当时他到张家湾村走访调查，听一位老人说起，“文革”中曾经挖出过一块曹雪芹墓碑，被李景柱盖房用了。在那位老人的带领下，周良找到了李景柱家，那块石头就压在房子的东北角。李景柱家的四个房角，只有这一块房基石，所以周良印象很深。但是当时石头只露出一个侧边，根本看不到字。

　　“总不能因为一句话，就让李景柱拆房挖石来核实吧？万一要不是呢？”周良说。他在当时的普查档案上记下了这个线索，想等李景柱家翻盖房子时再来核对。这一等就是十年，周良没等到李景柱翻盖房子的消息，却忽然获知，李景柱把石头公开展示了。

　　那时，这块石头其实已经被发现24年了。

　　作为曹雪芹墓碑的发现者和24年的保管者，李景柱是最直接的当事人，可惜他已经去世。焦保强和周良都曾多次访问过李景柱，并寻访了多位见证人，他们为记者讲述了这个过程。

　　1968年秋后，正是“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京郊大地上到处红旗招展，农民们声势浩大地治山、治水、平整土地。张家湾村西有一块地被称为“大扇儿地”，面积足有400亩，高低不平。李景柱就和村民们在这块地上开展着“大平大整会战”。

　　当时的李景柱只有20岁，因为初中毕业算个“文化人”，当上了张家湾大队第四生产队的指导员。当时的平地任务是按人分段，实行责任制，李景柱负责的地块是个高坡，要往下挖一米多深，把土填到别处去。一天下午，李景柱插入泥土的铁锹被一块硬物挡住了。

　　在那年的“大平大整会战”中，大扇儿地里挖出了不少尸骨、棺木、瓦罐等。李景柱出于好奇，马上沿着这块硬物的边缘挖了起来，最终挖出了一块长条石。抹掉石头上的泥土，李景柱看到了“曹公讳霑墓壬午”几个字。

　　一旁的人这时也围拢过来，李景柱就对众人说：“这是曹雪芹的墓碑。”其实李景柱当时也没看过《红楼梦》，只是因为喜欢读书，而当时又没什么书可看，他就把初中老师留下的一本《中国文学史》翻了好多遍，知道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记住了曹雪芹名曹霑。

　　一起干活的人并不关心曹霑是不是曹雪芹，听李景柱说这是个清朝大作家，第一反应是墓里会有些随葬品，于是接着挖。很快，墓石的旁边挖出一具尸骨，可是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甚至棺材的痕迹都没有，在场的人都很失望。

　　据李景柱回忆，当时墓碑横放在尸骨头颅前约1米远，字面朝上，尸骨头朝东南，比墓碑埋葬略深。

　　村里人中有个叫韩士宽的愣小子，他根据“男人头盖骨完整，女人头盖骨后有锯齿缝”的民间传说，判断这是具男性的尸骨。韩士宽还听说过，古时候达官显贵们死后，嘴里会含一颗宝珠。于是，他就拿起那个头骨在小推车上磕，结果只磕出了一些黑土。

　　挖出一个古墓，却什么宝贝都没发现，失望的农民们就把散乱的尸骨草草掩埋了。

　　而墓碑被李景柱要走了，他说自己家要盖房，要用这块石头当地基。在不出产石材的通县，这个理由很有说服力，村民们都不以为意。当天收工时，李景柱就和堂弟用小推车把石头推回了家。

　　尽管后来李景柱果然如其所说，把这块石头当做房基石压在墙角，但他的想法绝不是这么简单。

　　周良说，李景柱把石头运回家后，马上用水清洗干净，并做了拓片。他其实并不会碑拓，而是采用了一种儿童游戏式的拓片方法——将纸蒙在碑面上，用铅笔划蹭纸面。

　　“曹公讳霑墓”一个字一张纸，“壬午”两字略小，拓在一张纸上。这六张拓片，李景柱一直珍藏着。1992年8月1日召开曹雪芹墓碑鉴定会时，李景柱把这些拓片也带去了。但是因为被周汝昌问懵了，可能有些情绪，他对这些拓片一个字也没提。直到1993年，李景柱才把这六张拓片交给了通州文物所。

