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的晚上，中央美术学院[微博]的学生茹萍纠结再三，还是趁着夜深人静，悄悄地把海报栏上一些大幅的画展海报撕掉，这样，那张“又弱小、又土得掉渣，也不艺术”的小海报才不至于被“淹没”。

　　这张小海报最突出的只有四个大字：青年、民艺。推广的是一本名为《蜗牛》的画册的分享会。

　　“我们在这个被物欲绑架的时代里沉浮，光鲜也危险；爷爷奶奶身上残留的过去生活的蛛丝马迹，古板却温暖；我们这代青年渐渐沦为传统生活的旁观者，与传统民间艺术会成为一种什么关系？”这是活动主办者预设的问题，同时他心里也有疑问：要是参加活动的人不多该怎么办？

　　结果证明，他多虑了。听过《蜗牛》的故事，活动参与者都迟迟不走，一起探讨《蜗牛》的故事，因为在他们眼中，“这些年轻人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

　　当然，也有人持反对意见。“你们就是一群神经病。”两年过去了，邓超的母亲还会这么说。没有像样的大学文凭，没有一份有固定收入的工作，28岁的民间艺术爱好者邓超所拥有的，只是一本记录民间手工艺的《蜗牛》画册。然而这本早在2011年就创办的画册，没有固定的出版时间，至今只出了6期。

　　“你们怎么那么慢？”这不是一个读者的疑惑。

　　被《黄河十四走》打通任督二脉

　　28岁的邓超从不讳言自己来自山东青州农村。曾在清华大学蹭课的经历直接影响了他。一次，在清华美院艺术史论系杨阳老师的课上，他接触到了一个词汇：民间艺术(以下简称“民艺”)。

　　“当时我为之一振，才发现，原来生活中常见的东西都可被称为艺术。我儿时的美好记忆其实都与之相关。比如过年要刮锅底灰刷门，贴年画。”通过杨阳老师的“引路”，邓超对民艺的兴趣一发不可收拾。

　　此后，邓超读了画家杨先让与杨阳合著的《黄河十四走》，这是他们在1980年代对黄河流域民间艺术进行田野调查的一份报告。用邓超的话说，“这本书打通了我的任督二脉”，他决意重走书中的路线。

　　结果令他失望。“书中介绍到的民间艺人，基本上都没见到，那些书中曾极力褒扬的文化馆中真正关注民间艺术的干部退休后，新人早已对此不再关心。”由于那些民艺和匠人多数已不复存在，邓超只用了两个星期就结束了旅程。邓超发现，许多民间艺术或被置于博物馆的展柜中，或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从此，他产生一个想法：何不做一个记录民艺的网站，告诉其他人，还有许多民艺值得关注。

　　邓超把这个想法跟在清华美院蹭课时结识的两位好友吴垠和高登科一说，三人一拍即合。没过多久，他们又有了新的计划：做本画册。“这还是受地铁里散发的广告杂志启发的，我想他们能这样免费发，成本一定不高，而且这种方式能把与民艺相关的信息有效地传递给读者。”很快，邓超他们发现，印刷这样一本小册子远没有想象中容易。

　　为了找到最便宜的印刷厂，他们开始撒网寻找，甚至连南方的小印厂也不放过，最后算下来，一本画册的成本至少也得10多元。几人一合计，决定先做一期，印1000本，1万多元的成本，大家集资，总算是凑够了启动资金。

　　没有资金，不会调图片，不会排版……这几个年轻人没有任何经验，但他们开始做画册时，就确定了几个标准：所有内容一定是一手资料，要自己亲自去做田野调查；只做“活着”的民艺，而不是被收藏在博物馆中的那些；绝不接广告，保持画册的“纯洁”。这一模式一直延续到现在。而《蜗牛》出刊极慢，正是因为，如果收不回成本，他们没有资金启动新一轮的田野调查。

　　其实，真正全职为《蜗牛》服务的只有邓超和辞去某建筑公司职位来到“蜗牛”的刘浩鹏。其他都是在校大学生或是义务为“蜗牛”服务的热心读者。尽管苦些，但用美编刘晨的话说：“我们是一帮在冬天煮一锅水饺都能兴奋半天的人。”他们对物质并不那么在乎，他们更希望让已处于边缘的民艺重新走入人们的生活，因为“如果不与生活产生关系，它们就只是艺术品”。

　　越往南，越难

　　“设计风格就像小孩儿的‘作业本’。”这是杨阳看到第一期《蜗牛》时的感受。的确，第一期卖得并不好，基本靠送。而后，邓超等人开始认真考虑定位。首先，他们要为每期找到一个“活着”的民艺，以此为中心，把它的活态环境呈现出来。

　　西藏、河北、山东、江西、贵州……“蜗牛”探访了多地，考察了几十种民间艺术，其间的种种艰难不得而知，用高登科的话说：“每往南走一点，就更难一些，因为沟通不易。”

　　在内蒙古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他们发现多数人已经有了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而那一位生命历程中写满故事的老人却拒绝这些陌生人的到访。

