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四旧”，图片来源：《档案天地》）

　　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谭厚兰率领红卫兵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70余件，珍版书籍1000多册，这声浩劫是全国“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

　　伴随着“文革”风暴的出现，破“四旧”运动兴起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炮制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年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1966年8月1日至8月12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进一步肯定了破“四旧“的提法。但如何破‘四旧”，中央没有说明。1966年8月18日，召开“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并举行大规模的游行。这一天，毛泽东第一次接见了红卫兵。

　　从这天起，受毛泽东接见的30万北京红卫兵“小将们”走向街头，张贴传单和大字报，集会演说，开始了所谓的“破四旧”运动，他们的目光从店铺转向包括历史文物在内的更加广泛的目标。

　　红色的风暴席卷了北京的千家万户，在20天左右的时间里就有十万多户少了家。一切外来的和古代的文化，都是扫荡的目标。中学红卫兵(加上少数大学生)杀向街头，以打烂一切“四旧”物品为宗旨，把北京城内外砸了个遍。新闻舆论对于红卫兵的行动给予了大力支持。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会《好得很》，社论指出：“红卫兵小将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正在横扫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灰尘……”在红卫兵抄家高潮中，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不准抹杀红卫兵析功勋》，号召红卫兵对“那些吸血鬼、寄生虫”动手，“把他们的金银财宝、杀人武器、变天账拿出来展览……”

　　北京破“四旧”运动开始后，很快蔓延到上海、天津和全国各大城市乃至广阔农村。在破“四旧”过程中，北京市有11。4万多户抄家。按周恩来总理的说法，上海“抄了十万户资本家。”本国上下总共约有1000多万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间的珍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不知多少在火堆中消失。

　　文物古迹，图书字画，成为破“四旧”的重点打击对象

　　破“四旧”运动如火如荼展开了，文物古迹，图书字画等文化遗产，均成为“革命”对象的重中之重。北京1958年第一次文物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竟有4922处被毁，其中大部分毁于1966年的八九月间。

　　就连偏远的新疆，文物古迹也受到冲击。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有个千佛洞，洞内壁画是珍贵的艺术品。二十世纪初，俄、英、德国等贪婪的商人曾盗割洞内壁画，卖到西方。但它们毕竟还珍藏在博物馆里，并未毁掉。而红卫兵却将剩下的壁画中人物的眼睛挖空，或者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使这些珍贵的壁画成为废物。

　　在红卫兵抄家的过程中，居民家中珍藏的古旧图书和字画，也遭到清洗。被誉为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的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就遭到红卫兵抄厄运。他后来回忆道：“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意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

　　在红卫兵破“四旧”过程中，林彪、陈伯达等人对于被列入“四旧”的文物字画大肆掠夺。这无疑是对破“四旧”运动最大的讽刺。据北京文物管理处文物工作人员事后写的揭发材料，林彪、叶群拿走文物字画1858件，图书5077册，笔134支，纸1451张，本159本，唱片1083张。陈伯达拿走文物432件，字画127件，字帖301册，图书5355册，笔159支，纸13卷，本4本。康生和江青也是“四旧”的收藏者。1970年秋，江青约康生去文物管理处挑选珍品。她选了一只18K金的法国怀表，表上镶有近百颗珍珠，宝石，并配有四条金链，仅付了7元钱。1990年，康生搜刮的文物移到故宫作“内部展览”，人们才知道康生将大批国宝据为么有，被康生掠入私囊的无价之宝竟多至上千件。

　　掘墓狂潮

　　1966年10月间，中央文革“红人”戚本禹指使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头领谭厚兰去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11月9日，谭厚兰率领两百余名红卫兵来到曲阜，联合曲阜师范学院红卫兵，发动无产阶级贫下中农贫下中农声讨孔夫子，要砸烂孔坟。他们先请示了戚本禹又了陈伯达，陈伯达批示“孔坟可以挖掉”，于是这里的孔府被封，孔林苍松古柏被伐，坟被扒墓被掘，三孔书籍化纸为灰，无数石碑被砸被拔。

　　1966年11月28、29日连续两天，数十万人聚集曲阜，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大会向毛泽东去“致敬电”，“汇报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造反了！我们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拉了出来，‘万世师表’的大匾我们摘了下来。……孔老的坟墓被我们铲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庙碑被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被偶像被我们捣毁了……”对于这个“致敬电”，毛泽东末予置词。

