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江南的才子、山东的将，咸阳塬上埋皇上。”其实，法库县叶茂台镇叶茂台村西山、北山，一点不比咸阳差，从1953年6月至今，已经陆续考古发掘出23座辽国贵胄萧氏家族的墓葬，出土了诸多珍稀文物，引起中外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2001年6月，“叶茂台辽墓群”被列入“全国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

　　叶茂台辽墓群 后族萧氏祖坟

　　叶茂台镇叶茂台村，距法库县城西南45公里。叶茂台村北面、西面有座较高的独立小山。小山从村北起始，向西延伸，然后蜿蜒向南，平面呈曲尺状。当地人称“西山”、“北山”。西山、北山南坡地势宽阔且平缓，“叶茂台辽墓群”便分布与此。

　　“叶茂台辽墓群”分为三个墓区：东墓区，位于北山东端南坡，有八角石室壁画墓、7号墓、15号墓、21号墓、22号墓等5座墓葬；中墓区，位于平面呈曲尺状山体折转处南坡，有1至4号墓、8至14号墓、17至20号墓等15座墓葬；西墓区，位于西山的东面、南面山坡上，有5号墓、6号墓、16号墓(萧义墓)等3座墓葬。

　　其中，八角石室壁画墓，于1953年6月被种地农民发现；1至6号墓，于1972年9月考古发掘清理；7至9号墓，于1974年5月发现并考古发掘；10至14号墓，于1974年秋季考古发掘清理；15号墓，于1975年5月发现并考古发掘；16号墓(萧义墓)，于1976年4月下旬发现，9月考古发掘结束；17号墓，于1976年7月，在西山建鹿场推土时发现，随即考古发掘清理；18号墓，于1976年10月考古发掘清理；19号墓，于1978年8月考古发掘；20号墓，于1980年10月考古发掘；21号墓，于1988年6月下旬发现并考古发掘；22号墓，1989年8月发现，但因该墓葬早已破坏严重，所以并未考古发掘；23号墓位于“叶茂台辽墓群”中部区域，当地人称“老虎窝”，于2004年8月发现，10月考古发掘。

　　早期契丹树葬 辽国之初筑墓

　　游牧在我国北方的契丹民族，不仅创建了辽国，更创造了发达的物质文明、灿烂的精神文化。其中，最能集中展现契丹民族文化的，莫过于契丹葬俗。“叶茂台辽墓群”的墓葬形制、埋葬方式、葬具、葬服、葬俑、壁饰、随葬品等，大致还原了辽国契丹人的丧葬礼俗。

　　由于长年游牧，契丹人居无定所，以致契丹早期没有修筑墓地的习俗。那么，契丹人死后怎么处置呢？《北史·契丹传》记载，契丹人的父母等长辈去世之后，不准悲伤痛哭，只是将遗体放置在山里的树木之上，三年之后，再收殓骨殖焚烧。《旧唐书·北狄传》记载，契丹人并不为死者建造坟墓，而是用马车将遗体送进大山中，放置到树上。此外，《隋书》、《契丹国志》等史料均有类似记载，契丹人的这种古老葬俗，称之为“树葬”。

　　从“死不建墓”到出现墓葬，契丹人的葬俗转变，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契丹墓葬究竟啥时候开始出现的？史料、文献均不曾记载。然而，考古工作者们却终于发现了契丹人的早期墓葬。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在内蒙古通辽市发现了7座契丹早期墓葬。其中，有土坑墓、石棺墓、火葬墓，出土了陶制生活用具、铁制武器、铁制生产工具和马具。此前，在辽阳市三道壕也曾出土过两座类似的契丹墓葬。经专家考证，辽阳市三道壕契丹墓葬的年代，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北齐至隋代；通辽市契丹墓葬的年代，为唐代初期至辽国初期。这些契丹墓葬足以证明，在6世纪至辽国建国之初，契丹人已经出现了筑墓习俗。

　　契丹圆形墓葬 效仿居室毡帐

　　契丹人的墓葬，多以砖、石修筑，有方形、长方形、圆形、椭圆形、多角形等等。其中，圆形、多角形墓葬，为最具契丹民族风格的墓葬形式。

　　契丹人的墓葬很讲究，墓室规模分为单室墓、多室墓。单室墓有墓道、甬道、墓室；多室墓有墓道、甬道、耳室、前室、主室。契丹人的圆形墓葬，源于契丹人的居室毡帐。契丹人逐水草而迁徙，到处游牧，作为居室的毡帐自然不可或缺。契丹墓葬的穹隆顶均留有圆孔，是为了让死者灵魂出入方便，体现了契丹人“视死如生”的丧葬习俗。

　　不论单室墓还是多室墓，也不论砖砌还是石筑，契丹圆形墓葬的墓门全都十分低矮，以致成年人不能直立通过。契丹人崇尚东方，所以墓门大多朝向东南。墓室的立壁较矮，在一米多高处便向内收拢，最后叠涩成穹隆顶。墓顶正中留出直径30厘米至50厘米的孔洞，然后用大石或楔形砖覆盖。契丹人的圆形墓葬形制，基本再现了契丹人居室毡帐的形制。

　　契丹人的居室毡帐，与现在的“蒙古包”相同。“蒙古包”的门也朝向东南，并且十分低矮，人们出入“蒙古包”时必须低头弯腰。“蒙古包”四周内壁较矮，站在“蒙古包”内边缘，伸手便能够到帐顶，但帐顶中间部分却距地面较高，也是穹隆式，顶部中间也有直径30厘米的圆洞，用来透气、透光、排烟，与契丹圆形墓葬形制如出一辙。

