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朴堂旧藏的赵之谦篆刻竟山拓金石印 朱耷《孤禽图册页》 董其昌《行书手卷》（局部）

　　作为“西泠印社110年社庆”的活动之一，目前正在杭州博物馆举行的“美德嘉行——社藏文物捐赠回顾展”展出西泠历届社员捐赠的400余件作品。丰富的社藏珍品得益于历代社员的无私捐赠。事实上，自西泠印社创社之日，其所有人员皆对印社各尽义务，而不取报酬，甚至“举舍于社而不私”，为印社留下了诸多宝贵的遗产，也成为印社立社百余年之根本。

　　葛熔金

　　作为“西泠印社110年社庆”的活动之一，目前正在杭州博物馆举行的“美德嘉行——社藏文物捐赠回顾展”展出西泠历届社员捐赠的400余件作品。展品不仅包括丁仁、王禔、吴隐、叶铭四位创始人的个人捐赠，更有李叔同、张鲁庵、王个簃等印社先贤，以及小林斗盦、青山庆示、梅舒适等海外社员在不同时期的大量捐献，包括百年西泠名家多年珍藏，其中很多都为国家一级文物，展览更是西泠印社首次以社藏捐赠文物为主题的大型展览。

　　西泠印社作为“天下第一名社”，印社传承至今，可移动文物收藏数量共1.6万余件。藏品类别包括印章、印谱、印屏、绘画、书法、碑帖、书籍、杂件八个大类，其中126件文物被国家定级为一级文物，此次展出的400余件展品就是从中挑选出较有代表意义的作品。沉淀于此的大量书画篆刻藏品，为中国篆刻和篆刻发展史保留了大量重要的史料依据。

　　如此丰富的社藏珍品，便得益于历代社员、社员亲属与海内外友人的无私捐赠。其中，最大规模的一次捐赠，是早期社员张鲁庵先生。1962年，张鲁庵故世后家属遵循遗嘱，将其生前广收博集的历代名家印谱433部、印章1525方悉数捐赠予西泠印社，大多属国家一、二、三级文物藏品和孤本、善本。

　　西泠印社执行社长刘江在接受《东方早报·艺术评论》采访时表示：“自西泠印社创社之日，其所有人员皆对印社事物各有承担、各尽义务，而不取任何报酬，甚至‘举舍于社而不私’。这种‘爱社如家’的奉献精神，是西泠印社精神的集中体现，为印社留下了诸多宝贵的遗产，同时也是印社立社百余年之根本。”从立社之初集巨资收藏汉《三老讳字忌日碑》，到早期社员李叔同出家前捐赠九十余方自用印，再到海外社员小林斗盦斥巨资购入并捐赠吴昌硕“西泠印社中人”印，伴随着社团的历史足迹，印社中人捐赠已然成为了世人皆知与称道的历史传统。

　　西泠印社的藏品并非局限于单一门类，涵括印章、印谱、绘画、书法、碑帖、杂件等。

　　通过展览，西泠印社除了能对社藏文物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集中展示之外，还有助于其对社藏文物进行全面的系统性梳理，更加强调了捐赠义举对于百年西泠文脉延续的历史意义。透过文物背后的文人轶事及历史钩沉，可睹物思人，更可向为了西泠典藏无私捐献、为西泠文物保管付出心血的历代同仁遥寄思念与崇敬之情。■

　　三老石室

　　三老石室，以置“汉三老碑”而名。清咸丰二年(1852)6月，浙江余姚客星山下的严陵坞村一村民在山里取土，挖到一块较为平整的石料，运回村里，留作日后垒砌“甃基”(墓壁)用。村民清除该石上的泥土后，发现竟是块有字的石碑。当地诸生宋仁知道后，便通报余姚富绅、“金石癖”周世熊(字清泉)前来辨识。周世熊根据其文字记载内容与字体笔法，认定这块石碑非同一般，便与村民商量运回自家庭院“卜日设祭，移置山馆，建竹亭覆之”。