　　周良曾把这些拓片带到荣宝斋，想请碑拓专家鉴定其制作年代。结果专家一看，说这是“洋纸”，没法鉴定。原来，碑拓用的应该是宣纸，而李景柱用的是现代造纸技术生产的办公纸。

　　专家们建议去找公安局试试，公安局也鉴定不出年代。周良几经辗转，最后找到了中国造纸工业研究所，这才得到了结果：这些纸确实生产于上世纪六十年代。

　　这个鉴定结果，至少能够证明这块墓碑确实出土于1968年，但无法解释李景柱为何将自己十分珍视的墓碑当做房基石。焦保强也问过李景柱这个问题，他回答：“那时候正是‘文革’，批判‘封资修’，到处‘破四旧’，我把曹雪芹墓碑说出去，弄不好被批斗不说，石头被砸了，我连块房基石都落不下。埋在墙里，它坏不了、丢不了，能得到最好的保护。”

　　听上去，李景柱考虑得很周到，但是后来这块石头遭遇的三次破坏，也几乎都出自他手。

　　李景柱制作的拓片上，“壬午”两个字是完整的，而后来面世的曹雪芹墓碑上，“午”字却有残缺。那是1991年3月，李景柱家翻盖房子，重新起出这块石头时磕掉了石头一角。

　　第二次破坏就是给焦保强等人展示时，李景柱用小石块划了石头上的刻字。事后，李景柱也知道自己犯了大错，思来想去，想到个弥补的办法，却给石头造成了第三次破坏——他用牙刷蘸着洗衣粉水，给刻字碑面来了个大清洗。

　　几天后，周良在李景柱家看到了清洗一新的石头，火冒三丈。能够显示石头年代的土沁，几乎被李景柱刷去了。不幸中的万幸，李景柱只刷了石头刻字的一面。

　　河干葬志不容疑

　　1991年李景柱家翻盖房子，重新起出了曹雪芹墓碑，他没有再把这块石头当成房基石，而是藏到了东厢房之中。此后，李景柱在和邻居闲聊时，有意无意地说起过这块石头。

　　但是当闻知此事的文物部门、镇政府工作人员接连找上门来，李景柱却一概推说没有。直到焦保强等人来到了家中，李景柱才第一次将石头示人。也许，是焦保强的记者身份产生了作用。

　　周良分析，客观地说，李景柱起初“拥石自重”，应该是有“多谋些好处”的念头。原本通县文物所和张家湾镇也确实准备给李景柱2000元奖励，但因为他对石头的三次破坏，奖励被取消了。李景柱献石时，曾提出想到镇旅游公司工作。但没等完成手续，仅仅试用了一段时间，他实在不适合这份工作，最后也不了了之。

　　最终，李景柱也没有通过这块石头得到任何实质的好处。献石前后，李景柱接受了很多采访，说自己珍藏这块石头“完全是出于对文物的喜爱”，倒也不能说全是虚言。后来石头真假之辩沸反盈天，李景柱被一些人看做意在“牟利的造假者”，对他确实是个冤枉。

　　不过，在那场激烈的争论中，对李景柱的怀疑只是只言片语，焦点始终在曹雪芹墓碑的真伪之上。

　　8月1日的曹雪芹墓碑鉴定会没能得出统一的意见，对立双方的观点随后见诸媒体，争论开始公开化。   

　　8月16日，《文汇报》发表了冯其庸撰写的《曹雪芹墓石目见记》。同一天，同在上海的《解放日报》刊登了周汝昌的《“曹雪芹墓碑”质疑》。冯其庸是中国红学会会长，周汝昌是久负盛名的红学大家，两个人观点截然相反，直接交锋，把这场争论推向了高潮。