　　契丹圆形墓葬主室最北面安置墓主人遗体，这是契丹人认为的最尊贵位置；东耳室随葬生活用具；西耳室随葬马具、生产工具。而“蒙古包”内的北面，均供奉佛龛，为最尊贵位置；中间偏东南为火塘；东侧放置生活用具；西侧放置马具、生产用具。显而易见，在使用功能方面，契丹圆形墓葬与“蒙古包”也完全一致，体现了契丹人“事死如事生”的观念。

　　无棺级别无关 石棺雕刻精湛

　　葬具者，棺椁也。早期契丹人“死不建墓”，所以根本无“葬具”可言。即便后来筑墓下葬，也不大使用棺椁，成为契丹人的葬俗之一。“叶茂台辽墓群”的墓葬中，考古发掘的5座墓葬，便均未使用棺椁装殓遗体，而是采用砖石、木材砌筑“尸床”安置遗体。

　　辽墓不用棺椁装殓遗体，与死者生前身份、地位毫无关系。“叶茂台辽墓群”为辽国后族“萧氏家族”祖茔，死者生前个个身份显赫，不可能因为级别问题，死后连一口棺材都混不上。内蒙古通辽市出土的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中，也未见棺椁，只见砖砌“尸床”。两具遗骸置于狭小的“尸床”柏木板之上。陈国公主是辽国景宗皇帝耶律贤的孙女、耶律隆庆亲王之女，待遇与辽国皇帝女儿相当，死后的一切丧葬所需，均由朝廷公款支付，以致墓葬内随葬品极为丰厚，惟独不见棺椁。因此，辽墓不用棺椁下葬，并非死者生前不够级别，乃契丹传统葬俗使然。

　　然而，及至辽国中期之后，契丹墓葬中开始普遍使用棺椁。棺椁多为石质、木质，并且雕刻、彩绘精美图案。其中，辽国契丹贵族的墓葬使用石棺较为多见。“叶茂台辽墓群”的6号墓、7号墓、16号墓、18号墓、19号墓等墓葬，都出现了石棺。

　　其中，7号墓石棺通高93厘米、长212厘米，砂岩材质，除棺底之外，通体雕有浅浮雕花纹，并填色绘彩。棺盖雕刻大株龙牙蕙草、十二生肖等图案；四壁分别雕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方神”。青龙、白虎均腋下生云，如御风而行；朱雀站立于云间莲花之上；其间，还点缀些火焰状云形纹。棺前及内侧雕刻了门扉、人物，上有伎乐仙人飘然而下。石棺雕刻构图严谨、雕工流畅、浑然天成、精美绝伦，堪称辽国罕见的大型雕刻艺术精品。

　　“叶茂台辽墓群”7号墓中，还为石棺制作了小帐。小帐面阔三间、进深两间，周围板壁，前有破子棂窗。小帐前设两阶，各为三级踏道。小帐屋顶为九脊顶，龙首鸱吻。小帐置于一张外有围栏的须弥座式木棺床上。木棺床遍施彩绘，钩阑华板绘制牡丹、跑狮图。7号墓的棺床、小帐、石棺同时出土，成为辽国契丹葬俗、中国建筑史的一大重要发现。

　　辽墓精美壁画 尽显契丹风情

　　壁画、画像石、画像砖，是辽国契丹贵族墓葬中常见的壁饰样式，且题材、内容丰富多彩，再现了墓主人生前的荣华富贵生活。

　　契丹墓葬中的壁画，直到辽国中晚期才开始大量出现。壁画题材分为契丹人物、游牧生活、四季风光、车马禽兽、建筑装饰五大类。契丹墓葬中的壁画最早出现时，极力讲求装饰性，大多绘制在墓门两侧、耳室、前室、甬道上，且内容简单，以人物肖像、男女侍者为主；描绘出猎、游牧等草原生活的壁画，以人物、鞍马为主，气势雄浑豪放；自然风光壁画中，有野鹿、天鹅、海东青(猎鹰)、各种野花等等。辽国中晚期之后，契丹墓葬的墓门、甬道、墓室、墓顶等处，全都画满壁画，内容多为出行、归来、宴饮等场面，并点缀花鸟、蜂蝶、湖石、梅竹等。有的墓葬墓顶，还绘制了天文星象图。

　　这些辽河流域辽墓的壁画，再现了契丹族独特的民风民俗、契丹贵族的奢华生活、辽河流域大地的优美自然风光。其中，“车骑出行”是契丹壁画中最为引人注目的题材之一。

　　契丹风俗中，皇后、贵族出行时，多用骆驼、鹿驾车。这些珍贵的驼车，多为长辕、高轮、粗辐，车上设篷，饰有垂幔、流苏、金顶。皇后、贵族乘坐驼车出行时，仪仗随从人员或骑马侍卫、或牵马前导、或执杖举旗，在辽阔的草原上车马相接，前呼后应，浩浩荡荡，尽显契丹贵族豪华显赫气派。

　　辽墓中的画像石，采用线雕、浮雕、半圆雕等工艺手法，有的雕刻在墓门上；有的雕刻在石棺上；还有的在石板上雕刻，然后镶嵌在墓壁上。画像砖为浮雕造像，镶嵌于墓壁之上，在辽墓中并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