　　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太平军兵至余姚，周世熊居住的庭园被毁，竹亭被太平军充作厨房，石碑、汉晋砖石倒卧伏地，垒作灶台，埋锅造饭。太平军退后，周世熊见“石受熏灼，左侧黔黑，而文字无恙”，便认为“凡物隐显成毁，固有定数。此碑幸免劫灰，先贤遗迹，赖以不坠”，一定是天意所为，因而更加看重是碑，用心收藏，并以拓片相赠同道。后经考证，三老碑立于汉光武帝时代，对于研究我国碑刻制度及发展和墓志的起源，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同时也是研究东汉时期官制与文字、书法沿革的重量级实物。学者、名家纷纷为三老碑题跋作记，始有“两浙第一碑”、“东汉第一碑”之说，三老碑声名鹊起。

　　据说，1919年，上海古董商、江苏镇江人陈渭泉访得此碑，恐周氏不能常保，遂以3000块大洋从周家购得运至上海，进入古董市场。1921年，有消息说，陈渭泉正遇日本古董商向其求购三老碑。上海古董商人毛经畴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在上海任知事的浙江绍兴人沈宝昌。沈宝昌认为此事不可小觑，古物不应外流，更何况是“两浙第一石”，当即告之浙江海宁人、两任上海海关监督官姚煜，“不忍古物之沦亡”，力阻此碑外流，共商“醵金赎之”。二人将此议通报西泠印社丁辅之等人，引发了一场护宝之争。

　　“一人守之，不若与众人共守之”，西泠印社遂布告同仁“醵金赎之”，广受浙人响应，社会名流慷慨解囊，印社同仁踊跃认捐，“大雅宏达，共成斯举”。“不旬月而事集”，共65人募集大洋11270元，浙江督军卢永祥及其部下陈乐山、潘国纲二位师长，绍兴籍上海知县沈宝昌，海宁籍前清遗老姚煜，湖州首富张均衡，嘉兴在沪实业家姚福同，嘉兴闻人徐钧，南浔“傻公子”刘承幹，乌镇在沪大商人徐棠宇，文化名人俞寿璋、蒋汝藻等都伸手相助。捐款中的8000大洋向陈渭泉赎碑，余款筑室庋藏。1922年7月石室落成，由社长吴昌硕作记略述其事。至此，三老碑归藏西泠印社，呼应了印社宗旨，成为镇社之宝，为迎接西泠印社成立20周年献了一份大礼。

　　十二方田黄印的坎坷路

　　上海浦东吴昌硕纪念馆陈列有12方田黄印蜕，吴昌硕孙子吴长邺先生题曰：“先大父缶翁篆刻存世原已不多，几经战乱后，愈见稀少，其田黄自用印共壹拾贰方，实为国之瑰宝，今已捐献在杭州西泠印社，兹钤其印存移赠与浦东纪念馆，以供同好参考。”

　　这12方自用印，在吴昌硕去世后，一直由其子吴东迈保存。1952年，吴东迈夫人身患重病，急需治疗，但家中经济捉襟见肘。吴昌硕长孙吴长邺的同窗好友，上海正泰橡胶厂董事长刘汉麟先生得知此事，急忙送来巨款以救燃眉之急。为表谢意，吴东迈拿出家中珍藏的12方田黄印以致谢意。

　　那时，各种政治运动是一浪未平，一波又起，作为资本家的刘汉麟首当其冲地成了各项运动的批判对象。整日生活在惶恐之中的他，不知自己未来如何，更不知12方田黄石印的命运如何。思前想后，他拿着12方田黄印来到吴家，向吴东迈说明目前自己的状况，将田黄石还给了吴家。

　　刘汉麟走后，吴东迈对儿子吴长邺说：“等运动过后再把田黄印送回刘府。”