　　周汝昌在文章中一下列出了曹雪芹墓碑的八个“不合”之处，这也基本能够代表质疑派提出的全部疑点：

　　石质不合，碑石为灰色粗岩石，石性极为粗糙，墓碑罕有采用此种粗劣恶石者；

　　镌刻不合，从字口看镌痕，全无技法可言，乃胡乱剜凿而成；

　　工序不合，墓碑刻字，皆先经笔写书丹，而此石字形支离，乃刻字者直接剜刻；

　　字体不合，刻石大小七字，全不类乾隆时期书体。“讳”字用了简体字，是最大的破绽；

　　行款不合，墓碑只标干支，且偏居最“卑下”的左下角，在清代绝无可能，应该是用“皇历”(乾隆某某年之类)；

　　文法不合，墓碑若出自曹氏祖坟，不可能称呼曹雪芹为“曹公”，“中华无此‘礼法’”；

　　地点不合，曹雪芹友人所作挽诗有“鹿车荷锸葬刘伶”，借用典故，即随死随葬，不择地点，不入坟茔；

　　方位不合，根据友人挽诗推证，为曹雪芹扫墓必出“西州路”，绝不会在京师之东。

　　而冯其庸则叙述了勘察曹雪芹墓石的过程，对曹家在通州的土地产业、曹氏祖坟的所在地进行了文献考证，曹雪芹墓石的发现地及刻字所提供的信息，都能与这些文献、挽诗互为引证，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证据链。冯其庸坚信，“曹雪芹墓石是真的，无可怀疑”。

　　在这篇文章中，冯其庸将此前一直被称作“曹雪芹墓碑”的石头称为“墓石”。因为墓石下端刻字未留一点余地，“根本就不是用来竖立的墓碑”，所以深埋在地下一米多深，用来作为墓主标志。这个观点得到了权威文物专家的印证。

　　在红学界对曹雪芹墓石的真伪之辩愈演愈烈之时，8月26日，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史树青和委员傅大卣应北京市文物局[微博]之邀，专程到张家湾镇对墓石进行鉴定。经过现场勘验，两位专家一致认定，曹雪芹墓石确真无疑。

　　有人提醒，“刻字上有新的划痕。”傅大卣答道：“正是因为这些划痕，可以看出字口是旧的，这块石头绝不只几十年的东西。”史树青还在现场作诗一首：“石头显世见芹溪，字字斑斓望欲迷。读罢懋斋怀旧句，河干葬志不容疑。”

　　史树青和傅大卣共同为“曹雪芹墓碑”正名为“墓石”。墓石是一种葬志，是埋在坟茔里的标志物。史树青说，用墓碑规格、标准去考察墓石，自然有很多的不合理之处。而作为墓石，质疑者提出的诸多“不合”反倒成了合理之处。它应该是曹雪芹的友人在仓促间留下的墓志。而且，这块墓石粗陋的石质、潦草的刻字，恰恰印证了曹雪芹晚年的穷困潦倒和他溘然长逝的身后凄凉。

　　然而，即便是史树青、傅大卣这样的权威文物专家做出的鉴定结论，也没能得到质疑派的认可。最先发表曹雪芹墓石消息的《北京日报》，成了两派论争的主阵地，《北京日报·京华周末》开辟了“曹雪芹墓石争鸣”专栏，争论双方你来我往，针锋相对。同一个版面并列的两篇文章，一篇是《石碑不会是伪造的》，另一篇是《石碑可能是伪造的》，可见当时争论之激烈。

　　曹雪芹墓碑被定名为墓石之后，周汝昌又在《北京日报》发表了“再质疑”。他认为改名墓石“缺乏学术内容”，“是一种想象的设词而已”，并没能解答自己的诸多质疑。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周汝昌也承认了自己的一个“误说”。墓石所刻的“讳”字并非简体字，他“当时看不清”，所以要做更正。不过，他强调，更正“只限此一字的问题”。

　　“壬午”“癸未”之争

　　《北京日报·京华周末》开辟的“曹雪芹墓石争鸣”持续了将近两个月，两派往来多个回合，双方都是引经据典，言之凿凿，却谁也不能说服谁。

　　实际上，围绕曹雪芹墓石的真假之辨，背后却是红学界久争未决的两大谜团，这就是曹雪芹的卒年和葬地之谜。针对这两大谜团，红学界已经吵吵嚷嚷了半个多世纪，却得不到一致的答案。此前的争论，各方观点都是来自考据，而曹雪芹墓石的出现，则是曹雪芹卒年和葬地的直接物证，它的真假，直接影响着这两大争论的最终结果。

