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社会上兴起一股“破四旧”思潮，许多文物被当做“封、资、修”遭破坏焚毁。造反派竟然盯上人民大会堂陈列的珍稀文物，提出要当做“四旧”通通砸烂。国宝级文物眼见就要遭灭顶之灾！民族文化瑰宝何去何从？当时，我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遵照周总理指示，将人民大会堂的文物撤下来封存，进行“红色革命化”，避免了一场劫难。

　　周总理坚拒破人民大会堂“四旧”的无理要求

　　1966年9月的一天下午，我接到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童小鹏的电话，要我17点钟赶到人民大会堂，周总理在二楼会议室见我，主要是交代人民大会堂的“红色革命化”布置工作，具体情况到那里再说。我不敢怠慢，及时赶往人民大会堂。

　　那时，社会上盛行一股“破四旧、树新风”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一些中学的红卫兵和大专院校的造反派，肆意横行，到处进行打砸抢活动，许多文学书籍和历史文物惨遭焚毁和破坏。我在赶往人民大会堂的路上，看到一群群的“革命小将”正在捣毁北京街头竖立的各处路牌、路标，说是要给北京的大街小巷重新定名。

　　我按时来到人民大会堂，见到了大会堂管理处的刘剑副处长和朗雷鸣副书记(当时人民大会堂归国管局管)。刘剑对我说：“我们已经接到总理办公室的通知，知道局里派你来参加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你休息的房间我们已经安排好，并派陆学贵科长配合你，有事你就交给他办。”接着他的话，我问起大会堂的具体工作任务。他说：“你的工作我们不清楚，你去直接问总理。今天总理在大会堂接见外宾和造反派头头，现在还没有走。”

　　我来到大会堂二楼会议室门口，遇到中办警卫局警卫处副处长成元功，他是总理的老卫士长。我向他说明来意后，他对我说：“总理还在与客人谈话，你得多等一会儿。”我说：“总理要我来的具体任务是什么？”他说：“可能是要你将大会堂重新布置一下，多搞些毛主席语录、诗词之类的东西，装饰一下环境。”他还对我说：“上午总理接见了北京高校造反派的四个头头。他们当面向总理发难，说大会堂里到处都是‘封、资、修’的东西，是破铜烂铁，是‘四旧’，通通应该砸烂。如果人手不够或下不了手，院校可以派革命师生帮助清除。总理当即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这才打电话让童主任通知你来的。”

　　听了成元功的介绍，我大致了解了来大会堂的工作任务，看到周总理实在太忙，就先离开了二楼会议室。

　　晚饭后，我和大会堂的陆学贵一起，从三楼开始一个厅室一个厅室地查看，谋划着哪里应该张挂毛主席像和诗词、语录展板，哪里的古董、国画、文物需要撤换。有些青年服务员见我们要更换厅室的陈列物品，随意地说道：“这些东西都是‘四旧’，早应该砸烂和焚毁。”听了他们的议论，我的心一下提了起来。大会堂各厅室、各处陈设、悬挂的艺术品，都是1959年人民大会堂建成时，各省、市、自治区选送的珍品，是国宝一级文物。许多珍品是经过周总理亲自审视后确定的。我也参与过检验工作，对它们的出处、质地、工艺、价值十分熟悉。这批珍贵的文物一旦处理不好，将会给国家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想到这里，我立刻想到了周总理，我必须立刻向他请示。

　　我又一次来到大会堂二楼会议室门口。周总理还在那里办公，我在门口的椅子上一直坐等到深夜。后来，我见成元功从屋里出来，忙上前询问。他说：“总理办公一直到现在都没休息，已经很疲惫了。”我说：“既然是总理要我到大会堂来，我就要对工作负责任，总理忙我不打扰他，就请你进去转告总理，一是告诉他我已到大会堂开始工作了，二是请示一下大会堂撤换下来的文物珍品如何处置。”成元功看我焦急的样子，回身轻轻推开了会议室的房门。我低头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深夜2点。当时我既为自己在这个时候打扰周总理的唐突之举深感懊悔，又为周总理鞠躬尽瘁，为人民日夜操劳的精神所感动。不一会儿，成元功走出会议室，对我说：“总理让我转告你，大会堂撤换下来的东西先保存起来，一切等到运动后期处理。”听了这句话，我悬在心头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心情一下轻松了许多。

　　第二天，我向大会堂的领导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得到他们支持，并一同验看了地下室准备保存物品的房间。此后，大会堂的员工们开始撤换、包装、造册登记等繁杂精细的清理文物工作。他们将这些珍贵文物，分厅室编号，一批批地存放到大会堂地下室的十几间库房里，按照周总理指示妥善保管起来。