　　1966年“文革”开始，吴家被抄，这12方田黄印最后还是没有逃脱厄运。

　　实际上，当时这12方田黄印并未被交公，而是被人私自藏匿。后来，又被卖到上海文物商店，文物商店出价100元收购。

　　后来，文物商店出售部分字画等艺术品以换取外汇。这12方田黄印被一位懂行的日本人看中，花较大价格买下。然而，在海关出关时，被工作人员查扣。在退还日本人的购置款后，这12方田黄印也被封存在了上海艺术品库房中。

　　后来落实“文革”期间查抄的私人物品政策，要求物归原主，当有关部门派员上吴家还印时，还带来一张百元收据，吴家将一百元交还后，赎回了12方田黄印。

　　在这12方田黄印历经磨难后又重回吴家的那一刻，吴长邺就在考虑它们的归宿。他找到了刘汉麟，商量这些田黄印的最终归宿。在征得刘汉麟同意后，以刘汉麟的名义，将见证了吴、刘两家间友谊的12方田黄印捐给西泠印社。

　　事后，吴长邺每次与他人谈起12方田黄印时，总是说：“西泠印社是以研究印学为宗旨的‘天下第一名社’，而吴昌硕又曾是该社公推的第一任社长，捐献给西泠印社，再合适不过了。”

　　为表彰二人的义举，西泠印社拿出了1万元奖金作为奖励，吴长邺、刘汉麟二人却将这1万元的奖金捐献给了上海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西泠印社中人”印归来

　　癸未之夏，在西泠印社立社百年将临之际，由首任社长吴昌硕在古稀之年捉刀所制的一方印章作品“西泠印社中人”，从东瀛西渡，回归于它离别了86年的初始之地——西泠印社。

　　“西泠印社中人”印章质地为青田封门青，边款记有“石潜、辅之两兄属刻持赠书徵，三兄社友、金石家。丁巳春仲安吉吴昌硕”。从边款的记述看，应该是在1917年，印社创始人中的吴隐与丁仁，特为葛昌楹向吴昌硕索求的一方印章。吴昌硕应邀以投一印而还三人之馈，施刀于此印，并且还在边款上将葛昌楹敬称为“金石家”。

　　这方包含着西泠印社诸社友情谊的印章，被葛昌楹悉心珍藏。1944年，葛昌楹与胡淦还将此印辑入了《明清刻印汇存十二卷》的第十二卷，这是该印最后一次出现于世人面前。此后的50余年，“西泠印社中人”印章如人间蒸发，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不知藏匿于何处。后来的印社中人，只闻其名，未见其形。

　　53年后的1997年，“西泠印社中人”印章突现于上海的拍卖会上。当时，许多人闻讯持重金前往，欲竞拍此印宝藏，但终被一受托人以志在必得的高价购去。事后方知委托人乃日本篆刻联盟理事长、西泠印社名誉副社长小林斗盦。这次，“西泠印社中人”印东渡去了日本。

　　得到此印的小林斗盦，在他撰写的附记上，详细描述当时得印的心情：“吴缶庐先生所作‘西泠印社中人’一印，余丁丑正月购得于沪上，无量欢喜，为斗庵藏印中瑰宝。”然而，许多人却未能料及他的真正用意。因为，在他心里，从得知拍卖“西泠印社中人”印章的那一刻起，就已萌生意愿，在适当的时间将印章送回它的初始之地。

　　这一时刻终于来了，“癸未十一月际遇西泠印社创设百周年嘉会，余庆祝之馀持此印奉赠印社，盖可谓此印得回归故里。日本斗盦小林庸浩”。这是小林斗盦在2003年将“西泠印社中人”印章作为尊贵的礼物，奉献给西泠印社百年庆典之前的亲笔记载。

　　“西泠印社中人”印章的归来，圆了印人久远的夙愿，此印将永远地保存在西泠印社。

　　“传朴堂”：出嫁至印社的“小女儿”