　　关于曹雪芹的去世时间，红学界主要有“壬午说”和“癸未说”两种观点。

　　壬午说，即认为曹雪芹死于壬午年除夕，公元1763年2月12日。

　　最早提出壬午说的是胡适。根据《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中的眉批“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胡适在1928年发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提出了曹雪芹死于壬午年除夕的说法。后来的俞平伯、王佩璋等人也都赞成这一观点。自胡适之后，二十年间基本没有异说。直到1947年，周汝昌在天津《国民日报》发表《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一文，提出了“癸未说”。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的干支纪年法和公历纪年法在年份时间上有交错，1763年是癸未年，但这一年的2月12日之前，都属于壬午年。周汝昌认为曹雪芹逝世于癸未年除夕，这一天是公历1764年2月1日。

　　周汝昌的根据是敦敏所编《懋斋诗抄》中《小诗代柬寄曹雪芹》。此诗作于癸未年春，诗中云：“东风吹杏雨，又早落花辰。好枉故人驾，来看小院春。”这时候敦敏邀请曹雪芹到他家中饮酒赏春，那么曹雪芹就不可能死于壬午年。敦诚有《挽曹雪芹》一诗：“四十年华付杳冥，哀旌一片阿谁铭。孤儿渺漠魂应逐(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新妇飘零目岂瞑。”这首诗成于甲申年初，周汝昌认为诗注“前数月”指的是写诗的几个月之前，而不是普遍认为的“曹雪芹逝世前几个月”。甲申年初的“前数月”，也就是癸未年。

　　在这两种说法之外，还有学者提出过“甲申说”，但支持者寥寥。而“壬午说”和“癸未说”一直是红学界激辩的焦点。周汝昌和俞平伯间就曾有过激烈争论，红学界也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王佩璋、周绍良、陈毓罴等红学家都持“壬午说”；主张“癸未说”的在周汝昌之外，还有曾次亮、吴恩裕、吴世昌等。

　　曹雪芹墓石左下角的“壬午”二字，无疑为“壬午说”提供了一个有力佐证。冯其庸在《曹雪芹墓石目见记》中写道：“过去我是主张‘癸未说’的”，但是因为曹雪芹墓石上“写得一清二楚的字”，他改变了看法。

　　然而“癸未说”的大部分支持者并不认可，相反，墓石上的“壬午”二字恰恰是他们质疑的依据。周汝昌认为，墓碑(周汝昌不接受“曹雪芹墓石”的判定)镌刻的纪年应该是立碑的时间，“如果曹雪芹真是卒于壬午除夕，那么就算次年初一就能立石，也得刻上‘癸未’。”

　　在“壬午说”一派看来，曹雪芹墓碑实为墓石，就已经能够解释为何刻上“壬午”二字了。冯其庸后来又写了一篇万字长文《重议曹雪芹的卒年》，认为曹雪芹晚年穷困潦倒，“死后，朋友们为他凿一块墓石为记，刻上‘壬午’的纪年，以志他的逝年，这是完全合乎情理，无可怀疑的。”

　　冯其庸也提到了敦敏作于癸未年春的《小诗代柬寄曹雪芹》，不过，冯其庸注意到，在此后的几首诗中可以看出，曹雪芹并没有应邀赴约。此后两年时间里，敦敏的诗作中再没有出现与曹雪芹的唱和之作，直到第三年乙酉年，才有了曹雪芹的名字，这就是《河干集饮题壁兼吊雪芹》。由此推断，癸未年春，敦敏邀请曹雪芹“来看小院春”时，曹雪芹就已经逝世了。这与脂批“壬午除夕”相合，曹雪芹墓石上的“壬午”二字，于考证曹雪芹卒年至为重要。