　　受命“红化”人民大会堂

　　在大会堂“红化”布置工作中，除了大会堂的陆学贵协助我开展工作外，还调来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部分师生配合我。我负责设计语录、诗词等展板的内容、字体和尺寸，由工艺美术学院负责制作，大会堂的工作人员负责清理场地和张挂。我把“红化”的重点首先放在大会堂的正门和北门，按照先外后内、先大厅公共场所后厅室过厅的顺序开始策划布置。

　　大会堂正门廊柱两边外墙上，原有许多工艺精美的砖雕，为了保护这些砖雕，体现“红化”成果，我设计了两面长方形的大标语牌，遮盖了整个墙面。南边的一条是：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北边一条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两条标语的制作，采取框架式有机玻璃贴面工艺，框架四周内镶饰灯光。巨幅灯箱标语制作安装完工后，夜晚与天安门广场的华灯同时绽放，交相辉映，溢彩流光，十分壮观(该灯箱标语于1976年10月中旬粉碎“四人帮”后被拆除)。灯箱标语完工后，人民大会堂对面历史博物馆的陈大章(他是博物馆美术组组长)找到我，提出历史博物馆应与大会堂一致，也要“红化”门面，在博物馆正门和北门各搞两幅标语。我向他介绍了大会堂“红化”方案，他回去后也很快搞出了巨幅标语“红化”博物馆。

　　一进大会堂正门，有四座前厅大门，大门之间的墙壁上设计悬挂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巨幅油画像。

　　中央大厅里需要安放一尊毛主席站立招手的巨大塑像。经领导同意，毛主席像的塑造任务交中央美术学院[微博]雕塑系的师生创作完成。他们将毛主席塑像的小样呈报给周总理审阅，得到批准。该像制作非常成功，面容、形态、人体比例都十分完美贴切。在安放毛主席塑像的后面，是万人大礼堂正门，中央两座大门之间的墙壁上原有一幅周总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题词。我考虑毛主席塑像背后衬周总理的这幅题词不大妥，就在塑像的背后加入一座大红屏风，屏风下面摆满鲜花。后来，周总理指示摘掉墙壁上他的题词，同时也撤除毛主席塑像背后屏风。

　　安放毛主席塑像工作是在夜晚进行的。我和陆学贵及一些员工早早等在大厅，中央美术学院几十名师生用卡车拉来塑像。塑像分基座和主体两部分，全部用厚棉被包裹着。这些青年师生怀着对毛主席深厚的感情，小心翼翼地将沉重的塑像卸下车，然后手抬肩扛，众星捧月似的一步步抬进大会堂的中央大厅。在我设定的基座位置上，他们拆除基座包装，安放好基座，又搬来人字梯和高脚蹬，开始安装毛主席塑像。

　　在大家紧张有序的忙碌中，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指挥：“大家小心，不用急，慢点放啊！”我回头一看，发现是周总理站在我们身边。美术学院的师生们看到周总理亲自指挥安放毛主席塑像，兴奋异常，激动万分。大家在周总理指挥下，小心翼翼将毛主席塑像安装好。

　　周总理抱臂在一旁仔细审视着毛主席塑像，我轻轻走了过去。周总理说：“小杨，工作还顺利吗？”我赶忙答道：“一切顺利，大会堂的同志很配合我的工作，外围已基本搞完，各厅室正陆续在搞，撤换的东西按照您的指示也开始造册入库了。”周总理眼睛没有离开毛主席塑像，只是默默地点点头，对我说：“北京饭店你也要去，还有中南海周围的大门。”说到这里，周总理回过头来亲切地对我说：“小杨同志，你的工作任务很重，辛苦你了。”然后又指着身边的成元功说：“我的西花厅也要搞一下，过几天我让成元功通知你。”说完向我和在场的所有同志挥手示意，健步离开了中央大厅。我看了下表，时间已过午夜。

　　“红化”西花厅等建筑

　　由于人民大会堂地方大、厅室多，需要重新布置、制作的展板和撤换的物品极其复杂费时。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我在“红化”人民大会堂的过程中，又抽出时间“红化”北京饭店、中南海几个大门、紫光阁和宋庆龄住地等。

　　那时候，无论我工作走到哪里，许多人都称呼我为“杨组长”。也不知我这个“组长”是谁任命的。1959年我曾担任过人民大会堂厅室装潢、布置、设计组的组长，也许大家还是沿用那时称谓，反正“文化大革命”中“组长”是比较时髦的称谓，我听了也不置可否。

　　北京饭店也是我“红化”布置工作的一个重点单位。那里是国家领导人经常接待外宾的地方，几乎所有的公共场所都有许多国家级的文物陈列品及齐白石、徐悲鸿、潘天寿、傅抱石等近代著名书画大师的作品，还有一些明清时代的大家如袁江、袁耀的作品更是价值连城。我按照周总理“一切等到运动后期处理”的指示，让北京饭店的郭文富(当时负责饭店的“红化”工作)转告有关领导，必须先将撤换下来的所谓“四旧”物品，登记造册，妥善保管。