　　在贵州时，他们遭遇了语言障碍，几天的采访几乎无效，他们始终找不到突破口。

　　在河北蔚县，因为没交参观费，砂器厂的年轻师傅不理睬他们的提问，最后还是用三包烟让师傅感到了他们的诚意和尊重……

　　采访之中，常有不可预见的困难，有几期采访是杨阳带着“蜗牛”团队一同做的，在她看来，采访都是活态的，有周折很正常。

　　最后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带着浓重生活气息的物件：茶叶、虎头帽、面花、拼布坐垫、柳编筐，甚至连不起眼的扫帚都被写进《蜗牛》里。当被问及为什么选这些，邓超的回答很简单：美。

　　“蜗牛”用它的触角试图从民间找寻美，而很可能，他们的这些发现或许将是最后的“遗迹”。

　　贵州白兴就剩下一个染匠——杨勋勇，曾经他是村子最富的年轻人，而现在，随着枫脂染的没落，他成了村里最穷的人。儿子就要上大学了，为了解决生活的负担，杨勇很可能将外出打工，他走后，白兴的染布工艺也许就消失了。

　　蔚县的柳编匠刘昌金是当地为数不多还在做柳编的师傅。由于身体有残疾，他只能靠着编筐挣钱。“编筐一个月能挣个五六百块钱。我是没办法，我要有办法我也不乐意干这个，累得慌，得老在地上坐着。现在腿不好使，也上岁数了，一天编两个都挺费事。”这是柳编匠的心里话。

　　每到这时，前去采访的“蜗牛”们心里都有些不忍，他们更急迫地想去记录更多。

　　“这些年轻人能持续关注那些正在消失的东西，很不容易，因为现在随着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很多人的思想乱了、价值观乱了，而‘蜗牛’却在提供一种正面的力量。”在杨阳眼中，“蜗牛”也是她的“孩子”。

　　而这个“孩子”如今仍在艰难成长。邓超坦言：“每做完一期，都觉得下期做不下去了。”

　　手益公社让“蜗牛”继续爬

　　“我们这些哪值那么多钱！”这是邓超去调研时常听到匠人们说的一句话，甚至当邓超要花钱买些东西时，几乎所有乡亲都连连摆手，坚决不要钱，“能有人愿意要就不错了”。可在邓超眼中，这些乡亲们并不在乎的民间艺术品，却珍贵异常。

　　在采访过程中，邓超常常被匠人的手艺打动，当场定制其作品，出的价格让同伴们咋舌。一次他花了200元买了一块拼布坐垫，大家为此争执起来，这么高价买回去，怎么卖出去？

　　杨阳很能理解这些孩子们的愿望，起初面对民艺时，她也曾经历过喜悦、着急、愤怒到冷静的过程，她打趣说：“现在我已经心疼完了。”她希望邓超能理智些：“这样会搞乱市场价格，于匠人也无益。”

　　不能用同情心去做民艺，这也是大家一致的看法。

　　刘晨认为，《蜗牛》一半时间在“卖”理想，得让“蜗牛活起来，一切不赚钱的都无意义”，她提出：“《蜗牛》不该只是一本画册，更应该成为民艺品牌。”

　　作为研究民艺多年的专家，杨阳很看好现在民艺衍生品市场：“要是‘蜗牛’能把它和现代人的生活结合起来，做衍生品，不光‘蜗牛’的生存不成问题，那些民间匠人将受益更多。”

　　邓超等人确实做了尝试，他们把江西婺源的古法手工炒茶送进了都市。刘晨亲自为其做了产品设计。为了省钱，所有包装工序都由“蜗牛”的工作人员完成，几个人光系绳子就系到手脱皮。好在销量不错，惠及当地的同时，也解了“蜗牛”的燃眉之急。

　　目前，他们已经成立了几个“手益公社”，包括婺源手工炒茶技艺合作社，蔚县柳编合作社，贵州白兴大寨枫脂染、刺绣合作社等。

　　“蜗牛”似乎找到了一条正途，但它也面临着新的困难：人员不稳定。

　　由于没有固定收入，那些有机会出国深造、进入国企的年轻人，未必都能坚守在此。现在，最初的创办者吴垠已经选择出国，离开了“蜗牛”。为此，邓超很发愁，他希望能有更多热爱民艺的年轻人加入进来，坚持做下去。但他也为自己设立了时限：“到我30岁时，若还没有起色，就只能放弃了。”

　　结束了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分享会，“蜗牛”的团队被读者围住，他们真诚想帮蜗牛做点事，为民艺做些事，更确切的是，像刘晨所说：“我们想做件干干净净的事。”这似乎就是“蜗牛”可见的希望。

　　每一期蜗牛画册的封底都会预告下期主题，而在第六期，只写着：“未知，是我们向往的那一道最美的风景。下期主题未定，能确定的是我们的心一直在田野乡间。”这时，“蜗牛”自己也不知该爬向哪里。

　　在邓超眼中，他们就是与自己影子大战的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浪漫派堂吉诃德。但好在，无论走了多远，他们从没有忘记这一切是从哪儿开始的。

　　(原标题：“蜗牛”的民间艺术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