　　“传朴堂”位于浙江平湖城内葛氏宅地。楼内藏书历经葛氏几代经营，传至葛嗣浵已颇具规模。葛嗣浵弃官归隐后，以毕生精力承祖业，苦营“传朴堂”，使“传朴堂”藏书由10余万册，激增至40余万册，藏书及书画闻名遐迩，其藏印之名也随之鹊起。“传朴堂”第三代主人为葛嗣浵之子葛昌楹、葛昌枌。

　　葛昌楹为风雅人士。自幼好弄印，既而嗜之成癖。生平所聚不下千钮。1937年，丁丑之乱，“传朴堂”毁于战火，楼内藏书数十万卷，名画千百帧，顷刻之间悉成劫灰，藏印亦散佚大半，收拾烬余，只得数百钮。葛昌楹与丁仁将劫余之印与丁丑史实合辑成册，于1939年出版了《丁丑劫余印存》二十部，以书记史，把这次对人类文化的劫掠，寓于所示藏品，传给后人。

　　由于战争等各种因素，家道中落，葛昌楹为维持一家生计，无奈之下只得依靠变卖家中藏印度日。面对日渐稀少的印章，葛昌楹的心犹如被掏空了一般。每一次变卖前，他总是反复挑选、比较，将最心爱的藏品留下。

　　时间定格在了1962年，葛昌楹在上海听说西泠印社在筹备恢复事宜。欣喜之余，他从所剩不多的藏印中，精心挑选出明清名人印章43方捐献于西泠印社。在交付这批印章时，老人动情地对前去接收的西泠印社工作人员说道：“这回是小女儿出嫁了。”在他去世20余年后的1986年，夫人冯梦苏又遵其遗命将吴昌硕为先生所刻的十方田黄印捐献给印社。这些印章都先后成为西泠印社的镇社之宝。

　　弘一法师出家赠印

　　李叔同，这位“二十文章惊海内”，在多个领域开中华文化艺术之先河，集诗、词、书画、篆刻、音乐、戏剧、文学等学问于一身的旷世奇才，同西泠印社别有情感。

　　1916年夏天，备受神经衰弱困扰的他，想找个清静的地方用断食疗法诊治，便同他的印友叶为铭(即叶铭)商量断食地点，叶为铭建议他去虎跑寺。因丁辅之(即丁仁)是虎跑寺的大护法，便由丁辅之代为介绍。李叔同到虎跑寺试住一段时间，倒羡慕起寺里僧人素食的生活，萌生出家的念头。

　　1918年8月19日(农历七月十三日)，李叔同不为人劝，坚持在虎跑寺剃度出家，从这一天起，他便是法名演音、字弘一的僧人了。出家前，他把诗词、书法卷轴送给了莫逆之交夏丏尊，音乐、绘画、戏剧手稿留给弟子丰子恺、刘质平等，油画作品赠给了北京国立美术专门学校，93枚自用印则移储西泠印社。他把身外之物全部送走，净身出门了。

　　在西泠印社山腰，沿鸿雪径台阶往上，石壁上嵌有“印藏”的石匣，就是藏印之处。叶为铭面对好友的嘱托，仿昔人“诗冢”、“书藏”遗意，遂凿壁庋藏，寓意“庶与湖山并永”。游客移步至此，抚摸着布满青苔的石匣，听着李叔同赠印的故事，不禁会浮想联翩——耳边仿佛飘来“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的悠扬歌声，眼前仿佛看见叶为铭、丁辅之正在与李叔同拱手作揖，依依惜别。

　　李叔同出家前后，同西泠印社的联系没有中断过。1923年吴石潜之子吴熊于遁庵左侧建阿弥陀经石幢，经文由叶为铭出面请弘一法师书写。弘一法师很郑重地写好经文，特别请叶为铭代嘱镌刻者：“格线宜照刻，刀法宜圆浑，不可有锋棱。又是本为宿墨所写者，付装池时希告匠人，宜注意拂拭纸面，否则或致污染也。”第二次又嘱：“若已镌竟，希惠拓本若干份，广结善缘。”该经幢由叶为铭监造完工。1924年建华严经塔时，叶为铭又请弘一法师撰书《西泠华严经塔写经题偈》，镌刻于塔上。从此，西泠净土，华严圣地，风起铃动，佛音袅袅，远近相闻。