　　曹雪芹墓石的真假之辩，纠结着“壬午”、“癸未”之争，信曹雪芹墓石为真者，自然将其视作解开曹雪芹卒年之谜的钥匙；疑曹雪芹墓石为假者，则言造假之物如何为凭？

　　墓石的真假判断不一，“壬午说”、“癸未说”仍各自坚持己见。

　　何处招魂赋楚蘅

　　对于争论各方来说，刚获知曹霑墓石出土于通州张家湾时都有些出乎意料。此前，几乎没有红学家认为曹雪芹会埋葬在那里。

　　周汝昌在《曹雪芹传》中写道：“二三友朋，赙赠相资，草草殡葬。西山某处，荒坟一角，衰草寒烟，便是这位文学巨人的归宿之地。”虽然周汝昌的这个判断亦在红学界有所争议，但多数红学家都趋向于认可曹雪芹葬于京西。西山黄叶村是曹雪芹晚年生活、著书之地(此说同样颇有争议)，他在这里留下了不少遗迹。而曹雪芹晚年“举家食粥酒常赊”，逝世时贫病交加，在附近草草下葬也合乎情理。敦诚《挽曹雪芹》诗云：“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被引为“随死随葬”的依据。更有人考证，曹雪芹就葬于西山正白旗村东的地藏口，那里是一片山谷，是满族正白旗的墓地。

　　但是，西山区域至今没有任何曹雪芹葬地的相关文物被发现，此说的依据皆为考据、推测。

　　当一些红学家、考古学家正在西山脚下的沟沟壑壑中寻找曹雪芹墓地的时候，1984年，北京锅炉厂一个普通工人、名不见经传的“业余红学家”李温良，提出了与诸多专家观点相左的建议：“如果大家的注意力从京西向京东转移，再到通县左近的方向去找找，或许会有突破。”李温良第一次指出曹雪芹可能葬于通州张家湾，但是人微言轻，那篇文章未获重视。

　　另一次曹雪芹葬地与通州产生联系的时间更早。曹雪芹墓石争论风波乍起之时，考古专家苏天钧撰文回顾了一段不为人知的旧事。

　　那是1963年至1965年之间，第一次“红学热”之后不久。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也是位红学家，他曾组织过一次全市范围的曹雪芹墓地调查寻找活动。当时调查组对全市有记载的“曹家坟”、满族正白旗墓地等进行了普查，猜测的曹雪芹家祖坟有通县、房山等几处，通县八里桥附近的杨闸有一处十几亩大的墓地，当时被认为是最大的可能。

　　调查组对这处墓地进行了挖掘，发现了属于满族贵戚的尸骨和随葬品，但没有任何出土物能说明墓主的身份。当时的守墓人称这块墓地是满族正蓝旗，与曹家明显不符，这让调查组大为失望。不久后“文革”开始，那次对曹雪芹墓的寻找活动戛然而止，所获资料也散失殆尽。

　　苏天钧也是曹雪芹墓石的质疑者之一。他是当年曹雪芹墓调查组的成员，“并没有听说过通县张家湾有曹家坟。”他认为从考古的专业视角来看，那块墓石“疑点太多，要慎重对待”。

　　对“曹家坟”之说，焦保强有不同看法。在报道了张家湾发现曹雪芹墓石之后，他又进行了数次更为深入的调查走访。当地几位老人回忆，挖出墓石的大扇儿地中曾有很多坟茔，在当地人的口中就称为“曹家坟”。

　　虽然曹雪芹墓石在张家湾被发现让不少红学家感到意外，但结合这块墓石再去审读敦诚等人怀念曹雪芹的诗句，却大有豁然开朗之感。

　　敦敏、敦诚兄弟和张宜泉是曹雪芹同时代文人并且交谊深厚，他们留下了很多与曹雪芹相关的诗篇，是研究曹雪芹家世和《红楼梦》成书过程最重要的文献资料。有意思的是，在墓石的质疑者一方，同样的诗句、乃至同一个字，也可以用来证明墓石之伪。