　　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谭厚兰率领红卫兵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70余件，珍版书籍1000多册，这声浩劫是全国“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

　　由于戚本禹称赞掘孔子坟的谭厚兰他们“造反造得很好”，掘坟风此后迅速刮遍神州大地。除了挖不着的，凡史籍中有记载的古人，差不多都在1966年遭到厄运。

　　“时髦”的改名浪潮

　　为了显示“革命”，破“国旧”开始后，红卫兵在神话神州大地上掀起了改名浪潮。

　　改名运动早在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时就已经开始了。这天，穿着旧军衣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宋任穷之女宋彬彬把一枚红卫兵袖章给毛泽东载在了左胳膊上。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宋彬彬回答后，毛泽东说：“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说要武嘛。从此，她改名为宋要武。

　　此后，一些人纷纷效仿，把所谓带明“封、资、修”色彩，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名字，例如什么“梅、兰、竹、云”、“春、夏、秋、冬”的，或者带有孔孟之道特征的“仁、义、理、智、信”等等，都改为“革命化”的名字，公安局户籍管理部门则以“报则速批“为原则，表示了对这种“革命行动”的支持。

　　除了改人名外，地名、店铺、公交车站、单位名称，都掀起了改名风潮。在北京，公共汽车站的站牌全被红卫兵涂上了“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改掉旧站名，建立新站名”的标语。同仁医院被改成工农兵医院，协和医院被改成了反帝医院，东安市场改成东风市场，长安街被改为“东方红大路”，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为“反修路”，越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馆所在地“光华路”改为“援越路”。

　　在破“四旧”运动中，位于前门大街享有盛名的全聚德烤鸭店，也受到红卫兵的“革命”，8月19日晚，上千名红卫兵闯进了全聚德烤鸭店，将挂在店门口已经70余年的“全聚德”的招牌砸烂，换上了由红卫兵事先写好的“北京烤鸭店”的牌子。红卫兵把原来挂在店铺里的山水画全部撕毁，换上了毛主席画像，又推举出10名红卫兵当烤鸭店的“治安员”、“服务员”、“毛泽东思想宣传员”，长驻店铺。8月20日一大旧，经过红卫兵小将“革命”的新型烤鸭店诞生了。前门贴着一张醒目的标语：“欢迎工农兵进餐”。

　　改名浪潮也迅速波及到全国其他城市。造反的学生和工人称之为：“横扫千军如卷席。”

　　风俗习惯大“改革”

　　破“四旧”中有破除四旧风俗和旧习惯两项，占了“半壁河山”，因此红卫兵对于这项事业投入了很高的热情。

　　香水、尖头皮鞋、窄腿裤均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一经查出，立即实施革命制裁。《人民日报》对此举予以声援，引用红卫兵的话说：“难道工农兵还抹香水、穿尖头皮鞋吗？”在上海，革命小将限令西餐店停业，服装、皮鞋店停止出售“奇装异服”，凡发现行人中穿尖头皮鞋者责令脱下，赤脚走路；穿着、发型显得“时髦”的就被剪去一刀。与此同时，上海街头的许多西洋雕塑被砸毁，教堂被冲击。

　　随着破“四旧”运动的深入，涉及的问题越来越多。有的红卫兵小将们提出，要求改变我国的现有交通规则，要变右侧通行为左侧通行，他们说右侧通行，求是革命规则，是右派分子们的规则。在中国这样的革命国家，应该是左派处处通行。同时，他们还提出交通路口的指示灯也有路线问题，因为交通规则说明，红灯停绿灯行这也不符合左派的要求，红色代表革命，黄色代表资产阶级，怎么能红色一出现就停止呢，怎么处处与红色作对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红灯行、黄灯停才对！

　　破“四旧”运动是伴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而肆虐神州的。到1968年暑期，大学仍不招生，工厂仍不招工，六六、六七、六八3届高中毕业共400多万人待在城里无事可做，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有。”有近2000万知青上山下乡，接受“很有必要教育”去了，红卫兵运动逐渐停止。随着陈卫兵运动的衰落，破“四旧”运动逐渐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