　　徐渭《草书岑参诗轴》的入藏经历

　　徐渭《草书岑参诗轴》现藏于西泠印社文物保护中心，国家一级文物。该作品高353厘米，宽104厘米，纸本，卷尾钤有“天池山人”、“青藤道人”、“湘管斋”三枚印章。在西泠印社收藏的诸多书画作品中，尺幅如此之大的为数不多。其风格之独特，作品之精湛，堪称徐渭书法的精品力作。

　　徐渭《草书岑参诗轴》庋藏西泠印社的故事，颇有戏剧性，它与西泠印社顾问曹漫之先生有着特殊的渊源。

　　曹漫之(1913-1991)，原名曹元鹏，山东荣成市人。早年参加革命，曾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胶东区支前司令员。1948年调往中央华东局，上海解放后曾担任上海市政府第一副秘书长，1952年后任华东政法学院法学教授，1979年后任华东政法学院副院长。曹漫之在工作之余喜欢收藏，与西泠印社交往颇深。

　　据曹漫之先生言，这件作品是他1960年代初在绍兴与人交换所得。那年他在绍兴一藏家府上遇见这幅书法，顿时一见钟情，志在必得，反复与人相商，用他的话说是“用八张古代国画换来的，其中八大山人四张、石涛二张”。他将这幅徐渭的书法作品带在身边相伴，不时地与人观摩共赏。

　　1962年，曹漫之来杭州疗养，住在花港饭店。据说，当时浙江省机关事务管理局要布置一处重要场所，获知曹漫之身边有这样一张珍贵书法，就同曹漫之商量用西泠印社收藏的字画交换，任其在杭州书画社(西泠印社)的三楼库房的一堆文物字画中挑选。他很爽快，立刻答应下来，曹漫之唯独选中了一幅鲁迅书法作品《悼丁君》。浙江省机关事务管理局来人觉得只挑一张，尺幅又不大，分量太轻，条件有点不对等，劝他多挑选几张，但曹漫之执意只此一张，不肯多取。因为曹漫之早年参加革命，喜爱阅读鲁迅等进步作家的著作，还与人组织过“鲁迅读书会”，一生研读鲁迅，所以一直对鲁迅情有独钟。这次交换，他只取这幅作品，可见鲁迅在他心目中的位置。回去后，他在墨迹右下角钤上“胶东曹漫之印”的白文收藏印，把它重新装裱收藏，经常与人分享。

　　西泠印社收藏的这幅鲁迅书法作品《悼丁君》，来自杭州人周陶轩(1903-1967)。周陶轩住杭州九曲巷(上城区清泰街)，出身书香门第，祖父、父亲两代在清朝为官。周陶轩闲居在家，平时喜欢结交名士文人。郁达夫(1896-1945)就是其中一位。那时郁达夫与王映霞相恋，两人来杭州时住王映霞的外祖父王二南家金刚寺巷七号(上城区建国南路东，现“玉蜻蜓”餐厅址)。王二南系杭州名士，南社社员。周陶轩通过表弟黄萍荪(1908-1993)结识郁达夫后，因为两地相距不远，又都喜欢吃酒，所以三人经常一起在周家吃酒。因为周家两代在清朝为官，因而藏有皇宫贡墨。郁达夫亦喜好古墨，他闻知后，便向周索要贡墨。周陶轩虽闲居在家，却有进步思想，是个热血青年，敬重鲁迅的风骨，他知道郁达夫与鲁迅是文坛密友，要郁达夫向鲁迅索字交换。于是，周陶轩手里便有了这幅鲁迅书法《悼丁君》。