　　在布置“红化”中南海紫光阁时，遇有乾隆皇帝遗留的许多碑刻文物。我设计将毛主席诗词印制在木框展板上，将所有碑刻全部遮盖，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中南海周边的几个大门，我也进行了“红化”布置，无非是制作几块毛主席语录的展板在大门两侧张挂。唯独新华门的布置是中央警卫团政治处文化干事姚发昌负责。他曾拿着两幅美术字体的标语跑来征求我的意见，一条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另一条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我对部分美术字体线条作了修改后，向他详细介绍了大会堂正门外两侧墙上灯光标语的制作工艺和效果，他很认真地作了记录，并表示回去建议领导照此制作。后来，那两条标语果真被制成了灯光式的，并且一直保留至今。

　　一天，我又接到成元功的电话通知，要我立刻到西花厅商量“红化”布置的事。我如约来到周总理家(此时西花厅经周总理指示已改名为向阳厅)，邓大姐笑容满面地在门口迎接我，她见我的第一句话就说：“我们的大美术家来啦，欢迎啊。”我忙向她表示问候。在查看客厅、过厅和餐厅过程中，邓大姐笑着对我说：“听说你也当组长啦，工作很忙吧？”我回答说：“我这个组里就我一个人，不过是在周总理的指示下干点具体工作。”当我们来到餐厅时，邓大姐指着一面屏风对我说：“这件东西放在这屋里已经多年，它的正面画的是一群和平鸽，背面是几朵牡丹花，我看应该没什么问题，鸽子就是鸽子，花就是花嘛，还能变成什么呀？！”邓大姐指的是一件具有浙江工艺特色的“欧塑”式屏风，大黑漆的木质底衬上凸显着彩色图案，十分精致。我一边欣赏屏风，一边回答说：“是的，这件东西用不着撤换，放在餐厅里很合适。”在周总理家中，我和大姐商量在客厅正面墙上，装饰一幅毛主席手书的《浪淘沙·北戴河》诗词画框(复制品)。另外，在过厅和餐厅墙上再增加几幅毛主席诗词或语录的玻璃镜框，其他物品一律不动。邓大姐听了我的策划后非常满意，一再请我坐下来喝杯茶。我不便久留，事情办完后就向邓大姐告辞了。

　　乌云散尽文物复原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遵照周总理及国管局领导指示，搞了近两年的“红化”布置工作。1969年初我被下放到宁夏的五七干校劳动，后又下放到青海，1976年调回北京，被分配在国家文物出版社任美术编辑。1978年初，人民大会堂管理局高登榜局长将我叫到人民大会堂，和我谈了一次话。他说：“现在‘四人帮’已被打倒，一切都要拨乱反正，大会堂怎样搞你有什么好的建议？”我回答说：“周总理生前曾说过，人民大会堂是属于全国各族人民的，我看应该和过去一样实行对外开放，让全国人民都可以参观，再搞些小纪念商品，一方面给参观者留作纪念，一方面也可以增加点经济收入。”高局长听后很有兴致地点头说：“你的建议很好，我可以请示一下中央领导，今天叫你来是通知你做好思想准备，当年大会堂的‘红化’布置工作，是你一手经办的，现在要将大会堂的布置全面复原，工作仍由你负责。中央办公厅的调令随后就发送你单位，先借调半年，你回去准备一下，尽快来大会堂上班吧。”

　　听了高局长的话，我真是又惊又喜。10年了，怎么也没有想到，我在历经磨难后(我下放劳动时，在青海的高原患病造成左眼失明)，能有幸再次走进人民大会堂这座神圣的殿堂，继续为它服务和工作。我和人民大会堂之间从它的初建开始，就结下了一种不解之缘。

　　在恢复人民大会堂各厅室原来布置的工作中，当看到年轻的服务员从地下室将封存多年的那些珍贵文物、国画、陈列品一件件十分小心地抬入大厅，解开包装，展现出它们原有的品貌和色彩时，我的心情格外激动。这些珍贵的物品，是在周总理亲自指示下，才得到妥善保存的。它们能够重见天日，再次被安放在人民大会堂各处原有位置上，继续为人民大会堂这座神圣殿堂增光添彩，完全是周总理的功德所致。如果当年不是周总理亲自指示将这些珍贵的文物妥善保存起来，我在搞完“红化”工作后，一旦被撤换下来的珍贵文物遭到损毁遗失，那我将成为历史罪人而被追究责任。现在想来，周总理不但保护了人民大会堂文物，同时也保护了我。 (杨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