　　敦敏《河干集饮题壁兼吊雪芹》：“河干万木飘残雪，村落千家带远晖。凭吊无端频怅望，寒林萧寺暮鸦飞。”周汝昌认为河干集饮之处乃是京东二闸(今高碑店一带)河边一个酒楼，名叫得月楼，与张家湾还有二十多里之遥，不可能在这么远的距离为曹雪芹扫墓。冯其庸等人则认为“河干”即为潞河之滨，与张家湾相距不远。此诗收入敦敏《懋斋诗钞》，诗集开头就是《东皋集》，“东皋”乃张家湾旧时别称。

　　敦诚《挽曹雪芹》共三首，第三首是前两首合并改作。诗中有“他时瘦马西州路，宿草寒烟对落曛”之句，周汝昌说，“敦诗特标西州路，则曹雪芹墓绝不在京师之东，确凿无疑。”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世德撰文反驳说，“西州路”语出有典，意在寄托对已去世的好友或亲人的怀念之情，绝不是指方位。诗中还提到“旧坰”、“故垄”，明确是曹家祖坟的代称。

　　两方红学家选用的敦诚《挽曹雪芹》诗篇还存在文本上的差异。周汝昌引用的诗句是“故人惟有青山泪，絮酒生刍上旧坰。”由“青山”二字可知，曹雪芹应葬于西山，通州皆是平原，怎么会有山呢？张宜泉《伤芹溪居士》中的最后两句“多情再问藏修地，翠叠空山晚照凉。”亦能证明此点。

　　而另一方的红学家则纷纷指出，“青山”其实是“青衫”之误，语出白居易《琵琶行》“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典故，这一点早已得到考证。至于张宜泉《伤芹溪居士》，通篇未提曹雪芹葬地，诗中流露的信息只证明曹雪芹曾在西山生活、著书。冯其庸更指出，“空山”意味深长，可能就是因为曹雪芹已逝，连坟墓都不在西山，所以才有“空山晚照凉”之叹。

　　红学家严宽引用了敦敏的另一首诗《西郊同人游眺兼有所吊》：“遥山千叠白云径，清磬一声黄叶村。小园忍泪重回首，斜阳荒烟冷墓门。”他指出，黄叶村是曹雪芹著书之地，敦敏所说的“兼有所吊”自然是凭吊曹雪芹，“斜阳荒烟冷墓门”可知是曹雪芹墓无疑。刘世德则对此说并不认可。他认为这首诗的写作时间不能确定是曹雪芹死后，而且诗中只字未提“兼有所吊”的究竟是谁。以敦敏和曹雪芹相交之厚，不可能隐去曹雪芹之名。

　　……

　　对曹雪芹墓石的真假之争，沸沸扬扬吵了两个多月，双方把各自的依据用尽，还是不能达成一致。恰在此时，1992年10月18日，中国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在扬州召开。研讨会的主题本是“《红楼梦》与中国文化”，但与会的国内外红学家却不约而同地讨论起了曹雪芹墓石的真假。

　　这次研讨会得出了“基本认定曹雪芹葬于通县张家湾”的结论，但还是没有被《红楼梦》的爱好者、研究者普遍接受。曹雪芹墓石质疑派的代表人物、红学大家周汝昌并没有参加那次研讨会，对这个结论也未予置评。

　　在此后的数年中，舆论对曹雪芹墓石真假的关注热情逐渐散去，红学界却仍不时泛起波澜。周汝昌、冯其庸就曾多次在不同场合旧话重提，继续申明自己的看法和判断。

　　为《红楼梦》付出了毕生精力的周汝昌先生，于去年5月31日逝世。而《红楼梦》的斑斓深邃之梦，仍让无数人为之迷醉，不懈探究。“一千个读者心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红楼梦》来说，何尝不是如此。

　　而留下这部中国古典文学第一奇书的曹雪芹，今人所能了解的却太少太少。一块曹雪芹墓石引得争论不休，曹雪芹的卒年和葬地始终无法定论。再读敦诚诗《挽曹雪芹》，不由让人同发感慨：“故人欲有生刍吊，何处招魂赋楚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