　　这幅作品，鲁迅创作于1933年6月28日。1933年5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女作家丁玲失踪、社会科学家联盟的负责人潘梓年被捕，鲁迅也遭到恫吓，后又传丁玲被害。出于对反动派的憎恨和对丁玲的怀念，鲁迅愤然写下《悼丁君》：“如磐遥夜拥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湘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鲁迅先后写过三幅相同内容的书法送人，这是第一幅，此幅高65厘米，宽40厘米，纸本，题款“陶轩先生教正”和署款“鲁迅”，并钤“鲁迅”白文方印。墨迹结字、布局有着很强的形式感，通篇结构严谨、运笔凝练、笔法朴质而浑厚，凝聚着鲁迅的感情，体现了鲁迅的风骨，富有赏阅深思、耐人寻味的魅力。是一件有历史事件、有思想内涵，书法精湛的历史价值、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很高的作品，堪称稀世之宝，是鲁迅研究难得的宝贵史料。

　　上世纪60年代初，周家因经济拮据，生活困难，将这幅鲁迅墨迹出售给西泠印社。这幅作品购进时间是1962年，大约春节前后，时价60元。此时的西泠印社正在广泛地通过多种渠道收藏古代艺术品和革命历史文物。

　　徐渭《草书岑参诗轴》，随后被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取走，任务完成后，因受保管条件的限制，又送回西泠印社文物库房。后经征求曹漫之的意见，正值1963年西泠印社筹备建社60周年庆典之时，曹漫之便把它作为贺礼转赠给了西泠印社，体现了他的胸襟和气度。1987年夏初，经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全国书画巡回鉴定专家组启功(主任委员)、谢稚柳、杨仁恺、黄涌泉等大师鉴定这件藏品为国家一级文物。半个多世纪里，西泠印社多次在国内外进行的重大展事活动中，都能看到这件藏品的身影。

　　2011年5月，曹漫之家人将费尽周折、躲过劫难，两代人接力保存下来的鲁迅《悼丁君》书法作品捐献给上海鲁迅纪念馆，继承了曹漫之对待文物收藏的一贯思想和精神。因为这件作品，它引出的故事，对西泠印社和上海鲁迅纪念馆来说，两家都有理由为此高兴，一次交换，两朵花开，留下了中国收藏史上的一段佳话。

　　陪嫁的八大山人

　　朱耷(1626-1705)，别号雪个、个山、八大山人等。江西南昌人。明宁献王朱权九世孙，明亡后弃姓改名。清顺治五年(1648)削发为僧。擅画花鸟竹木，以简略见胜，独出新奇。写意花鸟画脱胎于明代林良、徐渭等人，笔墨精炼，含蓄蕴藉，丰富多彩，淋漓痛快，自成一格。画山水，大多是荒岭怪石，表现“残山剩水”，“地荒天寒”的境界。他的花鸟画成就最为突出，也最富个性。画鸟，多无名之鸟，形象怪异，表情奇特，体现了他高傲、冷漠和仇视现实的精神状态。清代中期“扬州八怪”、晚期“海派”及近现代的齐白石、张大千、潘天寿等巨匠，都受其熏陶。他的书法亦能博采众美，独标一格，具有点画流美、淳朴圆润的风格。

　　西泠印社藏朱耷《孤禽图册页》为纸本，长26.5厘米，宽23厘米，国家一级藏品。整幅画面，仅在中下方，绘有一只水禽，落款为“八大山人”，书写连缀，寓“哭之笑之”状，款后钤“三月十九”印。图中禽鸟一足立地，一足悬空，鸟的眼睛一圈一点，眼珠盯着眼圈，一副“白眼向天”的神情，缩颈，拱背，表现出一种受欺而不屈、傲兀不群的情态。画作形象洗练，造型夸张，表情奇特，构图奇妙，笔法雄健泼辣，笔试朴茂雄伟，墨色淋漓酣畅，流露出愤世嫉俗之情，反映了作者孤愤的心情和坚毅的个性，具体奇特新颖、出人意表的艺术特色，为艺术成熟期的精品。■